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背景下，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家在辛亥革命后以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为蓝本而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由于袁世凯纂权并没有给人民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反而使中国沉入到黑暗之中。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不断的反思中，决计在思想文化界掀起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由于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切中时弊，开启民智，很快就辐射到全国各地，得到各地青年学子的广泛响应。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为中国的先进分子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加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潮，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一、 衡阳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１９１７年１０ 月８日，中国革命的先驱者恽代英与他的挚友黄负生等人在武汉发起组织互助社和利群书社，在华中地区宣传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
恽代英系江苏武进人，生于湖北武昌。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理论家，政治活动家，青年运动的领导人。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五四运动前后，对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过很大作用。１９２１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团中央执委委员、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中共第五、六届中央委员等职。主编过《中国青年》，教育和影响了一代进步青年。１９３０年５月在上海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时被捕，１９３１年４月牺牲于南京。在狱中写下不朽的《狱中诗》：“浪迹江湖数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拚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黄负生，云南休宁人，生于武汉。１９２０年与董必武、陈潭秋、刘子通等人一起组织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毛泽东对他是如此称赞。
此时正在武昌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的衡阳学生廖焕星在恽代英的影响下，加入了互助社，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薰陶。是年年底，廖焕星利用放寒假的机会，在恽代英的直接指导和鼓励下，回到家乡衡阳，联络衡阳进步学生廖砚秋、蔡耀昆、黄俊章、刘平原等人，于１９１８ 年１ 月在衡阳?穴今衡南?雪新城正式成立了第一个以传播革命思想为宗旨的进步社团，取名为新城端风团。它是新文化运动之后衡阳地区乃至整个湘南的第一个革命性的社会进步团体。
廖焕星系湖南衡南人。由毛泽东、何叔衡在长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欧勤工俭学，追随周恩来。中共六大后，旋即调往苏联莫斯科工作。１９３８年在苏联肃反扩大化运动中被捕，１０多年后才被宣布无罪释放。一生历尽坎坷。
新城端风团的发起和成立，标志着衡阳新文化运动的开始。虽然与陈独秀１９１５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相隔三年之久。但它之于衡阳人民的思想解放与发动仍然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端风团之所以取名为“端风”，在其宣言中就开宗明义地号召对于“一切无人性的风俗，务必铲除，使之无复存在的余地。同时创造一种合理的风俗，以供新陈代谢”。“不满意现在风俗而欲更以合理风俗”，故“以革新风俗，为促进完善自治之资”，“以改造社会，为增益国家文明之助”为宗旨，去“行其所抱，展其所为”。这个宣言秉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根本要旨，将锋芒直接刺向封建礼教和人吃人的社会制度，倡导人人平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的社会制度，号召人民勇敢地起来同旧制度作斗争，迎接新社会的曙光。
端风团甫一成立，其章程、宗旨、组织、活动都极具组织性，并很快创办了《端风》杂志，作为自己的阵地和载体，宣传团体的主张和宗旨。虽为一社会团体，但产生的影响极为广泛而深刻。廖焕星亲为《端风》杂志撰写的“发刊词”，无异于一篇向封建礼教和旧制度开战的檄文。
国家之强弱，岂偶然哉？是必有十年酝酿之风俗，左右其间焉。周之兴也，有文王四政之施；越之伯也，有教训十年之用。故能政成于上，而俗化于下。反是以观，历代衰亡，何莫非上下骄惰成风，积渐有以致之也。今之谋国者，不此之审，而徒侥幸一逞，欲国不倾，岂可得乎？
民国七稔，余见夫一般时髦，竞谈革命之说矣。时而种族革命也，时而政治革命也，又时而学术革命也，一唱百和，风摩一时。要其结果，不过增加国人放荡情性，债务负担而已。如是者，谓为戴爱国之面具，而实行攘权夺利者，谁曰不宜。余非斥种族革命之非也，政治革命之非也，学术革命之非也；特吾国事待革命者甚繁，要其权操之自上者，吾力不能过问之，吾但就吾辈现时力所能为，而又不可须臾缓者，则风俗革命尚矣。墉之基坏，则墉崩；国之本危，则国败。风俗者，如墉之基，即国之本也。试征诸家国兴亡之前例，当知余言之非谬。
夫积人而成社会，积社会而成国家，积国家而成天下，尽人而知之矣。然欲国家天下之太平，果操何善策以维系之？而善策之能否进行，又果因何者而转移之？意者其在社会乎。是社会者，乃握国家天下太平之枢纽者也。今者国体换共和矣，政体进立宪矣，则自治者，固应有之事也。乃元二年间，施行未久，弊害丛生，竞致流为暴民专制，是剀自治之罪乎？盖本无自治之准备，而人民又乏自治之能力，以致演成种种怪现象。朽木粪土，华厦难成，必然之势，何所怪乎？同人又鉴于此，将以革新风俗，为促进完善自治之资，而即以改造社会，为增益国家文明之助。于是乎有端风团之组织，执旌鸣鼓以益也。
自古圣贤，愤世嫉俗，托之于言，门第子传诵之。后之学者，则以所见所闻，托而录之。是以能观往察来，康时任道。日报者，言之积也；杂志者，报之变也。移风易俗，杂志关系尤大。人心之趋向也，正谊之主张也，学问是钻研也。故铁道邮电所以利民者，日报杂志所以齐民者。本团欲行其所抱，展其所为，所以有年刊之作也。
恶风败俗，有甚于残身亡国之强敌，欲铲除之，必有白刃相见之精神而后可。是本团者，无异前敌之军团也。道一风同，实古今改良社会之极则，欲贯彻之，必有切磋琢磨之毅力而后可。是本团者，又无异工作之工团也。负斯而者之任务，勇进猛施，固宜然也。然欲其经久而不蔽，日新而月异，是必有本团之真精神，流露于外，使士夫皆能了解，以生其恋爱之心，而收群策群力之效，此本年刊之志帜一也。
夏虫不可语冰，井蛙难以谈天，囿于识也。故泥古者必鄙今，醉今者必薄古，两相倾扎，今日社会所以日就下者此也。必也新旧互阐，择优而从，使之进入正轨，归于至善，此本年刊之志帜二也。
风俗之相递，如疫之传染，不可以区域限也，不可以道里计也。此社会与彼社会，此乡里与彼乡里，皆相关而不可离。为一社会一乡里计，已如此矣，至于由此类推，相观而善，昭苏我人民，振兴我国家，是所望。同志继起者，此年刊之志帜三也。
具三者之志帜，而有时势之要求，故同人等兢兢业业，以谋年刊之成，冀有所贡献，聊尽国民之责。今成矣，言论与事实并进，精神与形势夹攻，或者变窳败为纯良，易敞陋而谨居，俗美风清，蒸蒸日上，猗与休哉，甚盛事矣。望我同人，连袂而起，共襄切肤之举，以为其他社会之前驱，又宁第吾乡幸福已耶！是则本团年刊，益与有荣焉。
《端风》杂志为年刊，一年才出一期，在武昌编辑印刷，运回衡阳发行，发行的数量不是很多，主要在青年学生当中流通，阅读的主要对象是进步青年学生。在《端风》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有恽代英、廖焕星、张素我、汪伯平、冼震、沈光跃等。从现存《端风》杂志所载文章来看，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鼓励人们奋发向上，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二是关于批判封建制度，提倡妇女解放、男女平权；三是关于对私有制的批判和对公有制的倡导。比较著名的文章有恽代英的《向上》、《真男儿》、《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枕头上的感想》，有张素我、汪伯平、冼震的《读书人对于社会之天职》、《社会服务》、《互助说》，有廖焕星的《名分主义的罪恶》、《名分主义与孝友》，有廖焕星与沈光跃的《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等文章。特别是在后一篇文章中明确提出了“创办一个自给的共同生活”，主张实行“公有财产”，盼望“有一个实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机会”。认为“私心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财产公有是铲除私心的良法”。对此，青年及进步人士争相传阅，踊跃传诵这样新颖的观点。
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广泛影响，在耒阳、衡山、祁东、常宁等地也有一些在外求学的青年学生利用寒暑假的机会回到家乡，向本地学生介绍外地新文化运动的情况，宣传新的思想和文化，激发青年学子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热情，有的还组织了一些相应的宣传新文化活动。
《端风》及其所发之文章，积极反对封建和专制，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礼教，提倡个性解放；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风尚。它的出现无异于在衡阳社会中引进了一缕清新的空气，无异于在广大的衡阳人民中间吹响了冲决封建藩篱的号角，无异于交给了衡阳青年一把启迪时代心灵的金钥匙，无异于提供了衡阳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一支火把，无异于打开了透射衡阳人民心灵阳光的窗户，很快就在衡阳人民和社会各界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为湘南学联的成立和五四运动在衡阳的蓬勃展开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甚至可以说为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二、 湘南学联的成立及其活动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历时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８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讨论处理战后问题。在帝国主义操纵下，“和会”不仅拒绝中国代表提出的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七项希望条件和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以及归还日本在大战期间乘机抢占去的原德国在山东所享受的各种权益，反而将德国原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交日本接管。而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竟然屈膝，准备在和约上签字。北洋军阀的卖国行为激怒了全国人民，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在北京爆发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湘南学生联合会是五四运动催生的产物。它的成立，促使衡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和大革命时期湘南地区革命运动的中心，成为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衡阳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并通过这个阵地，为衡阳乃至湘南地区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创建和革命运动的开展，作出了巨大的成就。
１９１９年５月９日，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第四天，在北京直接参加了五四运动的湘南学生邓中夏、廖书仓（湖南永兴人，湖南三师毕业），北大学生、五四运动骨干，与邓中夏等十四人发起成立“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倪品真（湖南衡阳人，湖南三师毕业）等人就及时地把北京开展五四运动的详情传到衡阳，“希望组织声援”。毛泽东在长沙以新民学会为核心，已经组织湖南各阶层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声援斗争。在此种形势影响下，衡阳人民群情激奋，当即由衡阳学生带头发起组织声援。在三师学生蒋先云和三甲工学生夏明翰等人的组织策划下，衡、永、郴、桂４州所属２４县的整个湘南的各教育会、各个学校、各个工商联合会，于５月１５日在衡阳发出了《衡永郴桂各界请办卖国贼电》。强烈要求释放被捕的爱国学生，“并置卖国贼曹、章、陆等于法，以谢天下”。
不久，邓中夏、倪品真以北京学联代表身份回到湖南，与毛泽东、彭璜等于５月２８日在长沙组织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在全国学联和省学联的影响下，衡阳学界在夏明翰、蒋先云、黄静源等的组织领导下，于６月７日在衡阳成立了湘南学生联合会。他们为学联的发起成立、巩固发展倾尽全力。经过湘南学联的实践锻炼，他们的革命才干很快提高，并成为日后革命的骨干。
夏明翰系湖南衡阳县人，生于湖北秭归。与毛泽东一道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在湖南、湖北协助毛泽东从事建党、工运、农运、学运、武装斗争等革命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曾任湖南、湖北省委委员、组织部长。以著名的《就义诗》闻名于世。
湘南学联从１９１９年６月７日创建至１９２７年５月衡阳“沁日事变”时止，历经八年１６届，入会会员数千名，核心骨干３００多人，主力是省立第三师范的学生，其成员还有来自省立第三中学、第三女师、第三甲种工业学校、成章中学、新民中学、道南中学、圣公会等学校的进步学生。其组织、宗旨、主张、制度、经费、管理相当严密。学联成立之初即提出以“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促进文化，改造社会”为宗旨；旋即提出：组织救国银行；组织学生义勇军；创办各种简易工场；组织实业研究社；各处学生每月召开道德勉励会等五个方面的行动主张，并在此主张下开展各项活动。其组织是由各组成学校的学生自治会选出２－４名代表兼任学联干事，再由干事选举一名总干事主持学联的各项日常事务，后来学联总干事名称改称会长。每届学联设总干事一人，干事若干名。每届任期就是一个学期。每个学期改选一次。总干事和干事皆可连选连任。学联下设宣传、出版、游艺、文书、会计、评议等股，各股又选出主任一人，负责各股具体事宜。学联的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各组成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同时接受社会各界给予的经费支持。
学联成立后的第一届干事有：三师学生黄谦信、杨琳、李衡清，三甲工学生夏明翰，成章中学学生刘泰，省立第三中学学生陈清玉，第三女师学生朱舜华。第一届总干事为三师学生杨琳。
之后的十五届学联总干事会长分别为：第二届为三甲工学生夏明翰；第三、四届为三师学生蒋先云连任；第五届为三师学生谭步琨；第六、七届为三师学生袁痴连任；第八届为三师学生黄静源；第九届为成章中学学生李汉藩；第十、十一届为新民中学学生文焕然连任；第十二届为省立第三中学的梁中超；第十三、十四、十五届为三师学生向大铭连任；第十六届为省立第三中学学生夏光曦。
学联成立之初，经社会各界公议，办公地点确定在湘江东岸粤汉码头附近的“浮桥公所”（现在已经为湘南学联纪念馆所在地，并确立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至大革命时期，学联的办公处迁到了江西岸学宫街?穴现在的先锋路?雪的文庙。
湘南学联成立后，即成为湘南地区学生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指挥协调统筹湘南所属２４县的学生联合会的工作。
《先驱》在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１５日出版的１２号刊物中对湘南学联作了高度评价，称该会成立后“衡地各项爱国运动，均系该会主持，成绩颇为可观，驱张运动发生，驻衡驱张请愿代表团实得该会之助不少”。湘南学联同时与上海、北京、武汉、长沙等地的学联都有密切的联系。与长沙的省学联关系更为特殊，两地均为湖南地区革命因素极为活跃的地方之一。因而，毛泽东对在衡阳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开展建党活动都极为关注，曾先后五次来此从事革命和建党活动。夏明翰与毛泽东也有着非同一般的师生情谊。１９１９年６月１４日，湖南《大公报》报道的《长沙衡阳学生之联络》，把这种关系介绍得非常清楚：“省垣既有湖南学生联合会之名，则湘南亦包在其中……然湘南僻处一隅，信息既不灵通，上下尤多隔阂。若湘南各校直接加入，恐手续繁多，难以周到。昨该会已致函湘南学生联合会声明： “１．联络之办法；２．信息之往来；３．现在之计划；４．将来之进行。”可见关系虽甚为密切，但又独立自主。
湘南学联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不同凡响的革命活动。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领导衡阳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就以学界名义通电北京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惩办卖国贼，拼死力争国权，不得屈辱签字。紧接着便是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宣传讲演，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罪恶。还成功地与社会各界联合一致进行了以抵制日货为中心的反帝斗争。他们与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组成国货维持会，推举夏明翰的祖父夏时济为会长。坚决抵制日货，维护国货。他们深入不法奸商的货场、仓库、店堂、铺房，严格清查日货。对查出的日货，一律加盖“仇”、“劣”字样，予以焚毁。衡阳南正街?穴今中山南路?雪太和祥洋货店，资本雄厚，经销大宗日货，且蔑视抵制日货清查，与学生对着干。于是群情愤激，在夏明翰等的率领下，尽行捣毁。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２４日和１１月８日湖南《大公报》对此作了报道，起到惩一儆百的作用。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各界人民，特别是衡阳码头工人的支持。一时日货没人买，日船没人坐，装运日货的船靠不了岸，也无人装卸。１９２１年５月１８日《北京晨报》报道说：“衡阳市面上的仇货差不多绝迹了。”日本人经营的轮船也被迫停开。
湘南学联还发动和组织民众，全力支援北伐战争，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１９２５年２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确定党应积极准备北伐战争，要求湖南等地加紧群众工作，支援北伐。并派伍中豪（耒阳人）、乐天宇（宁远人）等回湘工作。３月初，中共湖南区委派夏曦来衡阳，争取唐生智参加反吴驱赵联合战线。在党的领导下，湘南学联积极联系各方，力促驻衡阳湘军将领唐生智转向国民革命，并取得成功。
衡阳地方党组织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建立起来以后，湘南学联在组织上实际上已经直接处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从事的革命斗争得到党的直接领导，学联的主要负责人均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一系列的革命斗争中，湘南学联始终冲在斗争的最前列，作出卓越的成绩。湘南学联成立后的主要活动和影响，在衡阳革命的历史上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其一是先后出版发行了《湘南学生联合会周刊》、《湘南学报》、《湘南学生》等刊物。在衡推介发行了像《新青年》等许多的进步刊物。在衡阳广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宣传新文化，推动了爱国主义运动在湘南地区的蓬勃发展。其二是为在衡阳早日建立党团组织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做了干部和力量上的准备。其三是湘南学联领导和组织了衡阳及整个湘南地区各地人民早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促进了普通民众的觉醒和斗争，给在衡阳的帝国主义及其封建势力以沉重打击。其四是协助地方党组织参与领导和组织了衡阳及整个湘南地区的学运、工运、农运、妇运等社会各界的革命斗争。其五是为党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培养和造就了大批人才，有的成长为党和国家的著名领导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三、 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其他进步社团的建立
湘南学联作为在五四运动推动下成立的有巨大影响力的区域性进步团体，很快在其周围凝聚了一大批进步的青年学生和具有先进思想的进步人士，带动了衡阳地区及整个湘南地区其它一些进步社会团体的建立。诸如“学友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心社”、“沙子会”、“马氏学说研究会”、“星期演讲会”等等，这些进步的社会团体的广泛活动又为马克思主义及新思想、新文化在衡阳的传播起到了开拓性的辐射作用。
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夜由一批首先倡导共产主义的战士发起成立的。衡阳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创建的过程中，一方面深受全国各地团组织创建浪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得助于本地学生运动的推动，而湘南学联从中做了大量的工作。
１９２０年的下学期，湖南三师学生蒋先云被选为湘南学联第三届总干事。１１月份，蒋先云接到曾在三师求学的李启汉从上海寄来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五四之后，陈独秀、李大钊相约在上海和北京建立早期共产党组织。在筹建党的早期组织的过程中，为了将许许多多的进步青年团结在党的早期组织周围，为开展声势浩大的革命斗争作准备。当年８月，上海党的早期组织成立的同时，陈独秀就派俞秀松组建成立了上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此之后，各地在筹建党的地方组织的同时也就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１０月，毛泽东在长沙筹建党的早期组织的同时，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进步学生为主体，成立了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毛泽东任第一任书记。于是，衡阳的蒋先云、夏明翰、陈为人、蒋啸青、黄静源、贺恕、唐鉴、彭彰达、黄谦信等便赶赴长沙，加入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衡阳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他们回到衡阳后，就成了衡阳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发起者和领导骨干。次年春，在外地求学并加入了团组织的衡阳学生黄和钧、陈书农、戴述人、熊谨汀、易克嶷、袁吉六等人被聘来到三师、三女师、新民中学任教，对衡阳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蒋啸青系湖南耒阳人。历任衡州府中、新民、成章、蒸湘等中学和省立三中、三师、三女师教员、校长。１９２１年经毛泽东介绍在衡阳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衡阳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小组，成为衡阳地方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从武汉化装回到耒阳，参加湘南起义。湘南起义转兵井冈山后，他留在耒阳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在耒永交界的上架、大义等地打游击。４月１８日在上架古楼山被国民党军包围。激战中负伤被捕，４月２６日被杀害于耒阳淝江口。
贺恕系湖南耒阳人。三师学生。与蒋先云共同组织“心社”。经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２年与任弼时等以湖南党员代表身份参加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曾任湘南区委组织部长，中共湘西南特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等职。担任过毛泽东的早期秘书。一生三次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受尽折磨，以至终身残疾。
１９２１年１０月，毛泽东来到衡阳，将“心社”的３０多位成员悉数转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并建立三师团支部，黄和钧任书记。是为湘南地区第一个有很大影响力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支部。在此之前，耒阳的刘泰、刘霞、伍中豪、黄龙飞、段子中等１０多人回到家乡，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耒阳县支部，刘泰任书记。此后，衡阳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就快速地发展起来了。１９２２年５月１日，社会主义青年团衡阳地方团成立，黄和钧任书记。８月，衡山成立了地方团，书记廖振华。水口山也在罢工胜利后成立了团组织，韦汉为书记。至１９２３年６月，衡阳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已经发展到１５０多人，下辖团支部五个。衡阳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随着衡阳地方党组织的兴旺而发展，也随着党组织的遭受破坏而萎缩。总之，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党的事业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衡阳“心社” 衡阳“心社”成立于１９２０年７月，主要成员均为三师的进步师生。“心社”在成立的时间上迟于湘南学联，但“心社”的雏形“沙子会”却早于湘南学联。早在五四运动之前，三师师生由于教学环境的相对宽松，因而其思想就一直比较活跃，涌现了一批思想开放的进步青年师生。１９１８年底，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三师进步学生蒋先云、唐鉴、黄静源等人就组织了一个爱国团体——三师“学友互助会”。互助会的成员经常在课余和星期天到三师校门外的湘江河滩上聚会，相互交流思想心得，探讨“改造自已，改造社会”等救国救民的真理，随着聚会的增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人们就将其昵称为“沙子会”，蕴含集腋成裘，聚沙成塔之意。后来随着活动的展开，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在恽代英的帮助和指导下，于１９２０年７月，由贺恕、蒋先云、刘通著等人发起，遂将“沙子会”改造成为“心社”。
“心社”的宗旨是：“牺牲个人乐利，企图群众幸福，结合真纯同志，谋社会实际改造，预备为世界总解决时一部分底帮忙，作建设新社会时一个健全坚实的基础”。并以“互助勤朴，坚忍实行和资善惩恶，社会非互相了解的不强拉一人”为信约，强调的是参加社团的自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打倒军阀，反对封建礼教，要求社交公开，实现思想自由”的行动口号，通过学习和互助以及自我改造，使自己成为改造社会的中坚力量。为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心社”成员从自己的学习生活入手，提出了严格要求，并相互监督实行，坚持冷水浴、晨跑以强体格；坚持参加劳动，挑水种菜，自己洗衣，以提倡劳动光荣；坚持出门不坐车，不上馆子，以提倡节俭作风；坚持看书学习，加强思想改造，以倡导新的思想和精神。“心社”的主要负责人是耒阳籍三师学生贺恕。成立初期有１８人，后来发展到了３０多人。其骨干成员是：贺恕、蒋先云、黄静源、唐鉴、唐朝英、刘通著、彭彰达、袁痴、韦汉、雷晋乾、李恒青、罗严、陈芬、曾克家、黄逵、高静山、曹亨灿、黄益善、杜家俊、黄传琛、姜敬祥、黄谦信、唐孝明、雷腾宇、李俊、李祖莲、梁人伯、江静邦、雷克长、蓝世恺。这些人都是三师的精华和革命运动的骨干。
“心社”是衡阳著名的进步社会团体。湘南学联成立后，“心社”主要成员都在学联任职，是学联的核心力量，《大公报》发表文章称其为“衡阳学生界之曙光”。
衡阳“马氏学说研究会” 马克思主义在五四之后广泛地传播开来，并逐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恐惧，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行动予以严禁。胡适就此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李大钊针对胡适的改良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明中国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革命主张。实际上是关于中国需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不需要革命的争论。这些争论的影响自然也波及到衡阳。对此，衡阳许许多多的进步师生就利用这个机遇来扩大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１９２０年冬，由贺恕发起，在三师校内组织成立了“马氏学说研究会”。其主要成员大部份是“心社”的核心骨干。进步教师屈子健、蒋啸青等也参加了这个研究会，成员共３０多人。该会以学习和研究为主，制订章程，坚持每周集中学习一次。学习的内容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陈独秀编辑的《新青年》杂志、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阶级斗争》等革命书籍和红色刊物。采取个人温习，集体阅读，座谈讨论，交流心得，查看笔记等方法，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讨。同时该会还出版周刊。衡阳“马氏学说研究会”的主要成员都是衡阳学界的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后来发生的驱张、驱刘的斗争中大多数成员冲在最前列，成为领导力量，为斗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许多人成为衡阳学运、工运的骨干和革命的中坚。
衡山“土梦学友联合会” １９２１年暑假罗荣桓回到衡山（现为衡东，下同）以后，学习毛泽东在长沙组织学生联合会的经验和作法，邀集东乡土字和梦字地区的同学，在南湾街上的一个饭铺里，成立了土梦学友联合会，罗荣桓被公推为会长。
罗荣桓系湖南衡山（今衡东）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毛泽东在其逝世后有“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的高度赞誉。
“土”、“梦”是衡山沿袭清制，以字来命名的１７个基层行政区划当中的二个地区。联合会的宗旨是“联络感情，增长知识，移风易俗，促进社会”。罗荣桓受到他所就读的长沙协均中学平民教育思想的影响，看到家乡许多贫苦农民的子弟吃不饱饭，衣不暖体，上不起学的现状，于是，在他的倡议下，土梦学友联合会决定以主要力量开展平民教育活动。为此，他们利用岳英小学的教室，办了一所农民夜校，开设国文、算术两门课程。罗荣桓担任算术教师。在教学中，他向当地农民宣传科学和民主的新思想，散发资料，揭露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罪行，受到农民的广泛欢迎。
这些活动的展开，使罗荣桓结识了一大批农民，确立了朴素的民本思想，这为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２７年间农民运动在南湾地区的蓬勃兴起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四、 “驱张”运动及其他反帝反封建斗争
１９１９年冬，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在湖南继续深入发展，斗争的重点更多地集中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较之其他帝国主义更为残暴和贪婪。湖南人民反日爱国斗争，主要表现为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这就直接影响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湖南的利益，同时也动摇了张敬尧在湘反动统治的根基。于是，日本帝国主义遂与张敬尧相勾结，用武力威胁和迫害民众，妄图维护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在毛泽东等的发动下，湖南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持续了半年之久的“驱张”运动。衡阳是湖南“驱张”运动的重要阵地。为“驱张”斗争的胜利，衡阳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
１９２０年１月２日，何叔衡率省会“驱张”代表团３３人到达衡阳，衡阳“驱张”运动从此展开。代表团来衡阳后，首先联络湘南学联，广泛发动组织衡阳学界、工人、市民开展“驱张”运动。
何叔衡系湖南宁乡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１９１８年４月，何叔衡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组织成立新民学会，曾任执行委员长。１９２０年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并参加长沙共产主义小组。１９２１年７月出席党的一大。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４日，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
为了更好地激发衡阳人民的“驱张”斗志和参与热情，代表团在衡创办了《湘潮》周刊，以此为载体揭露张敬尧荼毒湖南人民的罪行。《湘潮》周刊首先刊发了各界控诉张敬尧统治湖南期间纵兵劫掠、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摧残教育、暗罪公民、钳制舆论、私加盐税、勒索军饷、伪造选举等十大罪状，激起衡阳人民对张敬尧的深恶痛绝，认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衡阳无望”。之后，又刊发了湖南学联进行重组时发表的重组宣言：段祺瑞、张敬尧祸国殃民，“任彼佥壬，植党营私，交相为病，愈昏如醉，倒行逆施，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菅人命，蹂躏民权，置人民于无何有之乡，唯一己之骄奢之纵。长此以往，后患何堪”的文章并广为散发。这实际上是一篇讨张檄文，更加激发了衡阳人民的“驱张”斗志。
其时，直系军阀第三师师长吴佩孚率军占守衡阳，吴与张敬尧明争暗斗。代表团抓住吴张的鹬蚌相争之机，力主吴佩孚领军北上，压张出湘，实为借军阀之力达到“实力驱张”与“舆论讨张”两管齐下，速达“驱张”之目的。为此，代表团和湘南学联接连组织发动衡阳的工人和学生向吴佩孚请愿“驱张”。
１月９日，衡阳举行“驱张”游行。游行前举行大会控诉张敬尧祸湘之罪，会后由代表团成员２１人率４００多名工人、学生从成章中学出发，高举“驱张”大旗，一路高呼口号，来到吴佩孚驻衡司令部。代表团成员四人及五名学生代表，进见吴佩孚，当面递交“驱张”请愿书。然而，这次请愿活动却遭到北京政府的诬蔑，斥责“学生要求，逾越常轨，所述亦系片面之词”。旋即着令吴佩孚“善为慰遣”。消息传到衡阳，全城学生和工商各界无不激愤异常，旋即举行第二次更为声势浩大的请愿。１月２２日，代表团偕湘南学联代表和女子救国会代表１００多人，再次赴吴府请愿。从上午１１时到下午５时，请愿代表以秦庭之哭，终于敦促吴佩孚答应在即时召开的衡阳军政绅学商各界要人会议上议决：由军政两界联衔电请中央特派专员来衡查办张敬尧的罪行。
３月１２日，经过充分酝酿筹备的湘南国民大会在衡阳雁峰寺前坪召开。代表团团长何叔衡及夏曦登台发表长篇“驱张”演说，到会数万民众无不激奋。大会最后决议发表衡阳各界“驱张”宣言，并通电北京政府撤惩张敬尧，再次敦促吴佩孚将衡阳民众之意愿电达中央。会后，举行规模空前的“驱张”游行，全城迅速掀起“驱张”怒潮。４月２０日，湘南学联又召开紧急会议，通告全市学生实行总罢课，进一步将“驱张”浪潮推向高峰。２２日，全市２０００多名各大中学学生在代表团和学联干事会率领下再次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５月７日，衡阳工人、学生１０００多人又一次在雁峰寺广场前举行“国耻纪念大会”，再次将“驱张”运动推向高潮。大会通过致北京政府电文，强烈提出“张督问题一日不解决，湘中民气一时不静谧，而大局亦难和平。恳钧署当机立断，弭患未然”。衡阳的“驱张”浪潮此起彼伏，驻衡阳督军吴佩孚一方面慑于民众声威，一方面亦欲借民之力取张而代之，遂答应衡阳民众“驱张”的请愿主张。
５月２７日，吴佩孚率部从衡阳北进，由衡阳乘船沿湘江直逼长沙。驻郴州的湘军谭延闿在省“驱张”代表团的斡旋下，也与衡阳的吴佩孚达成默契，吴军退一步，湘军即进一步，随即挥师北进长沙，使张敬尧毫无占地之机。加之张敬尧的军队毫无战斗力，亦无心作战，随即望风披靡。此时，全省各地均掀起了“驱张”浪潮，作恶多端的张敬尧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６月初，被迫率部仓皇逃离湖南。历时四个多月的衡阳“驱张”运动取得胜利。这是一次在省“驱张”代表团指导帮助下成功地发动组织的第一次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是五四运动在衡阳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省“驱张”代表在衡阳展开的革命斗争，不仅为“驱张”斗争取得胜利发挥了主力作用，而且为衡阳地方党组织的创建作了思想、舆论和力量上的准备，也为党成立后所领导的各项重大斗争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驱张”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衡阳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志。
湘南学联在此前后，组织发动了一系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学联所属各校迅即组织发动各地广大学生组成十人团、演剧队、宣讲小组到城乡宣传演讲，唱文明戏，呼吁同胞们团结起来“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其中教唱的“国货歌”在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中国贫，处处受制强邻。割我台湾窥我闽，占据青岛制津京。什么花露水，什么薄荷香，哪一种不是来自东洋人，以货物作刀枪，杀我制我不露锋芒。同胞呀，同胞呀急心肠。用我国货，抵拒外商，这就是救急良方，切莫忘”。号召广大民众自觉地起来抵制日货。
与此同时，各界爱国反帝斗争团体也纷纷建立。６月，衡阳女子救国会在省立三女师成立。７月，各界联合发起成立衡阳“国货维持会”，湘南学联组织成立“学生义勇军”，衡阳工人成立“工人纠察队”。这些爱国反帝团体的成立，以抵制日货为中心的反帝斗争在衡阳以至整个湘南地区全面开展起来。他们组织调查组和学生义勇军到城区各商店查禁日货。１０月２０日，“泰和祥”商号被查出数万元的“仇货”，被衡阳工人和学生当场焚毁，此举震动全省。继而又于１１月９ 日在衡阳县衙前将所查获的鸦片当众焚烧。２５日，工人纠察队又在码头查获奸商王裕成雇用外国保镖偷运到衡阳的日货，结果也于当天下午在太子码头付之一炬。一时间，反帝斗争声浪席卷衡阳城乡。
在耒阳，刘霞、谭衷、陈芬、刘泰等５０多名在外求学的学生回到耒阳后，串连组织起耒阳学联，开展了一系列反帝爱国斗争。城区几所学校的进步师生举行罢课，上街游行，并组织学生“仇货搜查队”到县城各商店搜查，将搜查出来的日货写上“仇货”二字，集中运到耒河东门金牛码头当众烧毁。此后，耒阳成为革命因素最为活跃的地方。
在衡山，学联组织在县城的学生５０００多人，唱着“毋忘国耻”的歌曲，齐集西街南岳行宫，举行维持国货的示威游行和街头演说，广泛宣传提倡国货，共同抵御外侮。学生们还募款集资，用白话文编印反日爱国《通俗小报》，影响巨大。
在常宁、祁东等地村镇也掀起了反日爱国热潮，纷纷展开抵制日货的斗争。
五、 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
２０世纪初，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国内政局岌岌可危，腐败无能的清朝终于寿终正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出现了极其复杂的局面。新文化运动猛然拉开了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变革的帷幕，各种文化、思想和潮流开始了相互碰撞、交流、转换、再造、融合的斗争过程。由于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猛烈抨击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强烈的革命斗争精神，鲜明的阶级性和先进性的思想特征，很快战胜各种思想潮流，被中国的无产阶级所认同，所接受，所掌握，成为中华民族志士仁人探索救国济民的锐利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是以新文化运动在衡阳的展开为基础和前提的。衡阳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廖焕星、夏明翰等就跟随毛泽东开始寻求和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最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成功，又大大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声誉。１９１９年３月，共产国际的建立以及苏俄与中国联系的加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广泛地传播开来。衡阳也就在五四运动之后迅速兴起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方式和传承的载体主要是通过自办报刊，翻印发售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进步社会团体的宣传，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活动家发表文章和演讲的形式进行的。
１９２０年１月１４日，驻衡阳驱张代表团在衡阳创办的《湘潮》周刊刊登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李维汉的《勤工俭学研究发端》一文，第一次向衡阳人民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成功经验，明确指出“这样的改革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现”，并同时发出了中国也必须走俄国革命道路的呼喊。这是在衡阳印发的第一篇直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此外，廖焕星创办的《端风》杂志积极鼓吹新思想和新文化，宣传民主与科学，为衡阳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新的进步思想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湘南学联成立后所创办的《湘南学生联合会周刊》、《湘南学报》、《湘南学生》等进步刊物，刊载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为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此后，全国各地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书报刊大量涌现。于是，衡阳大量翻印和发行销售这些新书报刊，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在衡阳传播的一条重要的渠道。发行这些书报的主要阵地是衡阳宝华书局和衡阳文化书社。
衡阳宝华书局是最早发行这些新书报刊的书局。该局设在城内的布政街(现为中山北路)。是一个正规的书店。最初售卖一些为数不多的新文艺刊物，后来逐步销售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方面的书刊，诸如《共产主义ＡＢＣ》、《社会主义史》、《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湘江评论》等书刊。１９２１年前后，已经开始发行大量的新书报刊，最多时达到２００多种，主要来自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等地。为扩大新书报刊的发行，宝华书局随即在青年进步学生集中的省立三师、三中、三女师、三甲工等学校开设了新书报刊贩卖点，大量经营销售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新书报刊。该书局的工作人员廖承儒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编写了一本以阐述社会进化发展规律为内容的《社会进化简史》，由书局出版发行。这对加速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衡阳文化书社对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作了许多的实质性工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和高度。１９２０年８月，毛泽东在长沙发起，并联络省会各界知名人士组建成立了旨在广泛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书社。毛泽东在亲自起草的《文化书社缘起》一文中明确指出“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办法把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推介给湖南读者。长沙文化书社创立后，毛泽东随即指示衡阳创办文化书社分社。各地的分社，并不是长沙文化书社直接来办，而是帮助各地的同志在各自的地方创办起来。于是，衡阳省立三师进步师生屈子健、蒋啸青、彭彰达、唐鉴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联络原学友互助会的蒋先云、黄静源等一大批进步青年，自筹资金，就在三师学校门前的一间１０平方米的小屋里开设了“书报贩卖部”。主要销售从长沙文化书社运来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托尔斯泰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等新书报，还有廖焕星从武汉利群书社带来的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刊。“书报贩卖部”由三师学生蒋先云、黄克诚先后担任经理。每当学生下课及休息时间，书报贩卖部就被挤得水泄不通，师生们争相购阅新书报刊。小小的书报贩卖部很快就成了进步师生接受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
１９２１年３月２０日，屈子健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三师的书报贩卖部更名为“衡阳文化书社”。推选三师学生贺恕、李恒青为书社经理，负责书社管理和推销新书的工作。为了扩大销售面和影响，进一步满足读者求得新知的强烈愿望，衡阳文化书社一成立，就在报纸上作宣传，刊登书社成立启示。另一方面迅即派人分头到衡阳各校及湘南各地设立新书报贩卖部。办得很有影响的是三师学生唐朝英、李祖连在嘉禾建立起来的书报贩卖部。他们除在衡阳文化书社购进新书报刊销售外，还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和读者的要求，把供不应求的《向导》、《新青年》等刊物用油印的办法翻印给读者，深受欢迎。到１９２３年７月止，衡阳文化书社在湘南各地诸如宜章、郴州、永州等地设立像嘉禾这样的书报贩卖部共有１０ 多家。他们不仅销路广，而且发行快，新到的书报杂志，在短时期内就销售一空。随着书报贩卖部的发展和读者的不断增加，仅在长沙文化书社一家购进的新书报刊已经远远满足不了读者的要求。衡阳文化书社的工作人员屈子健、蒋啸青、黄和钧、唐朝英等人便利用同学及好友关系，与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革命团体和进步的出版机构取得联系，将新书报刊购回衡阳销售。这些从省外调进的新书报刊有《新俄国之研究》、《俄国革命纪实》、《国际劳动运动史》、《女子参政之研究》、《人生意义与价值》以及《晨报》、《前锋》、《赤光》、《先驱》、《少年中国》、《每周评论》、《时事新报》等２００多种。由于衡阳文化书社的努力，衡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书报刊不但品种多，而且销量也比较大。仅三师书报贩卖部月销新书报刊杂志就达１０００多份。新书报刊的发行，为衡阳人民从理论上认识并接受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在发行新书报刊杂志的同时，毛泽东等先进的已经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和早期的革命活动家就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衡阳。由于衡阳在历史上形成的战略地位和衡阳人民具有的光荣革命传统，早期到衡阳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从事革命活动的革命家很多，主要的代表人物有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李维汉、何叔衡、李达、张秋人等。他们基本上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通过互通书信，撰写发表文章，集会演说等方式向衡阳的进步师生、工农群众传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常识，宣传革命真理，使衡阳人民从此逐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革命武器。
在衡阳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革命先驱恽代英。他在１９１７年就派廖焕星回到衡阳成立了新城端风团，创办《端风》杂志，宣传新思想、新文化。１９２０年夏，又利用学校放暑假的机会，由廖焕星陪同，以“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身份来到衡阳，直接深入到衡阳各地的学校、工场、矿区调查研究，传播革命思想。翌年初春，他又正式受三师聘请任该校国文教员。在衡阳任教期间，广泛接触衡阳各界人士，宣传革命真理，传播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影响很大。可以说他是在衡阳播撒马克思主义种子的第一人。
革命先驱邓中夏在１９１７年考入北京大学之后，旋即结识了在北大任教的李大钊，并从此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由于他与衡阳学界的蒋啸青、蒋育寰、谢晋、屈子健、廖焕星等人有着深厚的个人交谊，因此，常用书信的方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学习心得。并且利用寒暑假回宜章的机会，常在衡阳停留，向友人直接宣讲马克思主义的学说。１９２１年１０月，他积多年学习之心得，发表的《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比较》一文，有力地鞭鞑了盛其一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衡阳的知识界以及工农群众中引起很大反响。
１９２０年１月，何叔衡率省“驱张”代表团到达衡阳，在衡领导“驱张”斗争达半年之久。在此期间，何叔衡利用领导“驱张”斗争的机会，广泛发表演说，在他主编的《湘潮》杂志上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驱张”的战场同时又是他在衡阳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宣传革命理论的阵地。许多文章在衡阳人民中广为传播。
当时，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李维汉在《湘潮》周刊上发表的《勤工俭学研究发端》一文的影响尤为突出。
李维汉又名罗迈，湖南长沙人。１９１８年和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１９１９年赴法国勤工俭学。１９２１年，同周恩来、赵世炎等酝酿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组织。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在八七会议上同瞿秋白、苏兆征等组成中共临时中央局。
李维汉在该文中不仅明确提倡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理，阐述了在阶级社会中存在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等各种不平等现象的根本原因。“现今社会所以有的一切的不平等，都带有十分或九分的经济压迫”。他同时以热切的笔调写道：“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凡是封建的遗物，如那些军阀、地主、资本家一概扑灭之，以组织世界经济，这样的改革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现”。为了号召中国向俄国学习，他进一步表达了对中国知识青年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热切愿望，号召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为着解放的事业而奋斗。“我愿中华民族的青年男女互相携手，从事于新生活之创造，我愿中华民族的工人农人联合起来，谋生活之解放和人格思想的增进，我愿中华民族的男女学生打破知识阶级，牺牲着部分时光，做那农人工人解放的事业”。该文激励许许多多的衡阳热血青年走上了为无产阶级求解放的革命道路。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在日本求学的时候，就开始接受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了。李达是到衡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著名革命家之一。李达，湖南永州人。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后，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０年夏与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上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主编《共产党》月刊，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中共一大代表，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毛泽东曾当面称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他自己曾这样说：“我们还是初步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和对苏俄的向往”。在湖南自修大学任教时，就曾多次来到衡阳宣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由于他有些像列宁的模样，又经常演讲列宁的思想学说，所以，衡阳的许多学生和工农群众将其亲切地称之为“我们的列宁老师”。
早期革命活动家在衡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的影响最为突出，其发挥的作用无疑也是最大的。他在筹建中共组织最初的二年之内曾到衡阳作了多次很有影响的演讲，是在衡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卓著功臣。
１９２０年１０月下旬，毛泽东在夏明翰的陪同下，乘船由长来衡。到达衡阳后，随即深入到三师、三中、三女师、三甲工等学校，详细调查了解衡阳开展新文化运动和基层普通工农群众的生活、工作、学习、思想情况。在三师一间普通的教室里，毛泽东对３００多名满怀救国热情的进步师生作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问题》的演讲。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历代农民起义进行了深刻剖析，对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人作了科学的评价，热情的赞扬历次反对封建王朝的农民革命战争。在中国历史上，正因为有了不断的农民革命起义造反，才推动了封建王朝的不断更替。不幸的是，旧的封建王朝覆灭后，代之而起的是新的封建王朝的建立。这就是历次农民革命战争留给我们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对此，毛泽东一针见血的指出，历代的农民起义因为没有一个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结果都失败了。于是，他大声疾呼，要唤起民众，必须建立起工人阶级的政党。
１９２２年４月２９日，毛泽东在夏曦、张平之的陪同下又一次来到了衡阳。在三师的风雨操场，毛泽东对１０００多名师生发表以《社会主义》为题的演讲。
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等问题，从理论到实践，条分缕析，明晰透切。并且对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了无穷的批驳，认为这些主义都是非科学的空想的反动的。毛泽东十分明确而肯定地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在我们中国只有实现了这种社会主义，才能够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号召青年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抵制和批判其它各种反动思想，为在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而奋斗。毛泽东的这次演讲长达２个多小时，聆听的师生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坚定了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信念。５月１日，衡阳学界各个学校的进步师生和各界人士在浮桥公所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又在会上作了《马克思生平及其艰苦奋斗简史》的报告，详细介绍了革命导师马克思的生平事迹及其理论学说和政治主张。衡阳不少热血青年听了毛泽东的报告深受教益，感慨万千。许多的青年学生听了报告后当场发表感想演说。
屈子健后来回忆说，毛泽东的报告真是让人热血沸腾，他听了后立即就发表了个人的感想。他说：“今天听了毛泽东的报告，进一步认识了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人民的大救星。我们遵循着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方向前进，就一定可以达到彼岸，进入快乐幸福的大同世界”。对于毛泽东的这次演讲，当年在三师读书的张际春在后来写的《伟大的启蒙和教诲》一文中作了详尽的追记：“１９２２年的一个晴朗的日子，请毛先生向我们作学术演讲，他首先执起一支粉笔在黑板上书写了社会主义字样的题目。说许多青年同学们希望在改造社会方面做些事情。但是，要改造社会必须要有一种正确的远大的理想，有了这种理想然后才能够坚定地为实现这种理想而奋斗，才能够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理想。毛泽东演讲大约二小时。这一次的演讲对三师同学来说，不是一般的演讲，而是一次中国大革命实践前夕的伟大的启蒙和教诲”。毛泽东的这次演讲对衡阳青年学生及衡阳的革命斗争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会后，毛泽东又与蒋啸青、屈子健等人亲切交谈，教导他们“参加革命意志要坚决，要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国内外时事，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行动。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随时随地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承担重任，不走错方向”。毛泽东语重深长，对衡阳青年寄予厚望。这次演讲后随即返回长沙，并指示衡阳可派人参加省立第一师范在５月５日举行的纪念马克思诞辰１０４周年大会。毛泽东在此次集会上又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中国》的演讲，参会的衡阳学生代表又很快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传播到衡阳。
此时，由于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广泛传播，对衡阳人民已经产生了深深的震动和影响，尤其是那些早期接受并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的进步革命师生纷纷走上革命道路，不仅开始革命的斗争，而且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参与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中来。
彭粹夫系湖南邵东人，１９１５年考入湖南法政学校，毕业后，任《民治报》编辑。１９２１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冬受毛泽东、何叔衡委派来衡阳省立三师任国文教员。彭在听了毛泽东的演讲后，就开始在进步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三师学潮后，受国民党反动派通缉，被迫离校，在长沙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编辑进步刊物。
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钻研，撰写了《我们为什么主张马克思主义》一文发表。此文深刻地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透析了其根源所在，号召“中国的无产阶级，应该赶快步俄罗斯的后尘，向马克思主义的路上求解放去”，“我们的主张，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这是一篇在衡阳城乡乃至整个湖南都产生了强烈反响的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文字，后被长沙《大公报》予以转载。
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极大地促进了正在蓬勃兴起的学生运动的广泛开展，广泛开展起来的学生运动又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并逐步打开了与正在兴起的工农运动相结合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成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指南。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生运动、工农运动的紧密结合，在斗争实践中涌现和锻炼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和工农活动骨干，为衡阳早期地方党组织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大大加快了地方党组织建立和发展的步伐和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