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耒安永边区的反围剿斗争
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的建立 １９３４年１月，中共耒阳县工委迁到耒阳东乡株木山后，决定组建游击队，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县工委从安仁华王庙动员了贫苦青年唐明煌、唐德兴、唐楚才、唐德南、唐德薪等七人，从鲁塘党支部调了邹明柱、肖俊利、伍恢德、邹明友、刘甲仔五名中共党员，组建了一支１７人的游击队。游击队组建后的第四天晚上，打下了导纸槽铲共义勇队，击毙了敌队长罗惟元，俘敌队兵１２人，缴枪８支。
４月，游击队已发展到４０多人枪，经湘南特委批准，命名为湘南赤色游击第三大队，任命刘向明（真名刘厚春，在郴州时化名蒋月）为大队政委，刘厚总为大队长，雷秀炳为副大队长。
７月，游击队已发展到８０多人，有６０多支长枪、８支短枪。游击队员除了耒安永三县的以外，还有从主力红军下来的曾凤祥（福建人）、刘茂开（茶陵人）、曾志四（江西人）等许多外县外省籍人，游击队的军事素质大大提高了。建制上编为三个中队，一中队长刘茂九，二中队长肖俊利，三中队长邹明柱。中队以下分班和小组，设有班长、小组长。
游击队的战术，开展得很巧妙、灵活。游击队一般是昼伏夜出，晚上出来与敌人干一家伙，白天转入深山休息。有时集中行动，有时分散以小组为单位活动。每个小组三至五个游击队员，带上几十甚至１００多化了装的农民去捕捉土豪劣绅和坚持反共的乡保长，一夜之间好几处同时行动，出动数百人。１９３４年８月，谢竹峰、唐明煌带一个班到安仁南雷庙劣绅节乃麻子家筹款，第二晚又杀了刘吉、“同善社”社长许文俊，捉了省斗秤官李文金的儿子。这一连串的活动轰动了安仁。安仁县出动了一连敌兵追击游击队。为了迷惑敌人，中心县委把游击队拉出来，大白天整队开向永兴，作出打永兴的架势，引诱敌人向永兴方向追赶。游击队进入永兴境内的树头下后，随即秘密潜回耒永交界的大岭，几天后又隐蔽地折回了安仁华王庙，摆脱了敌人的围追。
华王庙是耒安边界唯一的一个墟场，也是游击队购买生活物资的主要地方。１９３４年１０月，敌人在墟场筑了碉堡，派有一排保安兵驻守。每次逢墟，保安兵都要设岗立哨进行搜捕，或借故调戏侮辱妇女，抢劫赶墟者的财物。这样一个哨卡，不仅给游击队添加了很大的麻烦，当地群众也都怨声载道，游击队下决心拔掉这颗钉子。１２月２３日，游击队派唐德寅等到华王庙侦察，摸清了基本的情况，也制定了拔掉这颗钉子的行动计划。１２月２６日是华王庙逢墟，游击队决定在这个逢墟日打他个措手不及然后歼灭之。２５日晚，游击队从大岭出发，原计划当晚赶到华王庙附近一个姓黄的家里埋伏，第二天先派短枪队化装赶墟的农民混入墟场，打响后主力再去增援；不料当晚细雨绵绵、行路困难，耽误了时间，天将亮时才赶到离华王庙还有十五里的大桥李家。在李家，部队稍作休整，调整了行动方案，派１２个队员配八支短枪，由刘厚总率领，天亮后化装成赶墟的农民混入了墟场。进入墟场后，发现敌情有了很大的变化，除原来碉堡里驻扎的一排保安兵外，还新调来一个正规连驻扎在戏台后院，戏台上还放了岗哨。这个时候，１２名队员中有一名被当地人认出，互相打个招呼便暴露了身份。根据情况的变化，刘厚总当机立断，抽出短枪打死了戏台上的哨兵，带领队伍迅速冲进了戏台后院，八支手枪连连击发，给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一阵功夫，便打死打伤敌兵３０余人，缴枪八支。墟场顿时大乱，驻在碉堡里的敌人不知虚实，吓得不敢出来。趁着这一阵子，游击队员夹在四面逃散的人群中，安全地撤出了华王庙墟场。
中心县委、游击队有一个组织严密的通讯联络网。曹贤禄、曾钦秋、李江开三人是中心县委的交通员，负责与湘赣省委、湘南特委联络。曹贤禄的公开身份是卖杂货，曾钦秋的公开身份是打铜，李江开的公开身份是挑南盐，他们三人的任务：一是传递情报信息、文件；二是护送干部；三是运送枪械弹药。三人常化装出没在江西的莲花、永新、宁冈，湖南的茶陵、酃县、资兴、郴州、汝城，广东的坪石等地。
在游击区内设有联络站。耒阳的联络站，一是毛栗冲，负责人是王洪禧；一是大港庵，负责人是胡起秀。安仁华王庙联络站负责人是贺冬法、杨华。永兴大岭联络站的负责人是邓春己、李凤娥。各个党支部还设置了联络员。联络站、联络员的任务，是传递情报，掩护过往的游击队员、革命干部。
通讯联络还规定了一套特殊的方法。联络员的接头，凭手势，用暗语，不问姓名，不留去向，内部一律用化名。递送的情报、信件，都伪装在草帽里、鞋底下或点火抽烟的纸捻子里。这样，基本躲过了途中敌人的搜查。
中心县委还派了中共党员打入敌人的乡保政权，打入敌人的地方武装内部，以刺探敌人的情报。这些被派打入敌人内部的中共党员，就象一根根触须，伸入了敌人的内部。１９３５年５月的一天，胡起秀在乡公所保长会上得知第二天衡阳保安司令部到耒安公路沿线搜山的消息，他将这一消息及时转报了驻扎在大谱庵谭家山的游击队。游击队当即转移了，第二天清早段珩带了数千敌兵搜山，结果是垂头丧气、无功而返。
游击队还买了一条木船，派了三名游击队员驾驶，出没在耒水上，它既担负着接送游击队员、干部的任务，又为中心县委到永兴、耒阳、衡阳等地探访情报、运送生活物资提供了方便。
开辟耒安永边区根据地 １９３４年４月，中共耒安永中心县委成立时，便决定开辟以株木山为中心的耒安永边区根据地。耒安永边区，地处耒、安、茶大道的中段，是沟通湘赣两省的咽喉地带。这里人稀地广、活动余地大，经历过大革命的洗礼、群众基础好，山势险要、易守难攻、是一块难得的军事要地。湘南暴动后，徐克全、李官勉、谢竹峰、梁彦桃等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都在这里活动过。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到１９３４年７月，耒安永中心县委率领游击队在这块地方生下了根，造就了一块西滨耒水，东到安仁洋际坳，北起衡阳南湾，南至永兴树头下，纵横百余里的红色根据地。
耒安永中心县委在这样一个根据地着重抓好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着力于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根据地内划分五个区，组建了五个地下区委，２２个支部。中共华王庙区委，书记唐德寅（唐德寅牺牲后是唐明煌），委员有何玉龙、唐楚才，辖三个支部；中共永兴区委，书记曹任，委员有曹六指等，辖三个支部；中共公平区委，书记徐高龙，委员有肖俊利、曾谦和。辖三个支部；中共大义区委，书记符香论，委员有罗育权（又名罗冬开，后叛变）等，下辖三个支部；中共竹塔市区委，书记刘德兑（刘牺牲后由王诗杰继任），委员有王洪禧、王诗杰。下辖１０个支部。
有了这样一些党的基层组织，根据地就有了鲜活的生命。这些党的支部，扎根于群众之中，坚定不移地带领群众为实现自己心中的伟大目标而奋斗，及时把上级的指示贯彻下去，把民众的意见收集上来，整个根据地的运转就灵活了。
二是建立具有特色的地方基层政权。根据地内原来的乡、保、甲长，有的因罪大恶极被游击队捕杀，有的恐惹祸烧身悄悄逃跑，有的干脆装病自行离职，出现了不少的空缺。为了维护地方上的治安，同时应付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剿，中心县委就派出一些共产党员或进步群众充任保、甲长。火烧冲的保长是共产党员胡起秀；孙家桥和通水铺，就派了共产党员孙宗明和陈善玉当保长。根据地内的甲长几乎全是共产党员和游击队的基本群众充任。从表面上看，这些保、甲长听从于国民党的号令，也按照国民党县政府的安排做一些事，但实际上是白皮红心，打着国民党的招牌，干着共产党的事。
三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心县委吸取了前几届县委执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失去民心的教训，强调不烧房、不滥杀、不乱捐。游击队活动开始轰轰烈烈搞起来时，根据地的一部分豪绅跑到城里去了。时间一长，生活有了困难，同时又打听到那些未跑的豪绅依然在游击区平安地过着日子，他们就暗地里托人向游击队说情，表示愿意妥协，重回家园。对这样一些人，中心县委派员向他们明确宣布：第一，不准欺压老百姓；第二，田租只准收原来的一半；第三，不准反共、不准为国民党效劳。能做到这样三点，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做不到这样三点，如果回来，那就新账、老账一起算。一些没有恶迹的豪绅地主，在应承了这样三点之后，都纷纷回来了。原株木山的保长谢朝富，曾逃到永兴，在那里隐姓埋名过了一段，实在觉得趣味索然，在与游击队谈妥之后，带着全家回来了，中心县委仍安排他出面当保长。谢朝富重当保长后，为人收敛了不少，在应付国民党县政当局的同时，也为游击队做了不少好事，还冒着生命危险出面保释过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安仁肖湾贺昌平，是湖南三师毕业的，为人比较直爽，在地方上也有一定的势力，中心县委派人做了他的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他保持政治上的中立。贺昌平见来人并无恶意且话语亲切，答应了这个要求。这以后，双方的关系越来越亲切，后来贺昌平也出面保释过被捕的共产党员。１９３５年５月，石嘴上一个姓曾的伪乡长因事被游击队捉住，这个人是知识分子，被抓以后没有打他、没有杀他，而是用政策教育他、用亲情感动他。几天之后，他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觉得共产党并没有干什么坏事，也并不是那种狰狞可怕的人。他在山上为游击队写了大量的标语，后放回来，仍当乡长，他的这个乡公所就成了游击队的活动据点之一。
游击队打土豪劣绅等活动，都是以“农会”、“互济会”的名义进行的。农会是个公开的群众性组织，只要拥护红军和共产党，就可以参加。１９３４年５月，在华王庙成立了安仁县农会，开成立大会时有会员数百人到会，选举了张尧林为会长。互济会是地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１９３４年底，成立了耒安永边界互济会，孙官生任会长。互济会在三县都有分会、小组，安仁县互济会的会长是贺金学，耒阳县互济会的会长是胡起瑞。华王庙地区互济会的会员每人做了一顶红军帽，白天把它藏起来，晚上把帽子一戴，化装成红军，跟着游击队去活动。
四是严明纪律，办事公道。中心县委机关和游击队员都吃住在山上，为了切实保证安全，游击队员上、下山，都会十分留意，把脚印抹除、把痕迹清掉。要转移到一个新地方去，则要把原来驻扎的那个地方作彻底的清理，不留下任何痕迹，防止出现意外，以免给老百姓招来祸灾。游击队向富户买米，向老百姓买菜，都按市价付现钱，不欠不赊更不赖账。为了进一步规范游击队的行为，中心县委还颁布了游击队员必须遵守的几条纪律：１．游击队要依靠帮助穷人；２．不拿老百姓的财物；３．讲话要和气，不准打人骂人；４．对妇女，不能欺负和侮辱……１９３４年冬，游击队在耒阳中山坪打土豪时，错打坏了一户群众的门，事后游击队上门道歉，还赔了一串钱。１９３５年２月，游击队员梁彦桃私自强行向富户刘显豪索款，中心县委知道后，批评了梁彦桃，并责令其退回了全部款项。４月，游击队在安仁捉住了一个地主婆，这个女的有文化，两个游击队员，看守了她一个多月，这期间跟她学了一个月认字、写字。后来组织决定放了她，获释后的这个女人逢人便说：“共产党有天下坐，他们派两个看守了我一个月，一不说痞话，二不多事，天天学写字，好正派。”
五是惩办叛徒和反共分子，消除隐患。在根据地，对那些罪恶不大，群众怨恨不深的豪绅地主都不杀；对那些虽有较大罪恶，但认罪快、守中立、不反共的也不杀；只有那些坚持反动立场，与共产党、游击队为敌到底者则杀不赦。鲁塘曾常安是个巨富，顽强地坚持反动立场，游击队多次给他警告，他拒不理睬，反串通云峰镇铲共义勇队长谭斗才，带兵捕捉游击队，先后捕去了游击队员家属曾育容、黄金妹、曾广谦等１０余人。１９３４年８月２３日，游击队捕杀了曾常安。鲁塘严村的肖国富父子是地方一霸，他管茶山会，只要穷人进茶山捡了柴，割了草，就要拷打、罚款，地方上的农民恨透了这个茶山会。游击队几次通知肖国富取缔茶山会，停止欺压农民的活动，肖国富根本不听。１９３４年９月，游击队处死了肖国富父子，给当地农民报了仇。叛徒比这些反动分子对革命危害更甚，中心县委和游击队先后捕杀了叛徒刘厚湘、张泽堂等。
六是开展经济斗争。县委把发动农民抗粮、抗捐、抗租当作一项经常性的任务。在游击区内，实行减租减息平粜，主佃四六开（即佃农得６０％，地主进４０％）。借贷还息，废除原来“九出十归外加三”和“滚地龙”的利息办法，一律只准收加一的息。在游击区的边沿地区，发动农民抗粮抗捐，方法是：“先拖后送再劫”。先拖着不交，实在拖不过了、催逼得紧了，暗地里组织农民统一送，再由游击队在半路鸣枪“打劫”，让农民挑粮回家，再勒令保甲长向县政府报告，说游击队把钱粮枪走了，老百姓无法再交了，县政府也无可奈何。在安、永、耒三县内，中心县委搞了两次大的斗争，一次是１９３４年八九月间的秋收斗争，一次是１９３５年１月的年关斗争。秋收斗争是抗租，中心县委抽调精悍的游击队员，组成武装行动小组，分别到各地去，在“内线”的指引下，晚上在村里召开佃农会，发动抗租抗债。武装小组还把中心县委油印的减租命令送到豪绅地主家里，规定了收租标准，不准多收，多收的要立即退还，并限令退还日期，如不遵照，游击队到时则严惩不贷。一部分豪绅地主按规定办了，大部分则半信半疑，少数自恃势力，强行逼租逼债。游击队随即出动武装，择其最劣者捕杀，惩一儆百。在南阳庙捕杀了劣绅梁育廷，在盐沙铺捕杀了李季夏。这样一来，大部分豪绅地主不得不向佃户减了租。但还有一部分顽固者则逃跑到县城或其它地方。这些逃跑者，平时不敢下乡来催租讨债。过春节了，他们认为，游击队也要过年，就偷偷地在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过小年后溜回家。他们回家后，又是催租，又是逼债，搞得穷人无法过年。中心县委得知这个情报后，把游击队分成若干个小组，每组五六人，于大年三十晚上分赴各地去严惩顽劣的豪绅。这两次斗争，在耒、安、永三县先后惩处了２０多个豪绅。自此后，豪绅地主晓得游击队是说一不二的，都乖乖地按游击队的规定办事，不敢再顽抗了。
１９３４年天大旱，一些田土颗粒无收，许多农民吃野草、“神仙土”度日。开始，游击队派人到新市街等地买米，在根据地内熬粥分给一些断粮的农民吃。后发觉这不是个办法，随即组织游击队带领农民抄了江头劣绅刘梓生的家，到董溪王谷林、上架陈第满等豪绅征了近１０００担谷物、１０００多斤茶油，还到裕湘煤矿李老板处派了银洋一万元。把这样一些钱、粮、油，绝大部分分给了根据地的灾民，帮助其度过灾荒。
粉碎敌人的围剿 １９３５年春，湖南省政府命令衡阳保安司令部段珩率兵一旅，并调集了耒、安、永、常、衡五县的保安团，约５０００余人，杀气腾腾到耒阳剿共。段珩一到耒阳，就以剿共不力的罪名杀了县长罗成，自己兼任了县长。并夸下海口：段某三个月不剿灭耒阳的“共匪”，誓不当旅长。
段珩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针。在政治上，到处张贴布告，宣称“游击队员下山既往不咎”，“携一长枪下山者奖一百元，携一短枪下山者奖银贰百元”。还到处造谣：“×××已下山了”，“×××已约定相机捕杀×××后下山从良”等等，进行攻心，妄想离间游击队组织。在军事上，则采取步步为营的碉堡政策，在耒安公路上筑了１０多座碉堡，把兵力倾注在耒安永交界地区，对游击区进行包围、分割。敌人还派兵日夜巡逻，查户口，搜村搜山。
根据地的老百姓为了保护游击队，保护地下党的机关，作出了很大的牺牲。游击队给养困难时，他们宁愿自己不吃，也要做好粥饭秘密送到山上给游击队吃。敌人来了，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给游击队送信。鲁塘李庚美，她家是游击队的联络点，其丈夫伍辉怀双目失明，家里很苦。但每次游击队员来了，她都要想方设法给游击队员做饭吃。一次，云峰镇铲共义勇队队长谭斗才带兵到鲁塘搜山，李庚美装着扯猪草去给游击队送信，路上被敌人捉住，敌人把她带回村，严刑拷打，要她供出游击队的驻地。任凭敌人用刑，李庚美只有三个字：“不知道！” 当时，李庚美已怀孕六七个月了，凶残成性的敌人，把她按倒在地，用一块木板压在她肚子上，两头站人去压，压得她的血上下两头流。李氏昏死了，等她醒过来，又要她招供，她还是“不知道”。最后敌人在李庚美的脖子上连砍了三刀，把李庚美杀害了。鲁塘这个地方，先后被敌人杀害的革命群众有五个，抓去坐牢的有１２人。株木山先后牺牲的革命群众有胡起富、谭才成、吴李氏等３０人。谭才成家是一个单身屋场，是游击队的住户，被叛徒刘厚湘出卖，全家被杀，村子夷为平地。
游击队进入最艰苦的时期，人员全部转入深山，生活物资发生困难，与地方联系中断。４月，游击队的二中队转移到油洲。叛徒伍黑子向敌告密，游击队被敌包围。在铁杆坳突围时，刘德兑、雷秀炳等八人牺牲。
为了改变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中心县委决定将游击队化整为零，分成游击小组分散到各地，利用人地熟等有利条件，与敌人绕圈子，相机袭击敌人小股武装。５月初。谢竹峰摸清了敌人夜出活动的规律，一个夜晚带了四个游击队员、两条枪，动员了五个农民参加，在孙家桥伏击敌人一个排，毙敌一名，伤两名，缴枪三支。刘向明带领一个游击小组，在内线的帮助下，攻取了评田碉堡，缴枪八支。５月中旬，活动在华王庙的游击小组，白天捕杀了鸦鹊岭的暗探贺应生，当晚又捕杀了东湖汗姓谭的暗探后、立即返回曹巴冲。第二天，敌人派兵到东湖汗清剿，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未找到。
５月底，中心县委决定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移到新区。县委在根据地作了撤退的部署后，集合了游击队两个中队，在黄狗恋窝伏击敌人一个连，毙敌八名，伤敌３０多名，缴枪１２支，子弹１０００多发。
段珩挨了打，施出了最后一招，强迫耒阳四乡万余农民到耒安公路沿线砍山烧山。不到１０天，公路沿线６０多里的山都被砍尽烧光了，可是连游击队的一根毫毛也没寻到。
在敌人砍山烧山之际，谢竹峰率领手枪班１２名战士，从石嘴上坐船到灶市上岸，奔袭了常宁前田墟的警察所，全歼了该所的敌伪人员，接着又率游击队返回耒阳西乡，捕杀了叛徒罗书章，在常宁观仓谷家处死了姓谷的地霸。与此同时，刘后总率领一班游击队员，长途奔袭了安仁草市警察所，缴枪八支。就这样，段珩精心筹划的剿共，历时五个多月，还是以失败为告终。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中央红军长征经过郴州，国民党反动派调集了大批军队堵追红军，捕捉红军留下的伤病员，“清剿”湘南的游击武装，整个湘南处于极为不利的恶劣形势之中。１２月上旬，以徐克全为书记的湘南特委迁到耒阳。中旬，湘南特委与中心县委在永耒边界的大岭召开了联席会议，对红军北上后湘南将会出现的恶劣形势，及应付这一恶劣形势的办法作了研究与部署。翌年春，原湘赣红军独立第四团团长李宗保叛变投敌，疯狂地带敌到湘南“清剿”，各县的地下党组织，游击武装，先后遭到严重破坏。同年３月，湘南特委迁出耒阳，在茶陵潭湾与周礼领导的湘粤赣特委会合，组成新的湘南特委。是时，湘南仅存一个耒安永中心县委。７月底，湘南特委为了完善特委的组织系统，决定撤销耒安永中心县委，分别设立中共耒阳县委，书记李鹏；中共安仁县委，书记谢竹峰；中共永兴区委，书记曹任。湘南赤色游击第三大队仍保持原建制未变，隶属中共耒阳县委领导。
二、 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在湘南的游击斗争
凤凰山，地处衡山、攸县、湘潭三县边境。１９３０年６月，由屈淼澄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来到凤凰山下开展游击战争，与湘潭县的地下武装汇合，准备配合红三军团行动，进军长沙。后得知红三军团已撤出长沙，才改变计划，仍留在凤凰山及湘潭边界的茶恩寺一带打游击。
正当国民党反动派庆幸本地的共产党已被他们斩尽杀绝的时候，没有料到就在自己的眼皮之下，还是存在着这样一支队伍。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组织起来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在师长屈淼澄的率领下，一直秘密坚持在南岳山西南麓的岣嵝峰一带打游击。为策应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攻打长沙，取道南岳北麓的护湘关，渡过湘江来到衡、攸、潭边界的凤凰山下，宣传土地革命，传播革命火种。当工农革命军第七师这样一支部队，突然在凤凰山显出自己身影的时候，衡山境内的农民群众无不为之雀跃，他们奔走相告，纷纷称道说：“共产党又回来了！”
这个消息给老百姓以鼓舞，却令县政当局非常震惊，县长蔡庆萱（于１９２８年８月接任，此前，县知事公署已改称县政府，知事已改称县长）马上派出挨户团与铲共义勇总队前往“围剿”，同时以紧急公文向省府何键禀报。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在凤凰山逗留数日之后，主动撤至衡山、攸县边界，原打算取道醴陵北上，后得知红三军团已撤出长沙，即取消北上计划，仍以衡潭边界的山林岗地为阵地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工农革命军第七师余部在凤凰山活动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在当地播下了革命火种，为后来再次发展党的组织打下了基础。
屈淼澄，大革命失败后，他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七师余部与国民党反动派转战于衡山、衡阳、常宁、祁阳、新田、江华等地达１０多年，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经受了严峻考验。１９３１年７月，湖南清乡司令李琼派其部下汤月秋与屈淼澄谈判，企图以５个条件诱降收编屈淼澄领导的革命武装：１．对屈淼澄在大革命时期处死其师长彭继初的事不予追究；２．取消悬赏一万五千元银洋缉拿屈淼澄令；３．取消对屈淼澄妻儿的监禁，马上释放；４．全部赔偿被没收的房屋一所及押金钱２００串；５．给屈淼澄１５年到２０年的养廉费，每年银洋１５００元。屈淼澄毫不为之所动，继续坚持战斗，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后来，他的妻儿均死于国民党的监狱中。
三、 中共攸醴潭衡边区委员会在凤凰山的活动
１９３１年７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将湘东南特委与赣西南特委的西路、南路、北路三个分委所辖的赣西地区合并，建立中共湘赣省委，王首道任临时省委书记。１９３２年湘南特委与湘赣省委取得联系后，亦属湘赣省委领导。衡山县的东部属湘赣省委管辖。１９３３年１月，中共湘赣省委决定成立中共攸醴潭衡边区委员会。不久，边区委员会负责人陈向民来到凤凰山下的横板桥、车路桥和乌拉桥等地活动，为建立该地党的组织做准备。
在横板桥，陈向民遇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在攸县新市参加过店员工会的罗梅轩。罗梅轩在大革命失败后，即回到老家务农，心里还是深深惦着大革命时期那轰轰烈烈的日子，对共产党怀有深厚的感情。陈向民同罗梅轩见面后，互诉离别之情，交谈中看到罗梅轩仍保持着一种忧国忧民的革命激情，心里很高兴，于是进一步谈土地革命、谈井冈山的斗争，谈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希望，两人谈得很投机。罗梅轩知道陈向民是共产党员，对他历来很敬重，也估算着他这次远道而来，一定有着什么重要使命，就特意留他在家里住下。陈向民没向罗梅轩作任何隐瞒，把自己来的目的清楚地告诉了罗梅轩。罗梅轩很是高兴，也向陈向民表示了自己愿意继续投身革命的决心。
在罗梅轩的协助之下，陈向民在横板桥作了数天调查研究，接触了不少人，了解了大革命失败后当地群众的思想动向，并且物色了一批骨干作为入党对象。几天中，陈向民向这批骨干讲了共产党的主张，讲了共产党的性质和最终目的，讲了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冈山斗争的节节胜利，还讲了中央苏区广大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革命举动。听到这样一些事，这一批骨干眼界大开，都为着中国革命能取得这样的胜利而欢欣鼓舞，特别是听到井冈山根据地已扩展到茶陵县，离自己的家乡只是咫尺之遥的时候，更是信心倍增，纷纷表示要跟着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
３月初，陈向民第二次来到横板桥，与他同来的有攸醴潭衡边区委员会负责组织工作的吴文斐（女）。陈向民通知罗梅轩，经边区委员会审查批准接受他为共产党员，由吴文斐负责办理了入党手续，并于当天晚上秘密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罗梅轩也汇报了横板桥其它几个非党积极份子的思想情况和政治表现，经陈向民、吴文斐的实地考察，又陆续发展了七名共产党员，正式成立了中共横板桥支部，由罗梅轩任支部书记。陈向民和吴文斐还委派罗梅轩，到横板桥以外的地方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后罗梅轩在车路桥一带发现和培养了一批非党积极份子，报经边区委员会批准，从中吸收了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共车路桥支部。
４月，陈向民又一次来到凤凰山下，在乌拉桥街上找到了悦来杂货店的老板刘碧云。刘碧云原来在攸县三斗岭一个铸锅厂做过事，曾以排行第二被称为“二老板”。他虽然小有资财，但思想比较开明，为人比较正直，同情和支持革命，厌恶那些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当时，陈向民多次往来于三斗岭，因为三斗岭在攸县与茶陵交界的边境驿道上，是通往江西的必经之路。在三斗岭，陈向民就住在刘碧云的铸锅厂，两人无话不谈，逐渐成了知心朋友。刘碧云清楚地知道陈向民是共产党员，但两人之间一直没有道明这一点，互相之间就作为朋友那么来往着。“马日事变”后，攸县的反动派悬赏捉拿陈向民，这个事刘碧云当然也知道，但陈向民来，刘碧云还是照样留餐留宿，没说过二话。后来，攸县民团得知刘碧云私通共产党要拿他开刀，刘碧云才不得不逃回了原籍，在乌拉桥街上租了一家铺面开个杂货店。这样的老朋友在乌拉桥意外的相逢，当然格外的欣喜，刘碧云留着陈向民在店里一连住了几天。陈向民早出晚归，白天在衡攸交界处的蓬源仙寺庙里，以烧香还愿作掩护开展秘密活动，晚上与刘碧云同榻而眠，彻夜长谈。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发动，经边区委员会批准，吸收了刘碧云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还吸收了四名中共党员，正式建立了中共乌拉桥支部。此后，中共横板桥、车路桥、乌拉桥支部，在边区委员会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活动。
１１月，陈向民调湘赣省委工作，中共横板桥等三个支部转由吴文斐负责联系，罗梅轩、刘碧云等人在吴文斐的指导下，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宣传，着手准备建立边区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作长期斗争的准备。正当他们的工作不断深入发展的时候，发生了意外，接替陈向民的边区委员会负责人颜岳华被捕后叛变，出卖组织、出卖同志，供出了边区的全部组织系统。所幸凤凰山下的党组织是与吴文斐单线联系，颜岳华只知道这里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但不知道具体情况。根据颜岳华的口供，反动派抓捕了吴文斐，用尽酷刑逼供，吴文斐一直守口如瓶。一次，反动派还用一个大竹筐把她抬到横板桥一带要她指认共产党员，依然一无所获。毫无办法的敌人，只有将吴文斐杀害了。就这样，横板桥等三个支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罗梅轩几次冒着生命危险到攸县、茶陵等地寻找党组织均未能联系上，也就停止了活动。
四、 中共湘南区永属农民自卫军的建立及其活动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祁阳、宁远、常宁、桂阳等数县边境的阳明山单独划为阳明县。民国初年以来，阳明山就有农民立馆设堂。至１９２６年，全省农民运动兴起，阳明山农民发展壮大，成为一支有２０００人的军事力量。他们踊跃参加农民运动，帮助农会，参加反对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斗争，搜缴团防枪支，以周文为首，建立了农民自卫军。“马日事变”后，各县农民协会负责人或农会会员、共产党员无处可走，许多就上了阳明山，投奔周文农军。这支农军多次攻破宁远县城，放出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农会会员等人，虽数次遭到反动军队围剿，但势力反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
１９２８年３月，“湘南剿匪总司令”许克祥、副司令罗霖率部向湘南急进，与范石生部夹击朱德、陈毅部队。周文为减轻朱、陈部队的军事压力，率欧阳天化团南下，攻破宁远三元岭、柏家坪，宁远县长熊兆贤闻讯逃至道县求援。５月２０日，周文部队击败道县援兵，进驻宁远县城，张榜安民。旋即挥兵北上，攻打新田县城。许克祥部及道、宁、江、永剿匪总队穷追不舍，被周文击溃。
１９２８年６月，中共祁阳县委书记刘东轩被敌人抓捕，党的各级组强遭到很大的破坏，李用之遂带领部分党员和农民骨干进入原来已有联系的周文农军。随着白色恐怖的加剧，来到阳明山的农会会员和共产党员越来越多，队伍很快发展到３０００余人，拥有机枪、迫击炮等重型武器。周文在李用之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建立以阳明山为中心、四望山为犄角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武装割据，改部队番号为“中国共产党湘南区永属农民自卫军”，拥周文为自卫军司令和苏维埃政府主席。自卫军下编八个团，邓执权等八人为团长。同时，成立中国共产党阳明山执行委员会，由李用之负责。只因湖南省委屡遭破坏，阳明山执委未与省委联系上。周文还任命黄埔军校毕业的赵某为参谋长，对部队加强军事政治纪律训练，还在茶蔸源办起了兵工厂，在白果市、黄江源等地建立起农会组织。
８月２８日，省清乡会办何键自长沙赴湘南督战；３０日抵衡阳，指挥湘军协同粤桂赣民团大举会剿。９月，独立第十九师张其雄全部、第三独立师许克祥两个团、第二十五军教导师之魏镇团及道宁蓝嘉剿匪总队全部，总计五个团以上兵力，在何键统领下，从四路围堵阳明山农民自卫军。“阳明山万山回抱，层峦叠峰，林木蓊葱，不见天日；山腹蚁径，磴道盘空，绵亘数百里，中分四十八洞，形势奇险，易守难攻。”
周文指挥农军，凭借有利地形，筑垒设堑，狠狠打击敌人。敌军进入白果市时，周文采用避实就虚的诱敌战术，佯装撤退到鲁塘，而布置伏兵于鲁塘两翼高山上，待敌军追踪而至时，前面诱敌的农军突然回过头来与左右两翼的伏兵一齐开火。敌军疲饥交加，仓惶迎战，陷入农军重围，成批败下阵来。经四昼夜激战，敌军退出阳明山。农民自卫军也遭受了重大损失，减员１０００余人。团长欧阳天化叛变投敌，副司令石淘金及团长王显林、张瀛被俘，后被杀害。团长刘鑫率２００余人由滴水岩转战四望山。省清乡督办署原计划９月２０日完成清剿湘南地区“赤匪”事项，但直到１０月底，还未能有实质性的进展。
１１月３日，省清乡督办署部署第三次会剿。何键自衡州出发，历１８天，巡视祁、零、道、宁、常、新、蓝、嘉等湘南１６县。１１月９日，清乡督办鲁涤平、会办何键向蒋介石、谭延闿、李宗仁报告：“阳明山之周文等股潜伏共党铲除未尽……良深内疚。”
１９２９年１月，宁远挨户团副主任兼“清乡”督察员欧冠上任，他杀气腾腾，大举“清乡”，肆无忌惮地残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这时，中共宁远特支成立，并遵照省委指示，联系周文及陈光保举行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不久朱德部派人到阳明山，劝说周文转战湘赣边境与红军汇合。周文疑为敌特造假，怕中奸计，虽经李用之极力劝说，周文坚持不出山，错过了与红军汇合的机会。
冬，阳明山农民自卫军发展到２０００余人，击退了欧冠部的多次进剿。
１９３０年年初，欧冠被省府当局委升阳明县长兼零陵、祁阳、东安、宁远、阳明、道县、新田、江华八县团防区指挥官，悉力搜剿阳明山农民自卫军。在这生死存亡关头，周文和李用之、赵参谋长等抓紧时间整顿部队，带领农军日夜防守，伺机出击。
１０月，农民自卫军袭击零陵铲子坪、麻江等地，打击团防，惩办土豪劣绅。
１９３１年１月，欧冠率张其雄师的易维扬团、许克祥师的一个团及江华、道县、永明三县的团防指挥唐熙的两个营，共计两万多兵力合围阳明山，修筑明碉暗堡，封锁隘口通道，切断农军与外界的联系，层层推进。农民自卫军在周文的指挥下，击溃了敌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敌军无法前进，只得使出招抚手法，到处张贴“投降不杀，每支枪奖大洋十元”等诱降标语，但农军仍未理睬。时值严冬，冰天雪地，农军给养日趋困难。敌军紧缩包围圈，组织“敢死队”，轮番冲击；另组奔袭队，追捕突围农军。经两个多月激烈战斗，农军粮尽弹绝，饿死冻死者不少。
３月，周文率部突围，千多农军被俘。周文单枪突击，携妻女经祁阳、湘潭，辗转到广西恭城打桶谋生。被俘农军至死不降，惨遭集体枪杀。１９３４年４月，周文被宁远一商人在广西恭城县发觉，回报欧冠。欧冠即呈报省府，何键从广西将周文捕回宁远杀害，悬首宁远县城，时年３９岁。
五、 中共常宁县工委的成立及其主要活动
１９３６年６月，安仁县委书记谢竹峰率领游击武装到敌人防守力量比较薄弱的常宁县，开展游击活动，对这里的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后，着手发展党的组织，并向湘南特委递上了“成立中共常宁县工作委员会的报告”。１９３６年１２月，湘南特委批准了这个报告，并任命谢竹峰为中共常宁县工作委员会书记。李鹏、林长春两人为委员。１９３７年１月，谢竹峰同李鹏、林长春带着通讯员伍春来等从耒阳东江口过茭河到常宁县，以高枳塘为据点，开展新的革命活动。
高枳塘（又名高新塘），只有七户人家，三户中农，四户贫农，都是勤劳忠厚的农民，对共产党有着深厚的感情。自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３年，谢竹峰曾五次到这里，有三次是部署游击活动，有两次则是到此地来疗伤，这几户农民群众像迎接亲人般的接纳了他，并冒着生命危险帮他做好了需要做好的工作、寻医问药治好了他身上的创伤。村里有王氏三兄弟——王芳泰、王芳申、王芳章，与谢竹峰的关系最为密切，人称“革命三兄弟”，做了许多实际的工作。中共常宁县工作委员会就以这样一个地方为据点，不断发展力量，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形成了南面到西岭、经大义山到罗桥；北面到蓬塘、伸展到宜阳、柏坊、水口山一带；并扩展到荫田、柏坊、罗桥、宜阳、水口山五个区，波及大半个常宁的这样的一个红色区域。
１９３７年２月，在这个地方召开了常宁县工委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制定了“大力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和开展游击战争”的工作方针，会后全体共产党员身体力行的付诸实施，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
县工委做了明确的分工，谢竹峰坐镇高枳塘，统筹全局；李鹏和林长春带领高枳塘骨干群众王芳泰，以采药为掩护，深入大义山区，组织发动群众。为有效地展开自己的工作，县工委针对广大群众生活贫困、政治地位低下的实际，首先在群众中组织以团结互助为宗旨的“互救会”。这个互救会，表面以一种经济互助的形式，帮助贫苦农民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实则是一个秘密的农会组织，入会的都是一些与共产党靠得比较近、有一定觉悟的贫苦农民。李鹏和林长春二人的工作很有成效，两个月时间内，很快在山区打开了局面，成立了若干互救会。之后，又分头到西岭和蓬塘发动群众，谢竹峰也亲临两地指导，三个月时间，工委计划的第一步在荫田地区发动群众的工作任务基本完成，将大多数群众组织起来。紧接着，他们又把这一组织形式扩展到其它区，都获得很大的成功，数以千计的农民群众加入到“互救会”中。由于采取了这种隐蔽斗争的形式，敌人丝毫没有察觉。有了这样的基本群众，就有了共产党生存和活动的基础。
１９３７年５月底，中共常宁工作委员会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决定在充分发动群众、做好宣传调查摸底工作的基础上，慎重而积极地发展党的组织。这一工作由县工委直接抓，利用可靠骨干采取单线联系的方法，由近及远，从点到面，用了三个月时间，在高枳塘、西岭、蓬塘等地建立了六个基层支部。发展党员２０多名，计有：高枳塘党支部党员四名，书记王芳仲；西岭党支部党员三名；蓬塘党支部党员三名，书记姓谭；上泉塘党支部党员六名，书记刘日熙；下泉塘党支部党员三名，书记刘会玉；刘家冲支部党员四名，书记刘名长；泉塘附近还有个姓范的小学教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同县工委单线联系，也曾为县工委做过许多工作，曾带领谢竹峰到柏坊、桐梓一带活动。党员数量虽然不多，但切实保证了质量。在后来的对敌斗争中，这些中共党员都能经得起考验，没有失节叛变的，其中王芳泰、王芳申、王芳章、刘名长、刘明德和刘日熙等同志，经过斗争的洗礼，成为党的骨干。刘日熙同志不久还成为中共常宁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
群众的广泛发动，党组织的逐步发展，为开展革命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１９３７年９月召开了第三次县工委扩大会议，着重研究了游击武装斗争的战略和战术。会上，谢竹峰提出，新开辟地区群众基础不牢固，应该把从耒阳老区调来的游击骨干分成若干战斗小组，深入群众，继续宣传发动，逐步扩大队伍，相机集中突袭分散薄弱的敌人，夺取枪枝，武装自己；然后结合建立组织和政权的工作，逐步扩大战果。但县工委委员林长春的意见与之相左，他主张充分显示现有游击武装威力，集中力量打大目标，并且速战速决。
县工委否决了林长春的意见，认为这样操之过急，必将对自身带来损伤。但林长春固执己见，认为自己是湘赣省委派来负责军事方面工作的，在作战方略上可以不受常宁县工作委员会的节制，擅自带领游击队冒冒失失地向当地的地主武装进攻。结果，不仅收效甚微，而且过早地暴露了自己。国民党团防局立即调兵遣将，对荫田地区实行包围清剿，在群众中搞“连坐”、“互保”，白色恐怖又一次降临。这种状态下，不仅林长春领导的游击队活动困难，中共常宁县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成果也遭到严重破坏，党组织发展工作被迫停顿下来。在这个紧急关头，县工委立即决定把游击队撤回耒阳，保存实力；县工委本身和各基层党组织则采取更为隐蔽的方式，保存自己，待机东山再起。１９３７年秋，谢竹峰带领着李鹏、林长春和游击队班长陈茂开４人，隐留在高枳塘一带。敌人悬赏捉拿他们，他们象鱼潜大海、虎卧深山一般，游走在群山峻岭之间，敌人根本无法摸清他们的行踪。过了一段时间，待敌人认为这些人被统统赶回耒阳、在耒常交界处弹冠相庆之时，谢竹峰又突然冒了出来，率领部分骨干党员和群众，在荫田、蓬塘、西岭一带，给敌人和地主恶霸以闪电式的打击，开展了年关斗争。这次年关斗争，给了常宁人民极大的鼓舞，使他们看到，革命的火焰永远不会熄灭。
在此期间，中国历史上发生两件大事，一是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二是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点起了抗日的烽火。谢竹峰从报刊上看到了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故于１９３８年春节之后，把常宁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交给刘日熙，自己东渡耒水，到天门仙召开了一次耒、安、永、衡、常五县党的联席会议（这时湘南特委被破坏，无法联系请示）。参加会议的有耒阳的谢竹峰、王诗杰、曹明，安仁的唐明煌、贺英杰，常宁的刘日熙和衡阳的颜贵生等人。会议讨论了新形势下的新任务，决定组成耒安中心县委，谢竹峰任书记，刘日熙也被选为中心县委委员。中心县委决定在政治、组织、军事、经济上进行全面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全民族团结抗战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