《中国共产党衡阳历史第二卷（1949—1978）》洋洋60余万字，我捧在手上细细品读，越看越亲切，越看越振奋。我是与新中国一起长大的地地道道衡阳人，在北大读硕士研究生时学的就是中共党史专业，在湖南省委党校和衡阳师院教书时讲授的是政治和历史课程，后来回到衡阳也长期从事史志工作。这本中共衡阳地方党史书，一句句动人叙说，一桩桩难忘往事，又把我带入到那个熟悉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一口气读完之后，我还是爱不释手。纵观全书史料丰富，结构合理，论说客观，较为全面、系统、科学地记载和评价了从1949年10月衡阳解放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共衡阳地委、市委在党中央和湖南省委的领导下，忠实贯彻执行党在各个时期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率领衡阳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追求真理，开拓前进，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衡阳建设成了工业门类较为齐全，农业、商贸和各项社会事业较为发达的湖南省第二大城市这样一段艰巨复杂、惊心动魄、翻天覆地的历史。其中的曲折与辉煌、正确与错误、成功与挫折跃然纸上。
　　一、牢牢把握了党的建设和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
　　回顾中国共产党在衡阳这29年的奋斗历史，其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是衡阳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把科学社会主义与衡阳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与衡阳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曲折中不断前进。全书共计五篇，自始至终贯穿了这一主题和主线。一是在篇目框架上紧扣主题和主线。二是各编、章、节内容中都重点突出了主题主线。而且在每一编中还设立了专章、专节和专题。第一编有“第一章 衡阳解放初期党的建设”，第二编有“第八章 加强过渡时期党的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第三编设“加强党群政法工作”一节，第四编设“整顿和恢复党的组织”一节，第五编有“整党整风”专题内容。全书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求实的科学态度全方位记述了衡阳地方党组织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共衡阳地委、市委在党的组织、思想、作风建设和领导衡阳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方面所作的重要决策，采取的重大举措和发生的重大的有影响的历史事件。胜于雄辩的历史事实，让我们深深地感到，衡阳党组织不愧为领导衡阳人民不断开创新事业的核心力量。书中叙述的衡阳共产党人的那些峥嵘岁月和光荣业绩，那些从实际出发开创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和实干精神以及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和革命传统，那些走过的一些弯路和在困境中顽强崛起所经受的成功与失误的考验，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展示了衡阳共产党人在实践中百折不饶，不断开拓进取，与时俱进的伟大品格和崇高形象，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思想宝库。也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
　　二、唱响了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的主旋律。
　　全书把衡阳党组织这29年的历史划分为四个发展时期，系统描述了党在衡阳的奋斗历程及其取得的辉煌成就，深刻总结了中共衡阳地委、市委领导衡阳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一是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1949年10月—1956年9月）。书中记载了衡阳解放初，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满目疮痍，百废待举，执政的衡阳党组织面临严峻的考验。头三年，中共衡阳地委、市委、湘南区委发动人民群众先后开展建党建政、筹粮支前、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整党整风等一系列轰轰烈烈的运动，铲除了境内敌特残余势力和封建社会基础，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完成了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各项社会改革；致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迅速实现了地方财政的根本好转，原有的传统手工业、工商业也得到全面恢复。衡阳城乡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1953年起，开始实施第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按照中央的部署，整顿和发展地方工业，还新建、扩建了衡阳矿山机械修造厂和衡阳探矿机械厂等一批国营企业，奠定了衡阳工业发展的初步基础；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到1957年，“一五”计划超额完成，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相应得到改善。同年，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3.86倍，年均增长21.9%。农业在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制度的基础上，通过走互助组、合作化的道路，实现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民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农业生产迅速发展。1957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46.0%，年均增长4.8%；粮食总产量增长40.8%，年均增长4.4%。同时，大力发展城乡商业、开展对外贸易，发展交通运输、科教文卫事业；党的组织更是得到迅速发展，民主政治制度逐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衡阳端倪渐显。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时期（1956年9月—1966年5月）。书中记载了衡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初步建立起来后，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是境内党组织面临的全新课题。1956年9月起，中共衡阳地委、市委根据党的八大精神，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着力调整若干方面的经济关系，编制和实施新的经济发展计划，改善各种政治关系并进行全党整风，正确处理日益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率领衡阳人民开始长达10年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衡阳的探索与实践。这一时期虽然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但是这一时期的工业初步建成具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这期间建设起来的一些基础设施、基础项目和大中型企业，至今仍在境内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举例保留下来的较大企业有衡阳钢管厂、市轧钢厂、市水泥厂和市造纸厂等。举例衡阳在“大跃进”期间创办的几所大专院校，当时在全国全省颇有名气，尤其是核工业技术和医学专业，是国家和省里重视的学科，为尔后衡阳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等等。书中总结了衡阳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0年间党的工作。并指出，衡阳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衡阳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时期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衡阳党的组织和党的干部队伍也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是这个时期衡阳各级党组织工作的主导方面。三是经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时期（1966年5月—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使衡阳党的组织遭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使衡阳人民艰苦创建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前所未有的浩劫。书中详记了“文化大革命”中，衡阳各级党组织无论是在瘫痪或恢复活动后，一直没有动摇对党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绝大多数党政领导干部、基层干部、党员、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原则，排除干扰，坚守生产和工作岗位，以各种方式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可能的抵制，在一定程序上减少或限制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国民经济仍然在一些方面取得了进展，保全了党和社会主义在衡阳的根基。举例这一时期兴建了湘衡盐矿、自行车厂、手表厂、白地市钢铁厂等一批规模较大的工业企业。举例1966年至1970年，衡阳每年出动数十万民工修建成欧阳海灌区等一批大、中、小型水库，等等。四是走向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1976年10月—1978年12月）。1976年10月，“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结束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书中记录了中共衡阳地委、市委坚决拥护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领导全境人民揭批“四人帮”及其在衡阳的帮派势力，开展“两打三清”、整党整风、工业学大庆和普及大寨县运动，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补课，从思想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开始部分的拔乱反正，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使社会生活逐渐走上健康正常的发展轨道。两年时间里，工农业生产得了较快恢复。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按1970年不变价比1976年增长30.4%。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以后，中共衡阳地委、市委认真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衡阳各级党组织逐步端正了指导思想，认识逐步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组织路线上来，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走向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从此衡阳跨进了又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衡阳历史第二卷（1949—1978）》唱响了时代的主旋律，传播了正能量。印证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硬道理。
　　三、彰显了衡阳地方党史的地方特色、特点、特征。
　　地方党史正本必须正确处理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写出地方特色。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确立了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许多重大的方针政策都是由党中央制定的，尤其是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各项工作都是全党统一布置开展的，从表面上看，各地都差不多。但是无论哪一项工作，由于地域特点、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以及人民群众、各级党组织负责人认识存在的差距，各地贯彻中央决策过程中必然存在差异和有创造性的方面。这本衡阳地方党史既注意了全党带普遍性的内容，又注意到本地区的特殊性，突显了地方党史的特色。全书精心筛选了20来个衡阳政治、经济、文化和各项社会事业的特色专题，浓墨重彩地在相关章节推出，成为本书最“出彩” “出色”的内容。例如，以“创建湖南农业合作化第一社”为题，记载了在中共衡阳地委、衡山县委的指导下，衡山县农民、女共产党员康菊英创办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在全省全地区的示范带头作用，体现了衡阳党组织及时发现培育新生事物，尊重群众的首创和自身的创新思想。当时《新湖南报》发表了“祝贺衡山县第一社的诞生”的评论，康菊英荣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受到毛泽东接见。以上世纪50年代著名作家柳青小说《创业史》响亮喊出“到衡阳当工人去”为题，重现了衡阳胜利完成“一五”计划，全境工矿企业万马奔腾、突飞猛进的生机勃勃景象。以“领先在全省完成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为题，显示了中共衡阳地委、市委在组织境内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时的领导艺术和魄力。在农业生产“大跃进”中记载了地委书记兼衡阳市委书记宁生、市长杨兴洲团结带领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排除干扰和重重困难，在衡阳冶金机械厂等30多家大厂矿的支持下，举全市之力，一年多时间在耒河下游建成全省最早的一座河床式径流电站——白渔潭水电站，总容量2.19万千瓦，缓解了衡阳市严重缺电的紧张局面，成为全民办电的全国典型。以“推广杂交水稻在全国全省的示范带头作用”为题，介绍了中共衡阳地委大力推广杂交水稻“全党动手，全民动员，积极领导，科学对待，样板示范，大胆推进”，实现境内农业发展史上又一次重大科技进步，并成为全国全省典范的成功经验。文中还记载了袁隆平院士在为《衡阳杂交水稻发展史》作序的原话“我经历和见证了衡阳杂交水稻发展的全过程。现在回忆起来，仍令人震撼和感动。衡阳在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生产中走在全省全国前列”。以“反对内乱的正义抗争”为题，赞扬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衡阳地委书记胡云初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党员、人民群众针对“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和引发的混乱局面，冒着挨斗、坐牢甚至杀头的危险，置自己的前途、自由乃至生命于不顾，敢说实话，反映实情，直言相谏，匡正击邪，同林彪、“四人帮”进行的坚决斗争。
　　四、客观地记述和分析了工作中的失误与教训。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衡阳党组织这29年历史，总体来看是成就巨大，经验宝贵。同时，也是道路曲折，教训深刻。全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着眼于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出发，对衡阳党组织四个历史发展时期出现的失误都作了如实记载与精辟分析，并陈述了出现失误的主客观原因、历史环境、条件。书中认为在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衡阳党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955年下半年后农业合作化运动急于求成，发展过快过猛。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艰辛探索时期，主要是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这个根本问题上发生偏差，导致这一时期，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速度问题上发生严重失误，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逐步发展，在经济建设上追求主观臆想的，盲目冒进的高速度；生产关系上搞“一大二公”，特别在所有制问题上过于求纯、急于过渡；把党内和人民内部的一些矛盾视为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反映，看成敌我矛盾，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1960年秋冬开始的整风整社和1963年开始的“四清”运动，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使衡阳经济社会发展遭受严重挫折，迟缓了建设步伐，也使群众过了一段饥饿的苦日子。 “文化大革命”时期，衡阳的惨痛教训是多方面的。一是充分认识“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严重失误。二是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决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三是必须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四是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而不能实行所谓“大民主”和“造反有理”。五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能把阶级斗争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法，更不能用阶级斗争的方法“重建党组织”。 在1976~1978年走向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由于“左”的思想没有得到根本的纠正，当时从中央到湖南省委和衡阳地委、市委继续沿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政策。并且在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影响下，衡阳政治思想方面出现了一度徘徊前进的局面。中共衡阳地委、市委把湖南省委提出的不可能达到的“十年建成工业省”继续作为行动口号大力推行，经济工作还是急躁冒进，加剧了全境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对于以上四个发展时期的失误，书中指出这都是前进中的失误，探索中的失误，失误的情况在衡阳党组织全部工作中只是局部，是支流。最后，书尾的《结束语》高度概括写道，任何成就的取得和成功道路的开辟，都不可能一帆风顺。衡阳党组织这29年波澜壮阔的历史事实和在实践中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值得正视和借鉴。其一，必须坚持党的正确领导，这是落后衡阳向先进衡阳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衡阳的根本保障。其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总结这29年的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随即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衡阳与全国各地一样，这29年中所犯的错误，归根到底，关键就是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二是在生产关系变革上超阶段；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在经济属性的认识上，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否定商品交换，搞无偿调拨；在经济发展速度上急于求成，于是境内出现了“大跃进”运动中违反客观规律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人民公社运动中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搞“穷过渡”的错误。三是对主要矛盾估计失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例如在整风“反右派”运动中，对极个别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进行反击斗争是必要的。但是，衡阳也一再扩大打击面，把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后果。其三，各级党组织要善于从本地本部门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上级的指示，而不是照抄照搬。在这方面，中共衡阳地委、市委有不少经验，也有不少从主观上值得总结的问题和教训。例如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衡阳地委、市委、各县县委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问题。1956年春，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布置初级社发展到占农户的35%。散会后，衡阳各县很快就发展到占农户的60%—70%。特别是1956年秋季，一哄而起就都高级社化了，暂时是办成了，却难以巩固，后来很多地方吵着还要单干。在“大跃进”中，衡阳的“五风”错误十分严重。1959年，党中央已领导全党纠正，毛泽东给全国生产队长以上干部的信，就号召大家抵制“五风”错误，但衡阳没有收住已经迈出的“大跃进”步伐。尤其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又受“两个凡是”和湖南省委态度的影响，在全国各省和各大单位纷纷表态，长达半年的讨论时间里，衡阳地委、市委对真理标准讨论态度不明朗，缺乏强有力的组织领导，讨论未能及时开展起来，以致衡阳失去一个清理“左”的思想的好时机，迟缓了衡阳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等等。其四，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并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其五，必须尊重客观规律，科学发展。在反倾向问题上，应该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但重点是反“左”，反对宁“左”勿右，要努力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既反对急于求成，也反对消极情绪。其六，必须自觉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执政能力。这是领导科学发展、实现民主政治的内因条件，是党和国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社会主义事业长盛不衰的政治保证和独特优势。书中对这些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和剖析秉笔直书，忠于历史，为后人提供了借鉴和启示，使全书真正达到了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成功经验教育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用党的优良传统塑造人之目的。
　　当然，全书还存有一些问题和值得商榷之处，但总的来说仍是瑕不掩瑜，不愧为一部难得的优秀地方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