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前党在境内的主要活动 1
          （1921年7月～1949年9月）
第一节　 党组织早期在境内的革命活动 1
一、五四运动在境内的影响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潮在境内的涌起 2
二、毛泽东多次来衡阳指导党组织建设，湖南三师建立第一个党小组和成立第一个党支部 5
三、中共湘南地方执行委员会和中共衡阳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建立及在境内的活动 9
四、境内党组织积极组织民众支持北伐战争 14
五、衡阳“沁日事变”及中共湘南地方执委在雁峰山、接龙山的革命活动 15
第二节 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组织境内民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 19
一、在抗日救亡中恢复和发展党组织 19
二、唤醒民众，组织抗日救亡，支援抗日前线 20
三、积极参与组建衡阳抗敌后援会 20
四、开展统战工作，加强国共合作 21
五、创办报刊书店，积极宣传抗日 23
六、开展战时服务，组织募捐献金 25
七、党组织在衡阳抗日保卫战中发挥积极作用 27
八、日本侵略者在境内的暴行纪实 31
第三节 党组织在解放战争时期组织境内民众进行革命斗争 34
一、恢复和发展境内党组织 34
二、组织学生开展爱国民主运动 35
三、组织工人进行罢工斗争 38
四、组织文化新闻界开展革命活动 46
五、策反国民党衡阳市政、特、军各部和平起义 53
六、组织各界民众保护电讯、银行及护厂、护校、护桥、护路、保产的斗争 59
七、衡宝战役及衡阳解放 70
第二章 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75
        （1949年10月～1956年9月）
第一节 中共城南区地方组织成立，民主建政巩固政权 75
一、建立区公所、区人民政府、区人民委员会 76
二、中共城南区工委、城南区委成立 77
三、第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城南区人民代表大会 78
四、建立工、青、妇群众团体 79
五、废除保甲制度，建立街乡政权 80
第二节 整顿社会秩序，巩固人民政权 81
一、筹粮、筹物支援前线 81
二、镇压反革命，取缔会道门 82
三、禁毒、禁娼、禁赌 84
四、妥善处理境内“丐帮” 87
五、宣传贯彻《婚姻法》 89
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 90
第三节 进行新民主主义改革 91
一、宣传和实行土地改革 91
二、宣传及推进城镇民主改革 92
三、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96
第四节 加强党的建设，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施“一五”计划 99
一、宣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施“一五”计划 99
二、进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01
三、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01
四、改造和调整文化、教育事业 102
五、改造和调整医疗、卫生事业 103
第五节 整党与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一次党员大会、第一区人民代表大会 104
一、解放初期境内党组织的整顿与发展 104
二、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一次党员大会 105
三、衡阳市第一区(城南区)首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 106
第三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曲折探索前进 107
        （1956年9月～1966年5月）
第一节  贯彻“八大”路线，巩固发展经济 107
一、学习和贯彻党的“八大”路线 107
二、巩固和发展区、街、乡经济 108
第二节 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 110
一、党内整风运动 110
二、反右斗争及其严重扩大化 112
第三节　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 114
一、大跃进 114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 117
三、开展反右倾斗争 119
第四节　贯彻八字方针，恢复发展国民经济 120
一、贯彻中央《十二条》，开展整风整社 121
二、救灾渡荒，治病解危，解散公共食堂，撤消人民公社 121
三、压缩城镇人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22
四、调整工、商业，调整教育、文化、卫生事业 123
五、放开集贸市场 125
第五节　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顿党的组织 125
一、开展“四清”运动 126
二、结合运动学“毛著”、学雷锋、学大庆 128
三、建立和整顿党的基层组织 128
四、陶铸视察回雁峰，倡议建公园 130
第四章 十年“文革”内乱，艰难曲折发展 131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在境内展开 131
一、中央《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在区内贯彻实施 131
二、红卫兵运动兴起和造反派组织成立 133
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35
四、造反派夺权与“三支两军” 136
五、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 137
第二节　 区、街建立革命委员会 139
一、城南区成立革命委员会 139
二、城南区基层组织纷纷建立革命委员会 140
第三节   斗、批、改运动 140
一、传达贯彻党的“九大”会议精神 141
二、开展革命大批判 141
三、清理阶级队伍和“五一六”分子 142
四、开展“一打三反”运动 143
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工宣队进驻学校 144
六、整党建党 146
七、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二次党员大会 147
八、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罪行 147
第四节 　在艰难中发展区街经济  促进人防战备工作 150
一、发展区、街经济，广泛开展“工业学大庆”活动 150
二、贯彻“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大量兴建人防工事 151
三、贯彻“全面整顿”的方针 153
第五节 “反击右倾翻案风”，“文化大革命”结束 155
一、“反击右倾翻案风” 155
二、粉碎“四人帮”帮派势力，“文化大革命”结束 157
第五章　拨乱反正，党的工作重点转移 159
         （1976年10月～1982年12月）
第一节 揭批“四人帮”，经济和社会事业在徘徊中发展 159
一、揭批“四人帮”的反党罪行 159
二、深入开展“一批双打”运动 161
三、整党整风，整顿领导班子 163
四、群团组织得到恢复 164
五、全区经济和社会事业在徘徊中发展 165
第二节 全面拨乱反正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 166
一、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166
二、开展真理标准讨论 167
三、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平反冤假错案 169
四、恢复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170
五、实行工作重点转移，落实新“八字”方针 171
第三节　整顿党的组织和区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 172
一、学习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 172
二、全面整顿党组织 173
三、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三次代表大会 175
第四节 加强区街政权建设，区街工作全面发展 179
一、加强街道和居委会党组织建设 179
二、恢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区级政权建设得到了加强 180
三、对区、街机构调整和充实 181
四、加强法制建设，促进安定团结 182
第五节 调整国民经济，区街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迅速发展 183
一、区街经济和社会事业迅速发展 184
二、狠抓综合治理，城市管理工作取得了新进展 185
三、科学、教育、文体事业较大发展 185
四、民政优抚和人防工作取得新成绩 186
第六章　改革开放全面推进 189
        （1983年1月～1991年12月）
第一节 全面开展整党，加强党的建设 189
一、全面部署整党 189
二、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建设 192
三、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193
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193
五、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194
六、加强党管武装工作 195
七、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96
八、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四次代表大会 198
第二节 机关机构改革，建立、健全制度 200
一、进行机关机构改革，实行党政职能分开 200
二、调整各级领导班子，改革干部制度 200
三、调整和整顿居委会，建立三项制度、五项职责 201
四、整顿机关作风，搞好“三个服务” 202
第三节　完善人大，设立政协 203
一、召开八届人大会议 203
二、设立城南区政协 204
三、加强统一战线 204
第四节　启动区街企业经济体制改革 206
一、区街企业经济体制改革，顺利完成“六五”计划 206
二、巩固改革成果，完善经营承包责任制 207
第五节　加强法制建设， 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208
一、设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构 208
二、开展“一五”普法教育，实施“依法治区” 209
三、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 210
四、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五次代表大会 213
第六节　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完成“七五”计划 214
一、开展形势教育，奠定理论基础 215
二、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 216
三、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 完成“七五”计划 219
第七节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强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221
一、李鹏视察境内钢管厂和天马山居委会 221
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221
三、加强纪检监察工作，纠正不正之风 224
四、召开城南区第九届和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224
五、召开政协城南区第二届、第三届委员会会议 225
六、召开城南区政协工作会议 225
七、加强对工青妇的领导，发挥群众组织作用 226
八、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 228
 
第七章　贯彻“南方谈话”，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32
     （1992年1月～2001年5月）
第一节　学习和贯彻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 232
一、学习贯彻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 233
二、学习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 234
三、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 235
第二节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宏观管理体制改革 236
一、推行机构改革和工资制度改革 236
二、实行公务员制度 238
三、加快宏观管理体制改革 239
四、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七次代表大会 241
第三节　深化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 243
一、 区街企业改革、改组、改制 243
二、大力引进、扶持和发展民营经济 245
三、建设现代市场体系，开展招商引资活动 246
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248
第四节　进一步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248
一、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248
二、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政治协商制度 249
三、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工商联参政议政作用 249
四、加强民族宗教和涉外联谊工作 250
五、扩大基层民主，居委会自治直选 251
六、加强群众组织建设 252
第五节　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 254
一、开展“二五”、“三五”普法 254
二、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开展各种专项斗争 256
三、实行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创建治安模范单位和共建“安全小区” 258
四、揭批邪教组织本质，坚决取缔“法轮功” 259
五、建立“三级调解网络”， 百乡千村创“四无” 260
第六节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 261
一、从教育培训入手，加强党的干部建设 261
二、从开展“三讲”教育入手，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262
三、从增强基层活力入手，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264
四、从完善廉政建设入手，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264
第七节　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266
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 266
二、推动全区各项工作全面发展 266
第八章 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进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 269
       （2001年5月～2006年7月）
第一节 调整行政区划，优化城区政府职能 269
一、城区行政区划调整，成立雁峰区 269
二、优化城区政府职能 271
三、中共衡阳市雁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271
第二节 进一步推进机构改革，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 274
一、区直机关、街道机关机构改革 274
二、乡、镇党委换届，乡级机关事业单位机构改革与人员分流 276
三、组织实施村（居）委会体制改革 277
第三节  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78
一、开展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活动 278
二、学习和宣传党的十六大精神 280
三、雁峰区第一届人大、政协会议召开 281
第四节 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狠抓党建工作 281
一、加强纪检、监察工作 281
二、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282
第五节  “三农”工作规划调整，着力推进农业产业化 283
一、农业结构调整 283
二、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84
第六节  狠抓“两个文明”建设，确保区域经济、社会事业新发展 289
一、区域经济发展再上台阶 289
二、社会事业不断发展 290
三、社区建设出特色 291
第七节　实施“园区带动战略”和中共雁峰区第二次党代会召开 292
一、实施“园区带动战略” 292
二、中共衡阳市雁峰区第二次代表大会 294
第九章 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平安、小康、和谐雁峰 297
        （2006年7月～2011年7月）
第一节 加强党建工作，“先进性教育”创典型 297
一、学先进、争先进，李春华舍已救人创典型 297
二、雁峰区第二届人大、政协会议召开 299
三、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 300
第二节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开展为民办实事活动 303
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303
二、开展为民办实事，创建“和谐雁峰” 304
第三节　工业、农业、商贸、金融飞速发展，区域经济逐年增长 306
一、工业集聚区的发展和强力推进，重点产业做大做强 306
二、大力发展新型高效农业，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308
三、商贸、金融飞速发展 311
四、区域经济逐年增长 312
第四节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313
一、文化、教育、体育事业提质创优 313
二、科技、卫生事业发展加快，计划生育工作成绩突出 318
三、城乡建设日新月异，城管、环卫体制改革完成 322
四、社会保障事业飞速发展 324
五、抓“生态”，促“环保”，加快交通布局和旅游业发展 325
第五节 中共衡阳市雁峰区第三次代表大会 327
一、中共衡阳市雁峰区第三次代表大会 327
二、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增强四感、把握四总、建设四区” 330
后记 333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前党在境内的主要活动

(1921年7月～1949年9月)
 
雁峰区历史悠久,早在夏商以前的远古时代,境内就已成为人类征服自然的社会活动场所｡相传大禹治水来到衡岳,其足迹遍及雁峰山、岳屏山、湘江及蒸水、耒水两岸｡据史料记载,区境秦属长沙郡；汉属荆州；三国时先属蜀衡阳郡临丞县,后属吴；隋,临丞县并入衡阳县；唐,临丞县更名为临蒸县；宋,区境属荆州湖南路衡阳郡衡阳县；清,属清泉县；民国初年,并入衡州府,后属衡阳县｡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境内便有了党的活动｡1921年10月,毛泽东来到衡阳,亲自发展了第一批中共党员,建立了衡阳第一个党小组,接着又创建了衡阳第一个党支部｡衡阳党的组织成立之后,立即成为指导衡阳乃至整个湘南地区开展建党活动的中心｡衡阳的一大批党员和骨干被委派到湘南各地,点燃了湘南的革命烈火｡在大革命时期,中共衡阳地方党组织领导英勇的衡阳人民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境内党组织不怕流血牺牲,发动群众,展开各种革命斗争活动｡在抗日战争时期,境内党组织得到重建,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解放战争时期,境内地下党组织开展工运、学运,领导广大工人、教师和各单位职工开展护厂、护路、护校、护局斗争和策反运动,为解放衡阳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在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境内的共产党人经过了几多生与死的考验,党组织经过了几番血与火的洗礼｡他们以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革命英雄主义的历史篇章｡

第一节　 党组织早期在境内的革命活动

衡阳在全国是较早点燃革命烈火的革命老区之一,是湘南地区早期革命活动的策源地和大本营｡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10月,毛泽东来到衡阳,亲自点燃了衡阳革命的火炬,亲自培养了第一批革命青年,组织了衡阳的第一个党小组,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衡阳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与衡阳革命思潮相结合的产物｡中共衡阳地方组织成立后,积极开展工农群众运动和学生运动,同地方封建势力、官僚资本势力及一切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以后境内开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为境内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和支持北伐战争,为国民革命的胜利推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五四运动在境内的影响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潮在境内的涌起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很快就在衡阳人民特别是先进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影响,它为湘南学联的成立和五四运动在衡阳的蓬勃展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18年1月,在武昌湖北外国语专门学校求学的衡阳学生廖焕星(进步团体互助社和利群书社成员)利用寒假之机,从武昌回到衡阳,联络衡阳学生廖砚秋、蔡耀昆、黄俊章、刘平原等人,成立了衡阳最早的进步团体——新城端风团｡他们创办发行了衡阳最早的进步刊物——《端风》｡其发刊词宣称:“以革新风俗,为促进完善自治之资”,“以改造社会,为增益家国文明之助”｡它鲜明而激烈地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积极鼓吹新文化,宣传民主与科学｡端风团的成立,标志着衡阳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为衡阳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打开了一个窗口｡
1919年5月4日,北京首先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和支持｡“五四”运动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毛泽东以湖南为基地,以新民学会为核心,组织和领导了湖南各阶层人民投入“五四”运动,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高潮,特别是衡阳人民为之热烈响应｡5月9日,“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第四天,在北京直接参加了“五四”运动的湘南学生邓中夏(湘南宜章人)、廖书仓(湘南永兴人,衡阳湖南三师毕业)、倪品真(衡阳人,衡阳湖南三师毕业),及时把北京开展“五四”运动的详情传到衡阳,“希望组织支援”｡当时,毛泽东在长沙以新民学会为核心,已经组织了湖南各阶层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支援“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活动｡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衡阳人民群情激奋,当即由衡阳学生带头发起组织声援｡在三师学生蒋先云和三甲工学生夏明翰等等爱国学生的组织策划下,衡、永、郴、桂四州所属24县的整个湘南的各地教育会、各个学校、各个工商联合会,于5月15日在衡阳发出了《衡永郴桂各界请办卖国贼电》,强烈要求释放被捕的爱国学生,“并置卖国贼曹、章、陆等于法,以谢天下”｡
“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就是使中国人民选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广大人民认识到,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并为之奋斗｡这样,就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5月28日,北京学联代表邓中夏、倪品真回湘,配合毛泽东、彭璜等在长沙组织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在全国学联和省学联的影响下,衡阳学界精英人物夏明翰、蒋先云、黄静源等组织湘南24县的重点中学于6月7日在衡阳成立“湘南学生联合会”｡湘南学联成立后,即成为湘南地区学生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指挥、协调、统筹湘南所属24县的学生联合会的工作｡境内船山中学、成章中学为湘南学联成员单位｡这两所中学的学生积极参与湘南学联组织的声援北京“五四”运动、要求惩办卖国贼等一系列活动,以后又积极投入湘南学联组织的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湘南学联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不同凡响的革命活动｡第一次活动就是声援“五四”运动,通电北洋军阀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严惩国贼,力争国权,不得在巴黎和会上屈辱签字｡紧接着,学联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宣传讲演,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罪恶｡同时,学联还与各界紧密联合,积极行动,为共同抵制日货与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组成国货维持会,推举夏明翰的祖父夏时济为会长｡他们深入不法奸商的货场、仓库、店堂、铺房,严格清查日货｡对查出的日货,一律加盖“仇”、“劣”字样,立即烧毁｡衡阳南正街(今中山南路)泰和祥洋货店,财大气粗,不但经营大宗日货,而且蔑视、抵制清查日货,与学生为难,甚至与学生对着干,激起了广大学生的愤怒｡10月20日,夏明翰带领学生队伍,清查了泰和祥洋货店,将查出的日货尽行焚毁｡此次义举震动全省,湖南《大公报》对此作了报道｡11月9日,爱国学生又将查获的鸦片在衡阳县衙前当众焚毁,大快人心｡25日,工人纠察队在泰梓码头查获奸商王裕成雇用外国保镖偷运到衡阳的日货,当即便在泰梓码头付之一炬｡学联和各界爱国人士清查、焚毁日货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各界人民群众的支持,特别是衡阳市全体码头工人的大力支持,装运日货的船靠不了岸,卸不了货,有效地抵制了日货的入侵｡一时间,日货绝了迹,日船没人坐,日本人经营的轮船也被迫停开｡以反日为主的反帝的声浪席卷衡阳城乡。1921年5月18日,太和成、集美成、松茂成三家奸商带几船“仇”货在城南珠琳码头靠岸,并预先纠集300多个打手,手执武器,埋伏近处,见学生前来检查,一拥而上,围打学生。但不到一刻,刘泰就带领成章中学及各校学生,汇合各界民众赶到,驱散歹徒,追查凶犯,并烧毁“仇”货｡当日,《北京晨报》报道说:“衡阳市面上的“仇”货差不多绝迹了｡”
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直接影响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湖南的利益,同时也动摇了湖南督军张敬尧在湖南的反动统治｡于是,日本帝国主义遂与张敬尧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用武力威胁和迫害民众,尤其是把湖南学联、特别是湘南学联的爱国学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疯狂镇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张敬尧以此讨好日本帝国主义｡
1919年9月至年底,毛泽东、何叔衡等联络发动湖南教育界、新闻界进步人士,团结各界人士,发起“驱张”运动｡衡阳是湖南“驱张”的重要阵地,为“驱张”斗争的胜利,衡阳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0年1月2日,按照“驱张”计划,何叔衡、夏曦、易培基、罗敦伟、熊哲飞、匡务逊等33人组成“驱张”代表团抵达衡阳｡代表团来衡后,首先联络湘南学联,与学联的夏明翰、蒋先云等联合调查了张敬尧在衡阳犯下的一系列罪行｡其中查出了张敬尧勾结美国慎昌洋行太平实业公司拍卖水口山矿产以饱私囊的重大罪行,引起了衡阳人民的愤怒。同时,代表团广泛发动组织衡阳学界和广大工人、市民开展“驱张”运动｡
为了更好地激发衡阳广大市民的“驱张”斗志和参与热情,代表团在衡阳学宫街(今先锋路)创办了《湘潮》周刊,以此为载体揭露张敬尧荼毒湖南人民的罪行｡《湘潮》周刊创刊号首先刊发了各界控诉张敬尧自1918年出任湖南督军之日起,所犯下的纵兵劫掠、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摧残教育、暗害公民、钳制舆论、私加盐税、勒索军饷、伪造选举等十大罪状,激起各界人民对张敬尧的的深恶痛绝,认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衡阳无望”｡不久,《湘潮》周刊又刊发了湖南学联的文章,揭露段祺瑞、张敬尧祸国殃民,“任彼佥壬,植党营私、交相为病、愈昏如醉、倒行逆施、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菅人命、蹂躏民权”,更加激起了衡阳人民的“驱张”斗志｡
1月9日,衡阳举行“驱张”大游行｡游行代表团在雁峰寺前坪举行了一次各界民众参加的集会,控诉了张敬尧祸湘的十大罪行｡会后,由代表团成员21人率400多名工人、学生从成章中学出发,高举“驱张”大旗,一路高呼口号,来到吴佩孚驻衡司令部,晋见吴佩孚,当面递交“驱张”请愿书｡
3月12日,经过充分酝酿筹备的“湘南国民大会”在雁峰寺前坪召开｡代表团团长何叔衡及夏曦登台发表长篇“驱张”演说,到会数万民众无不激奋｡大会最后决议发表衡阳各界“驱张”宣言,并通电北京政府撤惩张敬尧,再次敦促吴佩孚将衡阳民众之意愿电达中央｡会后,数万民众在代表团的带领下举行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驱张”游行｡衡阳全城迅速掀起“驱张”怒潮｡
4月20日,湘南学联通告全市各校学生自治会实行全市总罢课,进一步将“驱张”浪潮推向高峰｡
4月22日,代表团和湘南学联干事会率领衡阳各大中学校学生2000多人再次举行声势浩大的“驱张”游行｡他们高举“驱张”旗帜,散发“驱张”传单,高呼“驱张”口号,再次引起群情激奋｡
坐落在环城南路旁的成章中学成了湘南学联在城区中心的活动基地。1919年入学的耒阳籍学生刘泰和陈芬等在校组织了“读书会”,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这次“驱张”运动,刘泰以“读书会”成员为骨干,组织成章中学的学生积极上街演讲、游行示威｡刘泰因为领头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在学生中颇具声誉｡湘南学联成立时,他被选为学联的负责人之一｡
5月7日,衡阳工人、学生1000多人又一次在雁峰寺前坪举行“国耻纪念大会”,再一次将“驱张”运动推向高潮｡大会通过致北京政府电文,强烈提出“张督问题一日不解决,湘中民气一时不静谧,而大局亦难和平｡恳请钧署当机立断,弥患未然”｡
衡阳的“驱张”浪潮一浪更比一浪高｡驻衡督军吴佩孚一方面慑于民众团结“驱张”的巨大声威,另一方面他亦欲借民众之力取张而代之,遂答应衡阳民众“驱张”的请愿主张｡在“驱张”代表团的斡旋下,与郴州的湘军谭延闿达成默契后,他于5月27日率部从衡阳水陆并进,直逼长沙｡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在吴佩孚、谭延闿联军的进逼下,在四面楚歌之中,张敬尧的兵毫无斗志,军心惶惶｡张敬尧只得于6月初率部怆皇逃离了湖南｡历时四个多月的衡阳“驱张”运动取得胜利｡
湘南学联作为在五四运动推动下成立的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区域性进步团体,很快就在其周围凝聚了一大批进步的青年学生和具有先进思想的进步人士,带动了衡阳地区及整个湘南地区其他一些进步社会团体的建立｡诸如“学友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心社”、“沙子会”、“马氏学说研究会”、“星期讲演会”、“读书会”等等,这些进步社会团体的广泛活动又为马克思主义及新思想、新文化在衡阳的传播起到了开拓性的辐射作用,迅速兴起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在衡阳积极发行革命、进步书报的主要陈地是宝华书局和文化书社｡衡阳文化书社的工作人员屈子健、蒋啸青、黄和钧、唐朝英等利用各种关系,与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革命团体和进步出版机构取得联系,调入了《新俄国之研究》、《俄国革命纪实》、《国际劳动运动史》、《女子参政之研究》、《人生意义与价值》以及《晨报》、《前锋》、《赤光》、《先驱》、《少年中国》、《每周评论》、《时事新报》等200多种新书和报刊｡新书报刊的发行,为衡阳人民从理论上认识并接受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由于衡阳在历史上形成的重要战略地位和衡阳人民具有的光荣革命传统,早期到衡阳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从事革命活动的革命家很多,主要的代表人物有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李维汉、何叔衡、李达、张秋人等｡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向衡阳的进步师生、工农群众传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常识,宣传革命真理,使衡阳人民从此逐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革命武器｡

二、毛泽东多次来衡阳指导党组织建设，湖南三师建立第一个党小组和成立第一个党支部

早期革命活动家在衡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的影响最为突出,其发挥的作用无疑也是最大的｡他在筹建中共组织最初的两年之内,曾多次到衡阳作了很有影响的演讲,在衡阳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了卓著功勋｡
1920年10月下旬,毛泽东在夏明翰的陪同下,乘船由长沙来到衡阳｡到达衡阳后,毛泽东随即深入到三师、三中、三女师、三甲工等学校,详细调查了解衡阳开展新文化运动和基层普通工农群众的生活、工作、学习、思想情况｡在三师一间普通的教室里,毛泽东对300多名满怀救国热情的进步师生作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问题》的演讲｡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历代农民起义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对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人作了科学的评价,热情地赞扬历次反对封建王朝的农民革命战争｡他大声疾呼,要唤起民众,必须建立起工人阶级的政党｡刘泰去三师听了毛泽东的讲演,思想豁然开朗｡他在日记中写道:“仅靠几个打富济贫的英雄,不可能救民于水火,唯有唤醒民众共同奋斗,才能埋葬剥削制度,而学生是最有鼓动性的力量｡”1921年春,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成章中学最早的团员之一｡
1921年10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衡阳,将心社成员悉数转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并亲自指导建立了湘南地区的第一个团支部——三师支部,黄和钧为第一任团支部书记｡心社成立于1921年2月7日,迟于湘南学联｡但心社的雏形沙子会,却早于湘南学联｡三师是湘南学联的核心成员,心社是核心中的核心,其成员都在湘南学联担任过职务｡
毛泽东这次在三师的活动中,认为心社的宗旨和主张,大体与新民学会相似,都在寻找纯真的同志,参加了一系列实际的革命斗争｡心社的成员已初步具备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有很好的建党基础｡于是,毛泽东首先将那些已有坚定的马列主义信仰、愿意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蒋先云、黄静源、蒋啸青、唐朝英等四人发展入党｡10月下旬的一天夜里,在三师一间简陋的教室里,在昏暗的灯光下,这四位进步师生庄严向党宣誓:“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入党宣誓仪式结束后,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宣告成立中共衡阳早期地方组织的第一个党小组——中共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小组｡黄静源担任第一任党小组长｡
三师党小组的建立,犹如一粒火种撒播在衡阳的土地上,很快就在湘南地区熊熊燃烧起来｡毛泽东在三师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组织之后,他多次指示党、团组织都要着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方针,慎重扩充力量,逐步壮大队伍,并指示党、团员应带领青年积极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深入工矿、农村从事革命活动｡
1922年初,三师党小组又在衡阳成章中学及其他中学发展了刘泰、韦汉、罗严、刘通著等人入党,使更多的青年学生倾向革命,使革命的形势更趋热烈｡
湖南三师的前身是“湖南官立南路师范学堂”,创办于1904年｡在首任监督曾熙倡导的“南学津梁”教育思想影响下,学校在教学方面不断改革,体现了民主和科学精神,学校的校风、校纪、教学质量堪称湖南第一,在全省都有广泛的影响｡“南学”泛指江南历代先贤的先进学术和先进思想,其代表人物包括屈原、周敦颐、王船山等｡“津梁”本指重要渡口桥梁,又作“接引”之解,意为接引天下万物,以供陶铸之需｡曾熙手书“南学津梁”四字制成横匾悬挂在学堂门前,旨在向社会公布学堂的教育思想,表示学堂要培养学生继承和发扬南方先贤的先进学术和先进思想,挽救民族于危殆｡
毛泽东先后四次来三师宣讲马列主义｡早在1920年,他在筹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便首先来到三师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五四运动｡1921年10月,毛泽东第二次到衡阳,建立了党团组织｡1922年4月29日,毛泽东又一次风尘仆仆地来到衡阳,又一次来到三师,在雨操坪以《社会主义》为题作了讲演｡他说:“许多青年对社会的现状不满,希望在改造社会方面做点事情,这是非常好的｡但是,要改造社会,必须要有一种正确的远大的理想,有了这种理想,才能够坚定地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才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最好的最正确的理想是什么呢?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才能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阶级社会的制度,这是一种最好的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的一种理想｡我们青年人应该选择这种改造社会的正确的远大理想,并且为实现这种理想而奋斗｡”毛泽东这次讲演历时两个小时,全场鸦雀无声｡这不是一般的讲演,而是一次中国大革命实践前夕的伟大启蒙和教诲｡5月1日,湘南学联召开了衡阳各校进步师生和党、团员数十人的“五一”纪念会｡毛泽东在这个纪念会上作了《马克思生平及其艰苦斗争简史》的报告,意在帮助广大青年和学生骨干澄清和消除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坚定社会主义信仰,进而决心投身革命｡紧接着,毛泽东在湘南学联秘密召开党、团组织负责人会议,亲自介绍了三师学生高静山等及学生中的一些团员入党｡
1922年8月,毛泽东写信给党中央,要求中央派人加强省立三师党、团建设的领导工作｡经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推荐,中央派张秋人到衡阳秘密从事党、团组织的建设工作｡张秋人博学多才,他在三师一面从事英语教学,一面着手组织整顿｡他在教学中一丝不苟,深受欢迎｡他的工资全校最高,每月120块大洋,上无父母赡养,下无妻儿负担,但他节衣缩食,生活非常简朴,把节余的钱用作党团活动经费,或支援困难同学和社会公益事业｡除了学识、教学水平和热爱学生、对学生高度的负责精神,张秋人那勤劳、睿智和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关心群众疾苦的优秀品德,令人敬佩,也在莘莘学子的心目中成了大家仰慕的师表｡这对他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建设党、团组织,开展革命活动都有很大的帮助｡他通过深入的了解和细致的思想工作,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筹备,1922年10月,中共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支部委员会正式成立,张秋人担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他还兼任衡阳地区团委书记)｡中共省立三师支部成立后,有力推动了衡阳党组织的发展,到1923年初,衡阳境内的党员已有50多人｡于是,张秋人便把衡阳境内的党组织调整,建为三个支部:省立三师的党员为一个支部,书记为黄静源；三中、三甲工、成章、莲湖小学的党员为一个支部,书记是夏明震；其余几所私立学校的党员为一个支部,书记是刘泰。张秋人是三个支部的总负责人｡张秋人把刘泰介绍给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
毛泽东第四次来衡阳,是因为他在长沙与李维汉、夏曦、何叔衡等一起支持谭延闿的“讨贼军”,开展反对赵恒惕的斗争而被赵恒惕政府侦缉,他不得不离开长沙,在赴广东的途中在衡阳停留了数日｡他先后住在三师和湘南学联,接见了三师学生夏明震和三女师学生毛泽建等人,听取了三师党团负责人的汇报｡尔后,他在三师的一间教室里对衡阳地方的100多名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作了时事报告｡
毛泽东的时事报告和各种指示以及对三师学潮的高度评价,大大振奋和鼓舞了三师进步学生的积极性和斗争性｡他们先后选举蒋元斋、夏明震、张凤岗等人为党、团负责人,不断发展党、团力量,整顿党、团组织,积极开展活动｡他们大量购进《唯物史观》、《共产主义ABC》、《学生与政治》、《中国青年》、《向导》周刊等新书、杂志,在师生中广泛传播｡党、团领导下的读书会、文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讲演会、话剧团等组织也都频繁开展活动｡同时,他们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认真总结学潮中的经验教训,注意团结师生大多数,把“驱刘”运动中的“中立派”和“拥刘派”中的许多师生都团结在党团组织的周围,有的人还参加了党组织,成了一名为党积极工作的优秀党员｡这在后来“驱黄”(继刘志远担任三师校长的黄宇周,他也是赵恒惕的忠实走狗)斗争胜利的事实中证明了毛泽东指示的正确｡
1925年8月,毛泽东带着中共中央的指示又一次来到衡阳,在三师听取了湘南执委的汇报后,又在三师侧旁的东山庙(三师共产党员经常活动的地方)召开会议,指示衡阳的党组织将工作重点放在水口山、郴州、耒阳、衡山等地,发动群众,准备武装斗争｡
长沙“马日事变”之后,湘南各县的反动势力(县团防局和土豪劣绅组织的“挨户团”)即向革命政权反扑,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湘南｡省立三师分赴各地的共产党员有的惨遭杀害,但多数党员坚持地下斗争｡中共湘南执委改为湘南特委,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团员立即行动起来,迅速发动群众,举行武装暴动,打击反革命的嚣张气焰,保卫革命政权”｡号令所至,党、团员和革命中坚分子立即行动起来,在整个湘南24个县内,迅速建立了革命武装赤卫队、农民军、工农革命军或游击队｡各县革命武装的领导人,大多数是三师的共产党员｡其中:罗子平、刘禹谟领导的衡阳工农革命军第八师；陈芬、萧觉先领导的衡山工农革命军第十军；刘寅生、周里、黎育教领导的酃县游击队；黄克诚领导的永兴游击队；黄盖善领导的嘉禾农民军等｡特别是耒阳,全县18个乡、区,普遍成立了赤卫团,成员近万人,伍云甫、谢维俊、刘泰、张凤岗、刘文律、伍文生,还有三师校长蒋啸青等分别担任各团负责人｡全县赤卫团总指挥是三师毕业生李天柱,他曾在黄埔军校学习,参加过北伐军叶挺独立团,经历多次恶战,指挥有方,智勇过人｡
1928年4月,三师毕业的刘泰、邓宗海率领的耒阳农军在两天之中冲垮30多个乡、区的挨户团,被誉为“四月冲团”｡伍云甫率领的赤卫团配合朱德的一个连,在敖山全歼敌人一个营,史上称为“敖山大捷”｡革命军将桂系十九军李宜煊师赶出了耒阳｡
据多数的调查资料证明,在白色恐怖之中,湘南各县恢复的中共组织和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主要领导者中有许多是三师毕业的学生｡
总之,从1921年中共的创建时期到1928年的湘南起义,三师的革命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领导下,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他们不仅在革命斗争中起到先锋、模范和桥梁作用,而且建立了各级党、团组织,广泛地深入社会,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各地建立党团组织和革命武装,使革命的烈火燃遍了整个湘南地区｡尤其是在国共合作破裂后,当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时,三师的革命师生没有退缩,而是前仆后继,继续开展革命斗争,有力配合了湘南起义,为井岗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被誉为“湘南共产党策源地、大本营”和“革命的摇篮”｡

三、中共湘南地方执行委员会和中共衡阳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建立及在境内的活动

1924年至1927年的“四一二”之前,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国共联合统一战线,促进了国民革命新局面的迅速形成｡在这场大革命运动中,中共衡阳地方组织得到迅速发展,成立了中共湘南地方执行委员会和中共衡阳地方执行委员会,进一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农、学运各项斗争,掀起了反帝反军阀的高潮,特别是积极参与支持国民革命北伐战争,为推进国民革命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中共湘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建立及革命活动
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确立国民革命是党在当前阶段的中心任务｡在这次大会上,衡阳人朱少连被选举为由九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之一｡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标志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新的革命局面和斗争需要,推动了中共衡阳地方组织的迅速发展壮大,党员人数逐渐增多,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衡阳在湘南革命运动中的中心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因此,中共湘区委对衡阳地方党组织建设也越来越关注,越来越重视｡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也迫切需要加强以衡阳为中心对湘南革命的统一领导｡于是,即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束,国共积极携手合作的大好形势下,中共湘区委书记李维汉即派遣戴晓云、贺恕回到衡阳｡他们根据对湘南革命形势的判断,充分认识到建立湘南地区统一的党的领导机关已势在必行,随即在衡阳开展筹建中共湘南地区执行委员会的工作｡
1924年5月,中共湘区委书记李维汉亲自来到衡阳,了解衡阳筹建湘南执委的情况之后,亲自主持召开党员骨干会议,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共湘南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湘南地方执委),执委成员有戴述人、贺恕、刘泰、罗严等｡戴述人任书记,刘泰、贺恕分管组织和宣传工作｡
1924年9月,湖南省工团联合会负责人郭亮派中共党员王球从长沙回衡阳,从事工人运动｡王球是湖南省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1924年初,郭亮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来衡后,在学宫街筹建衡阳总工会(今先锋路的衡阳市总工会),后担任委员长,同时担任湘南特委执委的工运委员｡他先后组织了码头、建筑、人力车、染织、印刷等13个行业工会,领导全市工人进行了几次强大有力的罢工斗争｡
1925年5月初,王球组织泰梓码头(今雁城路河边)、学宫路码头(今先锋路轮渡码头)等2400多名码头工人举行了罢工｡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20%”｡经过3天的罢工斗争,终于取得胜利｡由于码头工人罢工胜利的影响,6月8日,王球根据湖南省工团联合会的指示,联合湘南学联,组织工人、学生、商人举行全城罢工、罢市、罢课, 万余人云集雁峰寺前坪,集会演讲,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英、日帝国主义制造的青沪大屠杀,声援“五卅”惨案中的爱国同胞｡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还强烈要求督办唐生智于当天向北京政府发出抗议英、日帝国主义的通电｡7月1日,衡阳各界组织“青沪惨案血耻会”｡王球派邱海岚、屈淼澄主管“血耻会”、国货维持部和纠察队的工作,发动广大工人群众开展抵制英、日仇货运动,惩罚了衡阳的许多奸商｡王球把没收的英、日仇货，廉价拍卖,卖得万余银元,全部汇寄上海总工会,救济罢工工人｡
1926年4月,衡州法院基建工程被工贼李栋臣贿包｡王球和邱海岚组织建筑工人向法院请愿,揭发工贼的行贿劣迹,要求法院退包,由衡阳总工会所属建筑工会承建｡法院慑于群众威力和社会舆论,只好登报答应退包｡4月18日,为了追悼北京“三一八”死难烈士,王球组织万余工人游行示威,散发大批声援“北京惨案”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传单｡当游行队伍经过衡州法院后门时,官方县总工会竟派出流氓打手百余人,头扎包巾,手持铁棍刀斧,闯入建筑工人队伍,对其猛烈殴打,当即击伤70余人｡王球和邱海岚即刻组织全城建筑工人大罢工,并抬着受伤工人游行抗议｡全城各行各业工人在王球的发动下,都组织起来声援建筑工人的罢工斗争｡仅东阳渡兵工厂就出动了1000多工人｡全城沸腾,罢工达一星期之久,迫使衡州法院逮捕了肇事凶手｡
1926年7月,戴述人离衡调省工作,省委指派郭亮代理湘南执委书记职务｡郭亮因其他工作变动而不能及时赴任｡8月,省委又派陈佑魁接任中共湘南地方执委书记｡
1926年8月4日,衡阳市总工会筹备处借国民党衡阳市党部礼堂召开首届劳动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70人,代表13个工会、5000余名会员｡应邀来宾有共产党、国民党、国民革命军第一、第二军代表和市民代表共500余人,选举15名执行委员,正式成立衡阳总工会,会址设在学宫街文昌宫(今先锋路)｡王球(中共湘南特委工运委员)任衡阳总工会委员长,刘庚云、罗楚材任副委员长,周兆熊任秘书长(后为向大名),唐朝英任组织部长(后为屈淼澄),肖远恒任宣传部长,侯碧兰任女工部长,莫逆任工人纠察大队队长,唐实任副队长,向守谦任工人运动讲习所所长｡同时还设有交际部及调查部,部长任命不详。
1926年10月6日,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团来衡阳视察工会工作｡是月,衡阳总工会召开第二次劳动代表大会,选举王球、刘庚云、杨兆奎、肖远恒、王筱楼、凌俊、彭燕臣7人出席湖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代表衡阳35个产业、行业工会所属
305个基层工会、19407名会员｡12月1日～27日,湖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王球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提案审查委员,主持13、16、18、25日的大会,并向大会作《衡阳工运报告》,报告称:“衡阳已组织35个工会,有工人(会员)4万余人,尚有7个工会正在组织”。大会最后选举湖南省总工会执行委员,王球获390票,名列第三,当选为湖南省总工会执行委员｡王球根据当时衡阳大批手工业工人失业的问题,提出手工业组织生产合作社的建议,受到大家的热烈赞同｡会后,王球即以染织业为试点,把城内50多家分散的染织作坊组成衡阳染织业生产合作社,吸收680多个失业工人参加,既解决了手工业工人失业的问题,又使生产得到发展,这是衡阳工运史上的一大创举,也是王球对衡阳工运所作的重大贡献｡在大力发展工会组织的同时,王球还亲自主持建立了一支3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并从中选出150个青年工人,组成城防治安队,由屈淼澄任队长,把当时的衡阳治理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保护了衡阳的经济发展｡
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之后,中共湘南地方执行委员会改为中共湘南特别委员会(简称湘南特委),中共中央任命毛泽东、郭亮、夏曦、任卓宣组织湘南特委,由毛泽东任书记｡9月,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陈佑魁、周鲁等人受命重组湘南特委,陈佑魁仍然担任书记,同时兼任湘南24县游击队总指挥之职务,统筹指挥湘南暴动｡不久,中共湘南特别委员会又根据省委指示,改名为中共湘南特别行动委员会｡
中共湘南地方执委隶属于中共湘区委员会领导｡湘南执委机关始设蒸湘中学,1926年8月迁濂溪祠,1927年迁莲湖中学,5月迁境内接龙山｡接龙山便成了湘南革命指挥中心。特别是在白色恐怖之中，湘南执委(湘南特委)统筹指挥了多次武装暴动,震动了湖南｡1928年湘南起义之后,湘南特委机关及湘南游击总指挥部才从境内接龙山迁往郴州｡
湘南执委(湘南特委和湘南特别行动委员会)机关在境内接龙山的时间约10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斗争特别激烈,特别是中共中央在汉口举行“八七”会议,精神传达到衡阳后,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立即在各地组织了“暴动队”｡1928年1月20日,陈佑魁、王球率领工农武装,在衡阳城郊发动“年关暴动”,并逐步发展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七、八、九、十师等工农革命武装｡此后,湘南特委迁到郴州,紧密配合、积极支持朱德、陈毅率领的辗转来到湘南的原南昌起义的部队举行了著名的湘南起义｡不久,湘南执委发展的大部分党员骨干和组织的大量农军随朱德、陈毅的部队上了井冈山,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及井冈山斗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中共衡阳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建立及革命活动
中共湘南执委建立不久,鉴于衡阳地方共产党组织的发展情况和在湘南革命运动中所处的中心地位,根据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1925年6月,湘南执委决定建立中共衡阳地方执行委员会,以此加强和进一步推进衡阳国民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不久,中共衡阳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由湘南执委直接领导,其领导成员大多数由湘南执委的同志兼任｡首任中共衡阳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由中共湘南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戴述人兼任。是时,在湘南执委中任职的陈清河、吴立广、贺恕、朱石君等人即在衡阳执委班子中分管组织、宣传、工运、农运、妇运等项工作｡衡阳执委下辖车江特委和76个城乡党支部,党员发展到1094人｡当时,衡阳执委所辖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人数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县级区域中都算是最多的几个县委之一｡
1926年8月,陈佑魁来衡阳接任中共湘南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之后,也同时兼任中共衡阳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湘南地方执委和衡阳地方执委的班子虽然没有完全分开,但是陈佑魁对衡阳地方执委内部的组织机构和人员进行了充实调整,分设了组织、宣传、工运、农运、妇运、青运、交通等工作部门,对工作人员作了明确分工：罗芬、田兴、罗严、周鲁、肖文负责宣传工作；朱石君、杜家俊、胡世俭、胡昌衡、吴兴汉负责组织工作；王球、刘泰、吴先瑞、唐朝英、陈芬负责工运工作；罗子平、夏明震、姜敬祥、胡兴昌负责农运工作；周鲁、向翼飞、刘寅生、傅昌表负责青运工作；夏明衡、侯碧兰、毛泽建、龙淑负责妇运工作；刘子直负责民运工作；交通工作先是黄庆云负责,后由曾昭学(曾志)负责；执委秘书是韦汉和袁痴｡
1927年1月，衡阳总工会就英国水兵枪击汉口庆祝北伐胜利游行群众的惨案举行反英示威游行活动。王球在雁峰寺前坪发表了演讲，并邀请各公法团体，组织对英经济绝交委员会。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1927年5月衡阳“沁日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衡阳城乡｡湘南执委和衡阳执委对局势十分敏感,早于“沁日事变”之前就秘密地一并迁入境内廻雁峰侧旁的接龙山｡9月,陈佑魁不再兼任中共衡阳地方执委书记,由水口山调来的何寅修接任衡阳地方执委书记｡12月,何寅修受陈佑衡指派到衡阳西乡组建工农游击武装,由时任湘南特委团委书记的邓兴铭(化名李笙阶)接任中共衡阳地方执委书记｡
1928年4月,邓兴铭和何寅修被捕入狱,旋即在狱中自首变节,中共衡阳地方执委遭到严重破坏｡随后,省委和湘南区委多次派人来衡筹建和恢复衡阳地方执委,均遭到破坏,来人惨遭杀害｡袁月楚来衡后与衡阳中兴公司砖厂的郭子云取得联系并组建中共衡阳地方执委,但不久即遭破坏｡郭子云被捕后自首变节｡中共衡阳地方执委委员袁月楚、周发山等坚贞不屈,均于狱中英勇就义｡不久,罗义生等四人受命来衡阳后,又秘密组建中共衡阳地方执委,不幸遭敌破获,罗义生等惨遭杀害｡由于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原中共衡阳地方执委负责人的叛变投敌,使中共衡阳地方执委难以恢复,衡阳的革命形势落于低潮｡衡阳总工会的负责人王球、罗楚材、屈淼澄、唐突、莫逆等均被悬赏通缉｡建筑工会邱海岚、码头工会张瑞生、金银首饰工会陈楚贤等负责人惨遭屠杀｡

四、境内党组织积极组织民众支持北伐战争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口号声中拉开序幕,奏响序曲｡
(一)联唐驱赵，促成北伐军进军衡阳
1926年,主政湖南的是赵恒惕军阀政府｡赵恒惕镇压工农学运,压迫百姓,并让吴佩孚的军队开进长沙,狼狈为奸,使湖南人民雪上加霜｡因此,湖南人民发动了讨吴驱赵运动｡这时,与赵恒惕有矛盾的驻衡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开始倾向革命｡为了争取唐生智迅速转向革命,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确定我党应积极准备北伐战争,要求湖南加紧群众工作,支援北伐,并派伍中豪(耒阳人)、乐天宇(宁远人)等回湘工作｡
5月末,中共湖南省委派夏曦等八人代表团来到衡阳,同中共湘南执委商议,决定利用唐生智与赵恒惕的矛盾而联唐驱赵｡当时,广州国民政府也派代表陈铭枢、刘文岛来衡,说服唐生智起义易帜｡此时,赵恒惕也派来说客宾步程,利用宾步程是唐生智的同乡兼老师的身份,企图拉拢唐生智阻止北伐军入湘｡宾步程来衡后,中共湘南执委紧急部署湖南三师学生向大名和三女师学生毛泽建等革命骨干,带领广大学生在雁峰寺前坪集会,发表演讲,揭穿赵恒惕的阴谋,然后游行示威,高呼口号,唤起民众支持北伐｡衡阳总工会负责人王球一面派出码头工人纠察队在督军府门前巡察监视,一面会同湘南学联赶印传单广为散发,向社会各界揭露宾步程1922年为赵恒惕政府出谋划策参与杀害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1923年在水口山矿务局任局长时,镇压水口山矿的工人运动,屠杀、开除工人千余人等等罪恶,揭露其衡阳之行为赵恒惕作说客的肮脏目的｡这些宣传,引起了全市人民对宾步程的愤恨｡5月30日,宾步程在督军府附近被工人纠察队揪住,立即被捆绑游街示众｡1000多名工人、学生迅速组成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强烈呼吁唐生智立即驱逐宾步程出衡阳,誓师参加北伐｡
唐生智在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派来的代表和广州国民革命政府的代表的敦促下,在强大的民众运动的推动下,终于坚定了态度,向衡阳及全省民众公开承诺参加国民革命行列｡1926年6月2日,唐生智在衡阳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随即,唐生智在衡阳筹建成立了湖南省临时政府,并兼任省政府主席,当时,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主要领导人的中共党员夏曦、郭亮、何叔衡、凌炳、熊亨翰等来到衡阳,与陈清河等人在衡阳组建国民党湖南省特别党部｡此时,赵恒惕安插在湖南三师的反动校长彭德芳,在学生“打倒赵恒惕”、“打倒彭德芳”的怒吼声中被赶出了学校,中共党员蒋啸青上任三师校长｡
唐生智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即由粤入湘｡当北伐军经过湘南各县时,中国共产党湘南地方执委领导组织湘南学联及各界人民夹道欢迎,沿途设立茶水站,派出向导带路,组织学生慰问队慰问伤病员,组织运输队给北伐军运送枪支弹药和粮草｡湘南执委并选送了一批党、团员和优秀青年参加了北伐军,有的还担任了指导员职务,整个湘南革命形势进入高潮｡1926年7月某日,全市各界数千人在雁峰寺前坪举行誓师大会,全力支持北伐｡中共湘南执委书记陈佑魁及委员陈芬、袁痴、胡世俭、蒋远斋、李弼廷、毛泽建、朱舜华(张琼)和工农商学大联合委员长唐朝英、衡阳总工会筹备处王球、湘南学联会长向大名等,分头组织力量,发动群众,筹备粮草,做好一切迎接北伐军的准备工作｡
(二)境内党组织积极组织民众发展生产支持北伐
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有不少中共党员担任要职｡党部机关设在衡阳学宫路(今先锋路)。为了给北伐军培养党政人才,国共合作在三师开办政治讲习所,招收500个有志革命的青年,由三师的中共党员教师出任教员｡中共湘南执委还推荐了黄克诚、黄庭芳等一批党、团员去广州中央政治讲习所学习党政工作｡同时,中共湘南执委在湘南学联的协助下,举办了农运、工运、妇运以及农村师范等各种类别的讲习所,学员有2000多人｡他们分别接受政治、军事、工运、农运、妇运及教育等方面的知识训练｡
1926年7月～8月间,北伐军誓师北伐,四、七、八各军分三路离衡北进｡中共湘南地方执委以及衡阳、耒阳、衡山等各县执委积极组织当地人民群众为北伐军当向导带路、送信、侦察、运输、扫雷、抬担架、救护、慰劳、扰敌后方、筹集军粮｡王球领导衡阳总工会筹备处组织10多条火轮和“千根扁担队”,水陆并进,日夜兼程运送北伐军部队和军需物资｡湘南学联总干事、中共党员向大名率领学生侦破特别队奔赴衡山至朱亭前哨,侦察敌情,提供情况｡工人纠察队队长、中共党员屈淼澄率领向导队为先遣队右路军叶挺独立团带路,不少地方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加作战,使北伐军大受鼓舞,士气高涨,一鼓作气于7月11日胜利攻占长沙并继续向北推进｡8月,蒋介石来到衡阳召开军事会议｡随即,北伐军总司令部由广州迁到衡阳,衡阳成为北伐军的指挥中心｡

五、衡阳“沁日事变”及中共湘南地方执委在雁峰山、接龙山的革命活动

正当第一次国共合作顺利发展、工农运动迅猛发展的大好形势中,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总代表蒋介石,为了实现夺取政权的反革命目的,竟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加速同帝国主义、豪绅买办阶级的勾结,分裂国共合作,镇压革命运动,掀起反共高潮,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一手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顿时,衡阳也出现了一股逆流｡王球以党组织掌握的工人纠察队,逮捕了范石生部下的师长、“白化党”头子刘笠僧和“保产党”头子黄庆萱等反革命首要分子,分别于4月17日和20日,在雁峰寺广场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就地枪决了刘、黄二人,有力反击了“四一二”反革命逆流｡
湖南军阀何键及省军事厅长兼代主席张翼鹏步蒋后尘,在统一策划下,由许克祥充当急先锋,于1927年5月21日晚,发动了湖南的反革命政变。各个革命机关团体及学校被捣毁殆尽,仅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即达100余人。长沙全城一片腥风血雨｡这就是震惊湖南的“马日事变”｡
长沙事发当晚,省农讲所周奇连夜步行赶回衡阳,向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报告了这个紧急情况｡陈佑魁立即在城南学宫路的衡阳总工会召开湘南特委紧急会议,商讨应对策略｡会上,屈淼澄提议,将农民自卫队、工人纠察队、巡逻总队带出衡阳,开到广东或广西边境待命｡罗子平也极力赞成这一主张｡但是,陈佑魁以“无上级指示”为由拒绝接受这一正确意见而作罢｡经研究,会议最后决定采取一些其他应急措施,决定一部分革命机关团体立即从城内撤出,分散隐蔽到四乡农村,努力扩大巩固农村阵地｡中共衡阳地方执委、县农协、工会等机关的同志一律化整为零,分散到农村去隐蔽｡凡未公开的党员和革命骨干,在陈佑魁的领导下,仍留在城内坚持搞情报工作｡
面对国民党右派的突然袭击,中共湘南特委和中共衡阳地方执委于5月26日在国民党衡阳县党部大礼堂召开了各界革命群众大会,陈佑魁亲自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揭露蒋介石、许克祥等反动分子叛变革命的罪行｡罗子平等人均发表演说,表示不惜流血牺牲,要斗争到底｡接着,在中共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亲自组织指挥下,各界革命群众数万人参加了在雁峰寺前坪召开的声势浩大的反蒋示威大会｡
5月27日凌晨,何键部的团长、衡阳反动军官俞业裕、县长徐方济、反动劣绅廖隽山等按事先预谋,在反动师长李抱冰的支持下,联合反动武装,捣毁并封闭了衡阳总工会、县农办、农运讲习所、工运讲习所等革命团体及成章中学、蒸湘中学等革命学校,强行解散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总队,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工会和农会的干部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霎时笼罩衡阳城乡｡27日为“沁日”,故称“沁日事变”｡王球被反动派列为衡阳“五凶、四恶、十小丑”之首,并悬赏通缉｡王球按照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的指示,一边联络水口山矿工会,组织工人武装,一边在家乡组织农军,于6月3日攻打衡阳,在车江杀败敌军｡后因当时的中共中央对湖南反革命政变采取和平调解方针,工农武装被迫解散｡王球和屈淼澄奉命赴江西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又奉命回衡阳坚持地下斗争。
“沁日事变”当晚,中共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特委委员田兴、吴汉兴、罗子平、陈芬、夏明震、朱石君、曾昭学等等,连夜赶到集兵滩妙溪山上,召开了特委紧急会议｡这时,中共湘南特委机关已转移到雁峰寺西南的接龙山农村｡
5月28日,县长徐方济在雁峰寺前坪召开镇压革命的反革命大会,他组建了反共常备队,亲自任总队长,并委任反动骨干分子和亲属谢宏华、周寿林、陈栋生、萧康等为支队长,配合反动军队进行铲共、清共、清乡,充当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刽子手｡
从5月27日的“沁日事变”到6月下旬,衡阳、耒阳、衡山、常宁等地就有3200多名中共党员和工会、农会干部惨遭杀害｡
衡阳“沁日事变”之后,衡阳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实行“宁可错杀三千,不要放走一个”的反动政策｡
张九成,衡阳县农协会纠察部部长,工农革命军第七师政治部主任,在西乡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押至衡阳城内监狱,施以严刑拷打,用尽烧红的火砖烙脚、滚水烫心口、烫口鼻、踩地杠、倒挂钩、钻囚笼等八种酷刑｡他英勇不屈,最后被反动派杀害于雁峰山寿佛殿前坪｡
衡阳县农协会执行委员、衡北游击师师长萧觉先于1928年7月31日晚,被国民党反动派收买的叛徒董士豪诓至埋伏圈,用匕首将其刺伤,然后五花大绑将其捕获｡不久,萧觉先越狱逃出,但又被第二次抓获｡敌人恨他越狱,竟凶残地打断了他的右手,切断了他双脚的后跟筋脉,使他不能走路｡他坚强不屈,用左手执笔给亲人写了七八封信,嘱咐他们“坚持斗争”｡8月12日,萧觉先被杀害于廻雁峰｡
“沁日事变”之前,中共湘南特委机关和中共衡阳地方执委已从城里转移到了廻雁峰西南的接龙山农村｡“沁日事变”之时,湘南特委立即停用了过去的联络方法,并同时设置了各种新的通讯联络渠道,指挥湘南各地的游击斗争和起义暴动｡
1927年12月,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在参加省委紧急会议之后,立即回到衡阳,于12月6日召开紧急会议,传达省委会议关于在全省举行暴动的精神｡由于各地党组织公开的活动地点大都遭到破坏,因此,特委把会议地点设在湘江中的一条船上,所以,这次会议就叫做“江心会议”｡“江心会议”对湘南地区过去的一段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回顾和总结,再次提出要牢牢抓住工农运动的主动权,组织暴动,“以红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决定将省委关于暴动的计划在湘南组织实施,成立了湘南行动委员会,特委书记陈佑魁为暴动总指挥,制定了《湘南暴动计划》,确定在湘南组建12个师的工农武装,其中在衡阳境内组建七、八、九、十等4个师｡对暴动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通讯、交通、宣传、经费筹集和争取绿林会党力量以及暴动的其它事项都作了具体研究｡
1928年1月20日,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衡阳总工会委员长王球亲自发起衡阳城郊年关暴动｡这次暴动的总指挥就设在城南接龙山的湘南特委机关｡暴动以新组建的工农游击队为基础,意在趁年关敌人守备松懈之时,给其以致命的打击,以配合朱德、陈毅在郴州的军事行动｡工农游击队的年关暴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过关斩将,奋勇冲杀,击毙击伤敌常备队员多名,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军需物品｡敌人迅速调集部队进行围捕,工农游击队为避其锋芒且战且走｡终因敌强我弱,不能坚持反击而归于失败｡战斗中,湘南特委委员黄文标,党支部书记夏明霹不幸被俘,后壮烈牺牲｡这次衡阳城郊年关暴动虽然失败,但对敌人是个沉重的打击,对衡阳人民是个很大的震动,使衡阳人民在白色恐怖之中看到革命的希望,感觉到党的力量｡
1928年2月23日,湘南特委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八师在南乡寺宣告成立,罗子平任师长、刘禹谟任党代表,罗俊逸任参谋长｡成立当日便举行暴动,镇压了大恶霸张九芝,抄没其全部家产,将10仓积谷低价售给农民｡接着在数日之内连续捣毁了几个恶霸地主、土豪劣绅的老巢,将所有财物悉数分给农民,并开仓出谷,救济民众,同时发动农民,发展组织,使革命声势不断扩大｡
3月14日,师长罗子平因叛徒内奸石某所设用陷阱的暗算而受伤被捕入狱｡敌人使用多种酷刑,还打断了他的双腿｡罗子平坚强不屈,于3月25日被敌人拖到雁峰山寿佛殿前坪砍头,并悬头示众七日,还不准收尸｡在衡阳城郊年关暴动的前后,在湘南特委的领导组织下,还有车江的斗争、石湾暴动、廖田暴动、南湾暴动等｡这些接连的暴动起义,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打下了良好的革命基础｡
1928年4月,湘南特委为配合朱德、陈毅的湘南起义,革命斗争的重点转移到郴州、耒阳,湘南特委机关即从雁峰山西南的接龙山迁移到郴州｡陈佑魁因郴州反革命暴乱而被撤职调省,在长沙中南旅社被敌人抓捕,狱中受尽了敌人的酷刑｡他心坚似铁,坚强不屈,斩钉截铁地说“我就是共产党的负责人,要杀就杀,共产党没有投降的｡”敌人行刑时,陈佑魁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英勇就义｡湘南特委书记一职即由杨福涛接任｡杨福涛是工人出身,湘南起义之后不愿跟随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特意带着湘南特委机关返回衡阳接龙山｡但在返回途中,特委机关相当一部分人遇害,杨福涛幸免,但不久被调任他职,由何寅修代理特委书记｡不久,省委从安源调罗义生来衡任湘南特委书记重组湘南特委｡由于何寅修已叛变,罗义生来衡不久即被抓捕,特委未能开展活动｡
1928年8月,毛泽东由井冈山率部到湘南迎还攻打郴州失利的红四军主力,重建了以杜修经任书记的湘南特委｡11月,特委被敌人包围打散,部分党员转移到湘粤边区｡1929年3月,以尹子韶为书记,成立了中共湘南(驻粤)工作委员会｡1931年,在中共湘南(驻粤)工作委员会的基础上,恢复成立了中共湘南特委,尹子韶任书记｡8月,特委改选后,王涛任特委书记｡
1934年11月,王涛随红军长征,彭林昌接任书记｡不久,彭林昌被叛徒杀害,由徐克全代理特委书记｡1935年冬,徐克全领导的湘南特委与周礼率领的湘粤赣特委汇合｡1936年3月,通过召开联席会议,撤销了各自的特委,组建了湘南军政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新的湘南特委,徐克全任湘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周礼任副主席兼湘南特委书记｡

第二节 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组织境内民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制造了卢沟桥事变,由此发动了企图灭亡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和全国人民积极呼吁下,国民党和共产党第二次合作,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双方团结努力推动全国各民族的抗战｡社会各界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斗争,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由此全面展开｡
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上级党组织的指导和帮助下,境内遭到严重破坏的党组织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在周恩来、叶剑英的指导下,衡阳市建立了八路军驻衡办事处,地方各级党组织得到了重建｡

一、在抗日救亡中恢复和发展党组织

中共中央为巩固和发展蒋管区党的抗日力量,组织民众投身抗日救国活动,指示各地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团结广大人民一致抗日｡中共湖南省工委提出:发展组织,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努力把所有的抗日救亡团体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围,要求每个党员“寻找旧关系,建立新关系”,在实际斗争中发展党组织,掀起抗日救亡高潮｡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派任作民、高文华到长沙,成立中共湖南特委,由任作民任书记｡1938年1月,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成立(简称省工委),由高文华任书记｡1938年2月,王涛、周礼、谷子元等重新组建了湘南特委,王涛任特委书记｡1939年8月,湘南特委遭到国民党的破坏,王涛等调走,由谷子元负责湘南特委的工作｡
1938年3月,中共湖南省工委派陈永清以特派员的身份来衡阳｡5月,中共衡阳县工作委员会成立,陈永清任县工委书记｡6月,陈永清发展在湘桂铁路征地办事处(今雁城路)工作的葛亦远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委派他负责衡阳城区区委的筹建工作｡以后,县工委成立了湘桂铁路支部,由陈迪威担任负责人｡湘桂铁路支部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承担衡阳与桂林之间的秘密文件、书报刊物的转运工作｡
1938年8月,中共衡阳县委的组织已十分健全,下设四个区委:城区区委,由葛亦远任区委书记；北区区委,由屈淼澄负责；东乡区委,由廖凤逸任区委书记；西乡区委,由肖成畅负责｡到1939年底,全县已有中共党员187人｡
1939年10月,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由邵阳迁来衡阳｡12月,中共湖南省委亦由邵阳迁来衡阳,中共中央军委特科也在衡阳建立了地下组织｡此时的衡阳成了中共在湖南组织抗战的重点阵地｡
1940年9月,中共湖南省委派遣周礼来到衡阳,重建新的湘南特委,周礼任特委书记,特委机关设在衡阳,改由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领导｡在此期间,湘南特委根据中共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对湘南各地的中共组织进行认真的清理整顿,审查党员,对已暴露的党员干部,或调换工作,或介绍去延安学习；对那些自首变节、思想动摇的人坚决清除出党｡新的湘南特委坚持到1942年,周礼接替高文华任省工委书记后,特委消失｡湘南特委所辖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工作由谷子元等人负责｡

二、唤醒民众，组织抗日救亡，支援抗日前线

抗战时期,境内党组织在较快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积极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动团结衡阳各党派、各阶层以及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动员民众积极参与建立抗战后援会及湘桂铁路分会；在雁峰寺前坪多次组织演讲宣传；在境内戏院多次组织救亡演出；整编游击武装；组织爱国青年投笔从戒,开赴抗日前线,壮大抗日队伍；动员境内民众开展战时服务,精心救护伤员；组织募捐献金支援抗战前线；动员境内人民积极参与衡阳保卫战等,展现了民族精神｡境内地方党组织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建立了历史的功碑｡

三、积极参与组建衡阳抗敌后援会

1937年8月,湖南省会成立了湖南人民抗战后援会,并发表宣言,号召全省人民团结一致,救亡图存,坚持抵抗日寇的侵略｡
衡阳爱国群众和各界进步人士纷纷响应,在刘留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曾一度脱党)的积极推动下,有识人士雷厉风行,于8月22日成立了衡阳人民抗战后援会｡该会主任委员由在衡阳教育界较有声望的成章中学训育主任罗明德担任｡常务委员有刘留侯、杨锦云(《湘潮日报》副总编,1926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党部组织部长,大革命失败后脱党)、王道然(平民工艺厂厂长)、刘星炜(农会会长)、钟少毓(通俗教育馆馆长)、罗恺(县教育科科长)、钟再僧等｡王道然任秘书长｡同时,还成立了“伤兵服务团”,刘留侯任团长｡后援会代表衡阳140万民众提出五项抗日主张,通电全国:1、及龄壮丁,一致踊跃应征,听令政府调遣；2、贡献个人财力,以解国家急难；3、严厉根绝仇(日)货,实行对日经济绝交；4、肃清内奸,以绝敌人刺探耳目；5、维持地方秩序,以固后方安全｡该会还制定铲除汉奸、严禁销售日货和坚决销毁日货及日货广告等六项具体措施｡该会下设总务、组织、宣传、调查、征募五股｡还聘请颜方珪等8人成立“征募保管委员会”｡
衡阳人民抗敌后援会成立后,粤汉铁路、湘桂铁路的员工和民航工人也相继成立了抗敌后援会的分会｡
抗战伊始,前线沪汉等地的工商业、军政机关和文化团体,纷纷内迁于衡阳｡衡阳成为国统区的三大经济重心之一｡日寇经常通过奸商,偷运日货过境或在本埠销售｡为了抵制日寇的经济侵略,在衡阳人民抗敌后援会的倡导下,总工会、商会、邮政局等机关团体于1940年2月1日组织成立了衡阳防止敌货委员会,打击奸商,惩办汉奸｡7月7日,衡阳抗敌后援会等单位召集衡阳各界人士在雁峰寺前坪举行盛大集会,隆重纪念抗战三周年｡会上,公祭了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并开展了抗战募捐献金活动｡9月14日,衡阳又成立了由店员、码头工人、邮务员为主体的仇货检查队｡同时湘桂铁路、粤汉铁路、飞机修理厂等单位还成立了“锄奸队”、“募捐队”、“抗日读书会”等组织｡
衡阳人民抗敌后援会在八年抗战中,积极发动群众,协助政府加速生产军需品；锄奸讨逆,抵制仇货；捐款献物,支援抗战；参军参战,保家卫国；为保卫中华民族,保卫衡阳做出了较大贡献｡

四、开展统战工作，加强国共合作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制造了卢沟桥事变｡7月8日,中共中央即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明确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制日军的侵略｡7月中旬,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迅速发动全民抗战的政治主张｡在全国上下一致的抗日呼声中,国民党政府发表了《自卫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了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的谈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境内党组织同国民党衡阳地方政权通过协商,达成合作意向之后,即把工作重心放在广泛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揭露日寇的侵华罪行,教育、引导、发动广大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同时,境内党组织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合作协议,集中精力抓好统战工作,积极调动各方的力量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统战工作的对象,既有国民党的上层人士,也有中下层人士,还有社会上的进步团体、社会贤达、爱国人士及广大青年｡统战工作的内容主要是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路线、方针、政策,抨击片面抗战路线的危害和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摩擦、分裂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罪行,唤醒广大民众和一切爱国进步人士为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1938年1月,中共中央委派曾经担任过中共湘南特委书记、时任陕甘宁边区统战部副部长的王涛从延安来到衡阳,传达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在境内联系地下党组织,收编红军游击队参加新四军｡在境内党组织的发动中,衡阳基督教会(今中山南路)组织成立了“中华全国基督教青年会战时服务团衡阳服务站”｡1939年1月,中华全国基督教青年会战时服务团衡阳服务站出面,在中山南路的衡阳基督教会召开“讨汪座谈会”｡宋庆龄秘书刘清扬前来参加了会议｡
1939年1月7日,因汪精卫叛国投日,衡阳各界在雁峰寺前坪集会,举行讨汪动员大会。会后,湘桂铁路工人自筹资金,用生铁铸成汪精卫夫妇跪像放于火车站前坪供人唾骂。3月8日,在中共境内组织的推动下,衡阳各界妇女在雁峰寺前坪集会,庆祝国际劳动妇女节,并号召妇女界积极支援抗日前线｡
1939年4月底,周恩来在境内道前街(今市府路)国光戏院召集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会议,向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和任作民、徐特立等同志作了关于“转变党的组织形式与群众工作方式”的重要指示｡在衡期间,周恩来在国光戏院向衡阳各界人士发表公开演说,宣传解释“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引起了衡阳各界人士的强烈共鸣｡同时,叶剑英、郭沫若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也在衡阳国光戏院进行了演讲,阐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939年12月,中共湖南省委机关由邵阳迁到衡阳｡
1939年冬,田汉又亲自组织“平剧实验宣传队”来到衡阳,住在成章中学,并在该校礼堂建立剧场,演出《梁红玉》、《岳飞》等古典剧及《凤凰城》、《俘虏》等话剧,同时还演出《江汉渔歌》等抗战宣传剧,并在舞台桌围布上绣着田汉亲自书写的一首五言诗:“演员四亿人,战线一万里,全球作观众,看我大史戏”｡这些宣传演出,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
1940年5月1日,衡阳各界代表2000多人在雁峰寺前坪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宣读了捉拿汪精卫、周佛海等105名汉奸卖国贼的《通缉令》,通过了《讨汪电文》。
1942年初,郭沫若、田汉领导的“抗敌演出九队”在著名演员李超、舒模等率领下,在道前街(今市府路)国光戏院演出苏联名剧《大雷雨》、曹禺的《原野》、《日出》、田汉的《丽人行》,历时月余,场场满座,给观众以极大的鼓励,群情激奋,同仇敌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年,演剧九队、七队与衡阳社会服务处的社会剧团组织了一个业余剧团,主要演员有麦大非、高博、邱星海等,演出了《杏花春雨》、《大明英烈传》、《家》等剧,在市民中大力宣传了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1943年6月,由欧阳予倩率领的广西艺术班来衡,也在国光戏院演出《茶花女》、《软体动物》｡1944年日寇犯衡前夕,由电影皇后胡蝶领衔率粤剧名星罗兰、著名影星白露等10余人来衡演出三天,都使衡阳为之轰动,街头路途为之一塞｡尤以胡蝶演唱的《芦沟桥小调》,给观众以极大的激励。特别是由各剧团联合排演的《飞将军》,演出时间最长,场场爆满｡该剧是根据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国志愿航空兵“飞虎队”来衡后,多次与敌机作战并袭击日本机场成功的真人真事为题材,由程嘉惠等衡阳人编写的剧本,报纸积极评介,影响全国,同仇敌忾之情达到鼎沸｡
1942年7月7日,在中共组织(包括境内党组织)的推动下,衡阳各界募捐12000元,组织“纪念七·七抗战衡阳慰问团”,对前线军人、美国空军、荣誉军人和抗日军属进行慰问｡境内民众捐款3800余元,为衡阳各城区之最｡
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举行｡当时居住在衡阳市城南境内的屈淼澄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影响下,境内各界人士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涨,抗日的群众组织不断增多,境内各界在抗战的旗帜下,团结战斗,盛况空前｡

五、创办报刊书店，积极宣传抗日

1938年11月,长沙大火之后,湖南省军政要员纷纷南迁,许多新闻、文化机构也迁到了衡阳｡一时间,衡阳热闹非凡,成了全省的政治、文化中心｡许多报刊在衡阳出版发行,其中由中共党员影响或直接控制的主要有三家,这就是《大刚报》、《力报》和《开明日报》｡其他还有《市民日报》等｡
《大刚报》原是国民党的官办报纸,后改为民营,1938年迁来衡阳,在铁炉门南端(今湘江南路)落户｡在中共衡阳地方组织的影响下,特别是聘请了国际问题专家、中共党员羊枣为主笔,《大刚报》经常刊登一些中共中央的抗日主张和揭露国民党官场黑暗等文章,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这个报纸的抗日情绪十分饱满,文章更加犀利,“本报专讯”栏目有时刊发的战地消息比中央社还早一两天,而且还配有短评和详细的资料介绍｡1939年1月,《大刚报》义卖一天,获款3万余元,买了10万个救急包送往湘北抗日前线｡
《力报》于1940年从邵阳迁来衡阳,在城南学宫路(今先锋路)落户｡总编辑康德、副刊编辑严怪愚、主笔欧阳敏讷等均为进步人士(后均为民盟成员)｡这家报纸原以挣钱为目的｡后来在中共党员李仲融、刘乐扬以及境内党组织的帮助下,这家报纸很快就改变了政治方向,面貌为之一新,经常登载抗战讯息、国际问题和军事评论文章,顿时声誉鹊起,销量激增,成为了湖南著名的进步报纸｡1940年10月,这家报纸的记者王平深入江南敌后,目睹了抗日军民的英雄事迹,深受感动｡他设法搜集了一套反映新四军战斗功绩的图片和战利品,带回衡阳在各处展览,使衡阳人民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了解｡后来,这个报纸又连载了驻桂林记者走访熊佛西、欧阳予倩、千家驹、瞿白音等著名文化人的谈话,其内容是以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批评和抗击日寇为主题｡
《开明日报》是1940年由长沙迁来衡阳的,原是《观察日报》｡该报聘请中共党员骆向民为总编辑后,积极宣传抗战,宣传民主,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在湘赣两省均有较大影响｡
上述三家报纸在受到中共党员直接控制或影响之后,日发行量高达三万多份,这在抗战时期也算是个奇迹｡
在境内学宫路121号的《市民日报》,原是国民党衡阳市党部机关报,1943年创办时为《民报》,4开4版,当时也发表过不少抗日的文章,报道了不少抗日的消息｡1947年改为《市民日报》｡1949年初又改名为《大声报》。1949年4月,国民党曾策划将该报迁往郴州,在境内中共地下党组织报社全体职工的反对下,遂未迁成｡1949年8月终刊｡
境内报纸大部分是在湘赣两省发行,是整个湘南地区乃至全省著名的重要舆论工具。市内或境内还有《湘潮》周刊、《湖南通俗日报》、《大华晚报》、《南风晓报》《湘潮日报》、《正中日报》以及益世通讯社等新闻单位,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发表过一些抗战文章,报道了抗日战况与抗战消息｡其中在境内学宫路的《湘潮》周刊创刊于1920年,是由何叔衡率“驱张”代表团来衡时创办的｡在驱张反日的宣传中,作出了贡献｡抗战时期也发表过抗战言论｡但后来被衡阳县商会内的某一派用作派别斗争的工具｡
自办书店,销售进步书刊是中共衡阳各级地方组织借以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一条重要渠道｡
1939年1月,中共湖南省工委派姚国华(又名姚克,女)来衡阳搞文化工作,她与各进步书店及境内大西门外五显庙(今天马山)的“衡阳书报供应社”都有密切联系｡5月5日,徐特立、梁君达、向大名在衡阳创办“五五书店”,发行进步书刊｡
1941年1月,由中共党员黄明主编的《青年界》在衡阳出版发行｡次年,黄明在廻雁峰山下创办了一家“三友书店”,除了将自己收藏的进步书刊拿出来供读者租借之外,又与桂林“生活书店”联系,赊销了大批进步的新书,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同时,他还秘密从外地翻印了毛泽东《论持久战》、《新阶段论》、《论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罗瑞卿的《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等单行本分送有关人士｡同年,向愚、刘国英又在境内办起了金国印刷厂,出版发行各种宣传抗日的文献书刊,一直坚持到1944年6月的衡阳保卫战前夕才结束营业｡
1943年初,中共湖南省工委派刘国安等到雁峰寺山下的“三友书店”,在书店建立省工委的秘密联络站｡中共衡阳中心县委书记谢介眉、董纯(女)等常来此碰头｡
1937年之后到衡阳沦陷之前的抗战时期,衡阳的文化事业很是繁荣,市内先后发展到49家书店｡境内有三友书店、新和书店、新阶段书店等10余家书店之外,还有北区的生活书店、五五书店等,都是中共党员领导的进步书店｡

六、开展战时服务，组织募捐献金

1938年11月,由中共党员吴瀚、陈维清领导的汉口基督教女青年战时服务团撤来衡阳,在八路军驻衡阳办事处和中共衡阳县委的统一安排下,立即投入了伤兵救护工作｡前方伤兵大量进入衡阳,很多伤兵得不到及时治疗,有的甚至成堆躺在车站竟无人管理｡针对这种情况,汉口来的战时服务团联合衡阳基督教会服务站(今中山南路)全力投入救护工作｡他们分工负责,有的在车站、码头负责接待,帮助伤员尽快进入医院或收容所；有的直接担负医疗救护,为伤员打针喂药；有的担负护理工作,为伤员冲洗、清理、包扎伤口；还有的则担负后勤工作,为伤员做营养餐,拆洗缝补衣服床单、剪指甲、灭蚤虱、代写家书等等｡在医院里,他们还经常教伤员唱抗日歌曲,讲抗日故事,为伤员读报,教伤员读书识字｡这样,既医治好了伤病员的伤病,更振奋了广大伤病员抗日的斗志｡许多伤病员治愈之后纷纷要求重返前线,与日寇血战到底,誓死保卫家园｡还有一些伤病员通过服务团成员的帮助教育,提高了革命觉悟,认清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坚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经报请上级党组织批准,实现了他们的愿望,壮大了党的队伍｡
1939年5月,国民党衡阳当局派员到基督教会(今中山南路),限令汉口基督教女青年战时服务团的全体成员集体加入国民党或三青团｡衡阳交通站与服务团的中共支部商定,以“宗教不问政治”为由进行抵制｡由于境内中共组织做了过细的思想工作,服务团无一人参加国民党或三青团｡
1939年10月,衡阳已成为此次湘北会战伤员主要转运站,自10月18日起至月底止,短短13天共收转由前线运来的伤病员官兵共27000余人｡11月2日,宋美龄来衡阳,到各医院及境内服务站慰问伤病员和接见境内中共党员领导的服务团成员｡为了支援抗日战争,鼓励前方将士英勇杀敌,境内民众在国共两党的发动下,万众一心,节衣缩食,每年都要开展多次大规模群众性的募捐运动｡各个文艺宣传队在进行宣传演出或演讲的同时,还组织募捐献金工作,并及时将募集到的款项全部寄往前线｡这些宣传队、演讲队的激情满怀,声泪俱下,激起了在场群众的爱国热情,也激起了群众对日寇仇恨的怒火｡在一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到底”的口号声中,听众纷纷慷慨解囊,从四面八方涌向募捐箱,捐钱捐物｡有的妇女当场摘下金耳环、金戒指投入募捐箱,连小学生们都踊跃捐出自己的压岁钱、零花钱｡最感人的是一位人力车夫,当场揭开车座的木盖,从车斗里把所有的钞票、铜板一齐捧出投进募捐箱｡在场的宣传队员和广大群众都被这动人的一幕激动得热泪双流｡
1940年初,衡阳各界民众为前方将士捐募医药、鞋袜费9000余元｡衡阳商会发动一店一双鞋的捐献运动,共捐献军鞋一万余双送往前线.1942年,衡阳各界又发动捐献10万双军鞋运动,广大群众积极响应｡
1940年11月21日下午,衡阳各界举行首届防空节庆祝活动,大家倡议募捐购买飞机一架,并命名为“衡阳号”,支援抗战前线｡会后在铁炉门(今解放路湘江河边)设立献金总台,又于粤汉、湘桂两个火车站和泰梓码头、北门、小西门、汽车西站等七处设立献金台,同时还组织了“戏剧义演”、“铺户捐献”、“团体捐献”、“自由捐献”等多种形式的捐献活动｡数日之内,共募集12万余元,其中湘桂铁路员工捐献1.5万余元｡1941年9月,衡阳各界又一次掀起捐款购置“衡阳号”飞机献金热,此次捐献规模更大,各界爱国群众献金共计30多万元,其中,各行业的工人群众虽然自己生活在贫困线上,但爱国热情高涨,他们搜尽身上买粮买菜的铜板投入募捐箱,共捐献了五万余元｡更可嘉者,船山中学童子军伍文章、周恒等向全国发起捐献“中国童子军号”飞机,并发动本校童子军队员节省平时费用,共献金1931元｡船山中学童子军的义举和倡议当即得到全国各地童子军的响应｡湘桂铁路第三子弟小学的小学生,也积极响应船山中学童子军的倡议,捐献了240元｡
1941年3月,衡阳各界捐募救急包专款36414元,可制办救急包113284个｡4月26日衡阳各界为慰劳前方将士捐献劳军费8万余元｡
1941年5月1日，衡阳千余工友和名界代表在雁峰寺前坪集会纪念“五一”劳动节，
并通电全国工友增加生产，共赴国难。
1941年“七七”纪念日劳军,在衡阳城中心搭台募捐3日,群众献金2万余元,全部用于劳军,鼓励前方将士英勇抗日｡1941年9月,全市募集30万元,捐献“衡阳号”飞机投入抗日前线｡
1941年11月,湘桂铁路工人捐献一日工资,共1.3万余元,为前方将士购置寒衣｡不久,湘桂铁路工人又一次发起捐献半日的工资,为前方将士征集寒衣活动｡以后,湘桂铁路还特邀该路国剧社在境内天声舞台献艺公演,所得款项全部为前方将士购置寒衣｡11月,各界群众献金逾20万元｡12月28日,湘桂铁路员工抗敌后援会发动“一元献机”运动,献金
5941元｡
1942年3月,湘桂铁路再一次发动员工捐献“湘桂铁路滑翔机”一架,共捐金18143元。
每逢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和重大纪念日,衡阳人民都会慷慨解囊,捐金献物,慰劳前方抗日将士及伤病员,慰问抗日将士家属｡在募捐支前活动中,衡阳女界尤为积极｡
1940年6月,衡阳妇女为前方将士募集军衣军鞋款5500余元｡同期,衡阳私立民生女子职业学校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自己动手,做成布鞋46双,寄往前线｡衡阳女子职业学校的学生,在课余时间,每人做布鞋一双,学校集中寄往前线｡1940年12月,衡阳女界发动全市妇女参加捐献“湘妇女号”飞机,曾多次举行义卖公演,获得女界的积极响应｡
1944年6月初,国共合作又一起发动全市募捐高潮,截至6月7日,共募得500万余元,便决定以200万元慰劳驻衡空军,300万元慰劳湘北前线将士,并于日内组团赴湘北前线｡
在历次募捐活动中,衡阳几家报纸的评论,多指责商界、金融界有钱不肯解囊,盛赞工人群众虽然收入微薄,但每次捐献都倾囊而出｡全市广大群众对广大工人的极力捐献,无不感动,好评如潮｡

七、党组织在衡阳抗日保卫战中发挥积极作用

1944年6月18日,长沙沦陷,日寇铁蹄直冲衡阳而来｡6月22日,日军10余万兵力向衡阳大举进攻,日机对衡阳城进行狂轰滥炸｡湘江两岸的衡阳市区到处是烟火冲天｡衡阳人民和衡阳守军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奋起反击,誓死保卫衡阳｡震惊中外的为期48天的“衡阳保卫战”拉开序幕｡
1937年10月2日,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衡阳屈淼澄接到王涛的通知后,立即将其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和耒阳刘厚总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共300余人和枪,编入新四军序列,奔赴抗日前线｡
1940年11月,衡阳城内500名荣誉军人主动请缨,重返前线抗日｡
1941年,境内有1000多名码头工人、人力车工人、手工业作坊工人和其他各行各业的工人踊跃参军抗日｡
1942年,衡阳建立了抗战预备军兵团,定期接受军训和军事演习｡衡阳抗敌后援会组织城内120名码头工人的运输队,装运衡阳各界人民捐献的慰劳品,从水路运往湘北前线。
1944年5月,在长沙沦陷之前,中共衡阳地方组织就已侦知到日军将于6月下旬占领衡阳的军事情报｡于是,中共衡阳地方组织以衡阳人民抗敌后援会的名义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发动,动员衡阳人民努力投身到抗击日寇、保卫家园的战斗中去,争取人民抗战的最后胜利｡同时,市政府和市总工会组织3000余名建筑和码头工人配合国民党第十军工兵在沿江西岸以及五桂岭、岳屏山、张家山、肖家山等地修筑防御工事｡
中共湖南省工委派刘国安等来到衡阳,通过粤汉、湘桂铁路两路局的中共地下组织,发动铁路员工,将渌口至耒阳的粤汉铁路段和衡阳至冷水滩的湘桂铁路段,所有路基、轨道、桥梁、涵洞和各种行车设备、厂房、站房等等,均次第破坏,严重地摧毁了日军进攻衡阳的运输线,充分表现了衡阳铁路工人同仇敌忾的精神｡
在中共衡阳地方组织的广泛发动下,广大衡阳市民积极参加支援抗战,打击日寇的战斗,或破坏四周通向衡阳的道路,或毁掉衡阳外围的桥梁,或挖断日军进攻衡阳的路线。同时,抗敌后援会和市政府、市工会组织了3000名工人,征用了市区120家木材厂商的120余万根木材,配合奉命“死守衡阳”的国民党第十军,利用衡阳周围的河川、丘陵、城墙和房屋等有利地形,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城内各街道挖掘了战壕、散兵坑,修筑了暗堡、机枪掩体,布控了铁丝网等障碍物,构成了坚固的防卫体系｡
市内城防工事,西起张家山及南北环城马路、天马山、青山街、莲湖台一线为前线阵地；南连江西会馆、五桂岭、回雁峰、接龙山、高岭、岳屏山,连接城西虎形巢、大西门、小西门、北门一线的城垣阵地为核心阵地；湘江和蒸水构成核心阵地东面和北面的天然屏障｡在衡阳人民的义务支援下,守军对城防工事如战壕、暗堡、散兵坑、机抢掩体等等,都做得极为牢固而精巧,城内所有街道都布满了铁丝网,湘江和蒸水河沿岸密布鱼雷防守｡
6月22日,日寇兵分三路向衡阳发动了全面进攻｡日寇首先出动飞机大炮,对衡阳市区进行狂轰滥炸,同时竟违反国际公约,不断施放毒气弹、催泪弹、燃烧弹,致使市区大火频起,毒气弥漫,被毒死、烧死的守城官兵和参战百姓甚多,一时无法计数｡
6月23日,日寇集中飞机大炮和优势兵力对衡阳发动了第一次全面的总攻击｡日军的主要突击方向为正南方｡衡阳保卫战打响后,为了激励全体将士英勇杀敌,充分发挥炮兵的威力,守军军长方先觉把军部指挥所和炮兵指挥所都设在阵地前沿的五桂岭湘桂铁路局,直到7月2日粉碎了日军的第一次总攻之后,军部指挥所才搬到城内中央银行的防空洞内(境内中山南路与解放路南侧交汇处)｡江西岸的战斗以6月26日最为激烈｡日军炮击守军阵地后,步兵全线进攻｡衡阳城南的新街、五桂岭、接龙山、回雁峰、岳屏山、胜利山、江西会馆一带阵地,战况最为惨烈｡日军先后发起多次冲锋均被守军击败｡
6月28日,日军第68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参谋长原田贞三郞大佐,参谋杨浦觉少佐和一些部队长共10余人,在黄茶岭西北一处小高地上商议攻击守军方案时,被守军预10师28团迫击炮连连长白天霖发现,白天霖命令8门迫击炮一齐射击,师团长佐久间中将伤重毙命,参谋长原田贞大佐等人重伤｡从6月23日到7月2日,日寇的第一次全面总攻击被英勇的守军打败｡
7月11日,日寇经过几天的补充兵员粮弹的充分准备之后,对衡阳守军发起了第二次全面总攻击｡
7月13日,一股日寇突入黄茶岭沿江新街阵地,守军第三师师长周庆祥亲自到新街前线指挥作战,身先士卒,全歼突入之敌｡7月15日,日寇投入强大的兵力,在重炮火力支援下向岳屏山、天马山、回雁峰铺天盖地而来｡守军奋起,以密集的机枪火力封锁日寇的进攻,并击毙了指挥进攻的日军第68师团的一个旅团长｡
7月21日,日军几个联队共6000余人和大量汽艇,分三路从黄茶岭、泰梓码头、合江套强渡湘江｡日机五十余架密集轰炸守军沿江阵地｡守军待日寇渡至江心,枪炮齐射,
6000日寇全部葬身江中,尸若浮萍,水成红流｡
7月30日,日寇增调第13、34、58三个师团和第5师团及重炮部队,配合原围攻衡阳之日寇第68、116师团疯狂向衡阳城区发起第三次全面总攻击｡
日军第11军司令长官横山勇中将发布总攻命令,并亲自指挥这次全面总攻击｡
8月2日,日军在炮火支援下数次猛攻虎形巢的守军阵地,守军预十师师长葛先才率特务连、搜索连增援虎形巢与日军血战,消灭日寇约1000人,守住了阵地｡当晚,日军偷袭接龙山主峰｡守军第三师师长沉着应战,把潜入之敌全部歼灭｡
8月3日深夜,日寇空军第6战队、第16战队、第44战队分别轰炸衡阳市中心中央银行的守军指挥部和岳屏山、回雁峰、五桂岭以及城南、城西各前沿阵地｡8月4日,日寇4个师团分别从雁峰山、小西门、岳屏山向城内发起猛攻｡在守军的顽强阻击下,敌寇数次强势的冲锋都以失败告终｡日寇第218联队和120联队在炮兵的掩护下向天马山发起进攻,也遭到惨败｡
8月5日拂晓,岳屏山、接龙山、江西会馆、虎形巢等阵地遭到日军偷袭｡偷袭失败即转为强攻｡炮火横飞,双方伤亡惨重｡6时全线展开白刃战｡经过两小时的肉搏战,岳屏山、虎形巢的守军将士终于打退了日寇疯狂的攻击,只有江西会馆的守军及全部伤兵均在肉搏战中因寡不敌众而全部阵亡,真正实践了与阵地共存亡的誓言｡
8月6日中午,防守城南五桂岭的守军第3师第8团团长张金祥和炮兵连长刘和生发现日军阵地上有一个指挥官提着指挥刀在来回奔走指挥,立即将仅有的8发炮弹一齐射出,当即将那指挥官——日寇第68师团第57旅团旅团长志摩原吉少将炸死｡
8月7日上午,刚到达衡阳城南的日寇的野战重炮第15联队(其中有100毫米加农炮3门,150毫米榴弹炮2门)一齐连续向岳屏山阵地、天马山阵地及市内主要建筑物轰击两个小时｡日寇的空军派出几十架飞机(其中有从日本本土刚调来的最新式战斗机19架)掩护其地面部队向岳屏山、天马山冲锋｡守军全体官兵,包括炊事员和轻伤员都上了前线参加作战｡下午3时许,天马山的守军及伤兵全部壮烈牺牲后,日寇才占领了天马山｡下午5时
30分｡数万日寇官兵倾巢而出,在各种炮火的支援下,天黑也不停止进攻｡守军英勇顽强,与日寇展开巷战、夜战、肉搏战,在残墙断垣之间,守军拼命抗击,直到天明弹尽｡
8月8日上午8时,经与日军血战48个昼夜之后,在弹尽粮绝,援军不到的情况,衡阳城终于沦于敌手｡
日寇侵衡,使这座具有千年文明的文化古城遭到灭绝人性的摧残｡在保卫衡阳抗击日寇的48天血战中,守军1.76万人日夜激战,阵亡1.6万余人,从未轮换或休整,最终仅存1200余人,其中大多数是伤员｡日寇投入5个师团和1个旅团,共计11万余人,被守军打死约2万人,打伤近6万人｡衡阳人民在衡阳抗日保卫战中受创惨重,其中牺牲3174人,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在战斗打响之后,勇敢投身于战斗之中,为守军运送粮弹医药,或救护前线伤员而光荣献身于枪林弹雨之中｡后来统计,全市直接被日寇杀死,或因战争而被打伤饿死病死的死亡人数是10.6万人,全城5.3万多栋房屋仅存100多栋也是弹痕累累｡毁于炮火的大小工厂共183家,毁灭的商铺约6000余户,人民财产损失约82000亿元(当时国民政府法币)｡
衡阳抗日保卫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大战役,也是抗战八年之中,作战时间最长、作战双方伤亡官兵均为最多、整个城市被毁、惨烈空前的一场城市争夺战,也是中国军队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场极其英勇、极其悲壮、极其惨烈的守城战,是中华民族与日本法西斯的一场血战,也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写下了不朽的篇章｡这次战役,从1944年6月22日开始,到8月8日结束,历时48天,千年古城衡阳被夷为平地,成了一片废墟,中国军队和衡阳人民为反抗日寇侵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衡阳守军和衡阳人民的英雄事迹赢得了中外人士的高度赞扬。其中中共组织发动衡阳市民支援国军守城,有3.2万名市民组成弹药运输队、工事抢修队、担架队、消防队、伤病员服务队、收尸队等各种组织,由市长赵君迈统一指挥,配合守军作战｡在整个保卫战中,有3174名市民为国捐躯,他们是衡阳民众参加抗日保卫战的无名英雄｡8月8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致电蒋介石,对衡阳守军“长期而英勇”之抵抗表示敬佩,并谓:“余相信衡阳这坚守,可能使中国西南部其他各受威胁的地区更稳固,并使日军遭到严重挫折｡”8月9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向衡阳守军致敬》,谓:“敌人在我国战场所发生的攻势不到一月,战火燃遍了湘江两岸,敌人这个狼奔豕突的攻势直到衡阳才停止了脚步……终于被我英勇的守军捆住了,使它不能够南下,不能够西窜,在这个意义上,衡阳守军是遏制了敌人,有重大的收获,建立了重大的功勋!”8月12日,毛泽东亲自为延安《解放日报》起草社论,高度评价“守衡阳的战士们是英勇的”｡同时,《大公报》以《感谢衡阳守军》、《衡阳战绩永存》为题连续发表社论,赞扬衡阳抗日保卫战。
1946年8月10日,衡阳市各界在岳屏山顶举行“衡阳抗战纪念城”立碑奠基典礼｡纪念碑高17米,刻有蒋介石亲笔题写的“衡阳抗战纪念城”七个大字｡1948年4月,与衡阳抗战纪念城共建的纪念塔、纪念亭及牌坊落成,成为抗战名城衡阳的千秋纪念名胜,供后人瞻仰｡

八、日本侵略者在境内的暴行纪实

1938年至1944年衡阳抗日保卫战之前,衡阳的工商业发展迅速,规模、产值均超过了长沙｡从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等沿海城市迁来的机械、冶金、化工、纺织等中小型工厂100多家,工人4万多人,工业总值18亿元｡是时,衡阳工业主要有机器、玻璃、肥皂、搪瓷、皮革、油料、纺织、冶炼等等,其中机械工业最为发达｡衡阳电厂、湖南制革厂、湖南第三纺织厂、金钱热水瓶厂、新华搪瓷厂等较大的工厂有10多家｡衡阳的街市非常繁华｡据1943年9月统计,衡阳市区人口35万,加上流动人口已超过50万｡中央财政部火柴专卖公司、湖南省贸易局等几家中央、省级商业贸易管理机构都设在衡阳｡全国四大银行,或迁驻衡阳,或在衡阳设立分行和代办机构｡在香港沦陷前,衡阳还是大后方物资集散地｡这些都加速了衡阳商业的发展｡衡阳的商业街沿湘江西岸绵延10余里,北起青草桥,南至洪家塘,店铺林立｡特别是中山南北路最为热闹,商场商店6000多家,旅馆200多家,据1943年底统计,衡阳市区工商业达8000多户,银行32家,金店35家,钱庄200多家,商业总额达3000多亿元(法币)｡日寇犯衡之前,衡阳的市场繁荣,工厂兴盛,铁路、公路、水运都畅通繁忙,文化教育兴旺发达,成为大后方仅次于重庆、昆明的第三大工商业城市和金融中心｡财税收入也列为大后方的第三位,被冠为“小上海”的美称｡
1944年6月,日寇侵犯衡阳之后,这个繁华的“小上海”迅速化为泡影,千年的文明古城顿时遭到空前的浩劫｡
8月8日衡阳沦陷,日寇的铁蹄踏进市区之后,对那些放下了武器的国军俘虏进行了非人的折磨和虐待｡他们驱赶着这些饥饿得奄奄一息的战俘顶着烈日为他们服苦役,运送物资,掩埋尸体,修桥补路｡他们对被俘的四、五百伤病员关押在东洲岛,既无医药,也无食物,大部分伤病员就在饥饿和伤痛中死去；有的伤病员被疯狂的日寇作为活靶,日本军人轮流对活人练习劈刺,将这些伤病员活活劈死或刺死；有的伤员当做活靶被刺几十刀后便抛入湘江｡
日寇对衡阳的罪恶,始于1937年抗战之初｡1942年1月1日元旦之时设市,属省辖,市长朱玖莹｡市辖八区,面积为230平方公里,市区户籍人口23万｡据史料记载:1942年6月8日,日寇飞机17架3次袭击衡阳｡9日,日机6架再次袭击衡阳｡6月22日,日机13架侵袭衡阳,我机击落日机两架,击伤日机两架｡7月4日,日机20余架7次侵袭衡阳,被美军援华飞虎队击落4架｡7月30日,日寇最先进的零式战斗机27架,企图掩护其轰炸机34架轰炸衡阳｡美机迎战,击毁日机4架,击伤日机3架,美机捐失1架｡31日晨,日寇零式战斗机29架侵袭衡阳,美机击落日机9架,击伤日机1架｡美机损失3架｡8月初,衡阳上空连日空战｡飞虎队与防空部队协同作战,击落日机11架｡
据衡阳《力报》1942年11月21日通讯报道:1937年至本年9月底止,敌机空袭衡阳
101次,出动飞机1349架次,投弹5240枚,炸死3666人,炸伤1927人,炸毁房屋9894栋,炸毁火车4辆,路轨492丈,枕木404根,炸毁民船46艘｡
据衡阳市志1943年统计,是年,日寇飞机共384架分8批轰炸衡阳,飞虎队参与空战,击落日机22架｡
在1944年衡阳抗日保卫战之前,日寇飞机多次侵袭衡阳,其中几次造成较大伤亡:4月6日,日机18架轰炸衡阳,全城大火,民众死伤甚多｡5月17日,日寇最新式飞机一式战斗机27架从沙市起飞突袭衡阳,民众伤亡更多｡
在6月22日至8月8日历经48天的衡阳抗日保卫战中,日寇的飞机在衡阳投下重型炸弹、燃烧弹、毒弹无法统计,日寇的重型大炮(包括150毫米的榴弹炮)向守军阵地和城内楼房发射的炮弹不计其数,整个衡阳城全被日寇的炮火摧毁｡
日寇占领衡阳后,由于市区破坏惨重,满足不了劫掠、奸淫、烧杀成性的侵略者的欲望,疯狂的日寇便把魔爪伸向了城郊和邻近的各县乡镇｡他们烧杀抢掠、轮奸妇女,刺挑小孩,随时随地都在制造残杀中国人的血案,其中制造了很多集体屠杀的惊天大案｡
衡阳守军打死日寇2万人,各处阵地前都有日寇的尸体｡他们从各处掳来1000多老百姓来收尸｡然后将这1000多为他们收尸的人集中炸死｡
例②,日寇到城外各处抢粮时,抓老百姓为其挑粮进城,进城交粮后,日寇就把众多挑夫集中一处用机枪扫杀｡
例③,日寇驻珍珠乡宝庆寺(今属衡南县)的军官楠木一伙人先后掳捕了过路客商
32人,洗劫财物之后,将这32个商人集体活埋｡
例④,市郊第五居民组弯弓场屋场90多个居民被日军杀了79个,只有10多人逃脱杀害｡由于无人收尸,尸体腐烂,满城臭气熏天,环境严重污染,直接引发了1945年春季的瘟疫流行,全市有3万多人在瘟疫中死去｡
例⑤,日寇在城郊耒河口抢粮,采用枪击、活埋、油烧等暴行,一次屠杀村民72人｡
例⑥,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驻衡日军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竟还要作最后疯狂屠杀,他们野蛮地将关押在湘桂铁路管理局(今五桂岭高铁院)的抗日军人、工人、商人共500余人,集中屠杀在湘江河岸的战壕里｡日寇野蛮抗拒投降,任意杀人毁物,他们将江东茅坪和西郊、南郊共三处弹药库烧毁,又连日把军用物资及装备在江边焚毁,笨重的东西投入江中,并于城南郊外烧毁汽车约400辆｡一连几天几夜,爆炸之声不绝,火光烧红夜空,映红湘江｡
日寇投降后,衡阳市政府发表了《关于日寇罪行调查》,其中有:“八年抗战,衡阳城乡350817人死于战祸｡”“1937年9月至1945年7月,日军出动飞机2690架次,对境内城镇轰炸500余次,投弹6615枚,使衡阳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文中举例甚多,其中有
1938年中秋节晚,日机9架入侵城区上空,先用机枪扫射,继而俯冲投弹,市民多在家中过节,死伤惨重｡又例,1939年4月6日,日机108架次,分三批进犯,一批由青草桥炸到雁峰山,一批由江东机场炸到大西门、小西门,另一批炸北正街、司前街、上下长街、大西门正街,投下大量的炸弹、燃烧弹,最大的重500磅,轰炸引起全城大火,将各个街道大部分地区烧成一片焦土,居民死伤数千人｡特别是1940年8月10日,日机90架,对衡阳城区连续轰炸8次,投下炸弹和燃烧弹700多枚,大量的工厂、学校、医院、车站被炸毁、烧毁,居民死伤数千人,是时的报刊称:“以90架飞机轰炸一个城市,除了我们的战时首都重庆之外,就是衡阳了。”
日寇侵衡罪恶累累,磬竹难书｡日寇的暴行,使衡阳饱经苦难,遍地血腥｡

第三节 党组织在解放战争时期组织境内民众进行革命斗争

衡阳是湘南重镇,军事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解放战争期间的衡阳处在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个地方一直控制很严｡当时,衡阳市的中共地下组织有三个系统的三个组织｡一是中共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1948年2月,中共武汉市委派遣地下党员周济、丁亚辛、王仲虎三人到衡阳｡3月,直属衡阳支部建立,地址是市区中山南路周义生绸布庄三楼,周济为党支部书记｡二是湖南省工委衡阳工委(又称两衡工委)｡三是湘南工委所辖衡阳工委｡1947年7月,中共湘南工作委员会在衡阳市接龙山成立,谷子元任书记,何大群任副书记｡湘南工委的主要任务是:一、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二、广泛发动群众,在城市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在农村开展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的斗争；三、开展统战工作；四、开展武装斗争｡1948年3月,中共湘南工委在衡阳市城区成立所辖衡阳工委,由谭新东(谭善绍)任书记｡这三个系统的地下党组织,都不相隶属,不发生横的联系,但在工作中却又互相配合,互相掩护,互相支持,十分默契,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各自在不同的范围内,领导衡阳的革命斗争,直到衡阳解放｡

一、恢复和发展境内党组织

处在国统区的衡阳地下党组织,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根据中共中央的总方针和抗战胜利后衡阳的政治经济形势,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多年来建立的革命群众基础,迅速恢复和发展党的队伍,积极发动群众和依靠革命群众,开辟第二条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革命与反革命进行大决战的历史关头,衡阳的环境是艰难险恶的,国民党的军政特警机构都凶残地张开罗网,想把衡阳的中共地方组织和革命群众置于死地｡中共衡阳市地下组织,在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方针的同时,坚持地下斗争,在市区的工人、学生、知识分子中建立城市工作的基础,建立城区工作据点,发动和领导城市民主运动｡同时,雁峰区境内以雁峰山为南郊的据点,放手抓好农村工作,在境内恢复和发展党的地下组织｡战斗在境内工厂、学校、报社、电信、农村等各行各业的中共地下党员,机智勇敢地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开展革命活动,甚至象孙猴子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那样,打入敌人的军政特警和新闻电信等要害部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获取敌人的情报,巧妙地利用敌人的设备,为革命斗争传递情报和讯息,发布宣传中共方针政策的新闻｡特别是1949年,中共衡阳地下组织利用敌人的报纸把第一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我党和谈的八项条件、毛泽东、朱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及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天险的消息和文件等及时公开地告诉了衡阳人民,给衡阳人民传播了解放的讯号｡同时,中共衡阳地下组织领导学生开展爱国民主运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组织新闻界、文化界人士开展文化宣传斗争,团结一大批有识之士,学习研讨救国救民的道理和方法,秘密调查反动派中的顽固分子的劣迹,秘密策反国民党军政警特组织中的动摇分子,搜集情报,暗中保护城市｡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其统治区的工厂、企业、学校及重要设施,采取“决不留给共产党”的方针,能迁走的迁走,不能迁走的,准备在解放军到来之前加以彻底破坏｡中共衡阳地下组织针对这一情况,发动群众,团结各界各阶层人士,组织各种形式的自卫队、纠察队和护厂、护校、护局委员会等群众组织,广泛开展反搬迁、反破坏的斗争,有效保护了人民财产｡为迎接解放大军南下衡阳,中共衡阳地下组织组织群众,为解放军搜集递送情报,为解放军当向导,维护社会秩序等等,这些工作,对人民解放军打胜衡宝战役和顺利接管衡阳市区,建立人民政权,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组织学生开展爱国民主运动

1947年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16个大专院校6000多名学生,在南京举行挽救教育危机、反内战的联合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的血腥镇压,史称南京“五二0惨案”｡同一天,北京大中院校1万余名学生和天津南开、北洋大学生亦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5月31日广州中山大学、中大附中、中华文化学院、圣心中学等大中学生3000多人,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被国民党反动派雇用的打手,用铁棍、木棒先后两次进行袭击。50多名手无寸铁的学生被殴伤,19人重伤倒在血泊中｡“五三一”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和广大学生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义愤｡
衡阳学生运动是在中共衡阳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不断发展的,是抗日战争时期衡阳学生运动的继续,又是在新形势下的大发展,其内容是由反对投降、卖国,坚持抗日救亡发展到“争取真和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一争三反”运动,为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
当“五二0”、“五三一”惨案传到衡阳时,衡阳的学生运动即象干柴着烈火一般立即燃烧起来｡中共衡阳地下组织一面组织全市学生进行罢课、示威游行,另一面布置在新闻界的中共地下党员,通过报纸及时报道各地学生运动的动向,推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向全省扩展｡衡阳的学运,一直是全省学运的排头兵｡在中共衡阳地下组织的发动下,广大的青年学生纷纷挺身而出,走向街头,集合游行,散发传单,发表演说,义正辞严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学生运动,屠杀爱国学生的滔天罪行｡同时,各个学校实行罢课,甚至组织绝食斗争,并派出代表到国民党的党政机关请愿｡
1949年上半年,衡阳的学生运动已经形成了高潮｡中共湘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先后在市区内的成章、船山、扶轮、湘南、建德、广德、平智等中学建立据点,发展了一批党、团员,以合法身份作掩护,有力推动了全市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蓬勃开展,使反蒋斗争的浪潮迅速席卷整个湘南｡
1949年4月1日,南京各校6000多名学生在国民党“和谈代表”离开南京赴北平时,为促进和平的实现,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善学生待遇,停止内战,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举行了示威游行｡国民党南京政府派出大批军警特务,血腥屠杀爱国学生,当场打死两人,打伤100余人,并逮捕了一大批学生,制造了再一次震惊全国的南京“四一”惨案｡消息传到衡阳,各校学生义愤填膺,团结一致,再次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学潮运动｡在中共衡阳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各校学生连夜赶写标语,编出墙报,印刷传单,策划游行示威｡4月7日,各校学生数千人举行声讨大会,追悼殉难烈士,声援南京学生的正义行动｡4月13日,岳阳学生为声援南京学运,数千人集会游行示威,又遭到国民党岳阳军警的残酷镇压,游行学生被打死3人,伤20人,失踪6人,又发生了一起震惊三湘的“四一三”惨案｡中共衡阳地下组织得到消息,立即雷厉风行地组织了以船山、湘南、建德等中学为重点,广泛开展声援岳阳学生的活动｡
船山中学坐落在湘江中的东洲岛上,是中共湘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领导学生运动的一个据点｡该校为三青团势力所控制,训导主任刘升运掌握实权,给学运的开展造成很大阻碍｡为了打破这种局面,中共地下党员李峰以高八班班长的身份,邀请刘升运和一些进步教师参加班会｡学生事先准备了专题发言,其中有揭露刘升运的奴化教育和一些不轨行为的事实,对刘进行说理斗争,使他丑态毕露,迫使刘离开学校｡接着李峰又组织同学清算事务所的帐目,给同学们退出伙食费银元96元｡经过一系列有理、有据的正义斗争,进步势力抬了头,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等革命书刊杂志可以在教室里秘密传阅,《新观察》、《社会评论》等进步书刊杂志可以在教室里公开阅读和自由讨论,广大学生中呈现出一派追求真理、渴望革命胜利的热烈气氛｡
4月16日,船山中学学生自治会收到衡阳克强学院寄来的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南京、岳阳学生暴行的《快邮代电》,在中共衡阳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由学生中的地下党员李峰出面,召开各班进步学生代表会议,决定声援南京、岳阳的学生运动,召开追悼大会,对南京、岳阳遇难的学生表示哀悼,对受伤的学生表示慰问,对失踪的学生表示关注,同时决定组织衡阳的学生集会,声讨国民党反动政府镇压学 生爱国运动的罪行｡爱国学生纷纷登台演讲,痛斥国民党反动政府镇压学生的罪行,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骗局｡演讲者声泪俱下,听众也泣不成声,口号声此起彼伏,气氛十分悲壮｡
4月19日,船山中学学生自治会组织全体学生率先罢课一天,绝食一餐,将绝食节余的伙食费汇寄给南京、岳阳的受伤学生,并以《快邮代电》向他们致以慰问,以实际行动声援南京、岳阳的学运｡中共地下党员张琢、柏克寒、李峰等共同起草《快邮代电》,交学生会股长綦建基,寄给衡阳各中小学校和各机关团体,转发了南京岳阳两起惨案｡4月
20日上午,船山小学全体教员也罢课半天,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4月20日,衡阳的《中华时报》、《力报》等各报刊登出《快邮代电》和各校罢课消息时,衡阳广大人民群众无不震惊,无不义愤,对学生们上街游行演说,纷纷表示支持｡衡阳学生声援南京、岳阳学生的爱国行动掀起了巨大声浪,震憾了衡阳的反动当局｡船山中学的校长罗齐华立即于4月20日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假惺惺地反省自己办学的过错,随之话锋一转,便凶相毕露,对学生提出严厉警告,说如果以后再这样胡闹,学校不能对学生的安全负责｡当天,衡阳警备司令蒋伏生即派便衣特务潜入船山中学密查｡五天后的一个深夜,蒋伏生派出武装宪兵,包围船山中学,封锁渡口｡几十个便衣特务带着黑名单,分别闯入教室、寝室,搜查所谓“共党嫌疑分子”｡查了半夜,一无所获｡原来,船山中学的地下党、团员和进步学生,早在一天前就接到地下党组织的秘密通知离开了学校,有的回到家乡去传播革命火种,有的奔赴游击根据地去执行新的战斗任务｡
位于城南两路口的省立十二中学的学生在中共衡阳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冲破当局阻拦,于4月19日在校园内举行了追悼“四一”和“四一三”死难同学大会｡追悼大会的横幅两旁贴着一副挽联,表达了师生们爱国赤诚之心｡挽联是:
四海盼和平,方期大地辉煌,赤县神州民气振；
一心倡正义,无奈晴天霹雳,吴山楚水哭声哀｡
衡阳学运引起了国民党衡阳市政当局的极大恐慌｡他们害怕事态不断扩大,就勒令市内各所中学停课,提前放假｡衡阳市小学教师互助会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衡阳市区的小学也参与了学运｡小学教师们经过斗争,于1949年2月组成筹委会,4月成立,到会200多人。地下党员段盛岚、邱琼参与了领导,为以后团结教师,保护学校,迎接解放,奠定了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不久,随着党的城市工作重心由“反饥饿,反迫害”转向“护城迎解放支前”,衡阳境内各校的地下党、团员被迫离开学校,在各自的地下党组织的指示下,学生运动也随之转到护城迎解放斗争上来｡许多进步的青年学生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为迎接衡阳解放作出了新的贡献｡

三、组织工人进行罢工斗争

抗战胜利后,大批破产的农民涌入城市,衡阳城区人口猛增｡经济虽然有了一定的恢复,但国民党反动派推行独裁、内战的反动政策,不顾人民的死活,使城市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的状况,这就激发了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城市各阶层人民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阶级矛盾,使国民党政府处于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上｡
1947年,物价飞涨,各地米价陡涨一倍多｡衡阳的工人为了求生存,不断自发地与国民党政府进行斗争,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连绵不断｡中共衡阳地下组织在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和爱国学生运动的同时,实行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相结合的方针,就经济斗争入手,领导市区工人进行了一系列罢工斗争,尤其是城南区的报业工人的大罢工,湘桂铁路工人的大罢工,在全市都很具震撼力量,推动了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独裁统治｡
(一)衡阳报业工人的革命斗争
1948年初,解放战争已由防御转为进攻｡为配合解放大军南下,中共武汉市地下组织派周济、王仲虎、丁亚辛来到衡阳,在中山南路周义生绸布庄三楼秘密建立中共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周济为书记｡他们三人都是通过关系在大华晚报担任编辑或记者,以报业记者的身份作掩护｡
周济很注意团结报业工人,在工人中很有威信｡他通过交知心朋友培养革命力量,通过工人组织开展革命斗争｡当时,他首先和排字工人王雅林交上了朋友｡王雅林出身贫苦,为人正直,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而且能较快地接受革命的思想和理论,表现也很积极｡
1948年5月,周济交给王雅林一个任务,首先把一部分有一定的阶级觉悟的印刷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秘密组织｡王雅林立即积极地暗中串联了各个报社的十几名印刷工人,在学宫路新民园秘密开了成立会｡会上,王雅林说:“我们印刷工人要团结起来,当新一代工人,反对压迫,自求解放……不能依靠赵世宁把持的工会,他是不会为我们工人谋利益的｡我们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是新一代工人,今天我们成立的这个组织想取名叫‘新工社’,请大家讨论｡”大家热烈讨论,认为“新工社”即是新一代工人的社团,一致赞成,并约定:服从组织决定,保守组织秘密｡会后,各人分别在各自的报社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从此,“新工社”成了地下党领导的革命工人组织,他们是印刷工人革命斗争中的一支骨干力量｡
6月,印刷工会举行改选｡改选前,周济书记通过王雅林向新工社成员布置任务,要把赵世宁把持的国民党衡阳市政府的御用工具——印刷工会夺过来｡这是一场很艰巨的斗争｡赵世宁依仗国民党的势力,把持印刷工会十几年了,衡阳沦陷前他就是印刷工会理事长,很多印刷厂老板都受他控制,各报社的工人中,也有一些人是支持他的,当时赵世宁在印刷业界还挺有势力,要把他拉下来,必须要有充分的力量,首先要发动群众捡举揭发他的各种罪行,使他的丑恶面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广大的印刷工人反对他,叫他下台｡于是,在周济书记策划指挥下,一方面是新工社成员分别向各自的报社工人串联,另一方面揭露赵世宁贪污挪用会费的问题和暗中勾结报老板出卖工人利益的罪行。同时,中共湘南工委地下党员、新工社骨干成员洪茂生与私营的印刷厂家联系,要他们不要支持赵世宁｡新工社经过充分的准备之后,在改选会上,便向赵世宁发起攻击｡开始,赵世宁自信有一班人扶他,有不少人服他,又有国民党衡阳市政府派来的要员,他以为理事长的位子非他莫属,所以,他很骄傲｡投票之后,在计票中途,他发现他的票数不多,情况不妙,不禁吃了一惊,便指使手下喽啰在会上起哄,冲击会场,企图迫使改选流产｡在这紧急关头,新工社成员控制了会场,把住了大门,压制了那几个起哄的喽啰,并且高喊:“选举没有结束,谁也不能离开会场!”经过激烈的斗争,计票结果是王雅林得票最多,当选为理事长,其他新工社骨干成员洪茂生等7人,当选为理事或监事｡“九理三监”12人中,新工社占7人,形成压倒优势｡从此,印刷工会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工社的手里了｡当时,印刷工会没有办公房,地下党通过关系,向国民党衡阳市党部借了一间房子办公｡印刷工会的牌子就挂在国民党市党部内,这样就更利于地下党开展地下工作了｡夺权胜利,成立新的印刷工会之后,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新工会立即发动群众同报老板进行了分救济物资的罢工斗争｡这次斗争是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在地下党掌握的“记者互助会”的紧密配合下进行的｡
7月,衡阳各报报老板假借报社职工名义,向国民党政府领到了一批救济粮和物资归为私有｡工会了解到报老板独吞了这批粮食物资的情况之后,立即以工会的名义向报老板提出,要求将这批粮食和物资分发给全体工人｡报老板竟说没有这回事｡记者互助会的同志当面戳穿了老板的谎言,拿出了证据材料｡老板看到说谎不成又抵赖不得,便说是他们向政府申领的,与工人毫无关系｡新工会据理力争,坚持一条:这批粮食和物资是以报社职工的名义领来的,就应该分发给职工｡报老板置之不理,新工会就宣布罢工｡这次罢工的策略是各个击破,凡是那家报社老板答应了工会的要求,工人就开工出刊｡这样就分化瓦解了报老板的攻守联盟｡首先是《建报》老板段琴子答应了工人的要求｡因为段琴子全靠这张报纸来维持他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报纸停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同时,他领了这批救济物资后,报纸反而停刊了,他不好向国民党政府交代,而且今后更不好再次请求政府救济了｡所以,《建报》只停了两天就出刊了｡《建报》的出刊,给了其他报老板当头一棒,引起一片恐慌｡他们心里明白,再这样僵硬下去,吃亏的是老板自己｡于是,他们只好答应工会的要求,把所得的粮食和物资分发给全体工人｡各个报社的职工不同程度分到了应分的以粮折算的钱和一些旧衣服等物品｡这次罢工斗争只经历了4天,就大获全胜｡这不但提高了中共地下党在印刷工会中的威望,也提高了新印刷工会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更提高了广大印刷工人的战斗力和向往力,同时,也使报老板重新认识了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
1948年,通货恶性膨胀,物价一天数涨,民不聊生｡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买不到几斗米。12月初,衡阳报业印刷工人在中共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领导下举行了罢工｡罢工前,由地下党掌握的印刷工会作出了五点决定:1、各报工人统一行动；2、增加工资,每月按二担一斗大米的市价折发工资；3、改善伙食；4、印发《快邮代电》,呼吁全市各业工会声援；5、不达目的决不复工｡对于工人要求每月按二担一斗大米的市价折发工资,报老板不但不答应,还以“开除”相威胁｡于是,工会就派出代表万孝基、欧名价等向国民党衡阳市政府请愿｡同时印刷工会向全市各产业工会发出《快邮代电》｡国民党衡阳警备司令部司令兼市长欧冠接见了请愿代表,并要报老板到市政府谈判｡在谈判会上,报老板只愿意按一担二斗米的时价发工资｡谈判没有结果｡12月20日,工会宣布罢工｡警备司令部想维护老板的利益,要扣留请愿代表｡代表们毫不畏惧,并致信给工会负责人,表明革命到底的态度,不达到工会的要求,代表们就不离开谈判地点,工会就不要复工｡这时,《中华时报》被特务和一些工人中的败类所把持,他们想破坏罢工,就私下许愿引诱工人继续出刊｡罢工纠察队发觉了此事,立即通知其他报社工人赶到中华时报社制止出刊｡特务刘玉生拔出手枪,关闭大门,并殴打去制止出刊的工人｡这样就激起了公愤,室内的工人捣毁了排好的铅字版,门外的100多名工人将排字房团团围住,高呼口号,吓得报老板李运鹏赶忙叫老婆杨玉冰(报社经理)出来圆场,立即答应“罢工不圆满解决不先出刊”｡这样,全市所有的报纸停刊后,谁也不敢冒险先出刊｡
三天后,警备司令部找工人代表欧名价谈话,要求出刊,并威胁说,现在是“戡乱”时期,不能停刊,若继续停刊,要以“破坏戡乱”论处｡欧名价是条硬汉子,并不怕国民党反动派的恐吓,但他也特别机灵,立即想到要想个办法把这个所谓的“破坏戡乱”的帽子戴到报老板的头上去｡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立即答应出刊,但有个要求,要求只登消息不登广告｡欧冠是个军政人物,自然不懂其中奥妙,满口答应“可以”｡欧名价飞快从警备司令部回到工会,立即向王雅林说出他答应欧冠出刊的“奥秘”｡这奥秘就是,报老板的收入完全是靠广告和那些能借以敲诈勒索的地方新闻｡报纸不登广告和地方新闻,报老板就没有收入｡这样,不但出刊报纸的纸张损耗了,还要支付工人的工资,用电还要出电费,这样下去,报老板肯定是不愿意出这样亏本的报刊,不如停刊还好些｡同时,“只登消息”,也是只登国民党中央报和外地发的消息,报老板从中得不到一星点油水｡而且,这些消息与所谓“戡乱”有关,报老板也不敢到警备司令部去说｡果真不出所料,没有广告又没有衡阳地方新闻的报纸只出了两天,《中华时报》的老板李运鹏就首先嚷起来:“这样的报纸不出了!”接着,其他的报纸也不出了｡这是报老板自己停刊的,“破坏戡乱”的帽子就转戴到他们自己头上去了｡全市报纸又一下全停刊了,警备司令部原以为是印刷工会又号召罢工了,气势汹汹追查责任,一查问下来,竟是报老板自己停刊的,抓不到工会的错误,只好草草收场｡
国民党反动派与那些老板本来就是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的｡但偌大的衡阳市,作为省辖市而长期没有报纸出刊,消息传到了省政府,甚至传到了南京｡作为衡阳警备区司令兼市长的欧冠,心里也感到不好向南京和省府交代｡于是,罢工持续了10多天之后,欧冠召集各报老板和工会代表到市政府继续谈判,并对各报老板大发脾气说:“你们没有钱就不要办报嘛!”最后由他出面调解,每月以一担五斗米发放工资｡代表们看到罢工已经13天了,虽然没有达到每月二担一斗米的目的,但比报老板所说的一担二斗米高了三斗,还是有所增加,而且是欧冠提出来的,总要给他一点面子,就这样同意了欧冠的调解｡报老板见官总是唯唯诺诺,更不敢反对欧冠｡于是调解生效｡罢工斗争于1949年1月5日结束｡在报业工人大罢工的影响下,湘江西岸码头工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随着也组织了罢工｡接着,湘桂铁路、粤汉铁路工人也举行了罢工斗争,声势更加浩大,大长了工人阶级的斗志｡
1949年2月,报老板虽然按照欧冠的调解每月按一担五斗米给工人发放工资,但发的不是大米或银元,而是国民党应付经济危机的金圆券｡当时,金圆券不断贬值,而市场的物价一日数涨,早上的市价到中午又涨了,到晚上又涨了,所以,工人们拿的金圆券总是买不到一担五斗米,如果第二天去买,连一担米也买不到了｡但是,用银元买米,6块银元一担米,价格不变,只有银元(硬币)才能保值｡
工会为了维持工人们最低生活保障,为了工人们的血汗钱不贬值,于是发动组织工人向报老板提出以大米市价折成银元发放工资｡开始,报老板不但不答应,还给工人们扣政治帽子进行恐吓,说什么拒用金圆券就是破坏金融,政府要拿问的｡工人们不断要求发银元无果之时,就要求发大米,或发粮行的一担五斗米的存粮条｡老板还是不答应｡工人们忍无可忍,就对报老板扬言:若不答应,我们就罢工!报老板看到工人团结紧密,又有工会支持,只得答应每月以9块银元发放一担五斗米的工资｡虽然9块银元中总有一、二块烂版钱,这种烂版钱1圆只能当9角用,但毕竟比金圆券好多了,有了价值保障｡印刷工人的斗争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印刷工人罢工斗争的胜利,对全市各行各业影响很大,国民党的金圆券慢慢地被各行各业的更多的人所拒用｡这对于国民党在衡阳的金融经济是个很大的打击｡
中共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为了加强工运工作,1948年12月决定以印刷工会的名义创办工人夜校｡这时,地下党员、印刷工人王雅林已经牢固地掌握了国民党衡阳市印刷工会的领导权,又领导着党的地下外围组织“新工社”｡当时地下党支部书记周济正在国民党衡阳县民众教育馆(在市内)工作,是个有利条件,根据业务范围,有可能取得创办工人夜校的合法手续,而且支部有足够的组织力量和教学力量｡但是,阻力是很大的,因为那些报老板和书纸业的老板生怕工人团结起来“闹事”,他们总是想方设法破坏工人的团结,他们仗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总是压制工人的合理要求｡当时解放大军正在迅速向南挺进,他们慑于解放军的强大威力,十分恐慌又十分疯狂｡他们上下勾结,对工人的革命斗争防范甚严,遇事总是挑剔、限止和压制｡在印刷工人内部,由于长期受到封建宗派和反动宣传的影响,思想认识也不尽相同,思想觉悟有高有低,还有些人胆小怕事,逆来顺受,不敢抗争｡因此,要创办工人夜校,情况十分复杂,斗争十分艰巨｡然而,创办工人夜校是革命的迫切需要,势在必行｡通过夜校,可以提高广大工人的革命觉悟,培养骨干,壮大革命力量；也可以增进工人之间的团结,孤立老板,保证斗争的胜利｡
于是,周济同王雅林就找民众教育馆馆长颜少樵商谈｡
颜少樵是复兴社的成员,又是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特务,还是本地宗派组织“十兄弟”中的成员｡虽然他的社会关系很复杂,但平时倒还比较开明｡他听了周济、王雅林的汇报要求,觉得于他有利,既可以借此提高他在群众中的地位,提高他的知名度,又不要他花钱,还有廉价的劳动力为他的“事业”服务 ,也可以用“扩大民众教育面,增加民众教育成效”为由向上级民众教育领导部门邀功请赏,这是一举多得的美事,何乐而不为,便立即拍板同意｡于是,他主动提出,由他去找陶淑小学校长刘复初商谈,要刘复初免费出间教室｡刘复初既是复兴社的成员,也是“十兄弟”的成员,一拍即合｡于是,“衡阳市印刷工人夜校”于1948年12月在道后街(今解放路)南边的陶淑小学(在今解放路与市府路之间)挂牌成立｡由陶淑小学校长刘复初兼任工人夜校校长,地下党员、印刷工会理事长王雅林任副校长｡周济除了亲自担任教员之外,还指派地下党员罗顺楚、查微(化名王育廷)到夜校担任教员｡夜校规定每周上课三个晚上,每晚两小时｡当即出广告正式招生｡工人夜校名义上是招生入学,自由报名,实际上是工会发动,派专人负责登记,同时由新工社社员串连工人,邀约报名,而真正自动报名的只有很少一部分｡
报老板们生怕印刷工人都进了工人夜校后跟随工会与他们作对,除了想方设法阻劝之外,还暗中散布谣言,攻击办工人夜校的人有阴谋目的｡特别是《中华时报》的老板李运鹏,他是中统特务,表面上不阻挠,暗中却在捣鬼使坏,故弄玄虚｡还有《力报》的老板雷锡龄借故工人上夜校会影响夜班工作为由进行阻挠｡工人们坚决表示一定要上夜校,并说明夜班的工作会安排好的,不用老板操心｡其他报老板有阻止工人上夜校的,工会就出面与报老板说理,并且说明不影响工作,还说明上夜校是工人的权利,工人学好文化知识更有利于工作｡报老板也就无话可说了｡
书纸业店一般都是本钱小、店铺小的店老板,一般又没有什么政治背景,所以,他们胆子也小一点,甚至还有点惧怕工会｡工会要工人上夜校,他们奈何不得｡但是,这些小店的工人人数也少,平时与工会联系也少,见识也少,所以,这些小店的工人大都胆小怕事,不敢主动去报名入学｡因此,他们经过工会派去的专人做了发动工作才敢去报名读书｡
经过地下党员王雅林、欧名价和新工社社员积极做发动工作,报名的工人有50多人,夜校于1949年2月中旬开学｡
夜校的课程由颜少樵、刘复初、周济、王雅林协商,设置了国文、数学、英文、音乐等课目｡为了多一层保护色,还让刘复初教珠算｡
上课半个月之后,由于教员教学认真,学员骨干得力,学员们普遍认为很有收获,所以,入学人数陆续增加,原来不想来的人,听到别人说好也就跟着来了；原来观望的人主动来了；其他行业如泥木工会、烧饼工会、修炮厂的工人等等,也慕名而来,入学人数多达70多个,教室挤得拍满,门口都坐满了人｡
为了展示学习成绩,扩大政治影响,鼓舞工人们的革命斗志,5月1日在《中华时报》上发了一期《劳动者》特刊,除了刊登地下党教员的文章之外,也登普通工人学员的文章。歌颂劳动者,敌人也找不到什么差错,也钻了不什么空子,但对工人们的影响很大,全体学员情绪饱满,斗志昂扬｡敌人看到工人夜校越办越好,就暗中加紧破坏,几次造谣挑拨不成,就常派些穿灰军装的兵痞子来威吓学员,说这个夜校是暴动分子办的｡学员们针锋相对地说:“暴动不暴动我们不管,我们是来读书学文化的,当印刷工人需要文化,不学不行啊!”
在这些夜校学员中,经过骨干分子做特定工作之后,新工社由最初的8人发展到30多人,还有6人参加了地下党组织｡
中共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领导下的印刷工人夜校,影响了衡阳市所有的工人群众｡紧接着,中共衡阳工委委派汤建辰、陈修河在泰梓码头河街也办了一所“工人文化夜校”。他们自编教材,自当教员,除讲授文化课之外,还特别向工人、农民宣传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和组织起来作斗争的道理,宣传进步思想,启迪工人们的阶级觉悟｡   
1949年5月,这两所由地下党领导的工人夜校已形成了一股很大的革命力量｡敌人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多次派特务、兵痞闹课堂、吓学员、质问校长、追查教员,用尽卑劣的手段,都没有达到破坏夜校的目的｡于是,他们恼羞成怒,索性撕下了假面具,于5月底勒令夜校停办,威吓校长:“夜校要自动停办,否则,武力封闭!”同时扬言要逮捕印刷工会理事长王雅林｡颜少樵、刘复初看到这种情形已十分严重,生怕出事,也不敢对抗了｡地下党两个系统的负责人经过研究后,两所夜校均于6月初宣布提前放假｡
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领导的印刷工人夜校虽然只办了4个多月,衡阳工委领导的工人文化夜校虽然只办了3个多月,但都充满了激烈的斗争｡通过斗争,夜校为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这在后来的罢工斗争和反迁移、反破坏、保护报社、保护工厂以及护桥护路迎接解放的斗争和支援前线的工作中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二)衡阳电讯工人的革命斗争
衡阳电讯局是重要的通讯部门,革命者必须掌握现代通讯部门,使之为革命斗争服务｡中共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书记周济和领导成员肖扬、罗顺楚通过电讯局地下党员李学珍,领导和组织了电讯局的地下革命斗争｡
1948年9月起,肖扬、罗顺楚先后来到衡阳电讯局,串联了李学珍、皮相成、朱怀德等10余人,秘密组织了时事政治学习小组,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国家与革命》和一些进步杂志、书刊,研究和分析解放战争的有利形势,为发展党的组织打下思想基础｡1949年,罗顺楚介绍李学珍重新入党,又介绍潘恒入党,同时发展了几个进步青年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青年先锋队(后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当时,电讯局里还有湘南系统的地下党员熊挟夫、熊载锡、熊启宣和湘南系统地下团员汤学耕等｡华中和湘南两个系统虽无组织联系,但他们能互相联系,互通情报,互相支持,联合对敌,形成了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在对敌斗争中,他们领导革命群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特别是解放前夕的护局斗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1949年4月以前,衡阳电讯局“福利会”是反动局长掌握的压迫剥削电讯工人的工具,工人无不痛恨｡仅仅是一次买煤的机会,局长和总务课长就合伙贪污银元60元｡地下党得到这个实证之后,立即公开揭露此事,丑闻大爆光,引起全局轰动｡于是,福利会进行了改选,几个地下党员进入了福利会,实际上掌握了福利会这个合法斗争的工具,真心为职工办福利,得到了全局工人的真心拥护和支持｡
1949年4月,电讯局地下党按照上级的指示,为了响应长沙电讯局“拒用金圆券”斗争,衡阳电讯局要立即发动“拒用金圆券”的斗争｡经过发动群众,皮相成、李学珍等主动找局长李肖白进行了多次谈判,并召开职工代表参加的会议,决定从5月1日起,所有电报、电话资费,一律拒收金圆券,改收银元｡这一革命行动,立即引起全市的轰动,全市其他行业的职工积极响应,只收银元,拒收金圆券,使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一下子就成了废纸｡这场斗争是与当时国民党政府颁布的“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相对抗的,给国民党政府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一个严重的打击｡
通过地下党领导的斗争,电讯局的报话费一律拒收金圆券,改收银元成功之后,福利会的威望是如日中天｡但是,局财务课发放工资时,却妄想用金圆券发给职工｡福利会的地下党员立即带动全局职工群众一起反对,在财务课大吵大闹,扬言要全局职工大罢工｡通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反动派的阴谋终于破产,只好连夜改发银元｡
全局拒收金圆券,现收银元之后,地下党为了控制收入的银元,便发动全局职工,强烈要求成立一个“经济管理委员会”｡经过斗争,终于成立了以李学珍为首的经济管理委员会,地下党暗中掌握了财权｡从此,经济管理委员会作出决定:局里的银元只用于职工福利的开支和保产护局的需要,不准任何人乱用｡有一次,工务课长王仲麟要用银元支付一笔几百元的运费,经济管理委员会不同意｡王仲麟再次要求,经济管理委员会就公告全体职工,全局的职工群起而攻之,吓得王仲麟再也不敢吱声｡
1949年7月,电讯局督察专员潘咏炜(外号潘瞎子)要将局里的6000元银元用飞机运往芷江｡地下党立即布置、串联骨干,发动群众,坚决截留这笔银元｡一方面,地下党员李学珍、皮相成等与潘交涉,另一方面,广大职工群众采取车轮战术,轮番对潘某进行围攻｡潘某大发脾气,群众就推推搡搡地高声喊打｡职工群众轮番围攻了10多个小时,潘咏炜终于认了输,乖乖地把6000元银元留下来了｡
(三)湘桂铁路工人和境内码头工人的罢工斗争
1948年冬,时值年关,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导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铁路工人无米下锅,年关难过｡在报业印刷工人的影响下,湘桂铁路工人于1949年1月7日举行罢工｡由衡阳开往桂林的各次列车全部停驶｡工人们要求铁路当局发年终双薪和提前支取薪金。路局闻讯,赶紧由柳州开出一辆列车到衡阳火车西站来调解,与工人代表进行协商,准备折衷解决｡在地下党的领导和策划下,地下党员与工人代表有理有利有节地与路局派来的谈判人员进行说理斗争｡工人们团结紧密,态度坚决,而且所求的是生存条件,也令人同情,所以,经过谈判斗争,终于赢得了胜利,路局答应了工人代表提出的全部要求｡1月9日湘桂铁路恢复通车｡
湘桂铁路工人罢工的胜利,对粤汉铁路工人的影响很大｡当月下旬,在中共湘南衡阳工委的领导下,江东区工委书记周炳杰参考湘桂铁路工人罢工胜利的经验,因势利导,发动组织了粤汉铁路衡阳铁路局6000多名铁路工人大罢工｡经过与路警军警的几番冲突与斗争,终于取得了罢工斗争的胜利｡路局发给了每个工人2000元金圆券的年终双薪和发清1月份的欠薪｡
1949年4月9日清晨,泰梓码头(今雁城路河边码头)、学宫路码头(今先锋路轮渡码头)的工人在境内地下党的领导下举行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罢工两天,东西两岸汽车不能轮渡,对国民党市政府压力很大｡10日谈判,工人们大获全胜才复工｡

四、组织文化新闻界开展革命活动

按照地下党组织的工作原则,地下党员应该有公开的社会职业为掩护｡1948年的衡阳,曾经过48天(1944年6月22日～8月8日)的衡阳抗日保卫战的战火,又经过日寇铁蹄下的烧杀抢掠,经济尚未恢复,加上国民党全面发动内战,对衡阳人民的压迫剥削,市面上更是百业凋零,工人失业严重,地下党员要找个职业作掩护又谈何容易｡在一片萧条景象中,衡阳的报业却畸形繁荣｡当时,衡阳有《市民日报》(国民党市党部机关报,地址在今市府路)、《中华时报》(中统特务李运鹏在抗战胜利后将原日本人在雁峰寺下的一家印刷厂为基础办起来的报纸)、《弘报》(三青团办的报纸,地址在赖麻口,即今解放路与环城南路交叉处),这三家报纸都是有来头、有势力、有国民党、三青团、中统特务组织为后台老板的报纸｡另外,民办的公开发行的报纸有《力报》、《建报》、《大刚报》、《精诚报》、《大华晚报》、《开明日报》和由地下党接办的以中小学教员、青少年为读者对象的进步报纸《儿童导报》｡
出版报纸,本身并无盈利,但可以此为资本,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可以领到配给纸(廉价纸),还可以领到平籴米,作转手买卖,赚取利差,赢利亦属可观｡再就是掌握舆论这个工具,进行敲诈勒索,亦能获得不少的不义之财｡例如,1947年,粤汉铁路英德桥翻车事故,报老板们和粤汉铁路当局达成协议,由铁路局拨给报老板专门车皮作生意,衡阳报纸则不对此事进行报导攻击｡因此,衡阳的报老板又多兼营运输行业｡这就是当时衡阳报业畸形繁荣的原因之一｡可以说,报老板们的共同目标,首先是营利｡只有少数几家报社有国民党、三青团、中统为后台,虽然政治色彩较浓,但也顾及经济效益｡
一个报社,都分为经理部和编辑部｡报老板都着力抓经理部,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经济收入,所用之人,多为老板的亲信｡编辑部人员必须要有较高的文化,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比较难找,特别是“价廉物美”的更难找｡在这种情况下,老板对编辑部过问较少,用人只要总编辑点头就可以了｡当时,三个系统的地下党员都具有较高文化程度和一定的写作能力,而且报纸编辑、记者的工作比其他职业更利于地下革命工作,因为作为报纸的编辑、记者可以利用职业的方便,上可接触国民党的军政宪特,下可接触三教九流和工农群众,可以利用这块阵地打击敌人,教育群众｡从1948年起,地下党三个系统的大多数同志首先选择新闻界落脚｡最多的时候,在报社里工作的地下党员有17人｡华中系统有周济、王仲虎、萧扬、查微、应山红、罗顺楚、罗特；省工委系统有黄道奇、张寄庵、李楚藩、张华廉、刘承笃、曹荣；湘南工委系统有蒋勋、谭新东｡华中系统的地下党员分布在除《精诚报》以外的所有报社中,特别是《弘报》,它是三青团的报纸,但从总编辑到电台除两三个倾向革命的进步人士之外,其余都是青一色的地下党员,整个编辑部全部为地下党所掌握｡《力报》编辑部从总编辑、主笔、副刊、要闻和地方版的编辑、记者直到校对,几乎全部是地下党员｡其中副刊尤为突出｡从1948年初到衡阳解放,《力报》副刊的三位主编都是地下党员｡《弘报》的副刊则一直是进步诗人王晨牧和地下党员蒋勋在主编｡《弘报》是1947年创办的｡办报人邹仲刚是衡阳市三青团监事长,他与蒋勋是中山大学的同学,所以聘请蒋勋为主笔｡蒋勋又推荐谭新东为副刊编辑｡为了使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不发生怀疑,又能使读者从《弘报》获得新的启迪,蒋勋与邹仲刚商妥,以四开报版面小为由,决定对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社论尽量少发,重要社论以短评代替,对国内报纸的重要新闻,专电节录转载,以本地短小,真实新闻的来稿为主｡这对当时《弘报》销路和传播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胜利形势起了重大的作用｡后来,地下党在各个报社的印刷工人中发展了不少地下党员｡到了1949年,党的力量可以左右报社的印刷工厂(或印刷车间),这对解放前夕的护厂斗争起到了很大作用｡
1948年2月,华中区的周济来到衡阳,首先在《大华晚报》落脚｡这家报社设备简陋,条件艰苦,编辑、记者、排字工人都睡在一个大寝室里｡这对地下党员来说是个接触工人和工人交朋友的极好机会,同时也能利用工人的关系,把交朋友的面扩大到社会各界｡其中抗日战争时期进步的新闻工作者王晨牧、王工、王佑、廖炳辉等仍继续从事新闻文化工作,这是地下党在新闻界开展革命工作、发动广大群众的有利条件｡不少来衡的地下党员就是通过王晨牧等进步人士的关系进入各个报社工作,以编辑、记者的正当职业身份作为掩护的｡
衡阳新闻界三个系统的地下党组织都采取了“广交朋友,发展进步力量,团结大多数从业人员,以合法的形式开展斗争”的策略,尽量利用所掌握的报社编辑部的权力,从副刊、新闻、通讯标题、社论、文章等方面,抓住一切机会传播革命的、进步的思想,宣传革命形势和党的政策,同时,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组织了“新闻讲习班”,既开辟了一条联系群众、开展工作的渠道,又增加了一个革命的讲台,更及时揭露敌人,打击敌人｡
1948年12月,三个系统的地下党员互相配合,组织和领导了全市所有报社员工的大罢工斗争,印发了宣言,成立了罢工纠察队,组织了向市政府请愿的行动,举办了茶话会,要求各行各业和有关方面主持正义支援罢工斗争,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反响,迫使当时全市7家报刊全部停刊｡罢工持续16天,终于取得了提高工资、改善生活的胜利｡
在这次罢工斗争的基础上,地下党发动衡阳市7家报刊的编辑、记者及从业人员成立了“衡阳市新闻记者互助会”｡这个组织虽然名义上是社会群众组织,也吸引报社经理部一些人,甚至是报老板的心腹人员参加“互助会”,但是,其主体是地下党、团员和进步人士,地下党牢牢地掌握了“互助会”的领导权｡
有了这个公开合法的组织,地下党更便于团结报业人员开展合法斗争｡这个组织,既为新闻记者谋福利,为新闻出版争自由,又为开展革命活动作掩护｡通过这个组织,发展了进步力量,团结了大多数新闻记者,孤立了极少数反动分子｡在控制与利用舆论工具、掌握舆论导向方面,各报社的地下党员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他们通过正常的新闻采访,了解国民党的军政特警的动向；利用版面标题渲染事态的发展；以述评的客观面目出现针砭时弊；改变电讯来源,传播新华社的一些消息；在副刊上通过专文、杂文、小品文宣传进步思想,对黑暗腐败行径进行热讽冷嘲,给予抨击｡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铺天盖地,对革命群众的禁锢和镇压是穷凶极恶｡如何揭穿那些反动的宣传,揭示那些反动真相,透露光明的信息,宣传革命的思想,让广大读者及时了解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共产党的政策,这就成了地下党在新闻界的主要活动任务｡1948年初,汉口发生美国驻军在该市景明大楼歌舞厅集体强奸中国妇女的骇人听闻的恶劣事件｡当时,国民党中央社尚未发稿,国民党政府力图掩盖这一事件的真相｡衡阳《力报》当天晚上闻讯后就雷厉风行,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最先作了报道,痛揭美蒋勾结鱼肉人民的丑恶行径,使衡阳为之轰动,使人民对美蒋的反动面目有了清醒的认识｡5月初,又趁“五一”、“五四”两个节日,《力报》连续编发了两期专刊,向衡阳人民宣传革命传统,介绍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历史和现状｡5月5日,又趁马克思诞辰之机,发表了一篇题为《爱这日子吧》的文章,借题发挥写道:“有人说这日子不好,因为这日子有血；又有人说这日子不好,因为这日子使人颤栗,于是这日子被遗弃了……然而,在将来,这日子将被更光荣地奉还给整个中华民族｡”这里,是向读者预言马克思主义将在全中国取得胜利｡1942年4月20日,《力报》刊登了各地声援南京“四一”惨案的消息及东洲岛船山中学罢课、绝食的消息｡这些消息,使全市民众十分愤慨,也使衡阳国民党政府十分震惊｡4月22日,《力报》又刊登“声援南京、岳阳惨案及县中学罢课一天,发表告同胞书,痛骂刽子手”的醒目大标题的消息,让人民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更加激发了全市人民的斗志｡
针对反动派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种种污蔑,各报都先后用各种方式予以揭露和驳斥｡其中,1949年2月9日《力报》要闻版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军队尽傻瓜——请看他们在天津的小故事》的通讯稿,驳斥得最为有力｡这篇通讯写道:“由于部队内部事先进行了深入的政策和纪律的教育,共军进入天津后,全军上下,纪律严明,天津人民纷纷传颂｡其突击部队在行过护城河时,大家的衣服都被冰水和泥泞所浸透,但没有一个人去更换敌军所遗失的棉衣；某部在看守仓库时,因部队粮食未送到,部队没有食物,他们忍着饥饿,没有一个去动仓库的白面与馒头；某团一连冲进敌62军的军部时,桌上摆着金表和金饰等等,大米饭正发着热气,但是,战士们除捕捉敌人之外,什么也没去动……天津人民到处传颂着这些模范事迹｡共军在天津的良好纪律,表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2月22日,该报又发表《广州来电》:“北京和平解放后,工商照常营业,并无女人配给”,有力地击破了敌人到处散布的共产党“共产共妻”的无耻谣言｡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节节胜利之后,国民党的败局已定｡蒋介石不得不演出一场“引退”的闹剧｡他于1949年1月1日发表了以退为进的《元旦文告》,兜售假和平,并借此炫耀并不存在的所谓的“实力”｡为了应付国民党政 府的新闻检查,《力报》全文刊登了这篇“文告”和“新年致词”,但同时以此为掩护,发表了一篇题为《迎接一九四九年》的社论｡这篇社论,以充满信心的笔调指出旧势力“正用尽一切可能的力量,企图稳定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基础,挽回其必然崩溃的命运｡而在另一方面,新生力量却并未‘因死的拖住活的’而阻碍它的发展、成长和壮大”,“旧的赶快死亡,新的加速诞生、成长”,“我们对于1949年的展望当然只有乐观和坚定”｡与此相呼应,《力报》还在第四版精心编发了一个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元旦特刊”,发表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是《迎春献词》,指出“新春在明白地暗示,死的拉不住活的,旧的扯不住新的”；第二篇是《希望在人间》,其中写道:“今年希望又回到了人间……然而必须记住,黎明前的黑暗是更黑暗的,春天前的冬天是更加寒冷的｡世界上原就没有不需要代价的收获,对于新生的希望的热爱和对于丑恶的铿然一击,是必须毅然决然的”｡第三篇《迎向新的日子》,则用更加坚定的语言鼓励“大地善良而英勇的子民们,永远不害怕牢狱和枪尖,他们永远在困难环境中战斗,永远在艰辛的道路上展开他们的行程”｡这些文章,既是革命号角,鼓励着人民前进,又是重磅炸弹,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在揭露国民党政府鼓吹“隔江而治”的所谓“南北朝”式的和平阴谋时,《力报》更是有力地给予了抨击,它发表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必须咬紧牙根,继续努力铲除快要灭亡的封建孽种、帝国主义走狗,务使其不再出现于中国｡谁要中途妥协,使即将完成的社会变革功亏一篑,便是民族的罪人”｡其文章中强烈的战斗性,震撼了每位读者的心灵,激起了革命人民“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在利用报刊开展对敌斗争中,衡阳地下党组织充分运用了高超的斗争艺术,不断地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1949年1月15日,《力报》利用国民党中央社播发共产党对和谈的反响之机,在头版头条位置上,用大字标题,突出地把中共中央关于和谈的八项条件公之于众,引导人民了解国民党败局已定的形势,鼓起人民彻底革命的信心｡同时,利用一切机会,揭露敌人假和谈的阴谋,从各种新闻消息、版面、标题、文章等各方面打击敌人｡同年5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在《弘报》电台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应山红收到后,只在标题上稍加掩饰,便马上在《弘报》的副刊上全文发表了｡三青团的报纸上居然刊登了新民主义青年团的团章,这件惊奇之事给广大读者一个惊喜,也给国民党和三青团一个震惊,更是对敌人的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与此同时,地下党还在《中华时报》上刊出了“五一特刊”,发表了进步文章,还有几篇地下党员的文章,内容是工人要自由、要求维护劳动权利等等,暗中隐寓了劳动人民要解放的心情｡并请当时的衡阳市市长蒋默掀书写了“劳动至上”的题词｡这个特刊,正好与该报第三版登的“不准集会结社,不准异党活动”等国民党市政府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的新闻唱了对台戏｡这个招待会,市长蒋默掀,警备司令蒋伏生和该报社社长李运鹏都参加了｡人们意想不到,共产党就在国民党市长蒋默掀的题词掩护下,在国民党特务李运鹏的报纸上,公然公开搞起了“异党活动”,这不仅使敌人的报纸自相矛盾,使敌人十分尴尬,而且使敌人十分惶恐｡同时,广大群众读后更充满了革命即将胜利的信心｡
地下党很巧妙而成功地利用报纸作为战斗的阵地,以敌人的宣传工具来宣传革命,鼓动革命,为革命事业效力,而又不让敌人抓到把柄,这是一件十分复杂,十分危险,又十分重要的工作｡
地下党首先是掌握敌人的电台为己所用｡其中分两种形式:一是直接控制；二是间接控制｡
直接控制就是该电台的收电、译电人员全是地下党员｡《弘报》的电台就是地下党直接控制的,应山红是收报员(后来当了台长),周沛、赵自瑾由于工作的需要,学会了译电,配合和掩护应山红的工作｡他们既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应时出报,又收新华社消息。这样,他们就要付出双倍的劳动和时间,无论寒冬酷暑,往往一连当几个班(按规定是三个小时一个班)｡从新华社的消息中,既能得到解放战争进展的情况,又能得到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的启示,这对衡阳的地下革命工作是十分重要的｡为了让人民群众看到革命的大好形势,应山红将收到的新华社消息改头换面加以掩饰,以本报专电的形式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刊出｡
间接控制,则是利用编辑部的权力,要报社电台除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外,还抄收外报专电｡这些专电大多是香港或外国通讯社的消息作为本报专电,它们中有许多消息是国民党中央社不敢发或不愿发的｡因为读者认为哪一家报纸的专电多,就表示哪一家报社的消息灵通,有可读性,有新闻价值,为社会所欢迎,报老板也很高兴,电台人员也有功劳｡地下党员就利用这种心理,大量选用这些消息｡
当时,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垄断了国内外新闻的发布权,报纸不得不采用它的一 些消息,但在采用时尽可能做到以我所需,为我所用｡在敌人的电讯里,时用“战略转移”、“转进”等字眼来掩护他们在反革命的内战中节节败退｡我们则在标题中作文章,还它们本来称号和本来面目,让读者了解到实情,能透过伪装看到国民党必然失败的结局｡在此期间,地下党员利用“本报专电”的形式,大量转发了新华社、香港进步报纸和外国通讯社的专电｡例如1949年3月13日,《力报》以“本报12日上海专电”的形式,以孙科关于和谈问题答记者问为内容,标题为“如痛改前非,则国民党前途有望”,巧妙说明国民党必须负发动内战的全部责任｡同时,地下党员还巧妙地用六栏加框的地位,引用孙科的另一个谈话,标题是“孙科竟发表如此谈话:国民党陷入目前境地,主要责任在于蒋总统,痛惜国共未及早定和”,进一步说明国民党反动派应负发动内战的责任｡当时,有些人对国民党的和平阴谋还未完全识破,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和平,有糊涂认识,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可以划江而治,形成南北朝的局面｡在同一天的《力报》副刊《北极光》上,以“谈谈所谓的南北朝式的和平”为题,分析解放战争的形势,内战爆发的原因,引用《农夫与蛇》的故事,说明打蛇不打死,它必将继续害人的道理,最后提出:“必须咬紧牙根,继续努力,坚决铲除快要灭亡的封建孽种、帝国走狗,务使其不再出现于中国,谁要中途妥协,使即将完成的社会变革功亏一篑,他便是民族的罪人｡” 3月17日,《力报》第四版上辟栏,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引题是“风暴、霹雳、黎明”,主题是“漫写江南的土共”,子题是“他们活跃在明媚的青山绿水之间”｡引题富有声势,给读者以力量,子题饱含深情,给读者一种光明的希望,感受到革命的前途是乐观的,是光明的｡3月29日的“本报专电”排在要闻版头条位置,刊登的标题为“和谈期间要随时请示,代表团定如白纸一张”子题是“政府对和谈尚无具体打算”,明白指出国民党当局对和谈只是虚予应付,揭露其妄图拖延时日的阴谋意图和反动本质｡同时,文章中对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气势和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作了鲜明的对照和有力的宣传｡4月3日,《力报》要闻版内的文章,巧妙地把“林彪部沿平汉路南下”、“胡宗南入川经费困难”两条本报专电安排在一起,用显著地位刊登,两相对比,一个是气势磅礴,另一个则是垂头丧气｡胡宗南当年是气势汹汹闯进延安,那种趾高气扬的形象如今变得灰溜溜的惶惶而逃,欲退无路了｡各报在地下党的掌控下,常以“各地通讯”的形式,反映在敌人后方人民武装起义的情况｡这是一种巧妙的斗争艺术,把一些重要消息夹杂在其他新闻中,而不在标题上显眼,敌人只看标题是抓不了把柄的,而细心的读者却能够发现其中的奥妙,得到革命的讯息｡
金融物价问题,最容易击中敌人的要害｡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到处打败仗,它就更加疯狂扩充军备进行反扑,军费开支越来越大｡巨大的军费开支使国民党的财政经济越来越困难,原来发行的“法币”等于废纸,于是就搞了个“币制改革”的大骗局,发行所谓“金圆券”,1元金圆券折合法币300万,这是对人民群众公开的残暴的掠夺｡新闻发布之后的第二天,《建报》就发表了地下党员萧扬撰写的文章｡文章指出“金圆券”是个骗局,它既无黄金储备,又无物资储备作为后盾,这样的纸币同“法币”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只不过是强行压缩了票面额｡而内战不停,军费开支巨大,甚至入不敷出,任何改革都是换汤不换药,其前途将和“法币”一样｡这篇文章说出了老百姓的心里话,但惹恼了国民党当局,他们以法西斯的暴政,勒令《建报》停刊三天,加以整顿｡不久,物价果真飞涨起来｡1949年3月2日,金圆券出笼了1000元大钞,更进一步加紧了对人民的经济掠夺｡于是,在地下党的策划下,《力报》组织了这样一组稿件:①地方新闻:国营单位带头涨价,物价发出怒吼声；②本报上海1日专电:千元大钞正式露面；③本报特讯:吴国桢的月薪不到7美元｡请问市长先生是真是假?这些稿件发出之后,引起全市人民一阵轰动和震动｡3月10日,《力报》要闻版上,刊登了重庆教师罢教的消息:“以行动要求活命,重庆罢教形势严重,各界领袖会商救济工作”｡12日,《力报》的要闻版上,又以显著篇幅刊登了一条消息:“金圆券发行漫无目标,整个经济陷入崩溃”｡3月23日,《力报》要闻版以五栏大标题刊出:“财经政策漏洞百出,物价疯涨,万元大钞将出笼应急”｡由于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罢工、罢教此起彼伏,显示了国统区的动荡不安和人民的反抗斗争日益强烈｡
地下党领导新闻界的斗争还体现在抓住典型,反映国民党军队分崩离析的情况｡重庆号军舰起义是一件大事,是对国民党的一个沉重的打击,地下党所掌控的各个报社除了发表重庆号起义的消息外,又作了连续报道:3月10日,以《‘重庆号’一去不复返》为题,报道了国民党海军司令喊话的消息；3月12日,以《惜哉,重庆号》为题,报道了重庆号被炸沉的消息,并详细标明重庆号的舰龄、排水量、时速、续航能力等｡在此同时,各报也刊登了国民党中央社否认炸沉重庆号的消息,让读者参照去判断真假去了解形势｡
以新闻工作为掩护的地下党员,时时也注意在文化、教育界同时开展活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与革命行动｡在文化界,地下党发动进步人士组织了“衡阳音乐研究会”和一些小型的文学社团,他们用进步的歌曲教育了自己,也鼓舞了广大群众｡在教育界,地下党发动进步人士组织了“小学教师互助会”,特别是利用《儿童导报》的名义到各个小学去组稿和发行的机会,注意联络了一批倾向进步的教师,通过各种文艺活动,团结了全市大多数教职员工,为解放前夕成功的护校工作做出了贡献｡

五、策反国民党衡阳市政、特、军各部和平起义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之后,白崇禧的华中长官公署迁到衡阳,立即加强了对衡阳的特务统治｡
中共衡阳地下组织在新闻、教育、文化界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活动很快就引起敌特的注意｡1949年5月中旬,中共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的王仲虎被敌特以“政治嫌疑犯”的罪名逮捕入狱｡《弘报》受到敌人的“火力侦察”,《力报》遭到了敌特的搜查,并逮捕了两名党外的积极分子｡由于证据不足和党内外的积极营救,王仲虎和《力报》的两位同志获得释放｡为了预防暴露,避免牺牲,经反复研究,并报请省工委同意,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的负责人黄道奇撤离衡阳市区,由省工委派往衡阳西乡领导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李楚凡撤离衡阳,前往永兴；张华廉转去东安参加对唐生智的策反工作｡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的负责人周济也撤离衡阳市区,到其家乡西林组织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由罗特担任华中系统在衡阳城市工作的负责人,还留下平时不太出头露面的中共地下党员罗顺楚、陈勇为等仍然在新闻界坚持斗争｡留在《力报》的地下党员刘承笃,仍然团结编辑部人员坚持报纸的进步倾向,继续从社论、特写、消息等各方面含蓄地针砭时弊,揭示蒋家王朝即将彻底崩溃的局势｡以罗特为华中系统的代表,出面和湖南省工委及湘南工委系统的衡阳工委的联系,紧密配合,共同作战｡由于地下党的领导,衡阳各报社的财产、设备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这些资产设备就是解放后中共衡阳市委机关报《衡阳新闻》(后改为《衡阳日报》)的基础设备,这些人员也是《衡阳新闻》的骨干成员｡
1949年8月5日,程潜、陈明仁在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工委的推动下,举行了和平起义,长沙和平解放｡唐生智与程潜合作,组织了湖南全省和各地人民开展“自保自救”运动｡国民党营垒开始崩溃｡白崇禧南逃到衡阳,虽然加紧了特务统治,但除极少数顽固分子执意与人民为敌之外,大多数人面临新的政治抉择｡很多有识之士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着想,积极寻找关系与共产党取得联系,想效程潜、陈明仁策划和平起义｡这些人只要党组织注意争取,他们就会弃暗投明,转向革命｡解放军日夜兼程,挥戈南下,势如破竹｡衡阳的解放指日可待｡这种大好形势,对于中共衡阳市地下组织开展统战策反工作是十分有利的,他们抓住时机,对反动营垒积极开展策反工作,并在城乡建立了新民主主义人士联合会｡通过策反,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二处潜伏组、国民党衡阳独立粮秣厂、国民党工兵二十团一营保养班起义成功!国民党衡阳市市长杨晓麓等处的策反活动虽未最后成功,但影响动摇了国民党的军心,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一)策反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二处潜伏组起义
“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迁到衡阳之后,该署军统特务机关第二处即在城南仙姬巷设立了“衡阳潜伏组”｡它管辖湘南24县,搜集中共衡阳地下组织和游击队活动的情报,并准备长期潜伏伺机破坏｡组长刘诚,又名刘克礼,少校军衔｡这个潜伏组织就隐蔽在刘克礼在仙姬巷的住处｡为掩人耳目,这个住处门口挂的是“宋家凤医生接生站”的假牌子,而出出进进的都是国民党军统特务｡
1949年6月2日,中共地下党长沙特别支部派遣党员廖绍鑫、罗齐汀来到衡阳,为筹建地下党衡阳特别支部作准备｡廖绍鑫到衡阳后,通过母舅徐雪村(地下“民革”成员)的关系住在地下“民革”成员刘劲先家里｡刘劲先当时是衡阳县立中学(今市二中)教导主任,思想进步,曾参加过大革命,可保安全｡廖绍鑫通过母舅徐雪村的儿子徐藻(“新青社”成员,刘克礼的妹夫)对刘克礼进行了试探,发现刘克礼对国民党已感悲观失望,便想对他进行策反行动｡经请示,长沙特支同意了这一行动计划｡于是,廖便要徐藻向刘表明身份,并要刘立功赎罪,起义投诚｡刘克礼见妹夫是革命队伍的人,很是高兴,立即承应下来。不久,刘克礼便向徐藻透露了敌人即要逮捕正在策划衡阳和平起义的几位民主人士的名单和另外即要逮捕的一个共产党嫌疑分子的名单｡民主人士中的罗渭韬是徐雪村发展的“民革”成员,便立即通知他离开了衡阳｡其他的人因不知住址而联系不上｡结果,第二天早晨报纸上就公布了这个消息,说这些人因与杨晓麓策划和平起义而被逮捕｡从这里可以证明刘克礼的情报是真实的,他的投诚是真实的,表明他有立功的动机｡这时,刘克礼要求约见地下党的负责人｡于是,地下党趁热打铁,约见了刘克礼｡廖绍鑫根据长沙特支的策反计划,要求派人打入二处潜伏组之中｡刘克礼欣然同意｡于是,廖绍鑫和徐藻打入了二处潜伏组｡徐藻是刘克礼的妹夫,没有人会怀疑｡刘克礼为了便于活动的合法,便安排廖当了他的“秘书”｡
为了便于及时把情报传出去,廖绍鑫通过罗齐汀找到衡阳工委谭新东,谭新东立即转给市内中共城厢区工委书记周震阳｡周震阳当即任命廖绍鑫作为特派员专做策反工作,由周震阳直接领导｡
由于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廖绍鑫的策反工作十分顺利,敌特的很多重要情报都能在最早的时间内获得｡例一,在衡宝战役中,我衡邵祁边区纵队与敌作战,纵队政委曹炎阵亡,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一本200多人的名册,有姓名和通讯地址｡于是,敌指挥将名册交给二处潜伏组,命令潜伏组通知各地宪警特按名单地址捕人｡刘克礼首先把名单报告了中共衡阳地下组织,地下党紧急通知名单上的人火速撤离了原地,使敌人的抓捕行动落空,避免了200多个地下工作者的牺牲｡例二,二处在衡阳召集各地敌特潜伏组组长会议,布置任务｡刘克礼趁参加会议之机,弄到了二处设在汉口、九江、长沙、株洲等10余处潜伏组组长姓名、地址的情报,他立即给了廖绍鑫｡廖急忙转给了地下党城厢工委｡谭新东接到情报,亲自将这份名单送到安仁解放军第四十六军第一三六师师部｡有了这份名单,上级紧急密电各地驻军,立即破获了这些特务组织,按名单住址抓捕了大批潜伏特务｡例三,刘克礼原在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总部任中校参谋,他和作战参谋部很熟悉,暗中弄到了全套的军事作战地图和衡阳城防工事图,通过地下党将这些重要情报交给了南下大军,对衡宝战役的迅速进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9年10月初,白崇禧部队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全线崩溃,怆惶西逃｡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根据白崇禧亲手制定的“空室清野”政策,于10月7日深夜在逃离衡阳之前,派工兵三营邱连长率领工兵三营,携带四箱炸药,乘汽车闯进衡阳电厂,气势汹汹要炸毁全部发电机组｡
衡阳电厂关系全市人民生产生活用电,乃全市之核心工厂,是中共衡阳市地下组织重点保护的单位｡早在半年前,地下党城厢工委即派了工委宣传委员李太平到该厂进行秘密革命活动｡由于地下党员汤学耕(时任衡阳电信局机务段段长)与电厂厂长潘培系是湖南大学的同窗好友,根据这个情况,周震阳与廖绍鑫商量,要廖通过汤和潘的同学关系,把李太平安排在电厂工作｡潘厂长此时正想靠拢共产党谋一条后路,明白李太平是地下党员,立即高兴地答应由他安排工作｡李太平即化名李星原接受潘厂长的任命,正大光明地担任了电厂的工务员｡此后,李太平以合法的工务员身份联络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工人,秘密建立了衡阳电厂地下党组织,发动全厂工人积极护厂｡
当白崇禧的工兵三营凶神恶煞地闯进电厂要炸发电机组时,李太平立即带领全厂工人积极分子采取各种办法拖延了爆炸时间｡无奈敌人态度顽固,非炸不可｡这时,周震阳便要廖绍鑫紧急找来了刘克礼商量｡刘克礼说,总部撤离时,二处曾明确交待,衡阳方面有关事宜,由他全权处置｡根据这一情况,便紧急商定了一个“假传圣旨”的营救方案｡刘克礼以二处潜伏组组长的身份,指派老牌特务刘军带领郑正华等,火速赶到电厂,假传“白长官手谕”｡此时工兵三营邱连长已回城,到电讯局劫运通讯机电设备去了,只留下胡排长指挥工兵在机房安装炸药包｡刘军向胡排长亮出特务身份,把胡排长叫到机房后的山坡上,让他验看二处潜伏组的“派司”和“白长官手谕”之后,严肃地说:“炸电厂的任务,白长官已改由二处潜伏组在共产党进城时执行,给共产党一个下马威!”同时,他又认真地对胡排长说:“包围衡阳的共产党军队快要合围了,你们赶快走吧!再不走就要被包围｡”胡排长验看了他的特工“派司”和“白长官手谕”,深信不疑,他更怕拖延了时间被解放军包围,或被打死,或当俘虏｡于是,他紧急叫那些工兵卸下炸药包交给刘军,紧急上车逃离了电厂｡电厂的地下党组织为了防止敌人再杀回马枪,立即组织工人将厂区的炸药包拆运到电厂附近的湘江河边,然后引爆炸响,同时在爆炸声中拉闸停电,以此蒙骗敌人,让敌人以为电厂已被炸毁｡衡阳电厂就这样由地下党利用策反投向人民的二处潜伏组保护下来了｡
1949年10月8日,解放军解放了衡阳｡第二天,周震阳、廖绍鑫向南下的衡阳地、市社会部汇报｡负责人梁湘农等与他们见了面,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之后,决定要廖绍鑫继续隐蔽地下党员的真实身份,继续留在已成功策反过来的国民党华中区军政长官公署的二处潜伏组,继续利用二处的电台与白崇禧总部保持通电联络｡过了几天,梁湘农又决定潜伏组的的电台和报务员搬进社会部,直接由社会部指挥领导｡原来这是第四野战军领导的决定,“四野”领导对这个潜伏组的起义投诚十分重视,委派了一个秘书和梁湘农、苗捷夫(省公安厅工作组组长)组成了一个专门小组,按照四野的作战意图,指挥这个电台向白崇禧总部报告四野军事行动的假情报,并及时截取敌军行动的真情报,以达到调动敌军兵力,完成我军包围,全歼敌军的目的｡一天,敌军总台发来电报,按密码竟译不出来｡于是领导小组立即派廖绍鑫找来刘克礼,问刘克礼是否另有暗码｡刘克礼经过分析,他认为可能是敌台对潜伏组的电台产生了怀疑,是在进行试探｡怎么才能消除敌人的怀疑呢?刘克礼想了好久,突然记起二处撤离 前,处长曾告诉他一个绝密的暗码,如果电码译不出,可先按明码译一首“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唐诗,然后再按密码译｡报务员按他说的方法译,果然如此｡问题解决了,敌台认为衡阳潜伏组仍然潜伏着,电台还在自己人手里,便排除了对潜伏组电台的怀疑｡这部电台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从敌方获取了不少机密情报,为衡宝战役的速战速胜立下了功劳｡在进军西南的时期,这个电台仍保持与白崇禧总部的联系,以假乱真进行反间工作｡直到南宁解放之后,四野总部的秘书来到社会部,以兴奋的口吻对梁湘农、苗捷夫说:“这部电台已光荣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从今天起,停止和敌台通电｡”
由于对策反潜伏组的起义投诚十分保密,外界并不知情,所以,敌方以为潜伏组并未暴露｡在1949年的最后这两个多月里,廖绍鑫、刘克礼及潜伏组的人,配合社会部侦破了两起重大敌特案件｡其一是以潜伏组的名义诱捕了一个从香港派来的、由一名敌特少将领导的进行潜伏破坏的特务小组｡由于策划周密,步步为营,将全部特务一网打尽,受到省公安厅的嘉奖表扬｡其二是潜伏组迅速查清了一个特务案件的线索,交由湘潭公安处缉捕了所有特务,大获成功｡
1950年以后,廖绍鑫、刘克礼等才公开身份,在衡阳公安处工作,继续做着肃清敌特的保密工作｡
(二)策反国民党衡阳市市长杨晓麓起义
1949年5月,杨晓麓接任衡阳市市长(国民党衡阳市政府驻地在今市府路),中共湖南工委所属的衡阳工委随即对杨晓麓进行策反工作,做了专门的研究｡认为杨晓麓有一定的民主思想,过去的经历也不那么太右,策反他是可行的｡地下党在掌握杨晓麓情况的基础上,屈子健以党的统战组织——“衡阳市区新民主主义人士联合会”的名义做杨晓麓的起义工作｡屈子健原是中共党员,中间有段时间脱党,此前已经工委审查清楚重新入党。屈与杨及其父亲的旧交很深,开展工作方便,且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在曾经平常的接触中,杨晓麓曾向屈流露出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屈不失时机赠给杨晓麓《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书籍｡杨没有拒绝,并委婉表示愿意弃暗投明｡与此同时,与中共华南局有联系的“湘赣南区人民动员委员会”负责人谢晋也亲自担负起策反杨晓麓和警察局长胡笃一的工作,配合屈子健一起工作｡
6月的某天晚上,屈子健按照衡阳工委的指示,约同谢晋,请杨晓麓到自己家里作客,被同时邀请的还有市参议员、开明人士王继武｡屈对杨讲了共产党的主张、方针、政策和当时的形势,要杨认清形势,靠拢共产党,割断与国民党的联系,举行和平起义,谈至深夜,杨受到启发,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举行和平起义的决心,并明确表示,从今天起即站在人民一边,再不干镇压人民群众、抓捕共产党人的事｡鉴于白崇禧仍坐镇衡阳,杨的实力不足以与之抗衡,一致商定和平起义的时间是在南下大军与白军接火之时｡同时,他们还商定,由王继武去做警察局长胡笃一的工作,因为胡笃一是王继武的女婿,他身为警察局长,掌握着一支500多人枪的警察队伍｡期间,工委还派朱大河、肖企云协助屈子健工作｡
7月某天,杨晓麓对屈子健说,王继武已做好了胡笃一的工作,胡要求会见地下党负责人｡屈子健及时把这一情况向衡阳城厢区委书记周震阳作了工作汇报｡周震阳立即转告谭新东｡为此,衡阳工委研究决定:为了慎重起见,工委负责人暂不与胡笃一见面,仍由屈子健出面协商｡屈会见胡后,胡表示决心脱离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准备起义｡
为了及时掌握杨晓麓、胡笃一和平起义的准备情况,屈子健吸收了杨晓麓为“新民主主义人士联合会”的会员,约定每隔一天,杨与屈会面一次；屈每隔一天,即向工委汇报一次｡
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起义成功｡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加快和平起义准备工作的进程和确保起义成功,屈子健遵照工委的指示,偕同谢晋,与杨晓麓多次密商后,制订了一个比较周全的《衡阳和平起义方案》,其要点是:一、白崇禧部与南下的解放军在南岳一线接火时,即由胡笃一率领武装在后方破坏铁路、公路,断白军之退路｡二、与此同时,杨晓麓相机在衡阳发动起义｡起义发动后,如衡阳不能固守,即转到常宁、临武、桂阳等县,东击粤汉线,西截湘桂线,配合南下解放军与白军作战｡在这个方案中,还对如何保护城市财产不受损失,如何保护市府重要档案完好的交接等等具体事宜,均作了具体谋划｡屈子健还带了这个起义方案到市警察局同胡笃一密谈了一次,得到了胡的同意｡
地下党与杨晓麓、胡笃一正在紧密准备起义,白崇禧可能有所察觉｡9月3日傍晚,白崇禧请杨、胡二人到长官公署议事时,突然扣押了杨、胡二人,并把二人秘密运往桂林拘禁｡由于杨、胡在起义前夕被拘押,《衡阳和平起义方案》未能实现｡由于白崇禧并未掌握杨、胡起义的证据,所以,杨、胡二人在拘禁于桂林一个月之后得以释放｡这次策反,虽未最后成功,但有效瓦解了敌人的阵营,扩大了进步势力,为日后衡阳的顺利解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策反国民党工兵二十团一营保养班起义
1949年3月,李太平赴武汉向中共武汉地下市委汇报｡市委青工组将我潜伏在国民党工兵二十团一营保养班的周迪昌、金亢跃、黄平的新民主义青年联盟的关系及与之联络的暗号转给李太平｡该班是由武汉迁衡阳,驻扎在城南郊外黄茶岭｡李太平与周迪昌接上关系之后,便积极从事策反活动｡5月,经衡阳工委批准,吸收周迪昌、金亢跃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月下旬,在周、金的策划下,保养班全体人员随带各种机器设备及20余台车辆举行起义(其中包括解放后衡阳地委使用的军用吉普车)｡起义之时,他们用重型压路机将白崇禧军队架设的军用湘江浮桥(后称临时桥)破坏,当即受到追缉｡6月,城厢区工委按照湘南工委的指示,将保养班全体起义人员转移到活动于安仁一带的湘南游击司令部第十大队｡周迪昌改名周武夫,后任该大队大队长｡

六、组织各界民众保护电讯、银行及护厂、护校、护桥、护路、保产的斗争

1949年4月,白崇禧迫于解放大军势如破竹的强大压力,率“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司令部”怆惶南逃,窜驻衡阳,在城南五桂岭扎下司令部大营｡为了阻挡解放大军迅速南下,为了压制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迎接解放的斗争,他们在市区以特务冒充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故意在深更半夜里书写进步标语,设陷阱欺骗群众,诱杀革命群众和进步人士,使革命群众和进步人士上当受骗而被他们抓捕或被抄家,因此而不敢相信真正的地下党,更不敢挺身参加进步活动｡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起义成功之后,白崇禧便制订了一个“空室清野”的计划｡这个“空室清野”是白崇禧与国民党衡阳市政、警、宪、特紧密勾结,图谋劫运资财、搜刮民财、祸害人民、破坏城市的一个阴谋计划｡它的目的就是要使衡阳变成一座空城、一片废墟｡为达到这个目的,白崇禧在组织、政治、军事等各方面作了全面部署｡首先, 他们要把通往广西的公路、铁路、大小乡道两侧三华里以内的食物(五谷杂粮、蔬菜瓜果、鸡鸭牛羊、油盐酱醋等等)、炊具(大小铁锅、鼎锅沙罐、菜盆饭甑等)、燃料(柴、煤及可作燃料的木材、门板等)、粮食加工的器具(磨、砻、碾、皿等),所有这类物品要一律搬光,搬不光的就烧光,烧不燃的就毁光；同时,把凡通向广西的公路、铁路、桥梁、电杆一律毁光、烧光；而且要把电讯局、盐务局等设备物资运走,运不走的炸光、烧光；把邮政和各学校仪器设备运走,运不走的一律毁光；把电厂的设备炸光；把车站、机车、铁路工厂、沿线涵洞一律炸光,要使全城一片黑暗,一片恐怖｡
其二是进行反动宣传的同时进行残酷压迫｡在实施“空室清野”计划中,白崇禧命令大肆宣传在衡阳要打一场大仗,强迫衡阳的技术工人和人民群众迁移到乡下去,使衡阳市当时从19万人口立即下降到8万人口；强迫电讯局、铁路、盐务处、粮秣厂等重要单位向桂林搬迁；欺骗电厂工人以发不出工资相威胁,强迫遣散部分工人还乡；强迫1000余青壮年百姓修筑衡阳飞机坪；欺骗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并欺骗一批青年学生参加青年军开往台湾｡
其三是拼凑反动势力,建立反动的武装｡首先是组织国民党军队的退伍军人集训,重新武装退伍军人,派往铁路沿线组织反动地方武装；煽动和利用封建地主家族,组织地主武装,进行实施“空室清野”计划和进行反动宣传｡
其四,在军事上进行抵抗部署｡白崇禧布置了三线抵抗的防卫工事,第一线为南岳；第二线为衡阳,沿洣河蒸水南岸修筑河沿工事,并增援一个营的兵力加强机场防卫；第三线为黄沙河抵抗线｡
对此,中共衡阳地下组织遵照上级指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初座落在今雁峰区境内的电讯局、邮政局、盐务局、银行、粮秣厂以及新闻界的各个报社及船山中学、成章中学等各个学校的设备、财产都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为了搞好保卫城市、迎接解放的工作,中共衡阳地下组织三个系统在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之后,加强了组织联系,各自固定专人正式建立了联络组｡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罗顺楚、湘南衡阳工委周震阳、湖南衡阳工委卢其超,以复兴银行粟受祺处为联络点,经常进行联系,协调行动,共同对敌｡联络组商定,在市区内的反迁移、反破坏的工作,由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负责电讯局,由湖南衡阳工委负责铁路,由湘南衡阳工委负责电厂｡在城市“真空”期间的治安工作,由湖南衡阳工委做工作,由市商会出面维持｡如果打起仗来,三方如何接头,如何隐蔽精干等等,都作了准备｡
(一)电讯局的护局保产斗争
衡阳电讯局的第一个地下党员是衡阳县长乐人熊载锡｡他是经中央特科湖南情报组派来衡阳的熊子烈的儿媳胡微霞介绍认识了湖南工委负责人何大群｡1948年10月由何大群批准他入党｡之后,湘南衡阳工委周震阳来与熊载锡接头,熊又介绍了同在电讯局工作的同乡熊挟夫、熊启宣｡经周震阳批准,熊启宣和熊挟夫于1949年6月和8月入党｡此时,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派了罗顺楚与华中系统在电讯局工作的地下员李学珍和衡阳电讯机务段(与电讯局是平行机构)的段长地下党员汤学耕联系,由华中系统领导、湘南工委紧密合作,积极开展了护局保产斗争｡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时,长沙电讯局发来程潜、陈明仁起义电报,地下党指示立即按预定办法秘密转发邵阳｡国民党反动派查无实据,气急败坏,便派了个杨参谋坐镇电讯局,监视长途台｡局长李肖白既怕共产党,又怕国民党,内心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几次辞职未准,便装病住进了医院｡局务工作便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的驻局特派员潘泳炜负责｡此人外号潘瞎子,十分凶恶,且很阴险｡某天,机务员截获电讯总局一份急电,电令三区电管局衡阳办事处速将3万银元飞运广州总局｡潘瞎子乘机将这批银元装箱企图私吞｡地下党员熊挟夫等立即鼓动本局职工齐心合力大闹起来,强烈要求局里给每个职工发放三个月的“疏散费”｡当时,白崇禧为了“空室清野”,曾明令各单位职工、学校教师要疏散去农村,每人可发三个月工资作疏散费｡地下党此时便以其之矛攻其之盾,鼓动职工大闹电讯局｡潘瞎子本想镇压,无奈众怒难犯,怕事情闹大,难以收拾,便欺骗职工,说是形势恶化,商业电讯减少,入不敷出,局里没有钱发给职工｡围攻潘瞎子的职工见潘瞎子企图隐瞒实情,欺骗群众,个个愤激不已｡熊挟夫一声喊打,数十名职工七拳八脚把潘瞎子狠揍一顿｡从他的办公室里,把装箱的3万银元全部抬走了｡潘扬言要打电话给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派兵来抓人,但电话已被控制,他也被群众围住脱不了身｡这时,地下党紧急派人作局长李肖白的工作,要他表态把这笔钱留作职工维持生活用｡李肖白眼看国民党就要南逃,衡阳就要解放,共产党和群众的力量使他无法拒绝,便点头答应了｡潘瞎子见局长点了头,他也没有理由报警了,无可奈何,只有眼睁睁地让地下党把这笔银元截留下来了｡
白崇禧为了劫走电讯局的资财,指派了一个通讯连长,带了一排士兵进驻电讯局,抢装通讯器材,情况十分严重｡这给地下党完成护局保产的任务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对此,地下党在上级党的领导下召开了骨干会议,研究对策,决定采用三条措施:一是发动群众将库存的器材如载波机、收发报机、电话机以及铜钱等等分散隐蔽；二是还没有使用的电路机器设备一律不拆,如遇强迫拆卸时,即以拖延的办法对付；三是已经发现要装箱运走的器材,把好的换下来,装些破烂的报废的器材或破铜烂铁甚至一些破砖头给他们｡地下党按此决定分工到人,各到岗位执行决定｡当时,华中、湖南、湘南三个系统的地下党都联系在一起,提出的口号是“保设备就是保饭碗、保生命｡”把保产护局的任务和职工的命运结合起来,这就鼓动了大多数职工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这时,湖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指派原参加过民盟的中共地下党员粟受祺,以民盟的关系,与局测量台主任蒋介卿商议保局迎解的措施,由蒋介卿配合华中区直属支部在该局的中共地下党员进行保局护产斗争｡蒋利用测量台主任的职权,采取拆散迁移,以旧换新或以废代新等各种办法将测量台重要机器设备和关键器材全部都转移隐蔽保护起来,使测量台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了｡两三个星期的短期之内,地下党领导职工就把几百吨通讯设备都掩藏好了｡在掩藏器材的过程中,如果哪个职工见到有的机器设备被伪连长和士兵搬走,马上就会想方设法拖回来掩藏起来｡通过这些斗争,职工之间的团结增强了,革命正气上升了,革命斗志更旺盛了｡
10月7日,白崇禧部又派来辎汽十九团的汽车,运来装箱木板,工兵连运来炸药,架起机枪｡伪连长大发雷霆,扬言说:“拆运通讯设备是白长官的命令!如果再不拆装全部通讯机电设备,就把机房炸掉!谁阻碍通讯器材的抢运,就枪毙谁!”眼看敌人穷凶极恶,电讯局地下党团员熊挟夫、熊居宣、汤学耕、周文蔚、李学珍等和积极分子,沉着应战,向敌人假献殷勤,有的敬茶,有的敬烟,有的锯板钉箱,迷惑得敌人毫不介意｡同时,大家又立即想出对策,针对伪连长贪财的心理,经过汤学耕的几番周旋,经过李学珍、蒋璜找局长几番劝说,汤学耕给了伪连长900银圆券,伪连长的态度才不那么凶了,拆装机器也不那么急催了｡最后,职工们帮助伪连长装了几大卡车报废的或即将要报废的器材和一些破铜烂铁和电瓷隔子,伪连长得了钱,也没有再查装上的是不是真正的器材,就匆匆忙忙把这些废铜烂铁运走交差去了｡应付了敌人的抢劫之后,地下党立即组织全局地下团员和骨干分子团结职工群众,分片负责,日日夜夜保卫安全,分别守卫电讯局大楼、岳屏仓库、机务站和职工宿舍,站岗放哨,日夜轮班,一丝不苟,保护这几片场地的全部财产和人身安全不受侵占和损失｡他们不仅勇于护局,还抽出10多支枪交给地下党作衡阳真空时组织治安纠察队之用｡由于护局保产的胜利,全局完整地保护下来了,良好的通讯设备完好无缺。
10月8日,衡阳解放｡全局职工在迎接解放军进城之后,随即投入通讯设备的紧张安装工作,次日便恢复了解放区的线路通讯｡为支援解放军进军西南,及时提供电讯服务作出了贡献｡
衡宝战役拉开战幕后,衡阳电讯局机务段汤学耕立即派地下团员周文蔚赴所属邵阳机务站任站长｡在邵阳电讯局地下党、团员姚淑琴、石南山的配合下,将通讯设备全部装箱藏匿,致使敌人在所属邵阳机务站的劫运阴谋也未能得逞｡
(二)邮政局的护局保产斗争
在邮政局,地下党员按照湖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的部署,在局内发动群众,组织了地下职工会,进而掌握了局工会的领导权,把广大职工团结在党的周围｡同时,地下党又参与了国民党组织的“应变会”,利用“应变会”的合法身份有效地开展了“反破坏、反迁移”的对敌斗争,在开展各种隐蔽的斗争中,不仅完好地保护了各种邮政设备,而且保证了北京、上海、长沙等解放区及香港、澳门的邮件巧妙地避开了敌特分子的检查,及时传递了解放区的消息,使解放区和国统区进步人士的联系畅通无阻｡尽管白崇禧不断制造白色恐怖,不断加派特务对邮政加强控管力度,但却无济于事｡以往只是警备司令部一人坐镇邮政局行使邮检权力｡白崇禧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来衡之后,增至4人驻局邮检,后又增至8人｡这些特务任意私拆、查扣或没收邮件,胡作非为,妄图从邮件中查出地下党来｡邮局的中共地下党员徐实、陈紫阳两位利用在邮件房工作的有利条件,团结和依靠进步员工,巧妙地与敌特斗智,不但保护解放区来的邮件平安送达,而且还抓紧一切机会,把北京、上海、武汉、长沙等解放区各地邮来的报纸、杂志及一切党的宣传品巧妙地避开敌特的检查,及时而安全地送达收件人手中｡湖南工委所属的衡阳工委向国民党政界人士发出的宣传品、警告信、劝告信300余件,也都巧妙地避免了邮检,由投递员按正常渠道于次日同时送达,包括邮局内特务分子刘五畴、局长郑益谦等人在内,同时收到了地下党的警告信,致使刘、郑在内的一大批反动分子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的气焰有所收敛｡这样,邮政局的地下党成功地开展了保局护产的工作,使衡阳邮政局的全部设备设施完整保存了下来｡在此同时,地下党对贵州省邮政局衡阳邮政汽车站做了大量的策反工作｡在衡阳即将解放之时,该站奉命撤回贵阳｡在这关键时刻,地下党派出党员王展褚、李培德到该站开展工作,争取团结了站长李学元,并使他下定决心与国民党脱离关系,抗命不撤｡为掩人耳目,地下党与李学元商定采取了拆除招牌,紧闭车库,拆卸藏匿等办法,使该汽车站的设备和邮政汽车都完好地保存下来了｡
(三)银行的护行保产斗争
湖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对衡阳市银行业的统战工作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其中在复兴银行工作的地下党员粟受祺,为了扩大党在金融界的影响,利用同行关系,与省银行衡阳分行副经理张天禄交朋友｡当衡阳工委得悉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命令该分行将全部库存上缴“国库”的关键时刻,立即派粟受祺急往该分行说服张天禄进行抵制｡张天禄接受了地下党的任务,团结留守职员,采取了妥善的办法抵制了华中长官公署的“库存上缴”的命令｡在深夜两点钟,地下党配合张天禄秘密地将1万1千多块银元装成6箱吊在水井里,并由银行会计连夜在账表上做平｡次日清早,张天禄用做好的假账应付了检查,巧妙地保全了库存的巨款｡接着,湖南省政府驻衡办事处又命令该行全部撤往邵阳｡张天禄又采取了拖延的办法抗命不走,把所有的物资包括大小汽车、电台、长短枪、档案、账表等等全部保存下来了｡这为衡阳解放后筹建中国人民银行衡阳市支行打下了基础｡
(四)衡阳独立粮秣厂的护厂保产斗争
1948年10月,国民党联勤总部命令第七粮秣厂与所辖新乡、洛阳、开封等几个分厂合并迁至衡阳,组建了衡阳独立粮秣厂,由原第七粮秣厂陈东江(少校)任厂长｡湖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书记刘国安为了策反陈东江,通过刘公达和电厂技术课长于坚的关系,对陈东江和粮秣厂的情况作了详细了解｡
陈东江曾于伪满州国时期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受到过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后又亲眼见到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腐败,是一位有爱国心的技术军官,在职工中有威信｡全厂有200多个职工,大部分是从河南随厂迁来的,情绪很不稳定,不愿继续往南迁移｡经过分析研究,衡阳工委认定,争取这样一个后勤工厂脱离国民党当局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对我们也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于是,衡阳工委决定,对陈东江进行统战策反工作｡刘国安亲自与陈东江谈话,帮助他认清革命形势,了解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和其他各项政策,使他解除顾虑,表示愿意弃暗投明｡
1949年4月,联勤总部命令衡阳独立粮秣厂限期迁往重庆,并拨了经费,给了车皮｡陈东江感到为难,他既想靠拢共产党,又不敢违反联勤总部的命令,他知道,如果违反了联勤总部的命令,在衡阳的军统特务随时都可以要了他的命｡在这关键时刻,刘国安及时找到陈东江,深入细致地做工作,晓以大义,指明出路,并与他谋划安全护厂的措施,使陈东江坚定了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决心｡
为了应付联勤总部的命令及蒙蔽国民党当局和军统特务的耳目,陈东江假装积极搬迁,派了20多名职工故意张扬地搬运了一些打包装箱的废旧物资,装了几个车皮,经湘桂铁路撤往西南｡而绝大部分职工和厂里的重要设备设施资产则留在衡阳未动｡
陈东江接受中共衡阳工委的领导之后,粮秣厂成立了党的支部｡党支部充分利用已经取得的有利条件,大力开展了护厂迎解的斗争｡中共地下党员刘正平、刘泰来等在职工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争取团结了一批技术人员和工人骨干｡于是,这个后勤粮秣厂就成了挂着国民党联勤总部招牌,而实际上是由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地下工作的重要据点｡
衡阳工委利用这个特殊的据点进行一系列革命活动,大量刻印秘密文件和宣传资料。工委委员卢其超在该厂挂职,以作掩护,从事市区党的工作｡解放前夕,工委从农村调来大量地下武装人员隐蔽在该厂,既为护厂保产,又以备为保护交通之用｡
衡阳解放后,该厂价值几十万银元的生产设备,库存的几万斤粮食,还有警卫班的枪支弹药等等,均完整无缺地由解放军军管会接管｡在中共衡阳工委建立的粮秣厂党支部的领导下,在陈东江厂长的具体指挥下,粮秣厂迅速恢复了生产,为支援解放军解放大西南作出了贡献｡
(五)报社及印刷厂的护社护厂斗争
1949年8月,衡阳解放指日可待。衡阳各报社的老板惶惶不可终日,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反动宣传之下,报社老板为保护自己的资产而打算把报社和印刷厂的主要设备向西南搬迁｡中共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领导成员罗顺楚,找到了许鹤年和李先觉,在中山南路珠琳巷一家茶馆里布置保护报社设备、迎接解放的任务｡许、李二人接受任务后便分了工｡《中华时报》和《力报》由许鹤年负责；《大声报》(原《市民日报》)和《建报》由李先觉负责｡地下党向新工社的成员布置任务,要他们团结全体印刷工人、报社职工,坚守在报社和印刷厂｡如果老板要迁移报社的机器设备,就要求发三个月工资来作遣散费,要想办法保护好报社的机器设备｡首先是《中华时报》的老板、中统特务李运鹏急于南迁｡他两次召集采编人员及印刷厂排字房负责人谈话,谎称:“中华时报社要到贵阳办分社,将来万一衡阳紧张,大家可以迁往贵阳｡”并决定由他和他的老婆(报社经理)马上带上资金设备去贵阳筹备分社｡地下党及时向大家揭露了李运鹏的鬼花招,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李运鹏金蝉脱壳之计,是想把设备迁走,把大家丢下来不管了｡同时,地下党向大家宣传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解放大军南下势如破竹,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眼看衡阳要解放,贵阳还能待多久?你老板又能往哪跑?这样一宣传,使职工的觉悟立即提高｡于是,地下党发动职工们自动组织起来,日夜有专人看守设备,不让老板拆迁｡排字房首先提出,要拆设备就要按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定下的遣散费标准先发三个月工资作遣散费｡采编人员一致响应,要求李运鹏先发三个月工资作遣散费,之后再拆迁设备｡李运鹏眼看欺骗大家的阴谋不能得逞,便想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对职工进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首先,他对职工进行威协恐吓,扬言报社有共产党活动,是共产党暗中指使职工反迁移,他要报告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派人来清查抓捕共产党,凡支持共产党的活动的职工只要老老实实听从老板的拆迁安排,可以既往不咎｡同时,他又以同乡关系或以许愿的方法进行软化拉拢活动｡但是,由于地下党的宣传已深入人心,职工群众已经看清了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的形势,大家都不理睬他的威胁利诱,就连他认为平时听他的话的人,现在也不听他的了。他拆迁不成又无可奈何,最后只好带着他的老婆灰溜溜地逃跑了｡中华时报社的一切办公设备、机器设备和电台等都完好地保留了下来｡
李运鹏的拆迁阴谋破产之后怆惶南逃｡《力报》老板雷锡龄也想以迁移为名,把报社的财产转移回老家祁阳去｡他也是软硬兼施威胁利诱,但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力报》职工以《中华时报》职工护产的办法对付他,首先以白崇禧规定的遣散费标准问他要求发三个月工资,不发遣散费就不迁移｡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发动衡阳籍的《力报》职工都找雷老板说:“我们是本乡本土的人,不愿到外地去｡”职工不但不迁走,还组织力量把雷老板先暗中运走的一副字模和铸字机追了回来｡他们也自动组织起来,专人看守报社和印刷设备,日夜轮班,使雷锡龄的阴谋未能得逞｡《力报》的一切设备也完好地保存下来了｡其他报社老板见势不妙,明白地看到两个大报的老板都斗不过职工的抵抗,连作为中统特务分子的李运鹏都难以拆迁,他们自认势小力弱,就再不敢提拆迁了｡《中华时报》的李运鹏和《建报》的老板段琴子逃走之后,两个报社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继续出刊｡《中华时报》由总编张展负责,地下党员罗顺楚在编辑部工作｡《建报》由地下党员陈勇为负责。职工的工资,是将报社的收入五天平均分一次钱｡《大声报》停刊后,老板和经理都要走了,机器和设备都借给了国民党市总工会,准备出刊《工人报》｡《工人报》筹备处设在市总工会内(原学宫路药王庙,即今先锋路市总工会),参加《工人报》筹备处的有地下党员万中方、欧名价和万孝基等新工社成员｡后来《大声报》老板派人来要设备机器,万中方坚决拒绝,其理由是:“我们只有保管权,没有发货权｡谁借你们的,你们找谁去｡”说得老板只有干瞪眼｡为防止各个报社的财产受到破坏,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各报社的职工团结紧密,积极负责,日夜守护,终于坚持到1949年10月8日｡在衡阳解放时,衡阳市所有的报社、印刷厂都以完整无损的设备设施交给人民政府接管｡解放的第二天就恢复出报,出版了《新衡阳报》、《新中华报》｡这些保护下来的报社即为中共衡阳市委党报《衡阳新闻》的基础｡10月16日开始出版了《衡阳新闻》(以后改为《衡阳日报》)｡
(六)船山中学及城南各小学的护校斗争
1949年6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防止学运学潮,又为劫运各中小学的教学仪器和设备,便强行勒令各学校提前放了暑假｡当时的衡阳,百业萧条,但相对而言,中、小学教育都还算发达,全市有正规中学7所,完全小学10余所,学生1万余人｡当时的高中学生大部分已经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当时各学校正在假期,下学期的聘任尚未落实｡按以往习惯,学校放假,教师学生就回家了｡如何保护好学校财产,护校的队伍是个问题｡一些有影响的公立学校,校长多是与国民党反动派有勾结的反动人物,这样的时候,他们除了趁火打劫劫运学校财产资料准备逃跑外,哪里还能保护学校财产呢?例如成章中学校长、伪市政府议员万励便在上半年就将学生交的学费卷入私囊,逃到了台湾｡面对这一情况,教师中的地下党员、地下团员,一方面向广大教师积极宣传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另一方面通过学习小组,开展歌咏、打球、游泳等各种活动,把骨干教师组织起来,进行护校保产和反对迁移的斗争｡有些学校的校长走了,学校的进步教师在地下党的领导和组织下,成立了护校队,保护学校的仪器图书｡大家不但针对国民党的反革命宣传和破坏活动在教师中进行工作,而且还向学生家长进行宣传,起到了稳定人心、迎接解放的作用｡通过艰苦的工作,使全市各校的财产基本未遭破坏,教师队伍基本未散,在衡阳解放之后,各个学校即能顺利开学｡
船山中学是湘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领导学生运动的重点｡该校又为三青团的势力控制,特别是学校训导主任刘升运掌握实权｡经过几番斗争,地下党领导“船山中学学生自治会”终于把刘升运斗走了｡解放前夕,船山中学、成章中学等各校基本是在地下党的掌控之中｡地下党领导组织进步教师,将学校的显微镜等教学仪器和图书室的图书资料等,用船装运到车江隐藏,使白崇禧的“三光”阴谋在中学界就没有得逞｡
在小教界,地下党三个系统合作默契,三个系统的党员都以《儿童导报》、音乐研究会、教师互助会的名义广泛联系进步教师和学生家长,组成了一支革命的力量,在护校保产的斗争中为护校的胜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首先说《儿童导报》｡
《儿童导报》创刊于1946年,因物价飞涨,经济困难,人员走散,于1947年秋停办｡发行人王慕旦(王工)、社长王佑,都是抗日时期加入过共产党后因特殊的原因而与党失掉了联系的老同志｡《儿童导报》的办刊目的,旨在用进步思想启发和培养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减少腐败社会对孩子的污染｡总编辑由进步诗人王晨牧担任｡报社设有董事会,董事多为教育界“名流”,其中有人政治上非常反动,但这些人只挂虚衔,是作为“虎皮”用的,报社内做实际工作的都是思想进步的热血青年｡因此,报纸办得很具特色,在小教界有良好的影响｡中共衡阳地下组织华中系统的肖扬和查微为了以《儿童导报》为革命据点掩护革命工作,便接办了这家报社｡在接办时,这家报社是一无资金,二无社址,三无厂房机器,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壳子｡但经王佑、梁正等张罗,在《大华晚报》借得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子,摆一张旧书桌、一张单人床,加上一盏电压不足的电灯,就算是《儿童导报》编辑部兼经理部的全部家当｡两个“大编辑”和“大经理”每日以烤红薯充饥,过着艰难的生活｡就在这种奇陋的条件下,地下党员肖扬和查微日夜奋战,居然把《儿童导报》办起来了｡《导报》是四开篇幅,共四版｡一版登新闻综述,分为国内外和地方新闻专栏｡要闻主要从应山红提供的新华社电讯稿中摘录,经过改头换面,冠以欲扬故抑的标题,以“本报专电”刊出｡如有关淮海战役的报导,报纸上只有“本报专讯:(1949)1月10日,共军全占淮海地区,国军转进京沪汉一带布防｡”就这么一句话新闻,就把发展迅猛的革命形势勾划出来了｡当时在衡阳市的报刊上,不用“共匪”而用“共军”这个中性词称呼人民解放军,《儿童导报》乃是首创｡地方新闻栏主要刊载各所中小学里有进步意义的重要活动,如1948年下学期,刚直小学搞“小市长”活动,本报记者专访“小市长”周淑芳(六年级学生),由她谈“施政成绩”及“市长”与“市民”的亲密关系,借以抨击衡阳市政的种种弊病｡这类消息刊出后,很受学生及青年教师的欢迎｡二版刊登科技常识和小读者信箱,通过这一版,报纸与广大小读者经常保持着生动而有趣的联系｡三版、四版刊登文艺作品,分童话故事、诗歌图画、孩子习作等几个专栏,以童话故事和诗歌占篇幅最大｡或借古讽今,或以远喻近,把鲜明的政治倾向与虚幻的形式结合起来,让人们痛恨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而盼望解放区的光明,这对所有的读者(老师、学生及学生家长)都很有启蒙和启发作用｡《导报》为迎合少年儿童特点,文稿都配有插图,做到图文并茂｡报社无基金,党组织更拿不出钱来补贴办报,售报所得只能作印刷及纸张的开支｡虽然报社因资金困难不付稿酬,但稿源却极为丰富,除各校的师生踊跃投稿之外,编辑部的专职人员个个都是文思泉涌的“多产作家”｡报社的专职人员,不论担任何种职务干何种工作,同样都是尽义务,不取分文报酬,而工作任务都是异常的繁重,常常是通宵达旦｡特别是查微调走之后,肖扬集撰写、编辑、采访、校对、发行于一身,甚至要到印刷厂帮助拼版和踩机子。在此艰苦奋斗之中,由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主办的《导报》还得到了当时战斗在衡阳地区地下党兄弟组织的热忱扶持｡湖南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书记黄道奇,于1949年上期合办了这个报纸,并兼任社长｡湘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书记谭新东、工委委员瞿端安、工委成员张绮珊都积极资助,还直接参加具体的编校工作｡地下党三个系统本无横的联系,但在办好《儿童导报》这个工作点上,却配合得十分默契,使该报的版面艺术和印刷质量不断提高｡由于地下党主办主编这个刊物,即使在异常简陋的物质条件下,也能经常保持版面处于最佳状态｡报纸十分畅销,它发行的基点是衡阳市和市属各县,某些进步力量雄厚的学校和班级几乎是人手一份｡除此之外,报纸还通过各种渠道行销到外省,甚至远销印尼、新加坡的华侨儿童中去｡据了解,当时国统区仅有两家儿童报纸,一家是上海的《儿童时报》,一家就是衡阳的《儿童导报》｡
《儿童导报》的存在和发展,为地下党开展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第一,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衡阳地下党利用《导报》作为一个比较安全的“避风港”。从1948年春地下党接办《导报》到1949年5月被迫停刊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共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系统先后在《导报》任职或兼职的地下党、团员,有周济、查微、肖扬、应山红、罗特、谢恺、汤宝田、陈远西、周淑芳等｡许多从外地转移来衡阳工作的骨干,因为有《导报》的掩护,很快就在衡阳站稳了脚跟,顺利进入了革命工作,它实际上成了地下党的“干部中转站”和通讯联络机关｡有了《导报》这块合法的牌子,地下党就能堂而皇之地在敌人的鼻子底子做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斗争,使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做得恰到好处｡
第二,《导报》是衡阳地下党开展革命工作的一个合适的依托点｡地下党员以《导报》编辑、记者的名义,在有进步倾向的青年小学教师中串连了一批义务通讯员和报刊发行员,进而通过他们,放手在各个学校组织各种读书小组,学习进步书刊,研讨当前形势,提高广大教师的政治觉悟,再进而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了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衡阳小学教师互助会”,这是一个在党领导下的战斗力较强的进步教师组织,后来在护校迎解的斗争中,起到了很大的很好的作用｡与此同时,地下党加强活动,乘势在小教界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团员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青年先锋队员｡这些同志在踏上革命征途之前,无一例外地都与《儿童导报》有过某种联系,有的是在《导报》任过职,如谢恺、汤宝田等；有的是《导报》的特约撰稿员或通讯员,如段盛岚、邱群音、罗克敏、廖祥骥等；更多的是《导报》的热心读者和销售报纸的积极分子,如周淑芳、刘加、黄河清、颜墨溪、胡继英、汤琼等等｡总之,《导报》以及汇集在它周围的仁人志士群体,是中共华中区直属衡阳支 部的重要支柱,“华支”就是使用《导报》这个依托点,首先在小教界打开缺口而后在衡阳全市拓开局面的｡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向江南进军。白崇禧部逃到衡阳,妄图在此负隅顽抗｡盘据在衡阳的国民党军警宪特和白部特务部门一齐出动,大肆捕杀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敌人首先向进步力量十分强大的新闻界开刀｡1949年5月14日,“华支”负责人王仲虎被捕｡同王仲虎在一块工作的应山红立即撤退到邵阳,隐蔽在新闻单位的可能被敌人注意的地下党员随之相继转移｡担任《导报》副社长职务的周济与“华支”机关一道撤往周济的老家——衡阳北乡西林冲｡《导报》主要撰稿人谢恺被派往衡南石头滩建立新据点｡在《导报》做具体工作的肖扬亦奉调离开了报社｡诞生于革命烽火之中,为革命斗争作了很大贡献的衡阳《儿童导报》于1949年5月中旬被迫停刊,完成了它光荣的革命的历史任务｡至此,在《导报》工作尚未暴露的和在城区坚持斗争的同志紧密团结,很快投入了紧张的护城护厂护社及迎接解放的斗争中去了｡
1949年9月～10月之间,《儿童导报》虽然停刊了,但用《导报》建立的关系,在小教界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由段盛岚、邱琼英等建立了五区中心小学据点,由查微、凌空等建立了四区中心小学据点,由罗克敏、王前禧建立了忠定小学据点,由黄明碧、曾卫建立仁爱小学据点,由汤宝田建立了刚直小学据点……衡阳地下党三个系统联手在小教界结集了颇为强大的进步力量,特别是在青年教师中发展了较多地下团员,加以“音乐研究会”、“小学教师互助会”,团结了大多数教师,开展了许多有进步意义的活动,借以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和我党的政策,提高了大家的思想觉悟,加强了地下党的凝聚力｡所以,在解放前夕的护校保产的工作中,地下党员、地下团员团结了各个学校的大多数教师坚守学校,任务布置下去,大家都能执行｡10月8日衡阳解放,扭秧歌、搞宣传,发动群众复课、支前等等,他们是一支最为活跃的力量｡10月15日,各小学就相继复课了｡他们又在解放之后为安定人心、稳定秩序做出了贡献｡

七、衡宝战役及衡阳解放

衡宝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三个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的两个兵团与国民党白崇禧部队在湖南衡阳、宝庆(今邵阳)地区进行的一次运动战｡双方投入兵力达百万之众｡时间是1949年10月1日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衡邵地下党和地下党游击武装的积极支持与密切配合下,发动了衡宝战役,一举歼灭了白崇禧部队主力,并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消灭了衡阳境内的国民党反动武装和反动政权,解放了衡阳全境｡
(一)衡宝战役
1949年8月4日,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湖南省主席程潜及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率部起义,湖南省会长沙和平解放｡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见势不妙,按照国防部的命令,指挥其桂系部队的主力张淦、徐启明、黄杰、鲁道源及刘嘉树等五个兵团20余万人,撤退到衡阳、宝庆(邵阳)为中心的湘南、湘中及湘西南地区,重点部署在湘南衡宝公路两侧和粤汉铁路衡山至郴州一线,依托湘江、洣水、永乐江、资水,背靠滇、桂、黔,在湘南地区构成一条半弧形的“湘粤联合防线”,共部署兵力40万人｡这条防线东起粤北之乐昌,与盘踞广东之余汉谋集团相联结,西至芷江、沅陵,与扼守鄂西、湘西北之川湘鄂绥靖公署宋希濂集团相呼应,以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华南、西南的强势进军,妄图拖延时日,保存反动势力,争取美援,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再伺机而动｡“湘粤联合防线”部署完毕之后,白崇禧计划在衡宝之间寻机向解放军反击｡
白崇禧素以狡猾著称,且多阴谋诡计,在国民党军界颇有威望,被人称之为“小诸葛”。他过去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往往力求避免正面决战,以保存实力｡所以,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之时,白崇禧部队还有较大的实力,是国民党残留在大陆上的一个战斗力较强、建制较完善的军事集团｡他的士兵多为南方人,特别是两广人为多,具有山地和水网地带作战经验｡
衡宝战役的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制定的｡为了实现中央军委的作战意图,第四野战军三个兵团和第二野战军两个兵团共54万余人,由第四野战军统一指挥,分东、西、中三路向白崇禧的“湘粤联合防线”发起攻击。
东路军以陈赓率领的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军和邓华率领的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第四十三、第四十四军及两广纵队组成,在陈赓的统一指挥下,由赣西南直取广东,夺取广州,担负东路战略迂回,切断敌人可能由海上逃跑的道路,尔后第十五兵团留粤,第四兵团由沿南海海边西进入桂,与西路军形成对白崇禧集团的大钳形包围｡
西路军以程子华指挥的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组成,除第四十七军和湖北独立师位于湘西北之永顺,大庸以南,监视鄂西宋希濂集团,保障湘桂前线侧翼安全,并掩护第二野战军主力入川前的集结外,以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八个师负责西路战略迂回,从常德出发,取道沅陵,突破敌芷江地段的防御,尔后直插百色、南宁,切断敌人西逃云南、贵州的退路,完成战略迂回任务,与东路军形成对白崇禧集团的大钳形包围圈｡
中路军以萧劲光指挥的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第四十军、第四十五军、第四十六军,第十三兵团第四十九军,第十四兵团第四十一军组成｡首先,在湘南衡阳、宝庆地区展开正面攻击,牵制敌人,尔后留第四十六军、第四十九军两个军于湖南执行工作队任务,其余部队尾追敌人进入广西,协同第四兵团、第十三兵团歼灭白崇禧集团于广西境内｡
战役总预备队以杨勇指挥的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六军、第十七军(含所属第四野战军作战的第十八军)组成,准备随时在湘南地区投入作战｡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部署就绪之后,中央军委发布了“继续向中南大陆进军”的战斗号令,东、西、中三路大军立即向华南的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强大的攻击｡
9月13日,衡宝战役打响｡解放军西路军18日占领沅陵,19日占领溆浦,21日攻占辰溪,同时攻战了安江(黔阳),10月1日攻占了怀化,10月2日解放了芷江,10月10日攻下武冈,
11日解放宝庆｡解放军中路军和东路军于10月2日向衡宝线、湘赣边境之敌全线出击,突破了白崇禧的“湘粤联合防线”,主力挺进广东境内｡5日,解放军全线推进到衡阳县渣江一线,一三五师当夜于金兰、水东江之间乘隙越过衡宝公路,插入敌后,进至沙坪、灵官殿地区,等于在敌人心脏打进了一颗钉子｡7日零时,白崇禧主力开始全面退却｡7日5时,解放军当即组织正面5个军、13个师发动全线追歼,并令一三五师在敌人退逃路上占领要地进行堵击、侧击,“阻敌于文明铺东北地区”,延滞其南逃；令西路军迅速东进,占领武冈、黄金一线,截击西窜之敌；令第四十六军向衡阳、耒阳急进；令第十八军向常宁、祁阳方向急进,截击南退之敌｡敌主力第七军、第四十八军等部四个师在解放军第一三五师英勇顽强的阻击下,被迟滞了一天之久,从而使解放军尾随、平行追击的各部队于8日拂晓前在湘桂路北之牛头江、石株桥、黄土埔、灵官殿一线追上了退却之敌｡9日拂晓,解放军第一三五师发起攻击,占领了黄土埔西侧官家咀一带阵地,堵住了敌人南逃通道｡解放军担任左右两翼迂回的第四十军、第四十一军主力也分别插到白地市及其东北地区和文明铺及其西北地区,切断了敌人西窜、南逃的退路｡9日晚,他们与北面之第四十五军、第四十九军主力完成了对敌第七军、第四十八军主力的合围｡9日夜,一三五师击溃了敌第七军军部｡10日,解放军集中4个军13个师的兵力,对被围之敌发起总攻,活捉了敌军第七军副军长等8名少将军官｡11日,战斗结束,白崇禧起家的两个精锐军(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被歼,计29890人｡
10月6日,解放军第四十六军渡过洣水,追击由衡山逃至衡阳之敌｡解放军第四一一团与敌第五十八军第二六五师在霞流至茶山坳一带展开激战｡经过一天多的激烈拼杀,敌二六五师溃逃,大部窜逃到湘江西岸的衡阳市区内｡10月7日,解放军进击耒河东岸后,逼近衡阳市外围地区与敌激战,解放军第四一一团副团长秦治国身先士卒,壮烈牺牲,葬于茶山坳一个朝向衡阳的山坡上｡
经过一夜的渡江准备,解放军第四十六军主力于8日凌晨兵分几路强渡湘江｡其中一路趁黎明前的黑暗在江岸的猛烈炮火掩护下,突击渡江,进占了衡阳电厂,又一路从湘桂铁路大桥向西岸强攻｡守桥之敌见攻击部队来势凶猛,弃桥向城南逃窜｡当解放军打过铁桥时,敌第六十五师已闻风离城远逃｡衡阳国民党的其他警察部队全被包围歼灭,约计
300余人｡当日,衡阳这座湖南省第二大城市、湘南军事重镇,著名抗战名城宣告解放｡
从1949年9月13日开始的衡宝战役,于10月13日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共歼敌第七军、第一00军、第一二二军三个军部,第一七一师、第一七二师、第一七六师、第二一七师、第六十二师共五个整师,第一三八师、第十师、第六十三师、第三四五师、第一九七师和独立师等各一部分,敌新八军独一师残部投降,共计47500余人；俘敌中将军长等将官18人；缴获各种火炮402门,汽车176辆,步枪、机枪13071枝,战马1116匹,各种弹药100余万发,解放县(市)城28座,解放湘南、湘西大部分地方,控制了粤汉、湘桂铁路的湘南段｡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中南以来的首次重大战役,特别是歼灭了白崇禧赖以起家的四个精锐师,大大震动了各线负隅顽抗的残敌,为进军广西,全歼白崇禧集团,解放华南、西南,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军事和政治形势｡
(二)衡阳解放
1949年10月6日,衡山全境解放｡7日,耒阳解放｡8日,衡阳市、县同时获得解放｡10月9日,祁阳解放(当时祁阳属衡阳地区)｡12日,常宁的国民党地方武装起义投诚,常宁和平解放｡随着各地的解放,各级政权机构也立即建立,南下途中组建的中共衡阳地、市、县委与艰苦坚持在黑暗中与敌人搏斗的衡阳各系统的地下党组织胜利会师｡
10月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凯歌声中,在衡宝战役胜利进军的军号声中,衡阳市雁峰山头红旗飘飘,黄茶岭上鞭炮齐鸣,雁峰区和全市各区一齐获得了解放!雁峰区的人民和全市人民一齐涌向街头,挥动彩旗,贴上标语,燃放鞭炮,敲起锣鼓,兴高采烈地欢呼衡阳解放,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城｡当晚,进城部队全部露宿在街沿、码头及屋檐下｡在衡阳地方党组织的发动下,当晚,境内的湘桂铁路工人便投入了铁路抢修,清除炸药、雷管和汽油等危险物,迅速恢复湘桂线衡阳段的铁路｡9日,解放军占领了整个市区｡解放军第四十六军一三七师四一一团担负市区警备任务,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组织肃清残敌,打击现行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衡阳人民为欢庆解放,支援前线,10月9日,电厂工人就恢复送电,全城一片光明｡是日,报业工人出版《新衡阳报》、《新中华报》,报道人民解放军进城和衡阳人民欢呼解放军盛况空前的情景｡第三天,公路技工修好汽车,恢复公路运输,数十辆汽车在敌机的轰炸下,冒着生命危险,为解放军运送军需物资,支援解放军进军西南｡湘江西岸各码头的船只也满载粮油物品支援前线,向西南进发｡9日～12日,电讯局全体职工积极行动起来,把隐藏的通讯设备器材全部运回局里,经日夜安装、检修,12日即全面恢复通讯｡
10月22日,接管衡阳地区的南下工作团按建制先后进入分配的县市之后,南下的中共衡阳地委、中共衡阳市委和中共衡阳地方党组织会师大会在衡阳市远东酒家隆重举行。南下的衡阳地委、衡阳专署、衡阳市委负责人及在衡坚持地下斗争的中共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负责人周济、中共湖南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负责人黄道奇、刘国安、中共湘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负责人谭新东等及部分中共地下党员10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根据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临时人民政府的指示,宣布中共衡阳地委、中共衡阳市委、衡阳地区专员公署正式成立,地委书记傅生麟、地区专员刘君实、市委书记毛远耀(兼市人民政府首任市长)｡
衡阳全境的解放来之不易｡衡阳全境的解放,是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浴血奋战夺取胜利的结果；是中共衡阳地方组织三个系统全体党员和革命同志以高昂的革命斗志,机智勇敢,领导和组织广大群众、革命知识分子以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进步力量,经过共同的长期的艰苦奋斗的结果；衡阳全境的解放是许多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和革命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人民不会忘记,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英勇付出了宝贵生命的地下党员、支持革命的工农群众和在衡宝战役中将热血洒在衡阳土地上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在黎明曙光即将来临之际,
1949年8月7日,地下党员周炳杰、李茂林英勇就义｡在 1949年9月13日开始的衡宝战役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共伤亡4400人,其中伤3399人,阵亡1011人,就在衡阳解放的前一天,解放军第四一一团副团长秦治国在茶山坳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衡阳全境的解放,是衡阳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衡阳全境的解放,中共衡阳地委、市委及其政权机构和所辖各县委、县政权机构的建立,标志着这片土地上的黑暗长夜终于过去,苦难的历史终于结束｡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崭新的时代已经拉开序幕,光辉灿烂的明天正在向人们走来｡

第二章 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

国民经济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949年10月～1956年9月)
 
1949年10月8日,衡阳市宣告解放,境内人民迎来了黎明｡中共衡阳市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衡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随即互派代表,组成了接管小组,分头同时对国民党旧政权及所属各部门、各单位,通过和平方式顺利接管了政权｡境内区、街、乡人民政权和区一级党的领导机构区工委、区委及其工作部门都相继建立,为整顿社会治安,改革各项制度,建立和平秩序,恢复区、街经济及发展国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1年1月,民主建政后,境内就建立了中共衡阳市第一区工作委员会(简称区工委),属中共衡阳市委的派出机构,只委任区委书记1人,未设委员｡1955年5月20日,召开中共衡阳市城南区全体党员大会,137名党员参加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一届委员会,由7人组成,书记是一正二副｡从此,区委领导成员改单一任免制为选举任免结合制｡
在人民政权和社会秩序得到初步稳定之后,区工委、区委立即领导全区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各项社会改造,开展减租退押,完成农村土地改革,同时,进行了城市工矿企业、码头车站的民主改革,取缔娼妓、禁赌、禁毒,贯彻实施婚姻法,移风易俗,破旧立新｡生产关系的改变和社会风气的好转,大大激发了境内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生产力的解放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在党的英明、正确领导下,全区人民认真学习、贯彻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各项方针、政策,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坚定不移地紧跟党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第一节 中共城南区地方组织成立，民主建政巩固政权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政权之后成为了执政党｡民主建政,巩固政权是执政党首要的工作｡境内党组织在共同建设新衡阳的同时,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使党在解放初期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均发挥了领导核心作用｡

一、建立区公所、区人民政府、区人民委员会

(一)衡阳市人民政府第二区公所成立
1949年10月21日,衡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市人民政府联合组成的衡阳市第二区政权接管小组奉命撤销后,境内成立了衡阳市第二区公所(城南区前身),区长孙国新,直属衡阳市人民政府领导,系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所治设在黄青巷｡起初,第二区公所辖地面积约4平方公里,人口2万8千多人｡由于全国尚未全部解放,支前任务繁重,而干部力量十分薄弱,无暇改革政治体制,只得暂时沿用旧时的保甲制度,大部分旧职人员暂时留用,由区公所干部领导这些旧职人员参加工作,稳定社会秩序,并积极完成各项支前任务。1950年1月1日,按照衡阳市人民政府市秘字第483号文件通知,区公所改称区人民政府｡不久,又改称区公所,区长改称主席,不久,又改称区长｡区人民政府设区长、副区长各一名,由市人民政府委任｡同年7月24日,衡阳市人民政府下达民行字第176号命令,确立区公所为市人民政府派出机构,区公所设区长、副区长、秘书、民政、财粮、文教助理、卫生干事｡
(二)衡阳市人民政府第一区人民政府成立
1950年7月,全市普遍改造基层政权,彻底废除保甲制｡衡阳市第二区公所(城南区前身)管辖两路口、荣誉路、杨林庙、泰梓码头、赖麻口、黄青巷、岳屏巷、宣杨街、雁峰路、仙姬巷、大码头等区域｡后来因衡阳市建立起来的区、街、乡在人口与地区等方面不适应市民生活和生产需要,遂将全市8个区调整为6个区,区管地域也随之扩大｡第二区地域不变之外,还把原第一区公所管辖的沿江西路(今沿江南路)、中山南路、学宫路、解放路口以南部分地域并入第二区,牛角巷、解放西路等地划归第二区管辖,另外,原第七区的西站、新加村两个居委会并入第二区,这样扩大了地域,增加了人口,据当时统计,全区住户9082户,人口32000余人｡
1950年7月,全市废除旧的保甲制,建立新的街居民委员会｡第二区区域内的18个保的建制随之废除｡根据第二区实际情况,随即建立了17个街居委会和1个农民协会｡1951年10月30日,市人民政府市民字第223号文件决定,并经11月召开的市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全市进行城市区域体制调整｡第二区公所改称为第一区人民政府,下设民政股,作为衡阳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工作职能增加了妇女、青年两个工作部门｡1952年3月9日,根据衡阳市人民政府的指示,全区管辖地域扩大至黄茶岭地区,而把解放路以北的杨林庙、牛角巷及解放西路划归第三区(今城北区)管理｡此时,全区的居住人口达到11188户,人口增至38400余人｡居委会组织又由小改大,全区建立了29个居委会｡第一区人民政府治所依然在黄青巷原区公所旧址｡
(三)衡阳市城南区人民委员会成立
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公布,按照选举法规定,通过全区公民普选,选出了区人民代表,于1954年元月召开衡阳市第一区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按照宪法草案规定,经代表们讨论通过,第一区人民政府改称为衡阳市第一区人民委员会｡1955年5月,根据国务院关于“市辖区不按数字排列,应按地名称呼”的指示精神,经第一区首届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衡阳市第一区人民委员会改称为衡阳市城南区人民委员会。同时,衡阳市人民委员会为扩大区级职权,将手工业、小商小贩、小学、卫生防疫、房地等工作权限下放到区人民委员会管理｡从此,区人民委员会既是区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又是城市区级国家行政机关,在区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区长主持人民委员会,讨论决定政府工作的重大事项｡区人民委员会由区长1人,副区长2～3人,委员9人组成,每届任期二年｡是年,在城南区人民委员会领导下,全区建立了中山南路、环城南路、大码头、岳屏、雁峰五个街道办事处,属城南区人民委员会的派出机构｡

二、中共城南区工委、城南区委成立

1949年10月中旬,衡阳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组织接管旧制的区公所,境内成立衡阳市第二区公所之时,由于当时斗争情况十分复杂,中共党员尚未公开身份,区一级党的领导机构尚未建立｡经过接管政权,整顿治安秩序之后,中共党组织向群众公开｡10月底,境内中共党的领导机构及其工作部门也随之建立起来｡
(一)中共衡阳市第一区工作委员会成立
1951年1月,奉市委指示调整城市区级政权体制｡衡阳市第二区公所改称为衡阳市第一区人民政府,在市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下,属一级人民政权｡这时,在1950年建立的区政府机关党支部的基础上,开始建立了中共衡阳市第一区工作委员会(简称区工委),作为中共衡阳市委派出机构,由市委配备书记1人,未配委员,也未设工作机构,书记霍志衡,任职时间为1951年1月～1953年7月｡其间,1951年10月～1952年10月由霍志衡兼任区政府联合党支部书记｡1952年11月～1953年7月,穆木林任区政府联合党支部书记｡1953年2月,市委委任刘恩普为区工委副书记,任职时间为1953年2月～1955年4月｡1953年7月,霍志衡调离,之后,书记缺,由副书记刘恩普主持工作｡1953年8月～1954年4月,刘顺平任区政府机关党支部书记｡
(二)中共衡阳市城南区委员会成立
1955年5月,衡阳市第一区公所改称为衡阳市城南区人民政府｡5月23日,区工委副书记刘恩普负责召开了中共衡阳市城南区全体党员大会,产生了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一届委员会,委员7人,有张理平、刘恩普、张树明、梁思美(女)、李仕斌、刘飞彪、彭顺娴(女)。张理平任书记,刘恩普、张树明任副书记,张树明兼组织委员,梁思美为宣传委员,彭顺娴兼任区长｡区委委员由原单一的任免制改为选举和任命并用制｡区委设秘书室,为区委常设机构,主要负责全区情况的综合,起草区委文件、报告,处理文书档案以及区委日常事务工作,并担负群众来信来访的接待和处理等工作｡区委除了组织、宣传专职委员之外,还配备组织干事,负责全区的组织、监察工作；配备宣传干事,负责全区的党的宣传教育及党员、干部、群众的理论学习｡1956年,全区有党员206人,党支部15个｡

三、第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城南区人民代表大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以前,由协商产生的地方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一)第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949年10月21日,衡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的第二区政权接管小组奉命撤销；衡阳市第二区公所宣布成立,属市人民政府派出机构,治所设在黄青巷｡1951年10月,城市区划调整,以原第二区为主,正式组建衡阳市第一区人民政府,属一级政府机构,治所仍在黄青巷原址｡遵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的规定,由中共衡阳市第一区工作委员会和各群众团体民主协商,首先推出15名协商委员组成协商委员会,再由协商委员会与各界人士协商产生118名人民代表,于1951年12月召开了衡阳市第一区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118名｡依法选举产生了衡阳市第一区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区长、副区长和区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正式成立了区一级人民政权,拉开了采用普选法选举人民代表,民主讨论全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等重大事项的序幕｡
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于1952年6月26日召开｡出席会议的各界人民代表118名｡会议重要内容是: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发动社会力量解决社会救济问题｡
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于1952年8月24日召开｡出席会议的各界人民代表116名,会议主要内容是:发动群众全面开展禁毒运动和爱国卫生防疫工作｡
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四次会议于1953年8月12日召开｡出席会议的各界人民代表116名,会议认真听取和审议了《政府工作报告》｡
(二)第一区(城南区)人民代表大会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衡阳市第一区(城南区)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54年3月30日～4月2日召开｡应到人大代表118名,实到75名｡会议主要内容:总结区政府四年来的工作；选举区长、副区长和区人民委员会委员｡大会通过了《继续深入贯彻总路线宣传教育的决议》、《继续保证粮食计划供应的决议》和《加强社会治安工作的决议》｡
1954年3月～1956年9月,第一区(城南区)人民代表大会共召开了五次会议｡其中:
首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于1954年7月3日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大代表96名｡会议对区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进行了审议和通过｡首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于1955年2月10日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大代表102名｡会议主要内容是听取、审议和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首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于1955年5月6日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94名｡会议号召全区人民继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首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于1956年9月10日召开｡应到代表118名,实到代表110名｡会议认真总结了区政府的工作,确定今后的工作任务,会议号召全区人民贯彻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巩固社会治安,发展农业生产,做好粮食节约和开展生产自救工作,通过了《大力发动和依靠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工作的决议》｡
衡阳市城南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56年11月17日召开,会期3天｡应到代表118名,实到代表74名｡会议主要内容:选举区长、副区长和第二届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会议根据中央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在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基础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搞好生产和其他方面的工作｡

四、建立工、青、妇群众团体

群众团体是党联系各界人士和各方面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党在各方面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的组织基础｡
(一)工会组织
1949年10月17日,衡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市人民政府联合邀请全市职工代表143人举行座谈｡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祝孑人号召代表们尽快把各行各业工会组织起来｡
27日～29日,衡阳市第一次职工代表会议在新远东酒家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148人。会议通过“撤消原国民党衡阳市总工会,成立衡阳市职工总会筹备委员会”的决议,选举祝孑人(中共衡阳市委委员、城工部部长)为主任,丁心等16人为委员｡会址设在学宫路原国民党衡阳市参议会(今市图书馆)｡1955年5月25日,根据中共衡阳市委[1955]6号文件精神,中共衡阳市委组织部决定,成立衡阳市总工会城南区办事处,由市总工会派一名干部负责城南区工会工作,属市总工会的常设机构｡中共衡阳市委干批字[1955]6号文件,任命罗云为市总工会城南工委主任,任职时间是1955年5月23日～1959年9月｡1959年改为衡阳市总工会城南办事处｡中共衡阳市委干批字[1959]73号文件,任命肖洪亮为办事处主任｡1962年依照中共衡阳市委《衡阳市机构设置的报告》精神,撤销了衡阳市总工会城南办事处机构,仅留1人负责工会工作｡
(二)共青团
1949年10月,衡阳市人民政府第二区公所成立时,即配备了青工专干｡1951年1月,衡阳市人民政府第二区公所改称为衡阳市第一区人民政府,设立区青委会,配备青工委员负责青工工作｡1955年5月,中共衡阳市委组织部批复成立“共产主义青年团衡阳市城南区工作委员会”,为团市委派出机构｡1955年5月～1956年8月,书记周淑芳(女)｡1956年9月～1957年2月,书记朱志武｡1957年2月～1960年2月,书记王芳国｡1960年1月～1961年1月,书记王美远｡1961年1月～1964年11月,书记王芳国｡1964年11月～1965年5月,书记唐石安｡
(三)妇女联合会
1949年10月,区机构筹建衡阳市第一区(即城南区)民主妇女联合会,由夏声衔负责全区妇女工作｡1952年6月任命夏声衔为副主任(主任缺),任职时间为1952年6月～12月｡1952年12月～1954年12月,周群任主任｡1955年5月,经中共衡阳市委组织部批准,正式成立衡阳市城南区妇女联合会｡1955年8月23日召开衡阳市城南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各界妇女代表50人｡会议主要议题是:加强团结,为解放妇女劳动力而奋斗｡经过充分讨论和酝酿候选人之后,民主投票选举产生了衡阳市城南区妇女联合会主任及其组成人员｡何剑云当选为主任,选出执委会常委7人｡此时,城南区妇女联合会仍属衡阳市民主妇女联合会派出机构｡

五、废除保甲制度，建立街乡政权

民国时期,境内实行保甲制度管理｡衡阳市建市时(1942年1月1日)境内为衡阳市第一、第二区,下设17个保,每保8～24个甲不等｡
1949年10月,衡阳解放时,因当时革命力量不够,为了维持稳定社会秩序,暂时留用旧政权基层保甲人员,暂时没有废除旧的保甲制度｡1950年7月,为了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衡阳市人民政府第一区公所根据衡阳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衡阳市建立区、乡政权办法》和《衡阳市街、乡政权工作条例》决定,彻底废除保甲制,根据城南区的实际情况建立了17个街居委会和1个农民协会｡街居委会选举产生委员9名～13名,设主任、副主任、干事各1人,也由选举产生｡
1951年10月30日,城市区域体制调整,区公所改称为区人民政府,区政府始设民政股、文教股、财粮股、秘书室｡同年,市总工会、市青年团、市妇联也派来干部,在区人民政府建立工青妇组织的筹备处｡同年,区人民政府抽调干部组成土改复查工作组与农民协会一起进行土改复查工作｡为了发动广大群众拥护和支持废除旧的保甲制,建立新的街、乡制,巩固新政权,区人民政府组织了宣传队,利用各种形式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宣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共产主义,宣传党和政府为国家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谋幸福,同时,揭露了旧社会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种种罪恶,发动人民行动起来,保卫人民政权和红色江山,控制保甲长和旧政府人员,积极消除人民群众的各种疑虑和各种不正确的认识,提高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新社会和人民政府的认识｡
1952年3月9日,城南区人民政府又根据市人民政府的指示精神,居委会以小改大,全区17个居委会、1个农民协会改为6个街居民委员会｡6个街居民委员会属区人民政府派出机构,每个街居民委员会设立公安派出所1个｡街居委会下设治安、消防、文教、卫生、社会优抚、人民调解等工作委员会｡街居委会的职权是:宣传人民政府各项政策,提高居民的政治觉悟；搞好社会治安、消防、公共卫生、文化娱乐、社会优抚、调解纠纷以及区人民政府交办的工作；征集和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
1955年8月,依照市人民委员会《关于改建居民委员会及设立街道办事处的通知》精神,区人民政府撤销了区内6个街居委会,组建5个街道办事处,属区人民委员会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设正、副主任各1名,干事2名,按民政、房地、粮食、文教、卫生、治安、调解、妇女等项工作,每人分工负责若干项｡

第二节 整顿社会秩序，巩固人民政权

解放初期,社会状况非常复杂,国内外反动势力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以各种方式进行破坏和捣乱,阴谋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和共产党的领导,疯狂进行复辟活动｡区委、区政府率领全区人民群众筹粮、筹物,为过境南下的人民军队提供粮草和生活用品,支援解放两广和大西南｡同时,境内开展剿匪斗争、镇压反革命、取缔会道门、禁毒、禁娼、禁赌、废除封建婚姻、贯彻实施新的《婚姻法》、移风易俗等各种革命活动,又开展生产节约、支援抗美援朝运动｡这样,为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筹粮、筹物支援前线

1949年10月12日,中共衡阳市委、衡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分派的党组织成员和军管代表组成的接管小组,接管了国民党留下的衡阳市第一区、第二区的旧政权,以第二区为基础,加上第一区部分地域组成了第二区公所(城南区前身)｡新第二区公所的领导根据湖南省委1949年7月南下时发出的《关于征借粮草工作的指示》,在本年度公粮征收任务没有下达之前,作为最迫切的任务,要求全体入湘干部在40天之内,首先借到1亿公斤大米,以应军需民用｡省委要求,把征粮支前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紧急中心工作,全体党政军民一起动手,确保任务完成｡于是,区公所决定,首先从组织上落实,立即成立了筹粮筹物“支前指挥部”,由区长担任指挥长,副区长担任副指挥长｡民政、秘书和财粮助理为指挥部成员｡通过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排除各方面的干扰阻力,贯彻合理负担的原则,采取“量力而行、自愿公报、民主评议、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典型突破与全面展开相结合、自愿行动与行政手段相结合”的原则去进行筹集粮食｡1950年1月～2月,区公所改称区人民政府｡在区人民政府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基础上,胜利完成了筹集粮食、代买木柴、借用锅灶、床铺、组织军民联欢会等各项工作｡同时,区人民政府组织民工抢修境内的湘江便桥,组建军鞋加工厂,生产加工军鞋支援前线｡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在抗美援朝运动时期,区人民政府又改称区公所｡区公所立即号召工人加紧生产,农民踊跃上交爱国公粮,工商界积极缴税,妇女赶制军鞋,开展“一人一物一袋”的慰问活动,还组织全区的工农革命群众和各界爱国人士在拥护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宣言上签字｡在区委、区政府的广泛发动、组织群众积极支前的工作中,还发动境内工商户捐款购买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的运动｡经全区人民的共同努力,胜利完成了支援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各项任务,受到了市委、市人民政府的表彰｡

二、镇压反革命，取缔会道门

衡阳是湘南重镇,乃水陆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要塞,也是国民党长期经营的中心区域之一,反动统治基础深厚,反动势力较为猖狂｡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秩序,中共衡阳市城南区委、区人民政府领导境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清匪、肃特、反霸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
境内党组织、人民政府和军管小组根据市委、市人民政府、市军管会的统一部署安排,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清匪肃特,镇反打霸｡在一段时间内,境内破获了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和地下军等反革命案件；清剿了以国民党军警宪特分子为骨干的土匪组织,收缴了他们的枪支弹药；收容了国民党散兵、伤兵,进行了遣送回乡的处置；打击、取缔了反动的会道门组织,净化了环境,安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红色政权｡
1950年,为了清剿反动武装,分化瓦解反革命势力,坚决打击少数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特务、反革命分子,衡阳市、县公安机关举办了投案自首人员集训班,号召国民党、三青团等党团成员及特务人员进行登记｡到6月份,全市自首登记特务组长以上35人,组员
267人｡10月,办理国民党、三青团骨干人员登记,全市共登记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三青团区队长以上人员753人(以上数据均含境内人数)｡这为后来开展镇反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残留在衡阳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和潜伏特务乘机出动,造谣破坏,恐吓暗杀｡他们串联反动分子,集结反动势力,阴谋发动武装暴乱,企图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要求坚决纠正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应立即领导和督促主管部门“对于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特别是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应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加以镇压,当杀者应立即判处死刑,当监禁和改造者应逮捕监禁加以改造。”中央的《指示》下达后,公安部、中共湖南省委和衡阳地、市委相继举行了专题会议进行传达贯彻和部署｡区人民政府根据中央、省、市的统一安排,从1950年10月到
1953年底,在境内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运动打击的对象主要是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等5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运动采取专政机关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办法,一方面发动群众,充分动员群众积极参与；另一方面,专政机关对于那些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坚决镇压,以鼓舞群众斗志,维护好社会秩序。境内原国民政府旧镇长曾又栓、副镇长宋某、旧保长丁孟洲等12人就属于那些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之后,经核实罪恶,判处死刑,在境内黄茶岭荒山上执行枪决｡另有南强中学校长宁某,香烟摊主范某,也在镇反中被公安机关在境内逮捕,经核实反革命罪行之后,在境内肖家山荒地上执行枪决｡
1950年12月,在认真贯彻衡阳市人民政府发布的《衡阳市国民党特务人员申请悔过登记实施办法》之时,区人民政府、街居委会结合整顿城镇户口,再次对境内的反动党团成员、旧军政人员进行了认真的排查摸底｡在政策的感召和强大政治舆论的高压下,一批潜伏的反革命分子登记悔过,并清查收缴了一批敌人隐藏的武装及其他物资｡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论镇压反革命必须大张旗鼓》｡区委、区政府协同部队、公安,集中力量侦破了“反共义勇军衡阳独立支队”、“反共救国军”、“徐祖宪地下军”等反革命武装和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衡阳地下工作队”等国民党反动组织和潜伏在衡阳市区的特务组织,查办了这些反动组织的反革命活动的罪行,逮捕镇压了一批反革命组织的首犯、重犯,狠狠打击了境内的反动势力｡这些反革命案件报经市二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发动组织各界人民讨论,实行“镇压与宽大结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的政策原则依法审理,对其中绝大多数能自首坦白、彻底交待罪行、有立功表现的协从者,经教育后认识态度好,能诚实认罪,认真悔过,则予以宽大释放或交群众监督改造；对少数认识和表现不太好的,犯罪较轻的,依法律为根据,以事实为准绳,则从轻处理或交人民严格管制、强制改造；对极少数罪大恶极的首犯、重犯、要犯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则依法严惩,坚决镇压｡
取缔反动会道门是镇压反革命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1953年3月,根据省人民政府发出的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布告精神以及中共衡阳地、市委的有关镇反肃反指示,再度深入开展了城乡社会镇反肃反、重点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的运动｡区委、区政府召开了各级动员大会,广泛采取以教育大多数会员、道徒悔过自新,瓦解这些反动组织,集中力量重点打击少数会头道首的政策策略,在市内、境内同时取缔了“一贯道”、“同善社”、“宗教哲学研究社”、“三朝儒门”、“归根教”、“紫霞教”等反动会道门组织｡前后登记悔过自新的道首、首徒等,按照“首恶必办,协从不问,悔过从善,立功受奖”的政策原则,逮捕道首中的反动分子66名,依法镇压罪大恶极的道首1名｡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斗争于1953年4月结束｡
在肃反的同时,境内与市内步伐一致,在企事业单位和街居委会基层,建立并健全治安保卫委员会和治安保卫小组｡实行军民联防联治,并先后破获和打击了“湘中武装司令部”、“湘南第七纵队民政二处”等反革命集团案和数起外省反革命分子逃衡案在境内的势力｡
1955年8月,区委、区政府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镇反肃反指示,成立了肃反领导小组,并作出了《关于继续加强镇压反革命分子斗争的的决议》,更深入开展第二次镇反、肃反运动｡这次运动的重点是内部,主要是国家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校,同时仍然抓紧开展社会上的肃反,同时依然贯彻“严肃与谨慎相结合,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方针｡这次镇反运动不仅使反革命势力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使新生的红色政权不断得到巩固,强有力地促进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生产建设等各项工作顺利完成,而且使社会秩序空前安定,后来的反革命案件逐渐减少｡

三、禁毒、禁娼、禁赌

(一)禁毒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也曾发布“禁毒”的文告,成立了“禁烟委员会”(“禁烟”即是禁鸦片烟),但因伪政府时期的党、政、军、警要员大多数人系吸毒者,且与毒贩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有的以贩养吸,有的以贩毒大发横财,所以,“禁烟”的政策反而成为贪官污吏接受贿赂的一条有利借口,“禁烟委员会”也是禁民不禁官,禁下不禁上,境内的“禁烟”是禁而不止,愈禁愈烈｡
1949年10月,境内解放后,区内党组织根据党的政策即在区内开展了禁烟运动｡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1950年2月24日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之后,区内党组织、区政府雷厉风行贯彻执行,立即组织了境内数千居民参加市里召开的群众禁毒大会,积极宣传中央的《禁毒通令》,宣传省政府发布的禁毒《通报》、禁毒《布告》,号召境内各级组织、各界人士同贩毒吸毒行为作坚决斗争｡区属各街居委会协同公安机关严加查缉,对制毒、贩毒分子进行严厉打击,对吸毒者进行清理登记,严肃教育,促使吸毒者戒毒自新｡5月26日,省公安厅根据省委、省政府贯彻中央《通令》的指示精神,发出《关于搜查反动分子偷运鸦片的通报》｡
195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肃清烟毒流行的指示》,并要求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来一次集中彻底扫除鸦片烟毒的群众运动｡8月13日,全市开展大规模群众性的禁烟(鸦片烟)运动,市里成立了“禁烟禁毒委员会”｡8月15日,区里立即成立了“禁烟禁毒分会”,内设登记室｡8月24日,境内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作出决议:发动群众全面深入开展禁毒运动｡从8月15日区里成立禁毒分会进行全区登记到8月25日的10天中,自动来区分会登记的吸毒人员200余人,收缴了一批烟枪、烟灯、烟土、吗啡针、吗啡片、麻醉药品等等｡经群众揭发检举和政府机关(包括公安机关)的查处,全市(含原第一区,现雁峰区)共揭露烟毒分子629人,其中登记处理371人,受到杀、关、管打击的共110人(处决2人,判刑21人,其余实行管制),摧毁了马方印、欧庆亨、樊庆信、吴英、方昌华等5个贩毒集团,抓获同案犯39人,缴获烟土2705两,吗啡18两,蜈水300磅,白面64两,料子(海洛因)1.1两,毒具70余件,给烟毒犯以沉重的打击｡经过一系列激烈而认真的工作,境内流行100多年的吸毒恶习已基本肃清｡由于打击严厉,此后30多年,烟毒在境内绝了迹｡
(二)禁娼
解放前,衡阳市境内娼业盛行,危害社会,危害家庭｡1946年时统计,经登记发给营业执照的妓院即有40余家,另有一些无证的窑班和暗娼无法统计｡境内的“堂班”、“窑班”主要在沿江南路、河街及火车西站等地段｡据解放初期的登记和对妓女改造而安排工作的情况,境内的妓女有几百人｡解放前境内的妓女有“堂班”、“窑班”、“野鸡”三等之分,“堂班”的档次最高,“窑班”中等,“野鸡”多是招那些挑夫贩子的低档妓女｡这些妓女中,有的是受地主、恶霸的残酷剥削压迫,无路可走而沦为娼妓；也有的是因为忍受不了封建家庭和封建丈夫的虐待而离家出走,沦为娼妓；也有极少数是好吃懒做,贪图享乐沉入烟花世界｡但绝大多数是因为社会的压迫、家庭的虐待或生活、生计所逼迫而沦为妓女,其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值得同情的｡
1950年初,衡阳市首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关于解放妇女的决议》,成立了“衡阳市新妇女处理委员会”和“新妇女生产教育院”,工作重点在城区｡
1950年10月,在衡阳市政府的统一部署、统一组织指挥、统一行动之下,查封了全市所有的妓院、乐户(即名为卖艺不卖身的歌妓、舞妓、乐妓)｡对所有的妓女进行了登记｡全市共取缔公开的妓院32家,其中登记妓女108人,全部将其送到“新妇女生产教育院”,对她们进行身体检查、医治疾病,组织学习文化、开荒种地、搞副业生产；在经济上实行自救,在政治上实行男女平等｡对有家可归的,劝其回家；愿意婚配的,帮助其婚配；对有工作能力和有技术特长的,介绍其就业,使之健康地走向新生｡对妓院老板、“鸨婆”,性质恶劣的,按省、市政府的布告精神,依法严办；对性质一般的,教育之后给予出路,介绍其就业,促其重新做人｡境内有几十个妓女通过学习后,提高了思想觉悟｡有些人以自身受到的压迫剥削为例,控诉了妓院老板的罪行｡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高高兴兴地进了工厂,成为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员｡
解放初期的禁娼收效很好,从此,境内明娼绝迹,暗娼也很少发现｡
(三)禁赌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也曾多次发布禁赌令,明令禁赌｡衡阳警备司令部、警察局、宪兵队也曾出动军警查赌禁赌,但他们查的禁的都是普通的工商小业主和普通老百姓,而少数官员总是明禁暗赌,会上禁,会后赌,白天禁,夜晚赌,有的甚至以权谋私,开设赌场,抽头自肥,故屡禁而不止｡史载,1949年7月,欧冠任衡阳保安司令时,极力禁赌,号称“欧剃头”｡当他得知境内有个退伍军官组织的会馆里(今先锋路城南中医院)有个赌场公开赌博,就带了一队士兵去抓赌｡领头赌博的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退役将军,他根本不把一个保安司令放在眼里｡欧冠命令士兵砸了赌场,并亲手把这个将军揪到今中山南路和先锋路交汇的十字街头,二话不说,“呯呯”两枪就把这个将军枪毙了｡枪毙将军之后,他立即跑到省府,躲进了程潜的公馆里｡以后,他跟着程潜举义｡解放后,欧冠在省府当了参事。
衡阳解放后,中共衡阳市委、市政府立即明令禁赌,公开宣传赌博是危害社会治安,诱发犯罪的一大公害｡1950年2月,市政府公布《湖南省临时政府禁止赌博的指示》｡区委、区人民政府、人民团体立即响应省、市政府的指示,齐心协力,依靠和发动群众,配合公安机关,关闭境内所有的赌博场所,查处了一大批赌博案件,重点打击那些赌霸、赌头和赌棍,使境内盛行的赌博之风立即得到了遏制｡1952年,暗藏的、变相的赌博又有所抬头,特别是一些旅馆、茶馆、饭店及公共娱乐场所仍然存有一些赌患｡区委、区人民政府得到这些情报之后,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迅速召集公安、工商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研究制定了禁赌方案,对境内饭馆、茶馆、旅馆及公共娱乐场所进行突击检查和严肃整顿,对变相赌博者,除没收赌资、赌具之外,并对所有参与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对赌博场所的负责人或营利者、赌头、赌棍进行了严厉惩处｡经过多次突击检查、严厉惩处之后,境内的赌博风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四、妥善处理境内“丐帮”

境内回雁峰东侧,有一条狭窄的傍山而上下的小街,街道只有2米来宽,200多米长,因街边有个亭子叫雨花亭,这条街也就因亭得名,称为雨花亭｡解放前,亭子因失修而塌毁,但街名依旧｡
解放前,这条小街大约有80多户人家,小街两边大多是一些竹木土墙的厂棚,只有两户做线香冥纸的小手工业个体户和1户甲长是住砖屋的平民之外,其余都是住厂棚的叫化子｡
很久以前,雨花亭还算是古衡州城外的偏僻之处,但因回雁峰山上的寿佛殿(又叫雁峰寺)香火旺盛,所以很久以来,这里就成了残疾人和流浪者的乞讨之处｡这些乞讨者多露宿在寿佛殿前的戏台两侧｡明清以来,反动统治阶级恐防他们滋事生端,先后在雨花亭设立了“养济院”、“栖流所”、“南门上院”、“南门上厂”等厂棚建筑,以收容流浪到此的乞讨者｡在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建坊添修“养济院”碑中刻着“衡城养济院……雁麓右侧,穷民无告者,萃而居焉”｡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修栖流所”碑记中刻着:“故失所者以雁峰寺戏台两侧为乐郊之适,日则乞食,夜则安宿……,若辈无容身之地,爰祝斯室”,名曰栖流所｡盖谓为流离也,可抑谓流寓也｡”这便是“养济院”、“栖流所”之来由｡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流落到雨花 亭的乞丐日益增多,统治者对乞丐的压迫和控制更为厉害｡这里的乞丐分居三处,南门上院住的主要是聋、哑、跛、瞎和老弱乞丐；南门上厂住的是一般乞丐；栖流所住的主要是一些过路的流浪者和流动乞丐｡三处共约200多人,这些人大多来自农村,是农村的破产者或逃荒者,还有城乡的失业者、老年妓女以及鳏寡孤独等｡还有极少数是好逸恶劳的流浪汉,这些人则大多演变成为所谓的“强告化”(即采取耍蛇、玩弄邪术及某些恐吓的手段强行索要的恶叫化子)｡
在旧社会,叫化子与饥饿和疾病是分不开的,特别是饥荒和瘟疫之年,雨花亭的叫化子死人就象倒柴一样,每天都要死几个人或十几个人,许多死了的叫化子就一个挨一个或成堆成群地埋在附近五桂岭荒山上｡而称为“头牌”、“老板”和“丐帮帮主”的叫化子头则是奢侈挥霍,胡作非为｡解放前,雨花亭的丐帮头子陈振民,不但生活奢侈腐化,而且还开设了“三星池澡堂”当上经理,冬天有四五件皮袍子轮着穿,夏天有十多套纺绸、纹纱穿不完,家里有管家,还请有长工、奶妈,有丫头侍候｡他掌控着这一方叫化子的生杀之权,凡来这里的叫化子要交2元大洋作“入院费”,还要交“贡米”｡同时他与官府勾结,造具假名单从政府领取救济粮和救济物资,转手倒卖从中牟取暴利｡凡市内人家办红白喜事做酒,主人都要向他“租鞭”(一根刷过油漆并写有“南门上院”的木棍)｡“租鞭”费按酒席桌数而定,少则几块银元,多则几十块银元,另外专送一桌酒席一个红包给头牌。头牌收钱之后,将鞭交给主人悬挂门首,警示所有乞丐不得在此乞讨｡否则,头牌叫二牌带着几十个流脓流口水甚至残疾生蛆的叫花子去捣乱破坏,乱抢乱砸,到头来主家做不成酒,宴不成客,还得送红包办酒席请头牌招回这些满身污脏的叫化子｡所以,衡阳市内办酒席的人没有不“租鞭”的｡据资料记载,头牌平均每天可进租鞭钱约4050块银元｡头牌对叫化子的剥削,可说无孔不入,即使是死了叫花子,他们便要叫化子把死尸拖到街边,叫一个残疾叫化子守着尸体嚎啕大哭,哀求过路人施舍一点钱作掩埋费｡这样乞讨的钱全被头牌收入腰包,尸体就草草挖个土坑埋了｡因为有反动政府撑腰,头牌有生杀之权,所以被称为“半边衙门”｡头牌就象西藏奴隶主对奴隶一般,使用各种毒刑压迫剥削乞丐们｡那些挖眼睛、砍脚后跟、钢针穿舌等刑罚真使人毛骨悚然｡
衡阳解放后,受尽了苦难的雨花亭的叫化子,真正得到了翻身解放｡
1950年7月,全市废除旧政权的保甲制,境内建立了新的街居委会｡在区委、区政府的指示下,雨花亭所属的街居委会派工作组到雨花亭,发动组织那些受苦受罚的叫化子们站出来控诉头牌的罪恶,批判斗争,终于斗倒了头牌,清算了他的罪恶,砸碎了压在叫化子头上的“半边衙门”｡所有的叫化子解除了身上的枷锁,获得了新生｡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街居委会对这些流浪的穷人作了全面的妥善的安排｡凡愿意回老家的,政府发给路费和安家费,帮助他们去农村老家落户；不愿意回农村老家或无家可归的中壮年人,政府组织他们生产自救,先后帮助他们办起了掸帚厂、淘沙提炼厂、草袋厂等街居委会主办的小厂,使这些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能劳动生产；对年轻的叫化子或叫化子的成年子女,区劳动部门则安排他们进区办工厂或市办工厂,如牙刷纽扣厂、线带厂、织布厂、市政工程队等等；对那些老弱病残又无依无靠无劳动能力的人,通过民政部门分别送到救济院、敬老院,让他们老有所养,善终余年｡所有乞丐的子女,该上学的安排上学,后来也相继参加工作,其中有一对残疾叫花子的女儿郑桂兰由街道安排在红卫街道电器厂(今市变压器厂)。乞丐子弟蔡炳生由区劳动部门安排在电线电缆厂,还有著名强叫化子刘宏贵的儿子由区劳动部门安排在市政工程队｡这些叫化子的子女都成为新型劳动者,有的还入了团、入了党,成为先进生产者｡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雨花亭从此结束了苦难的历程,雨花亭的叫化子们从此过上了新的生活｡历史在这里揭开了新的篇章｡

五、宣传贯彻《婚姻法》

解放前,境内一直沿袭着几千年来的封建包办婚姻制度,儿女的婚姻都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说合的,自己不能自由作主｡同时,官僚地主可以一夫多妻、三妻四妾,而穷苦百姓有的因为穷苦即便是一夫一妻也难保｡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对早婚、纳妾、蓄婢、收童养媳等虽有禁令,但却有禁不止,封建婚姻普遍存在,广大妇女深受政、族、神、夫四权压迫｡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实施｡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法律文典｡新中国的《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这部法律的颁布实施之后,衡阳市人民政府立即成立了“宣传贯彻《婚姻法》委员会”｡区人民政府随即成立分会,通过各种会议、资料、图片、广播、报刊、黑板报和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在境内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宣传贯彻《婚姻法》的活动｡
1951年初,区人民政府、妇联召开专门会议,组织有关人员检查《婚姻法》宣传贯彻的情况｡接着,各街居委会和妇代会订立了宣传、贯彻、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计划。据资料记载,当年即调处各类婚姻纠纷209起,特别是区政府主持召开了一次1万2千多人参加的斗争大会,当场宣判了杀害自己妻子的罪犯欧阳秋轩,几乎轰动了全市,更使《婚姻法》深入人心,深得民心｡
1951年5月,区人民政府为了贯彻落实《婚姻法》,在政府设置了“婚姻登记处”,配备专干1人,开始办理婚姻登记｡
1953年2月～4月,全区两次开展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检查各街居委会执行贯彻《婚姻法》的情况｡6个街居委会分三片,按三步进行宣传发动,培养典型,扩大影响为第一步；调处纠纷为第二步；培养模范为第三步｡当年,调处各类婚姻纠纷131起,处理重婚罪
11例｡5月,婚姻登记改由民政部门指定专人负责办理｡青年男满20岁,女满18岁,经自由恋爱自愿结婚的,只凭户口即可办理登记,领取结婚证书｡
1954年,境内贯彻《婚姻法》,是以反对包办买卖婚姻、宣传结婚自由、离婚自主等政策为重点｡两年间,由调解纠纷和好的婚姻648起｡
1956年始,办理结婚登记,除查看户口簿之外,还需男女双方工作单位或双方街道出具的婚姻证明｡
经过不断宣传、贯彻新的《婚姻法》,境内自由恋爱、自愿结婚的平等的新式婚姻增多了,幸福的家庭也增多了｡

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干涉朝鲜内政,发动了侵略战争｡9月,战火燃烧到中国边境,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10月1日,金日成致电毛泽东,提出极盼中国出兵援助朝鲜人民军队作战｡随即中共中央毅然决策:动员全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部队进入朝鲜北部地区,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中共衡阳市委、衡阳军分区和区委、区人民政府坚决执行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立即进行全民动员｡区委、区政府专门召开了党政有关领导和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部署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和支前工作｡12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衡阳市支会”成立,区里随即成立下属组织“抗美援朝分支会”,由区长兼任会长｡
1951年初春,市、区组织了大批报告员、宣传员分赴城乡,举行大型集会、报告会、座谈会、忆苦思甜会,控诉美日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表达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争决心｡各界人民通过学习时事政治,回忆对比,普遍树立了仇视、藐视、鄙视美帝国主义的民族自尊、自强信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情极为高昂｡其中,市里组织的一次7万人的集会游行示威,区政府组织了1.5万职工和居民参加,市、区群众共同愤怒声讨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罪行｡
4月21日,中共衡阳市委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普及宣传、增加生产 、厉行节约、献金支前、拥军优属、抗美援朝”的决议｡区政府立即认真贯彻执行,积极组织了两万人参加全市举行的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和平签名”和“五一”大游行｡全市城区有400多名青年学生、医务人员、汽车司机、火车司机报名参军,其中全区有100多人报名参军,抗美援朝｡
7月,区委、区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市第三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发布的决议,响应市里决议的号召,推行“爱国公约,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做好优抚工作”,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区机关、区属单位的广大职工,积极开展“一人一信”、“一人一袋一物”慰问前线将士的运动,每一个慰问袋里都装有毛巾、围巾、香烟、火柴、信纸、信封、针线等物｡境内各街居委会广泛发动群众,特别是对那些工商业老板作深入耐心的动员工作｡境内群众积极捐献购买飞机大炮的义款,高度表现了境内人民群众对人民军队的热烈拥护之真情,充分体现了境内人民群众支援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坚强决心｡
8月初,志愿军归国代表、战斗英雄柴若川来到衡阳作报告,从而进一步激发了抗美援朝的热情,373个单位共11万多人订立了抗美援朝爱国公约,8万人积极捐献,又捐献了50多万元｡至年底全市人民共捐献148.78万元购置“衡阳号”飞机9架,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在此期间,一批志愿军伤病员来衡阳治疗伤病,各行各业争相慰劳,澡堂工人上门服务,妇女为他们洗补衣被｡为解除前方战士的后顾之忧,市委组织民政、劳动部门成立了市优抚工作委员会,兴办军烈属福利工厂,安置军属烈属就业｡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全市2万多热血青年参加志愿军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境内有1.38万人开赴朝鲜前线｡上甘岭战役一级战斗英雄欧阳代炎,盘肠大战英雄罗连成等707名衡阳籍志愿军指战员为国捐躯朝鲜｡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凯歌｡全区人民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又使全区人民更激发出巨大的爱国热情投入到各项工作中去,有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第三节 进行新民主主义改革

解放初期,境内和全市同步经过了剿匪、清霸、取缔反动会道门等的一系列艰苦的工作,终于使新生的人民政权和区街的社会秩序得到稳定｡接着,区委、区政府根据中央、省、市各级领导的指示,又领导全区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的各项社会改革,改变封建生产关系和社会风气,开展土地改革,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推进城镇民主改革,恢复和稳定经济发展的秩序,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一、宣传和实行土地改革

解放初期,衡阳境内农村各阶级占有的土地极不平衡｡占农村人口8%的地主和富农却占有50%以上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92%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却只占有不足一半的土地｡
1950年初开展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为土地改革扫清道路｡按省政府有关减租退押的有关精神和办法,只减1949年的租,不算旧账,即按原租额的25%减租,减后租率不超过37.5%,退押金不加利计算,一律给农民｡借贷地主、富农的债款、息谷及青苗款,一律实行减息｡欠地主、富农的租,一律免交｡佃农只交租,不交其他租赋,废除额外剥削｡中共衡阳市第一区工作委员会、区人民政府根据衡阳市第二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衡阳市郊区土地改革实施细则》,首先组织一支由党员、团员、机关干部组成的宣传队伍,在境内乡村进行土地改革政策的宣传,并发动境内的机关、学校、工商企业,充分利用一切宣传工具,动员一切宣传力量,大会小会,街头田头,宣传土地改革的目的、意义、路线、方针、政策和法令等等｡其次,组织了有国家干部、工商界党团骨干、教师、农民积极分子等各界共30余人,举办了为期5天的学习土地法规和上级有关土改文件指示的学习班,进行思想武装,提高认识,掌握土改的方针政策,明确土改具体做法｡其三,土改工作队员深入发动群众,扎根串联,访贫问苦,物色苦根子,串联贫雇农,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开展与地主面对面的斗争｡其四,划阶级、定成份｡组织摸底,掌握情况,从骨干到群众,从小会到大会,反复讨论,最后自报公议、民主评定、张榜公布,三榜定案,报区批准｡其五,分配胜利果实。没收地主土地,征收富农多余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分配以村为单位,乡里统一调剂,好坏搭配,三榜定案｡以贫雇农为主,照顾中农｡土地属国家所有,农民有使用耕种权,没有所有权,不能自由买卖,不能出租,所分给的土地留2%作机动田,以适应人口变动的需要｡土地改革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劳者而有获｡其六,巩固胜利果实,整顿农会,选举乡政权,建立健全群众组织,全力投入生产｡
1951年11月～12月,区委、区政府抽调一批党员干部和户籍员,组成土改复查工作组,对境内乡村的土改工作进行复查,查出了漏网的地主分子,进一步清算了乡村残余的封建势力｡

二、宣传及推进城镇民主改革

解放前,境内的运输(含码头、竹筏、民船)、建筑、染洗、食品、机械等行业,历来存在把头制或把头包工制(含码头的老板柱头,碾米业的领班,建筑业的一包头、二包头、三包头、四包头)、行会制(建筑业的鲁班会、关帝会、仁德堂,竹筏业的虎头公会、勾头公会,染织业的梅葛会,纺织业的嫘祖会,制鞋业的孙脍会)等封建制度,对工人实行残酷统治和超经济剥削,尤以运输业的码头特别严重｡码头的把头很多都是世代相传,子承父业,关系很深｡有些把头与官府勾结,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爪牙｡有些码头老板又是帮会头子,恶霸一方,他们勾结地方官府和土匪,形成一股官匪霸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的反动势力｡解放前夕,有的码头老板竟强迫码头工人集体加入国民党或集体参加“反共救国军”。衡阳解放后,这些过去作威作福的老板还不断威胁码头工人,甚至放出谣言:“工人跟共产党走,其结果就和民国十六年一样｡”(注:民国十六年,指1927年衡阳“沁日事变”大屠杀｡)企图阻止工人接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
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废除封建把持制度暂行办法》｡区人民政府贯彻这一政策,发动群众揭发境内封建把头的罪恶｡12月,衡阳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了码头封建把头王干臣等6名首恶分子徒刑｡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明确规定了惩反工作方针政策｡市人民法院依据《惩治反革命条例》,根据全市人民的强烈要求和广大码头工人的强烈请求,重新将罪大恶极的封建把头、恶霸姚宗汉、何季仲、吴仁甫、王干臣、陈愚5人的案件进行调查审理｡4月11日,市人民法院宣判这5人为死刑,立即执行了枪决｡然后,在党组织领导下,组织了码头临时职工代表会,用两个半月时间,便在码头500人中,清查出隐藏的帮会成员47人,反共救国军33人,土匪7人,日伪时期的日本便衣特务2人,国民党军营级军官2人｡经过清查核实,将其中41人清除出工人队伍,并根据其犯罪情况,分别给予警告、管制、劳改、处决等不同程度的处理｡在打击和摧毁封建把头势力的基础上,通过民主选举,上级审查批准,正式成立了新生的行政和工会领导机构｡
1951年3月,境内正式开展民主改革｡区委、区政府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分赴厂矿企业、码头及各行业进行整治｡工作组深入各点扎根串连,紧紧依靠工人,并迅速建立起工人阶级的骨干队伍｡同时,工作组积极主动深入群众,发动群众清查检举揭发封建把头、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和其他犯罪活动｡工作组在工厂、码头重新整顿工会组织,把混入工会的封建把头、帮会头目和那些隐藏的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分子坚决清洗出去,夺回了被这些人篡夺的领导权,使工会的权力紧紧掌握在真正的贫苦工人出身的积极分子手中｡经过整顿,清查出一批在暗中破坏民主改革的国民党残渣余孽｡经过核实其罪行,全市(含第一区,即城南区)开展码头民主改革,打倒了封建把头,斗争了117人,其中判刑33人,劳教14人,枪决5人｡
1951年5月,中共中央中南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8月,中南局发出《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民主改革运动的指示》｡区委、区政府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署,及时召开民主改革重点工作组干部会议,确定扩大教育团结面,缩小打击面和反封建不反技术、反封建不反资本的两条基本政策｡街道、行业的民主改革以本单位的党政工团联合组成民主改革领导小组为主,上级派的工作组为辅,要从单位的实际出发,开展民主改革｡境内各厂矿和行业的民主改革,分为进行民主斗争、实现民主团结、开展民主建政三步进行｡
首先是进行民主斗争｡在开展教育宣传,放手发动群众,打倒封建反动势力的民主斗争之初,群众中的大多数存在各种思想顾虑,甚至有人存有戒心,特别是封建反动势力的阻挠,工作组下去无法立足,民主斗争工作难以开展｡于是,境内工作组扎根深入工人群众中,与工人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访贫问苦｡区内党、政、工、团领导人分别找政治纯洁、思想进步、觉悟高而在工人群众中有号召力有团结力的老工人谈话,再通过他们串联,培养苦主,扩大积极分子队伍,建立核心小组或民主改革委员会,然后开展群众性的诉苦活动,痛诉旧社会的苦,控诉反动势力欺诈、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苦｡通过个别串联诉苦、小组普遍诉苦和联组典型诉苦的办法,在典型苦主的带动下,激起广大群众有苦诉苦、有冤伸冤,有仇报仇的大诉苦运动,控诉了国民党反动势力抓丁、打人、骂人、杀人的罪恶｡通过诉苦运动,境内的码头工人、行业工人组成了一支200余人的民主改革积极分子队伍,在区委、区政府以及工作组的领导下,迅速而顺利开展了民主改革工作｡全市(含第一区即城南区)经过民主斗争,仅码头板车等搬运业,共打击173人,其中送交法院17人(判死刑的9人,无期徒刑1人,有期徒刑7人),清洗出码头的63人,监督劳改的93人。获取胜利果实计:房屋87栋(3705.5间),黄金40.5两,银器31.9两,大米12000担,现金、银元、公债、家具、衣物等折币12200元｡全市(含第一区即城南区)共清出封建反动分子299人,其中封建把头52人,反革命分子49人,土匪、特务分子18人,恶霸8人,其他反动分子172人,被法院判处死刑13人,判处有期或无期徒刑66人,其余的或被清洗或被监督劳动改造｡
按省委规定,民主改革的打击面不超过1%,全市均有扩大的倾向｡1951年10月31日,省委发出《关于民主改革期间加强城市工矿领导问题的指示》,要求交待政策,停止混乱。有的得到及时纠正,有的并没有纠正,而是一拖再拖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平反,使那些身系冤狱的人经历20多年的苦难历程之后才得以昭雪｡
其二,实现民主团结｡民主改革中的民主团结是十分重要的,不能团结一致,对外的斗争就没有力量｡解放初期,新旧交替,社会复杂,人员复杂,矛盾重重: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工人与技职人员的矛盾,工人之间按地域拉帮结派形成的矛盾,单位与单位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居民邻里之间等等矛盾,都客观存在着,有时甚至很尖锐、很激烈｡例如境内染布业工人中就以地域形成的帮派有衡阳帮、长沙帮、湘潭帮三个大的帮派｡衡阳帮里又分为南乡派和北乡派｡尤其是境内的码头与码头,码头与竹筏、板车,码头内部的小组与小组,他们之间,争运界、争运权的矛盾,严重影响正常的生产与生活｡因此,民主团结是民主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在民主团结阶段,区领导和工作组的人员,认真组织单位领导、职工学习,召开码头与码头之间、小组与小组之间有关运界、运权的协调会议,倡导团结｡领导主动深入一线,提倡反动官僚主义,主动进行民主检查,主动自我批评,诚心号召职工大胆对领导提意见、提建议｡通过教育学习和领导主动真诚交心,职工打消了怕提意见和怕领导报复的思想顾虑,生产情绪高涨,相互信任程度不断增高,出现民主团结的新局面｡街居委会干部走家串户,热情宣传教育居民,调解矛盾,召开居民会议,制订公约,解决许多邻里不和、夫妻不和、婆媳不和的问题,社会出现了民主团结、和睦互助的新风尚｡
其三,开展民主建政｡解放之初,新政权刚刚建立,当时暂且沿袭旧的保甲制度以进行过渡时期的治安管理,因革命干部不足,也暂且利用旧职人员开展工作,维持社会秩序。
1950年7月,衡阳市首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衡阳市建立街、乡政权工作条例》｡衡阳市人民政府第一区公所按照条例要求,派出干部,深入原旧的保、甲调查了解实情,充分发动群众,宣传废除旧的保、甲制度和建立新生政权机构的意义,提高居民群众开展民主建政的积极性,并成立新生的基层政权——街居委会｡
这次民主建政,境内废除了17个旧保编制,新组建了中山南路、大码头、岳屏巷、环城南路、雁峰路、西站、沿江南路、学宫路、解放路、荣誉路、赖麻口,杨林庙、仙姬巷、黄青巷、泰梓码头、新嘉村、两路口等17个街居委会和1个农民协会｡街居委会设正、副主任各1人,干事1人,委员9至13人｡街居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宣传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法规,安定民心；筹集粮草,拥军支前；发动群众揭露坏人坏事,做好本街治安工作；向区公所(区人民政府)反映居民意见和要求；办好区公所(区人民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同时,街居委会重点建立了治保组织,确立调解委员｡
1951年9月,全市调整区划,第一区管辖范围扩大,将第一区、第二区调整为第一区｡调整范围是以原第二区为主,另以原第一区之沿江南路、中山南路、学宫路并解放路街委会以南一部分地区并入,又以原第七区之西站、新嘉两个街委会地区并入,并确定以解放路中心为界,路南属第一区,路北属第二区｡扩建了一级政权的第一区人民政府｡1952年2月,境域区划再次调整,将17个街居委会调整为中山南路、大码头、环城南路、岳屏巷、雁峰路、西站6个街居委会,属区人民政府派出机构｡下设224个居民小组｡街居委会下设治安、消防、文教、卫生、社会优抚、人民调解等工作委员会｡街居委会主任、副主任,必须脱离生产者,其供养和街居委会的办公费由市人民政府统一拨给,消防、文娱、卫生等费用按人民政府各业务部门的计划办理,禁止摊派｡
1955年8月,依照市人民委员会《关于改建居民委员会及设立街道办事处的通知》精神,撤销区内6个街居委会,组建中山南路、雁峰、岳屏、大码头、环城南路5个街道办事处,属区人民委员会派出机构｡各街道办事处设正、副主任各1名,干事一般为2名｡办事处的干部按民政、房地、粮食、文教卫生、治安、调解、妇女等工作,每人负责若干项｡街道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是:办理区人民委员会有关居民工作的交办事项；指导居民委员会的工作,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与此同时,依据《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全区组建29个居民委员会(简称居委会),正式明确居委会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各居委会的名称以办事处为单位按街道地段顺序排列,以数字代替｡居委会以下分设社会福利、调解、治安保卫等三个工作委员会｡另外,还设立妇女代表会,由居委会副主任兼管妇女工作｡居委会的任务是:办理居民群众的公共福利事项；向当地街道办事处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动员居民响应政府的号召,并遵守法律；领导群众性的治安保卫工作；调解居民间的纠纷｡居委会的办公用品由街道办事处统一购买分发给所属各居委会使用｡全区29个居委会选举产生正副主任55人｡
1956年8月中旬,撤销5个街道办事处,全区29个居委会均由区民政劳动股直接管理。1956年12月,依据市人民委员会[1956]令政办字第078号通知和区人民委员会《关于居委会由数字称谓改由主要街道命名的通知》精神,全区29个居委会名称由数字改为按座落的主要街道命名｡

三、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解放以后,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顺利进行了土地改革、民主建政及抗美援朝运动,促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社会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党的政策是允许私营工商业合法经营,适当发展｡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无视党和政府允许私营工商业合法存在和适当发展的保护政策的基本点是合法,而是趁人民政权初建,大局方定,困难重重之时,不断向无产阶级新政权发起进攻｡他们或投机倒把,哄抬物价,争夺市场领导权；或利用钻入革命队伍的内奸分子,勾结外界不法商人,拉拢、腐蚀革命队伍中那些对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和金钱美色的引诱缺乏警觉的骄傲自满者、居功自傲者、不求进步者、贪图享乐者,他们利用这一手,不仅挖走了国家大量资产,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更加重要的是腐蚀了党和国家的干部!那些被糖衣炮弹击中的国家机关干部纷纷败下阵来｡有的腐化堕落、蜕化变质,成了他们的俘虏；有的贪污盗窃,走向了经济犯罪的歧路｡在干部队伍中,铺张浪费、追求享乐、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作风在蔓延滋长｡
这些问题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警觉和重视｡1951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不久,中央又发出指示,进一步要求,应将“三反”运动视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重要,同样要大张旗鼓地进行｡从此,“三反”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12月,中共衡阳市委下发《关于大张旗鼓宣传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计划》,组建了“增产节约委员会”｡各区和各战线也相继成立分会,专职领导“三反”运动｡自此,全市各区、各战线全面正式开展“三反”运动｡全市经过“学习动员、检举揭发、打‘虎’追赃、查证处理”几个阶段,前后历时半年｡当时政策规定:贪污1千万元(旧币、折新币1千元)以上者定为贪污分子,又叫“老虎”｡因为老虎吃人,贪污盗窃分子吃人民的血｡所以“三反”运动又叫“打‘虎’运动”｡全市6631人参加运动,总共查出犯有大小贪污错误的干部
2255人,贪污金额21亿元(旧币,折新币21万元),其中贪污金额在千万元(旧币,折新币
1千元)以上称为“老虎”者349人,达亿元(旧币,折新币1万元)以上称为“特大老虎”者1人｡
全区开展“三反”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学习文件,广泛动员,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第二阶段,集中整风,开展教育,揭发和处理各种问题｡第三阶段,订立制度,建立规章,健全检查机构,把反对贪污浪费的工作经常化｡区委一是认真组织党员干部、机关工作人员学习党中央有关“三反”的文件、资料,进行过细的思想动员,大造社会舆论声势,形成强大的社会震慑力｡二是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各种现象｡三是组织力量、组建清理班子,清查审核财务账目,掌握具体的第一手情况,整理上报材料｡对运动中被揭发出来犯有贪污错误的人,通过复查核实,依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斗争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原则,追回赃款赃物,进行党纪政纪处分,对于情节特别严重,贪污数目超过范围而触犯了法律的,经上报市领导批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境内重点在区人民文具社、农会、新嘉村居委会等单位开展的“三反”运动收效甚大,查出了贪污分子11人,打倒3只“老虎”｡
1952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全区结合“三反”进行整党,用整风精神在党员干部中开展“三反”斗争｡区委根据省、市委的统一部署安排,结合全区的实际情况,制订了“三反”运动和整党建党工作相结合同时进行的具体计划｡首先是组织全区党员、干部举办学习班进行整风学习｡区委、区政府领导作动员报告,深入学习中央文件,以中央文件精神武装思想,正视问题,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积极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区委、区政府领导以身作则,带头检查自己的问题,带头作自我批评,带头改正自己缺点错误｡
经过学习班的学习,通过自我坦白和相互检举,揭发和暴露了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生活作风不够检点、阶级立场不够稳固、组织纪律观念不强、革命斗志衰退、贪图安逸享受而不求进步等八个方面的问题,其中贪污、浪费现象尤为突出｡经过“三反”与整风的学习、坦白、揭发几步工作,全区犯有贪污错误的人纷纷积极退赔,甚至是多吃多占贪了几元钱的小事也作了检查,主动作出退赔｡随后,对党员干部的铺张浪费、脱离群众、官僚主义,都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制订了严格的整改措施｡
在深入开展“三反”运动的同时,中共中央又于1952年1月26日发出了《关于在城市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中央指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中城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他平民,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三反”对内,锋芒指向党和政府里的蜕化变质分子；“五反”对外,锋芒指向不法资产阶级及其他敌对分子｡
在深入开展“三反”运动的同时,中共衡阳市委、市政府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私营工商业者和广大市民,向违法资方人员的“五毒”行为开展了“五反”运动｡1952年2月4日,市委召开“五反”动员大会,随即抽调400多名干部组成5个检查大队,分赴工商界各行业,发动群众开展“五反”运动｡3月22日,在6万人参加的全市工人代表大会上,当场公捕了“五毒”俱全的奸商,在全市掀起“打虎”高潮｡几天之内,自报和群众检举,并经专案查证核实,共查出违法所得金额240亿元(旧币,折新币240万元)｡市委、市政府依据“教育从严,处理从宽,区别对待”的政策原则,对私营工商户分别作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的鉴定,依法严厉惩办了奸商,追回偷漏税收等违法赃款49.5亿多元(旧币,折新币49.5万多元),其余的从实际情况出发,酌情从宽处理。
区委、区政府遵照中央指示,紧紧依靠区内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五反”工作指示,积极向违法资方人员的“五毒”行为进行斗争｡1952年2月4日,区委组织全区机关干部参加市里召开的“五反”动员大会｡3月22日,区委组织近2万人参加市里组织的6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五反”大会,会上公开逮捕了8名拒不坦白交待罪行的大奸商｡2～5月间,区委抽调16名党员干部组成4个工作组,分赴区内各工商行业,发动职工群众开展“五反”运动,在屠宰、颜料、行商等行业开展的“五反”运动中,总共打倒58只“老虎”,取得了对外斗争的重大胜利｡根据自报、群众举报、专案组查证落实,全市(含各区)共查出违法所得金额240亿元(旧币,折新币240万元)｡市委、市政府按照中央规定的“工业从轻、商业从重；多数从轻,少数从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原则和省委规定的打击面不超过1%,衡阳市保持在1%以下的指示,目标集中在1%以下的危害国家甚大、作恶甚多、人缘甚坏的极少数资本家｡运动后期,衡阳市委、市政府对“五反”运动进行逐步收缩、调整｡区委、区政府对那些轻微违纪违法的工商户作了从宽处理,并在运动后期加强了对资本家情绪的稳定工作｡境内的运动逐步收缩之后,恢复了正常的经济活动,稳定了经济形势,保障了市场供应,为促进社会稳定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第四节 加强党的建设，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施“一五”计划 

 1953年6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以后,中国开始加速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共衡阳市城南区委领导全区人民认真学习贯彻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结合全区实际,实施“一五”计划,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带领全区人民一道走向社会主义道路｡

一、宣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施“一五”计划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指导下,国营企业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私营经济也受到国家政策的保护｡
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被载入这部大法｡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指出:“这条总路线是照亮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和左倾的错误｡”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掀起学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高潮｡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之后,中共衡阳市第一区工作委员会领导全区人民认真学习,并且是大张旗鼓地广泛宣传,统一认识,使总路线深入人心,成为全区人民各项工作的灯塔和行动纲领｡在党的总路线精神指引下,第一区工委、区人民政府领导全区人民大胆地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从1953年起,全国开始编制和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据《一五计划》的要求,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市《一五计划》实施方案｡区委、区政府作为市委、市政府的派出机构,未编制区“五年计划”,区有关职能部门只负责协助实施市计划委员会编制的“一五计划”中有关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的落实｡
“一五计划”(1953～1957)初期,区人民政府(区人民委员会)发动组织全区人民开展生产自救,恢复私营工商业,安排失业人员就业｡接着又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和农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公私合营企业和集体经济企业｡
1953年,区政府(区人委会)先后介绍120多人参加工作,350多人参加劳动服务队,组织100多人锤石子,82个劳动妇女搓麻绳、绣枕套等等,下半年就创收6750万元(旧币、折新币6570元)｡1954年,区内农业生产成效显著,全区有渔塘999.77亩,其中养殖鱼苗666亩,养成鱼333.77亩,每亩平均产鱼100公斤｡种植荸荠33亩,收荸荠6600公斤；种红薯3亩,收红薯4000公斤；种植各类蔬菜570.51亩,均是大好收成｡
在合作化中,区政府把境内的小商小贩组织起来,组合成共负盈亏的合作店或合作社24个,各负盈亏的店或组30个,组织起来的个体商户是580户,从业人员830人,全区商业100%实现了合作化｡随着人民购买力的提高,市场日渐繁荣,各商业合作店(组)的营业收入普遍增长了72%以上｡农业(渔业)方面,1956年1月,城南区农业实现合作化｡一季度将9个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同时,又组织618户渔业农民成立了岳屏高级渔业生产合作社,入社户占农户总数98%,入社人数1786人,占农户总人数的98.7%｡1956年,渔业社取得全面丰收,成鱼鱼塘每亩平均产成鱼326公斤,达到全国水平；鱼苗鱼塘每亩平均产鱼苗
27000多尾,分别比上年增长77.1%和67.2%｡蔬菜地每亩平均产菜8210公斤,比上年增长
53.9%｡每户平均饲养牲猪3.5头,牲猪出栏量比上年增加2倍｡社员每个劳动日价值2.95元,为全省第一,96.6%的社员增加了收入｡因此,岳屏高级渔业社被评为出席全国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模范集体｡
1956年,城南区安置长期就业人员1022人｡全区各个战线评选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125人｡城南区被评为出席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模范集体｡
1957年,全区工业总产值完成469.89万元,运输业收入2065.91万元,手工业社(组)完成生产总值729.26万元,超额完成任务7.2%,合作商店完成营业额164.90万元,完成年计划的105.3%,渔业生产较上年又提高30%,全年各集体经济组织公共积累达到65.50万元｡
“一五”期间,境内的教育、文化、体育、卫生事业相应恢复,且得到迅速发展｡全区有公办幼儿园7所,幼儿110人,公办小学16所,在校学生4210人｡境内交通得到恢复和迅速发展,其中区内的主干道解放路、中山南路、和平南路、湘江南路、雁城路均得到了扩展和拓宽,加铺了柏油路面｡1957年,境内湘江公铁大桥通车,连接了湘桂和粤汉铁路｡文化、体育、医疗卫生事业都在恢复的基础上得到了迅速发展｡境内人文荟萃,名胜居多,文化艺术日渐繁荣,仙姬巷的大众戏院成为当时境内文化娱乐的中心｡1952年,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加速了境内体育事业的发展｡在医疗卫生方面,区委、区政府遵循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制定了“消灭烈性传染病”计划,以注重食品卫生、学校卫生、劳动卫生为起点,积极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控制和消灭传染病源,切断传播途径,传染病发病率大幅度降低,天花、霍乱、性病于五十年代后期基本消灭｡境内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据1956年调查统计,境内职工月均收入(工资)比1955年增长15.3%,职工居民的住房条件不断改善｡在“一五”计划胜利完成之时,境内人民安居乐业,呈现出一派太平景象｡

二、进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1957年,区委、区人民政府认真贯彻和实施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对境内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对个体工业户,通过引导,在自愿的前提下,按行业、区域组成各类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合作经营｡1954年先后创办了城南冷作社、雁峰铁工社,主要是手工生产白铁制品,手工锻造农具、马钉及日常生活用品｡1956年全面完成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初,境内已组建23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21个手工业生产小组,主要生产人民生活日常用品｡1956年全区完成手工业总产值458万元｡

三、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建国初期,中共衡阳市委、城南区委都致力于恢复发展商业｡1951年,城南区成立了消费合作社,以入股形式存在,每股1斗米,共912.5股,从业人员近千人｡至年底盈利分红。中共城南区委认真贯彻市委第二次代表会议精神,继续深入贯彻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着重检查总结了领导三大改造“中心不够突出,思想右倾保守,工作进展慢”的问题,以加快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5年8月,市人委将在城南境内的小商小贩交城南区管理,计有干货、水产、日杂、南杂等10多个行业,近2000户,从业人员近万人｡区人委增设商业股加强管理,具体领导和指导全区工商业的发展和改造｡当月,区委专门召开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会议,制定了对私营工商业改造,实施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规划措施,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以全行业公私合营为主要改造形式的新阶段｡大步加快了改造进程｡
1955年11月,全国工商联举行全体委员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在会上提出工商业者要“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12月6日,市委、市政府组织成立了“衡阳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办公室”,加强对资改造的领导工作｡
1956年,全区成立20个合作社,70个合作商店,85个分散小商店,近百个合作小组｡
1957年,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经营作风,树立社会主义服务新风尚活动,效果很好,销售额大增,涌现出大批的优秀商业工作者｡随后,“大跃进”到来,境内合作商店自办工厂20个,商店骨干纷纷抽出进了工厂｡于是,有的商店合并,人员减少,使发展中的区街商业受到挫折｡而个体私营工商业则被一刀切,其人员部分进入工厂,部分下放回原籍农村｡从此,私营工商业消失｡衡阳市工商界全体走向公私合营的道路,成为全省最先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城市｡

四、改造和调整文化、教育事业

境内文化教育事业历史悠久,名声在外｡
1950年7月,按照衡阳市人民政府统一编制,区人民政府配备文教助理｡1951年11月,区里设置文教股｡
相传舜帝南巡、大禹治水均曾驻足回雁峰｡境内名胜古迹甚多,衡阳八景中的“雁峰烟雨”、“岳屏雪岭”、“花药春溪”、“东洲桃浪”四大景观均在境内｡境内自古文教繁荣,人文荟萃,历代名家在境内留下许多歌咏境内四景的诗词歌赋、楹联佳作、翰墨丹青｡其中可称为杰出文人的代表人物有王勃、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苏东坡、秦少游等,还有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王船山就出生在回雁峰北侧的王衙坪｡清兵部尚书彭玉麟请来圣旨在城南筹建“船山书院”,成为全国闻名的学府｡
境内市民自古以来就喜爱当地流行的各种文化活动,如衡州渔鼓、衡州花鼓戏、皮影戏等,还有春节舞龙耍狮、元宵赛灯、端午赛龙舟、中秋放花炮以及雁峰寺、花药寺、药王庙的庙会｡
解放后,境内这些非物资文化遗产得到传承和发展｡仙姬巷建立了大众戏院,几乎是每日每夜都有演出,不但有市内的戏曲班子或区内的业余文工团登台上演各类戏曲或节目,还经常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戏曲班子演出,曾一度成为境内文化娱乐的中心｡城南区自办的业余文工团,编排话剧、歌舞剧、地方剧中优秀的折子戏,在市区巡廻演出｡和平南路建立了一座新式的大礼堂,既是影剧院,又是大会堂,曾经是誉满湘南｡
城南区曾是衡阳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教育历史悠久｡明清两朝,私塾遍布｡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知县陈三恪将东洲、白沙两书院迁到岳屏山,创建岳屏书院｡光绪初年,县令张宪和创办船山书院｡1949年解放前夕,境内有幼儿园2所,在园幼儿46人,公、私立小学6所,在校学生1622人,公、私立中学7所,在校学生7100人｡解放后,区委、区政府配合市政府教育部门,贯彻“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向工农子弟开门”的方针,开展上门劝学,组织发动与扶植工农子弟入学｡并开办夜校、冬校、扫盲班,在工人、农民和工农干部中进行扫盲识字和政治、科学、文化教育｡特别是各个中、小学向学生进行以“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心的思想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1951年5月,境内各小学敲锣打鼓,学生们载歌载舞庆祝组建中国少年儿童团(1953年6月改为中国少年先锋队),1951年11月,区文教股接管境内小学｡年底,区内私立小学全部改为公办小学,分完小、初小,全市统一按序数编号,境内有第二完小、第七完小两所完全小学,有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七等9所初级小学｡由于区委加强了对教育的领导,发动干部和学校教职员工劝学,想方设法扩充学生招生名额,调整班级,大量招收劳动人民的子弟入学,至1952年底,境内有小学11所,在校学生3788人｡1953年,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小学教育纳入国家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大轨道,小学布局有所调整,境内小学由11所减为8所,52个班,教职工144人,在校学生2840人｡1956年,中共中央制定“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提出“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等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培养目标,向小学生提出“身体好、学习好、劳动好”的“三好”要求｡区委、区政府以上述方针、指示为依据,加强了领导力度,提高了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教师被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其社会地位和政治、经济待遇得到了普遍的提高｡

五、改造和调整医疗、卫生事业

1944年,衡阳抗日保卫战前夕,境内所有的医疗卫生机构搬迁一空｡在战火中,境内所有的医疗卫生机构的房屋都严重损毁｡日本投降后,境内“仁济医院”(今市中心医院)由贵州迁回复业｡同时,国民政府恢复了区卫生所｡
境内解放后,党对医疗卫生工作十分重视,1950年9月,境内重新设立了区卫生所,行使医疗卫生行政管理工作｡1951年8月6日,境内成立市中医药科学化治疗所(城南中医院的前身),1952年更名为市中医联合医院诊所｡1953年更名为市私立中医联合医院｡
1956年,国家卫生部办公厅齐仲恒主任来衡视察时说,去掉“私立”二字,即更名为市中医学会医院,并建立了党支部委员会(现为城南中医院和口腔医院)｡
1955年,区、街卫生工作由市统管,并实行划区、分段、户管清洁值日制｡从1951年起,厂矿企业单位职工实行劳保医疗,1952年10月起,党政机关、文化教育单位和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及转业军人实行公费医疗制度｡境内原“仁济医院”于1951年元月5日由市军管会派员接管,同年11月奉市政府之令,改为衡阳市立第二医院(现衡阳市中心医院,位于境内雁城路与湘江南路交汇处),境内市妇幼保健院于1954年4月开业｡境内市卫生防疫站前身为1940年成立的防疫队｡1952年6月,市人民政府卫生科派出8名干部建立卫生防疫站(位于和平南路),境内还有省总工会衡阳职工疗养院是1952年3月18日创建的｡这些医院坐落在境内,大量的社会工作、发展工作都需要区委、区政府的支持和协调｡省市属医院和区属医院联手搞好境内卫生医疗工作,不断提高境内人民的健康水平｡
1955年,城南区人民委员会将区卫生所和区文教股合并改为区文教卫生股,统一负责全区的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的行政管理工作｡

第五节 整党与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一次党员大会、第一区人民代表大会

中共衡阳市城南区地方组织从1921年创建开始,就组织境内工人、农民、学生和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境内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解放之前,由于环境复杂和工作需要,境内党组织没有公开,发展党员也是秘密进行｡1950年,境内党组织公开｡1951年1月境内建立中共衡阳市第一区工作委员会,属中共衡阳市委的派出机构｡党组织按市委指示,结合“三反”运动进行整党运动,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提高了党员的素质,增强了党组织功能,提高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境内召开第一次党员大会,成立了中共城南区第一届委员会｡

一、解放初期境内党组织的整顿与发展

1949年10月8日,衡阳解放时,境内只有两名党员,由于党员少,没有建立区工作委员会,连区机关党支部都与邻近的市民政局、税务局等单位联合建立的｡
1951年1月,民主建政后,境内的旧制一、二区公所,改为第一区人民政府,建立中共衡阳市第一区工作委员会,作为衡阳市委派出机构,只配区工委书记,未设委员｡
1952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区委根据省、市委的统一部署安排,以中央文件为指针,在全区进行“三反”运动的同时进行整党｡区委根据文件精神结合区内实际情况,制订了“三反”运动和整党建党工作结合进行的具体计划｡1952年6月,全区举办党员干部整风学习班｡整风学习历时15天,共分三步程序进行:第一步,学习中央、省、市委文件,武装思想,端正态度；第二步,自觉坦白,大胆检举,互相检举问题；第三步,自我总结,组织鉴定,评优评模｡整风开始,不少党员干部存在各种各样的思想顾虑,有的担心揭出了问题会撤职罢官,有的担心出了问题会开除党籍｡有些人觉得自己问题严重,便暗中订立攻守同盟,企图混蒙过关｡大多数党员干部认为自己比较一般,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有点吃吃喝喝占点小便宜而已,不是原则问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应付一下就过去了｡针对党员干部中的种种思想,区委领导带领全区党员干部在会上学习文件,端正态度,投入运动,首先作自我检查,自我批评,带头改正缺点错误｡区领导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带动了全区党员干部在积极投入“三反”运动的同时,又积极投入了整党运动,两个运动结合搞,使很多党员干部自觉去掉了不良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也有所改进,党风普遍好转｡

二、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一次党员大会

1955年5月19日,根据国务院“对市辖区名称应按地名称呼,不按数字排列”的精神,第一区人民政府改称城南区人民委员会,同时撤销中共衡阳市第一区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衡阳市城南区委员会｡
1955年5月20日,召开中共衡阳市城南区全体党员大会｡参加大会的党员137人,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一届委员会,由7人组成｡从此,区委领导成员改单一任免制为选举任免相结合制｡同时设立区委秘书室,配备专职组织委员、宣传委员｡
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一届委员会历时15年,期间先后任区委委员的有38人,同时在任的委员最多达14人｡1955年5月～11月,区委委员是7人:张理平、刘恩普、张树明、梁思美(女)、李仕斌、刘飞彪、彭顺娴(女)｡张理平为书记,刘恩普、张树明为副书记,张树明兼组织委员,梁思美为宣传委员｡1955年11月～1956年9月,区委委员是10人:张树明、李宁洁、王茂青、徐泉兴、彭顺娴(女)、谢章照、盛俊才、陈迎康、李文煜(女)、黄绍裘｡张树明为书记,李宁洁、王茂青为副书记,徐泉兴为组织委员,谢章照为宣传委员。
1956年9月～1958年1月,区委委员是14人:李宁洁、徐泉兴、何鹄志、盛俊才、谢章照、陈迎康、李文煜(女)、黄绍裘、张庆凯、王芳国、彭继根、刘可仁、邓仁禧、潘振云｡李宁洁为书记、徐泉兴、何鹄志为副书记,张庆凯为组织委员,1957年1月由何鹄志兼组织委员,王芳国为宣传委员,盛俊才为市公安局城南分局局长,彭继根为手工业委员,刘可仁为财贸委员｡1955年全区有党员137人,基层党支部7个｡1955年之后,党的组织发展迅速,党员逐年增多｡1959年,中共衡阳市城南区委员会所属基层党委1个,基层党支部46个,党员总数433人,名列全市各区之首｡

三、衡阳市第一区(城南区)首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

衡阳市第一区(城南区)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规定,于1954年3月30日～4月2日召开｡应到人大代表118名,实到75名｡会议主要内容:总结区政府四年来的工作；选举正副区长,区人民委员会委员｡3月30日,刘恩普区长作了《四年来区政府工作总结和今后的任务》,报告总结了4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贯彻婚姻法；二是加强了粮食的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工作；三是拥军优属和社会救济工作；四是发展文教卫生事业和市政建设｡对今后的任务,刘恩普区长根据上级指示结合实际情况,作了布置:一是搞好工农业生产,强调生产是一切工作的重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二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巩固社会治安；三是做好优抚工作与社会救济；四是加强对粮食工作的管理；五是继续深入贯彻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大会对刘恩普区长的报告进行了讨论审议和通过,并作出了《关于听取刘恩普区长<四年来区政府工作总结和今后的任务>报告的决议》、《关于增强人民内部团结,贯彻法治思想,巩固社会治安的决议》、《关于继续宣传贯彻总路线,搞好生产与粮食工作的决议》｡大会还通过了《继续深入贯彻总路线宣传教育的决议》、《继续保证粮食计划供应的决议》。
大会选举了刘恩普为区长, 王伟为副区长,委员11人(按姓氏笔划为序):毛亿甫、周群、吴桂芳、周舜琴、梁思美、夏良玄、张理平、盛俊才、彭美禄、刘顺平、戴石渠｡
衡阳市城南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大会主席团联合向大会提出补选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选6人:卢其超(中共衡阳市委工业部副部长)、李楚璠(中共衡阳 市委副秘书长)、杜奇(衡阳市线路工区主任)、刘瑞兴(衡阳市人民委员会手工业管理局局长)、邓淑琪(中共衡阳市委工业部基建科科长)、姜振华(中共衡阳地委财经部长)。

第三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曲折探索前进

(1956年9月～1966年5月)
 
当革命的暴风雨时期过去,国际局势趋向缓和之际,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全面加强了社会主义建设｡城南区领导在加强党组织建设的同时,提前胜利完成了境内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和经济条件｡1956年9月,党的“八大”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偏离了八大正确路线,导致了
1957年的整风反右扩大化｡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在全国迅速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国民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导致了长达三年的严重困难｡1956年9月～1966年5月,中共城南区委按照上级部署,先后学习和贯彻八大精神,巩固和发展区街乡经济；进行整风反右和反右倾斗争；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年困难时期,区委、区政府认真落实中共中央提出的“整顿、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带领全区人民渡过难关｡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把阶级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第一节  贯彻“八大”路线，巩固发展经济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城南区提前完成了对农业(包括渔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境内的手工业、小商小贩、菜农渔农都组织起来,成为集体经济,社会的政治与经济面貌有了显著的变化,特别是阶级关系、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落后的生产面貌｡在党的“八大”路线指引下,中共城南区委领导全区人民,精神奋发、斗志昂扬,大力兴办和发展区街集体经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全区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学习和贯彻党的“八大”路线

1956年9月15日～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在今后的根本任务｡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地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
中共衡阳市委对学习、宣传“八大”的精神作了统一部署和安排｡中共城南区委遵照市委的统一部署,组织全区干部职工认真学习市委党报《衡阳新闻》刊载的“八大”的文件及有关文章｡首先是通读学习,然后是专题学习、专题讨论｡区委领导强调指出,要特别重点学习并讨论以下四个问题:一是关于群众路线问题；二是关于正确处理党内的是非关系问题；三是关于农业(包括渔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问题；四是关于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问题｡在学习“八大”文件时,结合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五个文件｡学习总体上分两步进行:第一步,重点学习、领会“八大”的主要文件,至11月底；第二步,按自己工作岗位和工作情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一步精读“八大”有关文件,突出重点进行研究讨论｡领导干部更要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有重点地进行对照检查,写出心得体会,至12月结束｡与此同时,为把全区广大的党员、干部、职工的思想统一到“八大”精神上来, 10月初区委开始组织机关党员、干部进行学习“八大”主要文件的时候,由区委领导、机关部门负责组织了若干个“学习贯彻党的八大精神工作队”,深入到厂、店、街道、居委会、农业社、渔业社向广大工人、农民、居民群众进行宣传、讲解｡领导和群众一起讨论,在全区迅速掀起了学习、讨论、贯彻党的“八大”精神的高潮｡随后,区委书记李宁洁还专门组织党政班子成员,结合实际情况边学边议,强化了“八大”会议精神的贯彻执行｡同时,区委还举办街道党委负责人、厂、店党组织负责人、农业和渔业社党支部负责人的学习会,贯彻“八大”精神,重点结合本单位的实际,如何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改变面貌｡区委、区政府还组织机关有关职能部门的干部组成工作组,深入街道、工厂、商店,进行深入细致的宣传发动工作,同时充分利用广播、黑板报、墙报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讲解“八大”精神,并联系本单位情况,使“八大”精神落到实处,由精神变物质 ,发展生产力｡在党的“八大”精神鼓舞下,全区党员、干部和群众,齐心合力,各行各业大力发展经济、发展生产,为巩固国营经济、发展集体经济作出了贡献｡

二、巩固和发展区、街、乡经济

全区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八大”的文件,领会精神,结合实际,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大力开展,区内出现了建设社会主义热潮｡区街工、商企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农业、渔业获得丰收｡
(一)工业生产品种增多、质量提升、成本减少
区委、区政府十分重视工业管理,各个生产合作社均设理事会,管理生产；设监事会,监督各项制度的实施｡区政府制订了生产管理制度,以制度管理各个合作社的生产和经营｡实行政府派干部担任企业领导,境内的工厂(包括作坊)由企业主自主经营,国家对私营企业实行保护政策,采取计划订货的形式,使私营企业生产的部分产品或全部产品纳入国家计划,并按照以销定产、以料定产、合理库存的办法施行计划管理｡
为了发挥工人、社员、职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区委组织了全区各行各业开展“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节约成本”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评选先进的活动,进行经验交流和技术交流,出现了“大搞技术革新”的大好局面｡1956年,全区创造和改进了较大机具12种,总结推广先进经验5条｡特别是区角梳社工人戴国森创造与仿制了11种机器设备,提高工效2～6倍,其中创造的锯梳机提高工效6倍｡以他创造和改造机器价值统计,一年为社里增加财富4000元｡第一、二、三针织社改良了15部工具,提高生产效率15%｡1956年,全区各条战线评选出125名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同时积极开展了增产节约的宣传教育活动｡各个厂、社普遍重视了原材料的节约,做到了大材大用、小材小用、量材而用和废物利用｡如角梳社利用边角料做出刀柄、漆片等新产品,一个月就因节约利废创造了价值726元的新产品｡一些厂、社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改进操作方法和使用代用品,节约了成本｡电镀社打磨车间采用河沙代替钢沙,一个月就节约钢沙166.5公斤｡铁工社一个季度就节约钢材3783公斤,烟煤10418公斤,生产工时缩短2105小时,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增加了收入,扩大了再生产｡针织业推广周荣生提出的不浪费一寸纱和减短袜边4分的建议,为国家节约了9.7件绵纱｡1956年,全区29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22个在增产节约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社会上滋长的铺张浪费现象受到了社会舆论的指责,“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社会风气日益上升｡全区5个针织社的产品质量提高了20%,五金社生产弹子锁的正品率由原来的86.4%上升到97.3%,电镀社的产品质量提高了33%,服装社的生产效率提高73%,质量由95%上升到98.5%｡铁工社、五金社、服装社、针织社不但完成了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还开发生产了很多新产品｡
(二)商业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
全区的小商小贩在“八大”精神鼓舞下,经营管理得到了进一步改善,服务态度有了明显的好转,服务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通过开展“服务良好月”和评选优秀营业员的活动,提高了经营社会主义商业的信心,树立了新的商业道德,增加了经营品种,满足了顾客的需要｡随着购买力的不断提高,市场繁荣,商业职工收入也普遍有了提高｡
(三)农业、渔业增产增收
党的“八大”精神鼓舞了广大农民、渔民的生产积极性,特别是通过“勤俭办社,以社为家”的思想教育和贯彻“力争90%的社增产,90%的社员增加收入”的政策之后,更进一步鼓舞了社员增产增收的信心,开展了养鱼、养猪和种植多种蔬菜、果树等多种经营,不仅满足城市人民生活的需要,而且也增加了集体和社员的经济收入,每个劳动日可获得劳动报酬2.85元(提高0.85元)｡
中共八大的召开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适合中国发展状况的社会主义道路,制定了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路线和方针｡八大的主要矛盾理论表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这一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和运用了这一理论｡八大的经济建设方针较好地解决了发展规模、速度与具体国情这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贡献｡虽然八大路线在实际贯彻时未被真正实行,但是历史的发展证明了它的正确性,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深远意义｡

第二节 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全党整风的部署｡整风运动开始后,党外人士畅所欲言,帮助党整顿作风、改进工作｡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散布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使毛泽东不再专注领导整风运动,而转向反击“右派”,在全国开展了反击右派斗争｡ 

一、党内整风运动

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党内还存在着一些与新的形势和任务不相适应的不良思想作风,社会上还存在着不安定因素｡执政党的地位,使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党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思想作风及骄傲自满的情绪有所滋长｡新形势下日益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常常表现在领导者和人民群众之间,而党内许多人对此不能正确认识,往往采用单纯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用错误的态度对待群众｡加上苏共二十大后世界性反共潮流的影响,1956年下半年起,一些城市和农村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情况｡在这种大背景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做出了全党整风的部署｡
1957年3月12日,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中央决定今年开始党内整风,方法是在学习和研究一些文件的基础上,每个人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既要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缺点和错误,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4月30日,毛泽东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他指出整风总的目的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他强调整风的方法就是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毛泽东的谈话以真诚的态度向党外人士讲明了党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和意义,并热诚欢迎他们向党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上讲话,“八大”要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作风切实反一下的内容传达到县区一级｡
中共城南区委积极响应“整顿三风”的决定｡1956年11月17日,根据区委安排,召开城南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要求全区人民,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搞好生产和其他方面的工作｡1957年2月25日召开城南区二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同样提到了要反对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1957年4月中旬,中共衡阳地、市委在全市干部与知识分子中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3月12日毛泽东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5月1日,《衡阳新闻》(后更名《衡阳日报》)全文转载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7日～21日,市委、市人委分别召开了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党外人士等座谈会,参会人员畅所欲言,向党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衡阳新闻》连续三天刊登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土在会上的发言｡
1957年5月,中共城南区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精神和中共衡阳市委的部署,作出了整风运动的安排｡成立区委整风工作小组｡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为宗旨的整风运动,按照“先党内后党外,先领导后一般”的原则,首先在区委领导班子内部进行了整风｡在认真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的基础上,班子成员首先进行自我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接着召开区委扩大会议,发动区直机关单位帮助区委整风,再逐步扩大到全区基层单位｡根据区委安排,1957年7月21～24日,城南区召开二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学习贯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1957年8月,整风从机关扩大到基层,第一批基层整风在二木器社、蔬菜一店、岳屏渔业社、雁峰三居委会等18个单位进行,共有3428人参加｡整风运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学习文件,领会精神,提高认识；第二阶段鸣放辨论；第三阶段总结提高｡各基层单位层层开会,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动员广大干部群众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形式向领导提意见｡要求干部、群众大胆地把真心话、心里话讲出来,帮助党和政府及单位领导整风,并反复宣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10月初,整风运动开始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阶段,通过召开各种座谈会和小组会,鼓励党外人士鸣放,广泛征求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意见,仅10来天就形成大鸣大放高潮｡全区共写大字报3521张,提意见和建议21287条,涉及党的领导、市场供应、群众运动等方面｡10月中旬,区委决定在整风的基础上整顿青年团组织,遵照上级精神,统一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1月,区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整风结合整党,并研究制定了《关于在开展整风运动中结合整党工作的意见》,提出“整党必须紧密结合整风运动的部署进行”,要“由党内到党外,内外结合、交叉进行,在党内有系统、有重点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根据《意见》精神,全区1个党委、46个党支部、433名党员参加整党｡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内开展,检查各自存在的一些“三风”现象｡

二、反右斗争及其严重扩大化

发动全党整风以来,党外人士对党政工作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意见,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社会矛盾｡有些党外人士的批评意见十分尖锐,有些长期积累的不满这时也渲泄出来｡一些地方甚至发生了少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闹事的事件,这种情势,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和警觉｡
1957年5月,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共产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文章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 “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向顶点”｡根据毛泽东文章的精神,从5月中旬到6月上旬,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多次党内指示,制定反击右派的策略,其中心就是要让右派任意鸣放,使其充分暴露；党员和左派暂不发言,准备后发制人｡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正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
随着全国的整风转向反右的形势,1958年1月,中共城南区委根据中共衡阳市委的指示,成立了“反右”领导小组,召开全区干部会议,传达市委整风会议精神,确定抓整改和正式在全区开展反右派的政治斗争｡第二批基层整风在全区小学开展,仍然按照学习文件,领会精神,提高认识；鸣放辨论；总结提高三个阶段进行｡首先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广大教师帮助党内整风,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强大动员下,进入鸣放辨论阶段｡学校领导和很多教师都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们希望自已的意见会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也相信会“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两个学校的校长,为了带动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党在学校方面的工作提了一些意见和建议｡2～3月份,整风在大鸣大放的基础上开展大辩论,由整风而转向批斗右派｡首先带头发言的两个校长被定为右派,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开展,又有10名教师被划为右派,并全部被清除出教育系统,下放到工厂、农村管制劳动(没有工作的家属和未成年的子女一起下放农村)｡在工厂里的只发给生活费,在农村的靠工分养活全家｡学校的12个“右派”牵连家属子女近60人,其中有4个家庭妻离子散｡
1957年5月～1958年3月,全市划右派3854人｡城南区参加整风运动单位56个,干部
272人,群众7350名｡教育系统揭发处理右派分子12名,其他单位12名｡两名共产党员被开除出党｡右派分子或被送劳动教养,或被监督劳动｡从240名在整风反右运动中积极揭发问题、提供右派材料的积极分子中发展中共预备党员14名,选拔后备干部46名,提拔担任各级领导的26名｡
城南区的整风反右运动,在极“左”思想影响下,采取了许多错误的做法,使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当时城南区的形势是,“大鸣大放”中绝大部分都是真心实意帮助党和政府整顿作风、改进工作的爱国人士,也的确有个别人借机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反对统购统销政策(统购统销政策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物质太少,工业无法启动,秩序无法维持),反对农业合作化｡对这些人进行反击是必要的｡然而,城南区却把反右斗争从机关扩大到基层,层层抓“右派”,在基层单位提出要大量揭发“右派干部”、“右派医生”、“右派会计”、“右派演员”、“右派教师”等,明显把矛头指向各单位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提出在这些人中至少有10%是右派｡在指导整风反右工作时,强调没有哪个单位没有右派分子,没有抓到右派的单位就是工作没做好,就是领导不得力｡事实上,这就是把抓右派作为一项任务甚至是定下名额下到基层单位｡在定右派时,不但把一些附和上层少数右派分子鼓吹的反党言论而说了错话的人划成右派,而且对小学教师的打击面过大,处理也偏重,犯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在小学界划定右派时,按照当时划定右派的标准,整理、报批材料的例行公式是“错误言行+本人出身、成份+历史问题”,不是按照本人的全部历史、全部工作和一贯表现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有的单位把划“右派”当指标任务来完成,划得越多说明任务完成得越好,为了完成划“右派”的指标任务,有的挖空心思搜集同事的所谓“右派言论”；有的断章取义,歪曲原话；有的将在内部肃反审干中,向组织如实交待清楚并已作结论的问题重新翻出来；有的将向党组织交心的材料也用大字报公开,揪住不放；有的故意去与所谓右派对象频繁交谈,抓住对方只字片语作为“右派言论”进行揭发｡而这些人都被当作积极分子,入了党,提了干,有的还当了领导｡更有甚者,找不到右派言论,开会时就把没到会的人或临时离开会场的人定为右派,之后再搜集补充“右派材料”上报｡城南区被划为“右派”的有小学校长、教师,有医院的主治医生,有戏剧团的名角演员,有企业的工程师,他们大部分是有才能、能工作、说实话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 反“右”无限扩大化,对右派分子的严厉处罚,使一大批无辜的人们和他们的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严重影响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他们失去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应有作用的热情｡这不仅是对他们极大的不公,也是国家和民族极大的不幸｡
1960、1961、1962和1964年,中共城南区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省、市委的安排,分别摘除了大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4月党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同年9月党中央又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情况复查,进行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1979年,全区24个右派分子中有23个得到了改正｡1981年底全部改正｡这项工作结束｡

第三节　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十四条(修正草案)》,这实际是农业“大跃进”的纲领｡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当年钢产量比上年翻一番,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

一、大跃进

中共“八大”后,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一些工厂、农村出现了生产迅速增长的新气象,党内许多人都认为经济建设的速度可以更快些｡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力图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打开一个新局面｡大会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农业“以粮为纲”,要求五年、三年甚至二年达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工业“以钢为纲”,要求七年、五年甚至三年提前实现原定十五年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目标｡此后,省、地、市委先后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全会扩大会议和各级干部会议,贯彻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在总路线精神指引下,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一）大力宣传
1958年1月28日,城南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作出了“鼓起愚公移山的劲头,组织生产大跃进,全面促进各方面事业的发展”的决议｡1958年4月21～22日召开城南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出《全党动手,全民动员,深入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生产和各方面工作全面大跃进决议》｡
1958年5月,中共城南区委多次召开各种干部会议和群众大会,认真贯彻总路线精神。1958年6月10日,中共城南区委召开扩大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精神,作出《关于在全区范围内大张旗鼓,声势浩大地开展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宣传教育运动的决议》,提出“苦战三年,变消费城区为工业城区”的口号｡在区委统一部署下,全区组织200余人的总路线宣传队,深入工厂、学校、商店、居委会,进行广泛宣传,使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同时,批判资本主义思想和右倾保守思想,开展思想上拔白旗,插红旗｡一个学习总路线、宣传总路线、贯彻总路线的热潮,把城南区的“大跃进”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二）大办工业
在“变消费城区为工业城区”的思想指导下,在“大跃进”的形势催动下,城南区出现了大办工业热潮｡1958年境内开工新建的市属企业有无缝钢管厂、钢铁厂(年底,两个厂合并为衡阳钢铁厂)、变压器厂、棉纺织厂、氮肥厂、轴承厂、绝缘材料厂等7家工厂。5月,接管市里下放给区管的伟大服装厂、同荣织布厂、新湘织布厂、衡阳印刷厂、华中制帽厂、卫生材料厂、衡湘玻璃厂、市印染厂、新衡化工厂、飞跃电器厂等14家工业企业,职工2092人,产品57种｡区内新办3个工厂,2个砂石社｡6月以后,区人委又组织城市闲散劳力办小集体工业企业,新建漂白粉、细菌肥料、人造纤维等17个工厂,涉及机械、化工、电器、服装、日用品等行业,试制成功新产品有高压变压器等100多种｡由9月份开始,在工业企业当中,打破了常规,为了完成全年的生产计划,实行大干苦战,每日工作12个小时｡职工在生产一线苦战,生产记录不断刷新,高产“卫星”也是连续不断放出｡为了鼓舞职工的生产情绪,宣传报道也搞得热火朝天｡对超额完成计划的车间、班组和机台,由单位领导亲自出面,敲锣打鼓送去喜报,给予鼓励｡职工之间展开了你追我赶的火热局面。管理人员,也走出科室到现场办公,为生产第一线服务｡每到中班或夜班,职工食堂的炊管人员,把饭菜送到车间｡即便是节假日,职工也放弃了公休,主动到工厂上班｡这样的苦战,一直持续到年底｡1959年底,全区有区办大小企业81家,职工3723人,产品161种｡
（三）大办钢铁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估计当年粮食产量将从1957年的1850亿千克增加到 3000～3500亿千克｡基于这种过高的估计,会议要求各省、自治区党委把工作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并正式决定和公开宣布1958年的钢产量要从1957年535万吨增加到1070万吨, 全国随即出现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实现钢产量1070万吨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农村不顾秋收大忙,抽调5000万劳动力炼钢；城市的机关、团体、学校以至街道居民都支起炉灶大炼钢铁,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盛行｡1958年8月起,在全国大办钢铁的影响下,城南区掀起大办钢铁热潮｡发动群众交售废金属,铁锅、铁门窗、铁什件拿来作炼钢原料,大量树木被砍伐,一些木制家具、门窗甚至一些古建筑(有些还是珍贵文物)作燃料,发扬“人炼铁,铁炼人”精神,采用小高炉、土法炼钢、群众运动的办法,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工厂、学校、街道居委会,甚至一些商店,纷纷建小(土)高炉炼铁,先后开始炼钢,通上风箱,将煤炭点燃后再续上废铁,一段时间小土炉星罗棋布,火光冲天｡有的把土炉给烧塌了,又重新垒起｡因为是废铁与煤炭混合烧制,所以炼出来的“钢”都成为豆腐渣形状的铁渣｡至10月,全区共建小(土)高炉812座,投入劳动力7800余人,大炼钢铁形成高潮｡直到年底,小(土)高炉才停炉熄火｡
（四）大办教育
“大跃进”同时推动了教育的“跃进”,城南区提出发展教育,也要以大跃进的精神大干快上｡要求小学生读书不出居委会,中学、大学不出城南区｡1958年,利用民房、仓库、车间,新办了民办小学12所,普通中学10所,劳动(半工半读)中学4所,工农兵大学2所｡
（五）大力表彰
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城南区的模范人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工厂办学、学校办厂、厨房炼钢”的先进典型被介绍推广｡各行各业出现了“挑灯夜战,日夜不停”、“苦干、实干、猛干,天天晚上开夜工,一天抵两工”,大搞疲劳战术｡“穆桂英女将”、“黄忠老将”、“罗成小将”层出不穷｡雁峰街道龙船巷居委会主任(当时称连长)刘光友,组织街道100多名家庭妇女成立城南区女子连队支援白渔潭水电站建设,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被评为“顽强战斗好连长”,多次出席市、专署妇女英模大会,1960年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
“大跃进”中,城南区一些领导头脑发热,说出了“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敢想又敢做,一定能做到”等一些违背唯物主义基本常识的话,出现“一天建个炼钢炉,二天办一个工厂,三天建一个学校”等奇迹｡大炼钢铁,发动居民群众上交钢铁,发动中小学教师、学生寻找炼钢原料｡一时,很多学校不上课,到境内大型工厂垃圾场收集废旧钢材,到公园收折树枝做燃料,女生全部把长头发剪掉和泥建高炉｡为了完成任务,很多人把自已家煮饭炒菜的铁锅打碎上交,大量木材变成了炼钢的燃料,大量的铁制成品变成了铁块块,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严重浪费和森林等自然资源的严重破坏｡大办教育,由于办学条件、师资力量不足,教育质量低下｡大办工业严重冲击商业｡当年,商业办工厂20多个,大量商业骨干力量被抽调大办工厂、大炼钢铁,加之物资短缺,全区商业进入低谷｡大跃进的盲动,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是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之一｡大跃进使全区的国民经济陷入困境｡
1958年11月底,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通过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对经济指标作了较大调减｡一方面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做,另一方面压缩指标,反对浮夸｡但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纠“左”变成反“右”,把经济建设中的高指标、浮夸风等错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使“大跃进”运动一直持续到
1960年的下半年｡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1958年贯彻总路线和“大跃进”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1958年4月8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文件下达后,部分省农村开始并社｡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精神指引下,一个农村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大跃进”运动也逐步形成,各地相继加快了小社并大社的进程｡7月,《红旗》杂志先后发表《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和《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两篇文章,传达了毛泽东对农村组织的新构想: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时说:“还是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显然,人民公社是作为贯彻总路线在农村找到的最好形式而加以肯定和提倡的｡消息发表后,各地响应强烈,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9月,各地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把人民公社化运动推向了高潮｡在“大跃进”浪潮中,全国农村一哄而起,仅一个多月,全国就基本实现公社化｡
（一）城南区成立雁峰人民公社
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推动下，中共衡阳市委在城区试办城市人民公社，作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的规划》的通知，同时积极推行手工业和工商业作业组转并升级｡1958年8月，衡阳市第一个城市人民公社——城北区福星街人民公社成立(福星街居委会为主、下桥湾、马王庙2个居委会并入成立的公社试点)｡9月6日～11日，市委组成参观团赴河南郑州学习创建城市人民公社经验｡9月15日，市委召开人民公社化运动广播动员大会，要求全市实现人民公社化｡11月4日，城北区建成了衡阳市第一个县(区)级城市人民公社——衡阳市福星人民公社｡1960年4月19日，《衡阳日报》头版头条以“把城市人民进一步组织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为标题，大力报道和称赞了福星人民公社｡1960年4月23日，经市委同意，城南区成立了雁峰人民公社｡雁峰人民公社下辖雁峰、大码头、衡星、岳屏、东升五个分社｡遵照1960年市委[1960]526号文件，《关于将湘江岳屏公社8个大队(即湘江、岳屏、杨柳、长胜、五星、茅叶、高兴、金桥)归城市人民公社领导的通知》精神，下辖八个农业生产大队｡(1962年下半年，又根据市委、市政府的指示精神，8个生产大队上交市管辖)｡
（二）实行“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公社体制
雁峰人民公社成立后,全区的常住人口,无论职工、干部、学生、居民都变成了公社社员｡人民公社搞“一大二公”,一切财产归公社所有,人民生活实行供给制,公社社员吃饭不要钱,社员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教育婚嫁均免费,由公社统一管理供给调配,实行所谓向共产主义迈进｡同时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按照军队编制,公社成立团,分社为营,居委会为连,以下分排班编队｡对突击性、规模大的活动,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法,对经常性工作,由各单位固定操作,限期完成｡从事工业生产,动辄“赤膊上阵”,夜以继日,连续作战｡全区兴办居民公共食堂51个,就餐人员12344人；托儿所
38个,入托儿童7516人｡
雁峰人民公社把基层政权机构与人民公社合为一体,是以街道居民为主体,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政社合一的政权组织｡公社既管理生产、生活,又行使基层政权的职权,既是集体经济组织,又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组织的基层单位｡城南区人民委员会改为雁峰人民公社｡中共城南区区委和雁峰人民公社党委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领导体制,区委书记亦为公社党委书记,区长、副区长亦为公社社长、副社长｡公社管委会下设:办公室、工业科、财政科、文教卫生科、房地建设科、商业科、民政福利科、劳动科、计划委员会、人民武装部、体委、科委等12个工作部门｡
“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一样,是“左”的错误泛滥成灾时的产物,是“所有制形式急于求纯”错误下的又一结果｡“一大二公三纯”也是违背群众意愿和经济客观规律的,严重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其一是平均化问题｡人民公社讲究“一大二公”,无论干不干、干多干少都可以在公社食堂里“吃饭不要钱”,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其二是有没有东西吃的问题｡“吃饭不要钱”,听起来很舒服,但具体实施起来却要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因为必须有东西可吃｡而在一大二公的前提下,干多干少一个样,群众都不愿意劳动,哪来东西吃,时间一长,几乎所有的食堂都缺粮,有的甚至完全断粮,无米下锅｡连饭都吃不上,还谈得上什么“生产积极性”｡所以说,人民公社的理想是美好的,但它脱离了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后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一些积极措施,纠正一些已觉察到的问题,对“一平二调”(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劳力、财力)和“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等“左”的错误作法提出批评和纠正｡中共衡阳地、市委也于1958年12月26日和1959年4月27日先后两次召开县、区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和省委关于整顿人民公社以及省委六级干部会议的指示精神,纠正前段工作中过“左”的行为｡中共城南区委认真贯彻党中央和省、市委会议精神,研究和纠正前段工作中的偏差,并将29个居委会改组为21个管理区,对所辖的工厂、商店相应进行调整｡ 

三、开展反右倾斗争

反右倾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庐山会议后随即展开的一场政治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逐步纠正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左”的问题｡1959年7月2日～8月16日 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2日～8月1日)和八届八中全会(8月2日～16日)｡会议前期的内容是继郑州会议后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彭德怀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1958年以来产生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但是,毛泽东在7月23日讲话却指责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根据毛泽东定为“右倾”的意见,会议开始对彭德怀等人进行错误的批判｡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批判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硬生生搞出了一个“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8月7日,全会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提出现在右倾已成为工作中主要的危险｡全会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
庐山会议之后,中共湖南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了中央决议精神,组织全省反右倾斗争｡9月18日～30日,中共衡阳地、市委分别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部署立即开展以“反右倾、鼓干劲、保卫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中心的整风运动｡中共城南区委按照市委要求,召开区委扩大会,从上到下逐级推开｡主要对党员干部进行整风,对工人和高中以上学生进行总路线再教育｡运动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各级党委召开扩大会议,集中学习传达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和省、市委扩大会议精神,进行揭盖子,对右倾思想的对象摸底排队；第二阶段对右倾思想的重点人员进行个别交心；第三阶段开展专题辩论,进行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再教育｡城南区全党“反右倾”运动从1959年8月开始至1960年春结束,历时半年左右,其做法比“反右派”斗争表现得更“左”,运动批斗的所谓“右倾”,就是将如实反映大跃进中的极“左”现象、指出“粮食产量浮夸”、“公共食堂有问题”的人,定为犯有“严重右倾错误”的人｡许多中共党员和非党群众遭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有25人甚至被打成“反党分子”或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不应有的组织处分｡区机关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有区长潘振云、文教科长龚声泉｡ 
“反右倾”给党内政治生活造成很大损害,对民心造成很大伤害,更加剧了“大跃进”、“共产风”等“左”倾错误｡1962年以后,城南区被划为“反党分子”或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25人,均甄别平反(其中有2人恢复了党籍)｡这也说明我们各级党组织在不断纠正自己的错误｡
1959年～1960年,党员发展较快｡1959年底,全区有党委1个,党支部46个,党员433人。1960年底,全区有党委1个,党总支部10个,党支部66个,党员634名｡

第四节　贯彻八字方针，恢复发展国民经济

1958年～1960年,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左”的错误,加上1959年～1961年农业连续三年大减产,国家出现三年严重困难局面,1961年1月14日～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从1961年起,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1963年,中共城南区委认真贯彻八字方针,采取了救灾渡荒、治病解危、解散公共食堂、压缩城镇人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及调整工、商业,调整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放开集贸市场等一系列措施,带领全区人民,齐心协力,发展经济,渡过难关,走出困境｡

一、贯彻中央《十二条》，开展整风整社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二十二条》),要求全党用最大努力来坚决纠正“共产风”｡“紧急指示信”规定了
12条政策,主要是: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恢复农村集市等等｡“紧急指示信”发出的当天,中央还发出《关于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指示》,明确指出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关键,首先在于提高干部的思想,提高他们的经济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这两个指示的发出,实际上是继续被“反右倾”斗争所打断的纠“左”进程｡这成为扭转当时农村严重形势的起点｡
中共城南区委积极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发出《十二条》精神,并于11月成立城南区委农村工作办｡12月24日,区委召开干部扩大会议,研究部署整风整社工作,在湘江、岳屏、杨柳、长胜、五星、茅叶、高兴、金桥八个农业生产大队开展工作,选定5个队进行第一批整风｡ 1961年1月30日,城南区召开农业战线第二批整风3个队第一次代表会议,到会代表384人,邀请代表33人,会议5天,会议贯彻了宣传政策、发动群众、打倒敌人的指示精神,用整风的精神,总结回顾检查3年以来的工作,彻底揭发和批判“五风”的错误｡通过学习“指示信”,二次整风,提高了干部的思想觉悟,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尤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的政策,受到大家的拥护｡城南区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

二、救灾渡荒，治病解危，解散公共食堂，撤消人民公社

1958年～1960年,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左”的错误,国家出现三年严重困难局面｡1960年全国出现粮荒｡为渡过难关,中共衡阳市委于1960年8月23日发出《关于抓紧时机大种秋菜的紧急通知》,号召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城镇居民开荒种菜,以弥补口粮之不足｡11月,中共衡阳市委抽调256名干部深入基层,加强农业第一线的领导力量｡同时,衡阳市动员市区干部职工家属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12月,中共衡阳市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安排好群众生活的指示”,要求办好食堂,发动群众大种蔬菜,以补口粮之不足；严格实行8小时工作制,不许加班加点；集中力量做好防治水肿病工作｡根据市委指示,城南区委成立了“生产自救委员会办公室”、“群众生活福利领导小组”,并于1960年10月25日召开城南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号召全区人民战胜一切困难,渡过苦日子｡为了渡荒,全区领导干部带头节约,自报减少口粮指标,并组织一批干部,开展节约粮食宣传,发动群众订节约计划,个人自报,小组协商定案,分别进行登记,收回节余粮票等工作｡
1961年1月6日,城南区委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公共食堂的饭菜份量少、品种缺、质量差的问题,对办好食堂提出了“全面推行深、纯、管、付、勤、硬、代、革”八字工作方法,推行“双蒸做饭法”、“泡米焖饭法”、“炒米蒸饭法”等煮饭方法,提高出饭率,提倡以野生植物、淀粉代粮｡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起了一定作用,缓和了一些予盾｡当时,由于口粮不足,很多人得了水肿病｡1月10日,区委对切实加强防治水肿病工作作出了5条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医务人员关心、关怀他们,组织5个医疗队,医治了263人,并为他们提供一些副食品｡为了改善低工资人群生活,区委于3月2日决定提高学徒伙食费用,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2元｡当年4月和6月,衡阳市先后2次连降暴雨,城南区不少房屋受灾｡城南区委组织抗洪救灾,抢修房屋54栋,解决879人住房问题,并发放了必须的物资救济｡5月13日,根据广大群众要求,区委提出了全区停办居民食堂的意见｡9月7日,区委提出了进一步安排好群众生活,开展大种大养的意见｡尔后,创办了城南区果木园艺场｡
1962年8月7日,城南区受一场大风雨袭击,倒塌房屋29间,揭顶房屋218间,区委及时派出工作组对受灾严重的15户进行抢修,并进行访问救济｡1963年8月10日,经报请上级同意,撤消了城区人民公社｡

三、压缩城镇人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大跃进期间,全国职工人数大幅度上升,从而使得1960年吃商品粮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957年的15%左右变为20%｡为了保证城市粮食供应,在1959年、1960年连续减产的情况下,对农民征购粮的数字大增,两年净征购率达到了28%和21.5%,大大高于1957年的17.4%的水平｡挤占了农民的口粮和饲料粮,大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即使如此,市场粮食仍然极其紧张｡1961年5月,在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陈云指出:要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粮食紧张问题,一是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二是工业要大力支援农业；三是进口粮食；四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粮食的销量｡“第四条则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非采取不可｡” 与此同时,由于国家职工和城市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导致工资总额也大幅度增加｡会议制定了《对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5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5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了《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的通知》,要求把全国职工人数从1961年末的4170万人的基础上,再减少1056万人至1072万人；全国城镇人口在1961年末1.2 亿人的基础上,再减少2000万人；同时相应减少吃商品粮的人口｡
中共城南区委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广泛宣传并积极动员,在1957年动员123名中、小学毕业生和2800名城市非生产人员下乡的基础上,1961年7月30日,城南区压缩城市人口(居民、家属)1411人,其中回农村1361人,回其他地方50人｡1962年5月18日,又在全区精简城市人口,下到农村683人｡1964年,先后动员和组织504名知识青年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压缩城镇人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仅缓解了城镇部分就业压力,也为农业增加了力量｡

四、调整工、商业，调整教育、文化、卫生事业

（一）工业的调整
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八字方针以后,工业起初进行的成效不大,农业情况见了底,工业问题困难的症结也就完全暴露出来,八届九中全会提出的1961年计划已经不可能继续维持｡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及教育等问题｡会议作出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开始了对国民经济计划实行调整后退的阶段｡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整顿工业企业,要治乱｡在他的主持下,由李富春、薄一波负责,派出11个工作组到许多工矿企业进行调查｡在这个基础上起草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经庐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9月由中央发布试行｡这个条例确定国家实行“五定”(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原材料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保证产品的品种、质量、数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保证完成上缴利润；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期限 ),从而在当时的指令性计划体制下,把国营企业的生产秩序稳定下来｡按照上级调整精神,衡阳市调整地方工业管理体制,城南区将原市里下放的14个地方国营企业和初具规模的区属企业全部上交市各主管局管理,只保留了社会福利民政救济的草袋厂、永安电缆厂、油筷荷折条厂、络纱厂4个企业,从业人员299人｡城南区工业的调整是成功的,企业上交市各主管局管理,由于管理对口,业务对路,后来都得到迅速发展｡
（二）商业的调整
1958年大跃进,商办工业受到重视,衡阳酒厂、味精厂、豆糖食品厂、粉厂等一批工厂兴建起来,从此开始了食品工业化、生产规模化,大大促进了衡阳由商业消费城市向工业生产城市的过渡｡商店迅速发展,全区有合作商店38个,商业合作小组46个,从业人员
1455人｡1959年,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副食品商业、饮食服务业供应紧张,市场供求关系比例失衡,为安排好人民生活,市设立了商业局,实行了“生产、收购、销售”一条鞭经营,搞好购销工作｡1961年,贯彻中共中央《商业工作四十条》,境内集体经济慢慢复苏,商店开展多种经营,增设服务网点65处,新增22个行业,项目70个｡理发业扩大规模,增设座位,并实行流动服务,营业额增加｡1962年,市委调整商业管理体制,全区将160个独立核算的集体商业交市有关部门管理｡城南区商业的调整也是成功的,同工业的调整一样,由于上交市有关部门管理,管理对口,业务对路,发展很快｡
（三）教育事业调整
“大跃进”期间,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推动下,教育事业也全面“跃进”,实行公办、民办“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1957年全区有小学10所,在校学生5416人｡1958年新办民办小学12所,全区小学达22所,在校学生达6367人｡新办工农兵大学2所,普通中学10所,劳动中学4所｡从1960年下半年起,国民经济开始进入全面调整阶段｡中央决定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对教育事业进行调整,把缩小教育事业规模和提高教育质量结合起来｡城南区遵照上级指示精神,对全区教育事业的调整和整顿做出部署,先后停办了2所工农兵大学,合并了2所劳动中学｡1963年8月,全区对区属小学进行了一次全面教育检查,进行了相应调整,界定了初级小学、完全小学之称,如将“雁峰分社雁峰路小学”分为2校,分别为“雁峰路初级小学”和“接龙街小学”｡1964年8月5日,给全区民办中、小学教师的工资进行调整定级｡教育通过调整,各类学校的布局、规模逐步趋于合理,师资力量、财力分配得当,教育质量不断提高｡1965年,教育发展较快,年底,有公办、民办小学30所,在校学生12075人｡1966年开展“文化大革命”,工人阶级接管学校,学校“停课闹革命”,一些教师被当作“臭老九”挨批斗,不少教师下放到工厂、农村劳动,教育受到严重影响｡
（四）发展和繁荣文化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境内文化艺术日渐繁荣,群众文化生活日趋丰富,境内仙姬巷有大众剧院(大型剧院),和平南路人民大礼堂影剧院有1254个座位；大码头横街(现金果路)的皮影戏院每日演出；还有民间各种戏班10个｡但在反“右”斗争中,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一批文艺工艺者被错划为“右派”,加之“大跃进”运动,使全区文化事业受到了严重影响｡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群众文化工作又得到正常发展｡
1962年,在雁城路新建了雁峰影剧院(“文革”中曾改为“东方红影剧院”),有楼地座1675个座位,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1964年4月,新建了城南区文化馆、图书馆｡调整后的文化事业日益发展和繁荣｡
（五）加强医疗卫生事业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境内遵循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成立城南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境内除四害灭病等工作,天花、霍乱、性病于50年代后期基本消灭｡
1958年秋起,由于“冒进”和连年自然灾害,导致国民经济困难,人民健康水平下降,肝炎、麻疹、白喉、疟疾等病发率回升｡从1962年起,随着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医疗、防疫、妇幼保健等方面的工作都作了相应调整｡1962年8月,区文教卫生科改为文教科,卫生方面的管理单独分离出来,区卫生所改为区卫生防疫站,开展以扑灭流行性脑膜炎、麻疹等传染病为主的卫生突击活动,把除“六害”(鼠、雀、蝇、蚊、臭虫、蟑螂)与生产、工作结合起来,在春、夏、秋开展三次大突击｡1963年,将由市中医学会医院、中山南路联合诊所、雁峰中医联合诊所、西站中医联合诊所合并的市中西医联合医院,组建为衡阳市城南中医院,并建立口腔科(后改为衡阳市城南医院)｡随后,又相继在区辖4个街道成立卫生院｡随着卫生事业调整和改革,全区医疗保健、妇幼保健、学校卫生、食品卫生、防疫治病、计划免疫等都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五、放开集贸市场

新中国成立初期,衡阳市人民政府贯彻执行中南军政委员会《关于活跃初级市场六项措施》,加强集贸市场建设,境内新辟了爱民路、丁家牌楼、黄白路工业商品市场及火车西站、白沙洲、西园等菜市场,市场趋向活跃｡1957年,执行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管理办法”,国家对粮、油、棉实行统购、统销,对烤烟、茶叶等43种定为收购产品,棉布、卷烟等工业品定为包销产品,火柴、毛巾等351种定为统一加工产品,这些产品在未完成计划以前,不能进入市场交易,售价不得高于国家售价,集市贸易允许互相调剂,互通有无,不允许从事商业贩运和开铺设店｡由于国家对粮、油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派购政策,商品流通渠道阻塞,集市贸易一度被忽视｡
1961年以后,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城南区恢复搞活集贸市场,贯彻“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原则｡1962年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商业工作问题决议》,境内集市逐步放开,恢复1个,发展5个｡为吸引农民进城销售农副产品,实行住宿、就餐优待政策,交易产品明显增多,上市交易人员俱增,成交额逐渐上升｡

第五节　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顿党的组织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央部署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战略｡为实施这个战略,在全国城乡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称“四清”运动｡
1963年12月～1966年5月,中共城南区委按照上级部署,在全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结合社教,开展向雷锋学习、工业学大庆、学习毛主席著作等活动｡

一、开展“四清”运动

1963年初,中共衡阳地委部署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首先在城市机关、企(事)业单位普遍开展了增产节约和“五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运动｡1963年6月,即在农村进行“四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运动｡中共城南区委按照地、市委指示,相应在全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初,中共衡阳市城南区委成立了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1～2月,城南区在全区居民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于1963年6月6日～8日召开城南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大会作出“向全区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决议｡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于1964年7月召开,会议再次强调在全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区委结合实际,在机关开展了“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即清理阶级队伍)”的四清运动,并抽调干部组成社教工作组,进驻区属单位,在企(事)业单位开展了“四查”(查帐、查物、查钱、查票证)(也称“四清”)和公物还家运动｡
1964年2月,城南区“五反”运动正式展开｡10月7日～15日,召开区委干部扩大会议,区委副书记刘声凡作了《当前阶级斗争形势的报告》,要求与会人员认真领会报告精神,认清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和平演变的危害性,揭盖子,放包袱,检查“四不清”问题,同时在一些重点单位开展了“五反”运动｡1964年10月,城南区在全区范围进行市场整顿,打击投机倒把,查出属于8条打击对象的4人,投机倒把分子159人,非法营业额122.78万元,暴利8.35万元｡
1965年1月,中共衡阳市委“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进驻城南区｡1965年1月14日,区委召开全区党员干部会议,刘声凡作了《关于当前阶级斗争和春节前后几项工作的安排意见》,反复强调,城南区的阶级斗争十分复杂和尖锐,指出城南区学校的问题很严重,26个公办和民办学校,有14个学校的领导权掌握在坏人手里,还有5个学校的领导权掌握在有问题的人手中｡153个公办教师,公开的“四类分子”3个,根据材料再可以认定21个四类分子,还有正在产生的新生反革命分子｡城南区手工业合作社的油筷纸扇社,坏人当权,6个管理干部5个有问题,1个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极低｡18个班组长,13个有问题,其中5个是坏人｡全社86人,有地主婆12人,伪军官2人,特务分子1人,反革命家属9人,蜕化变质分子1人,违法乱纪分子4人,来路不明者19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4人,四类分子子女5人,社会关系有严重问题的1人｡全区合作商店108个,坏人当权的15个,变质的21个,有问题的36个｡商店会计33个有16个是坏人,12个历史上有问题｡并指出城南区很多单位的领导人已被阶级敌人拉拢和腐蚀,有的已蜕化变质成了阶级敌人,因此这些单位的阶级斗争搞不起来,有的单位从上到下已经全部烂掉了｡会议号召大家要加强阶级斗争意识,要进一步深挖隐藏的阶级敌人｡
1965年2月,党中央为了统一全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针政策,下发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规定全国社会主义教育一律称为“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2月18日～20日,中共城南区委召开全区干部扩大会议,贯彻学习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刘声凡在大会上作启发报告,内容一是国际国内形势大好,二是阶级斗争还存在,三是号召全体干部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7月21日,区委再次召开全区干部扩大会议,传达市委全市干部扩大会议精神,主要内容就是阶级斗争不仅是复杂的、尖锐的,而且是长期的,号召大家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把三大革命运动推向更高阶段｡为了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共城南区委于1965年9月又再次进行了研究部署,召开了全区搞好“四清”运动的动员大会,下发了《关于城南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安排意见》,全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关于农村社会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为武器,分为五步进行,即:摸底排队澄清底子；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发动群众,组织队伍；掌握政策,检举揭发；定案处理,健全制度｡
1966年2月12日起,城南区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帮助领导干部洗手洗澡、放包袱、鼓干劲,历时16天,参会341人｡会议分三段进行,一是传达精神,学毛著,武装思想；二是区委检查,大鸣大放,上带下促,自觉革命；三是学习文件,找差距,鼓干劲,落实工作｡区委书记刘炳才在会上传达省、市三级干部会议精神,并代表区委在会上作了检查｡检查的主要内容是区委前段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够,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不认真,总路线红旗举得不高,大会号召大家要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力开展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把暗藏的阶级敌人挖出来,把城南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此次大会,把城南区的阶级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城南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1963年12月开始至1966年5月结束｡从开始的以清经济为主,逐步发展为只清政治、查敌人,全区62455人,清理了原已公开列入改造的“四类分子”149名,挖掘出隐瞒身份或罪恶的地富反坏分子644名,清查出各类反动分子22名,资产阶级分子574名,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44名,对其中20名问题严重的进行了处理｡

二、结合运动学“毛著”、学雷锋、学大庆

1958年5月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小组讨论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中,有的代表发言说:过去偏重学马恩列斯原著,而对毛泽东的著作学习得不够,今后干部必读,应以学毛著为主｡1959年9月在批判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要求全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著作,提高自已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理论水平｡中共城南区委结合社教运动,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通过学习,提高了全区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城南区社会风气得到很大改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学雷锋运动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雷锋,1940年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59年12月入伍｡1960年
11月入党｡他入伍后表现突出,沈阳军区《前线报》开辟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专栏。1962年8月15日,他因公殉职｡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他随时随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走到哪里,就把好事做到哪里｡中共城南区委把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列入社会主义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结合社教运动进行,并立即召开全区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动员大会,安排深入广泛地开展各项学习活动｡几十年来,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切关怀和大力倡导下,学雷锋活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涌现出了一大批雷锋式的先进集体和雷锋式的模范人物,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雷锋精神激励了无数成长中的青少年｡改革开放以后,雷锋仍然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学雷锋的活动仍在继续开展｡
1963年底,中国开发了大庆油田,不仅结束了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更培养出一支有组织纪律、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石油工业队伍｡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的春节座谈会上发出号召:“要鼓起劲来,所以,要学解放军、学大庆｡要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大庆油田的经验,学习城市、乡村、工厂、学校、机关的好典型｡”此后,“工业学大庆”的口号在全国传播｡中共城南区委把开展“工业学大庆”列入社会主义教育的内容,结合社教运动,在全区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同年,新办区属工厂17个,安置1401人,新增产品39种｡“工业学大庆”运动确实为城南区的工业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三、建立和整顿党的基层组织

中共城南区委结合社教运动,建立和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党员｡1961年底,全区有党委1个,党总支部5个,党支部38个,党小组36个,党员450人｡1962年6月,由于区有关工业企业上交市归口管理,8个农村大队上交市管理,全区有党委1个、党员85人(男60人,女25人)｡1963年底,全区有党委1个,党总支部5个,党支部18个,党员193人(男152人,女
41人)｡1964年底全区有党委1个,党支部26个,党员206人｡
1964年4月28日起,先后成立了雁峰、大码头、衡星、岳屏、东升五个分社总支委员会｡1964年11月又根据市委的指示,将分社总支委员会改为支部委员会｡1965年2月中旬～3月中旬,举办了2期党员训练班,对党员进行阶级教育、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和形势教育｡
1965年底全区有党支部23个,党员193人｡1966年5月根据衡阳市编委[1966]编字002号通知精神,撤消了大码头分社,将雁峰分社与大码头分社合并,更名为红卫分社｡1966年底,全区有党委1个,党支部14个｡城南区在“四清”期间共发展党员78名,其中,区机关和街道发展22人,政法战线2名,文教战线18人,企业32人,其他4人｡处理党员4人,其中开除1人,不予登记2人,缓期登记1人｡
城南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有正确的一面,也有过“左”的一面｡开始的“四清”是机关“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清理阶级队伍),企(事)业单位是“四查”(查帐、查物、查钱、查票证)和公物还家运动,这些都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对于解决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不良作风问题和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起了一些作用,在教育党员干部中收到了成效,密切了党群关系,促进了生产｡但在1964年后开展所谓高标准“四清”运动时,“左”的东西逐步升级,把“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指导思想,过分估计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把基层出现的各种性质的问题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夸大了敌情,把阶级斗争形式作了扩大化的分析,把干部的“四不清”问题都归为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问题｡“四清”的内容“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实际上变成了“一清”,就是清政治、查敌人｡运动成为在广大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挖“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思想反动分子”,查隐瞒的地富反坏分子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方法上也出现了过火的做法,让基层干部一律靠边站,搞逼供信、体罚等各种违法手段,使不少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遭到不应有的错误处理和残酷打击,造成2人自杀身亡事件｡城南区的“四清”运动,加剧了“左”倾错误的发展,成为城南区开展“文革”运动的预演｡应当看到,尽管城南区委在社教运动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但仍然坚持了抓经济工作和社会工作,结合工业学大庆运动,大办工厂、商业,解决了2000多人的工作问题,近10000人的生活问题,维护了一方安定｡同时,教育、文化和卫生事业也得到一定发展｡

四、陶铸视察回雁峰，倡议建公园

1964年9月,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三次回衡阳视察｡当时正是国民经济渡过三年困难后的调整恢复期｡陶铸在衡阳4天的时间里,重点考察了“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方针的贯彻情况｡他深入到建湘机械厂、境内江南药械厂等厂矿实地考察｡陶铸还特地两次实地察看了城北的青草桥、石鼓山和城南的回雁峰、岳屏山｡一再对随行的衡阳市委领导说:这些名胜古迹都是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要结合城市建设把它们好好修复起来｡还别具匠心地勾画了开辟石鼓、雁峰公园的轮廓｡为了帮助衡阳搞好城市建设,陶铸还特地要广州市两位城建总工程师留在衡阳工作一段时间,具体主持几个项目的设计｡在他们的帮助下,到年底,石鼓书院、回雁峰两处公园工程完成相当规模｡陶铸的散文《松树的风格》刻在回雁峰岩石上,为回雁峰景区增添了文化内涵和历史光辉｡
陶铸,1908年1月16日出生于湖南省祁阳县(原属衡阳地区),1924年在境内的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就读,参加过境内的学潮和革命活动｡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他曾多次到衡阳,关注衡阳的发展,关注母校三师的发展｡1969年11月30日在合肥含冤病逝｡

第四章 十年“文革”内乱，艰难曲折发展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在历经几年调整后重现发展势头,全国人民开始为实现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任务而努力奋斗的时候,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这场运动之所以被称为“文化大革命”,是因为它首先从文化领域里的批判开始的｡同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后,运动范围由文化、教育领域及党政机关,迅速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损失的灾难｡
城南区也和全国一样,“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5月中旬开始到1976年10月初结束,历经了红卫兵运动兴起和造反派组织产生；“造反派”夺权,区党政机关瘫痪；通过“三支两军”,1968年9月,成立“城南区革命委员会”,领导开展“斗、批、改”运动；1970年11月“中共城南区委”成立,开展整党建党,区各级党组织恢复建立；1970年11月开展批陈整风,1971年9月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又开展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1975年贯彻中央全面整顿方针,全区各项工作得到恢复发展；1976年初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区一些重要工作再次受到影响；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宣告 “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内乱,给城南区各项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由于区委、区革委会采取了多项措施,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全区经济和社会事业在艰难曲折中仍然有所发展｡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在境内展开

一、中央《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在区内贯彻实施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序幕｡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正式发出,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发动的阶段｡《五一六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这次会议撤消了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确立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这个小组逐步代替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城南区从1966年5月中旬开始,即在全区轰轰烈烈地开展了 “文化大革命”运动｡区机关率先成立了 “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由当时的区委宣传部部长刘文学担任。5月15日,区委组织区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和区属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及群众骨干260余人参加了全市举行的3000人集会,声讨“邓拓黑帮”｡次日,区委又召开了紧急会议,把开展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批判作为全区党的中心工作,抓紧抓好｡5月下旬召开全区各界声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大会｡随后全区上下开展批“三家村”、抓“小邓拓”,形成运动高潮｡区内一批干部和知识分子当作“小邓拓”、“反革命”、“小黑帮”被批斗游街｡8月23日,区机关造反派要求改选 “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小组长由共青团区委书记唐石安担任｡
1966年8月1日～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对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重点、依靠力量、方法等作出了规定｡《十六条》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这次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邓小平等一批中央领导人开始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十六条”一再强调“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不要怕出乱子”｡通过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对 “文化大革命”的不断发动,“左”倾错误方针开始在党中央及地方各级党委中占主导地位｡
8月12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二届十三次全会,传达中央《十六条》和毛泽东《炮打司令部》、《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及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多次讲话,研究了贯彻的措施｡22日,长沙各大专院校的学生纷纷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23日,境内的衡阳师范专科学校学生上街游行,在市中心区张贴大字报｡区委书记刘炳才安排区机关青年干部夜晚上街抄大字报｡该校还同市内其他高等院校学生一道冲击衡阳地、市委机关｡对市委书记杨兴洲进行质问、围攻｡此后,市、区大批领导干部遭到揪斗｡
9月下旬,湖南省委召开省、地、市和省直机关负责人会议,根据中南局的指示,决定对“向党进攻的阶级敌人进行反击”｡区委组织召开了区直机关部门和分社(街道)等基层单位负责人会议,传达了省、市委会议精神和时任省委书记张平化的讲话｡区委根据省、市委关于抓“黑鬼”的会议精神,即在全区范围内抓“黑鬼”｡区机关工交政治部主任蒋万能和共青团区委书记唐石安被定为“黑鬼”受到批斗｡这次抓“黑鬼”,后来被造反派称为“搞白色恐怖”,“镇压革命群众”｡
10月9日～28日,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这既是对刘少奇、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所定方针无限上纲的批判,也是向持有抵触情绪的领导干部施加更大的压力｡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把矛头集中地对准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及其负责人,攻击他们“执行错误路线”,这样就造成一种形势,“造反有理”可以不受约束｡
这一指示全盘否定了湖南省委“反击右派” “抓黑鬼”的作法｡来自中央和造反派组织的双重压力下,湖南省委被迫于11月8日下文,承认省委在前段“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不理解和“怕”字当头,犯下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以致一些单位的干部、群众受到打击迫害,给 “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害,应该给受到打击的干部群众“彻底平反” ｡省委态度变了,衡阳地、市委也就跟着变｡城南区委立即行动,迅速贯彻省委《关于坚决迅速地作好平反工作的通知》和市委有关文件精神,召开各单位负责人会议,对全区前段时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回顾和反省,并决定给予前段时间被打成“反革命”“黑鬼”的蒋万能、唐石安等人员平反｡

二、红卫兵运动兴起和造反派组织成立

1966年5月29日,北京清华大学附中少数学生成立名为“红卫兵”的组织,不久北京发起了红卫兵运动｡8月1日,毛泽东给该校红卫兵组织写信,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毛泽东之所以支持红卫兵运动,是为了进一步消除“文化大革命”的阻力｡1966年8月18日,在首都北京天安门百万群众庆祝“文化大革命”的集会上,毛泽东身着绿色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向手持《毛主席语录》、高唱《造反有理》等革命歌曲的红卫兵挥手致意,表示他对红卫兵的支持｡此后,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并进行全国大串连｡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又先后8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来自全国各地进京串连的红卫兵和学校师生,人数达1100万｡北京的红卫兵北上、南下、东征、西进,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传达中央精神”,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则进京,取革命“造反之经”｡串连的红卫兵打破了中央定的框框,与所到之处的造反派“团结战斗”,不仅到学校“点火”,还到社会各界“点火”｡学校停课,机关、工厂的正常秩序被打乱｡大串连一直延续到
1967年秋才结束｡
1966年9月,城南区中、小学红卫兵、红小兵组织陆续涌现｡各小学仿效北京市香厂路小学的做法,建立了红小兵组织,原少年先锋队组织由红小兵组织取代,各学校的少先大队即改为“红小兵团”,少先队员的标志——红领巾也改为“红小兵”袖筒｡直至1978年各学校才恢复少年先锋队组织｡区属三红中学及区机关部分人员成立了红卫兵组织｡
1966年9月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师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城南区按照通知要求,于1966年9月12日,组织了区内部分红卫兵、表现好的教师共50余人,由唐石安、徐家树、黄淑媛三人带队,到北京串连10多天｡随后境内大批的红卫兵乘车赴京或到全国各地大串连,有的甚至步行到韶山、井冈山等红色革命纪念地参观串连｡
红卫兵不但进行大串连,还以“造反有理”作为“批斗、抄家、破四旧”(“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一切活动的理论基础｡他们走上街头,张贴标语、大字报,散发传单、倡议书,铺天盖地,遍布全城｡他们与造反派将境内有影响的街名、路名、店名篡改,将招牌砸碎,对国家文物、佛教圣地、重要古迹都不放过｡境内原学宫路改为先锋路,雁城路改为文革路,仙姬巷改为反封路等｡沿江南路小学改为永红小学；雁峰街道改为红卫街道等｡雁峰寺的维修在“文革”中被迫停工,佛像被砸；香林庵被当作“四旧”清理,比丘尼被驱逐,改为居民住所｡由于破“四旧”不断扩大化,对人们的正常生活习惯、打扮等都横加指责、限制｡红卫兵还在主要街道、路口、机关、单位门前设“破旧立新”监督站,凡是他们认为是“四旧”的东西,给以强行制止｡最后发展到打人、砸物、抄家｡城南区被搜、抄家108户,查抄出所谓黄色书刊778本,所谓的反动黄色照片183张,反动证件99件,黄金2斤2两,白银17斤,光洋467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落实政策,只退还了小部分被抄物资,大部分被抄物资下落不明,查无实据｡直至1968年底,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红卫兵运动才划上句号｡
1966年11月,城南区所有中小学奉命“停课闹革命”,除一部分红卫兵、教职员工串连外,还有一部分资深教师被当作“臭老九”揪斗,有的还下放农村劳动｡1967年3月后才逐步复课｡
1966年8月23日,蒋万能、唐石安两人串连,组织区机关工作人员30余人,敲锣打鼓到衡阳矿冶学院支持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1966年12月,江东区机关干部刘明骅等人,串连城南区、城北区机关部分人员,组织成立了“东方红革命造反军衡阳三区联合司令部”,并推荐刘明骅任司令,城南区蒋万能、城北区欧迪顺为副司令｡司令部办公室设在城南区机关,并在城南区机关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境内还成立了以李云和王晋为头目的“造反有理军”及“湘江风雷”造反派组织｡1967年3月,城南区机关由蒋万能、唐石安组织成立了“城南区革命洪流”组织｡这些造反派组织都标榜自己忠于毛主席,最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实际上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来审视和处理当时的一切事物,造成诸多矛盾,甚至发生了流血武斗事件,社会混乱动荡｡造反派曾用打油诗讽刺未参加造反派组织的人:“逍遥派,真自在,扑克、象棋、钩鱼、谈恋爱,中央表态我表态,运动后期当左派”｡

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文化大革命”表面上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了,但是这场“大革命”仍没有得到多数干部和工农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为消除党内高、中层对“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被提了出来｡1966年10月1日,林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同日,《红旗》杂志第13期发表《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说:“有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于是一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同时各个造反组织“踢开党委闹革命”,使无政府主义思潮进一步泛滥开来｡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中央把矛头对准刘少奇、邓小平。地方将矛头集中地对准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及负责人｡攻击他们“执行错误路线”,并被加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整个社会陷于不断的动乱之中｡从地方到军队的领导机关受到“炮打”、冲击,领导干部被揪斗、围攻的事件不断发生｡
湖南省委机关遭到冲击,省委书记张平化被揪出批斗｡衡阳的造反派组织及大专院校学生上街游行,贴大字报,冲击衡阳地、市委机关,对市委书记杨兴洲进行质问、围攻、批斗｡1966年8月30日,城南区造反派负责人蒋万能主持在区机关大坪里召开了全区第一次批斗大会,参加大会约500人,批斗对象是区委书记刘炳才、区妇联副主任曹福兰｡批斗刘炳才为什么不支持曹福兰组织全区妇女到市妇联造反,批斗曹福兰为什么用卫生纸包毛主席像章,对毛主席不尊敬｡
1966年11月,区机关开始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区机关干部进行了分类排队,并用大字报形式公布于众｡1967年1月28日,由“三区联合造反司令部”组织600多人,在市东方红影剧院召开了所谓公审镇压革命群众的罪魁祸首群众大会,被批斗对象有冯国民、刘炳才、李宁洁、张信祖(市委组织部组织科长),批斗后,还勒令4人戴高帽游街｡“三区联合司令部”后来因观点不一致,再没有统一组织行动了｡
1968年9月初,区机关造反派大联合,在东方红影剧院召开了居民组长以上干部、职工、群众1500余人的批斗大会,重点批斗区委书记刘炳才｡会后勒令刘炳才在炎热天戴高帽、打赤脚、挂大牌子与80多个地、富、反、坏分子一起游街｡并给刘炳才扣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帽子,是“衡阳市委伸进城南区的黑手”｡市里造反派把市委领导杨兴洲、刘瑞兴抓起,关进防空洞里｡当时刘炳才去探望刘瑞兴,造反派不许他进去,他认为自己大难到来｡造反派“湘江风雷”抓刘炳才办了三天学习班,使他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迫于压力,他于1968年10月3日晚上在城南区机关宿舍含冤自缢身亡。

四、造反派夺权与“三支两军”

1967年1月6日,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副科长王洪文为头头的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夺取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毛泽东于1月8日指出:“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于是这股风在全国迅速传开｡1月15日,湖南“湘江风雷”等造反派组织将省委书记张平化拘禁,召开“批判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批判张平化等省委领导,夺了省委、省人委的权｡衡阳市、区的造反派组织紧跟省里的夺权步伐,开始了大夺权行动｡
1967年2月,城南区以蒋万能、唐石安为首的造反派夺取了区委、区人委的权,发表了夺权公告,并宣布“一切权力归造反派”｡从此,区委、区人委的一切权力由造反派控制操作,搞乱了机关一切正常工作秩序｡区属单位、工厂、学校也相继被造反派夺了权,党、政领导靠边站、挨批斗,区机关及下属单位一片混乱,陷入瘫痪状态｡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
全面夺权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失去了应有的权威,几近混乱局面,难以维持正常工作｡这是毛泽东没有料想到的｡他决定派军队全面介入地方工作,以保障造反派顺利从“走资派”手中夺权｡1967年1月23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3月19日,中央军委又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简称“三支两军”)。据此,大批解放军指战员投入“三支两军”,直接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
1968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衡103部队连长刘文炳,103部队营级干部谷炳云先后带队进驻城南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帮助城南区及所属各分社(街道)筹建革命委员会和抓革命、促生产,维护社会秩序｡1967年10月,中央号召各派大联合｡城南区机关“八三0战团”和“红旗军支队”,在支左部队的帮助下,于1968年6月,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并成立了革命大联合委员会,由领导干部代表蒋万能、“八三0战团”代表唐石安、杨树根、谭善帮、陆德生,“红旗军支队”代表蒋冠兰,区武装部代表龙涛清等七人组成｡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乱、最复杂的情况下,支左部队维护了境内的社会稳定,减少了工业生产和市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在可能的范围内减轻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错误中,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指战员既缺乏思想准备,又缺乏地方工作经验,特别受到林彪、江青集团干扰、破坏,使得这项工作不能不发生许多错误,给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带来一些消极的后果｡
1972年8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发出指示: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军管人员除少数需要留下担任地方工作以外,其余调回部队｡支左的办事机构也一并撤销｡根据这一指示,1972年8月进驻城南区的支左人员及支左领导机构撤出｡历时5年多的“三支两军”工作结束｡

五、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上下学习毛主席著作达到了高潮｡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大肆吹捧“毛主席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并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大搞“三忠于”、“四无限”(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城南区广大干部、职工群众佩戴毛主席像章,手捧被称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唱《语录歌》,背诵《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男女老少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做到家家有毛主席像、户户有陈列毛主席著作的“宝书台”,并在机关、学校、工厂内大塑特塑毛主席像,建立形式多样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宣传栏｡
“文化大革命”初期,区委为了在全区范围内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新高潮,1966年7月29日,召开了“城南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交流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选出出席“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30名,先进集体5个｡从此,全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开展得热火朝天｡各级领导特别强调,要求在学习上下功夫,特别是对“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一些段句要死记硬背,利用“晚汇报”对照《毛主席语录》检查自己一天的言行是否符合毛主席的教导｡凡是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区委都做到传达不过夜,有时在半夜接到上级传达“最新指示”,区委也立即组织干部群众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宣传、庆祝｡各级领导特别强调: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句句照办,条条落实,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以理解｡”
1966年10月,林彪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阶段”｡10月22日,湖南省委发出湘发[1966]153号文件,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全省人民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摆在一切工作的最高位置上来,绝不允许有特殊,绝不允许有例外,绝不允许有差别｡文件还特别强调,各级要办好党校,把党校作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重要阵地｡区委按照省、市委指示精神,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要位置上,利用各种形式、一切宣传阵地、各种宣传工具,再次把全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推向高潮｡全区出现大小会前学习毛主席语录,工人、学生上班、上课前集体学习毛主席语录,个人把活学活用“老三篇”当作座右铭,并广泛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座谈会,交流经验。机关院内、学校、工厂、商店、大街小巷、车、船显眼地方,都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宣传栏、大型宣传画、毛主席语录牌,真是一片“红色海洋”｡区委还大树特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典型,做到学有榜样,赶有目标｡1968年11月21日～24日,城南区革委会召开了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上10名先进典型发了言,谈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心得体会和经验｡然后,分小组谈体会、打算｡与会人员精神焕发,在4天的会议中深受感动,个个表示,今后学习毛主席著作,不但要学好,而且还要加深理解,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不但自己要学好,还要带动周围的人共同学好｡
1969年12月15日,城南区革委会再次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和“四好单位”、“五好个人”代表大会｡1971年7月17日～21日,区委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总结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开展创“四好”、“五好”活动的经验｡“文化大革命”中,区委、区革委会把毛泽东发表的最新指示做到贯彻行动快、执行不走样、项项抓落实｡毛泽东1969年4月28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发出“要准备打仗”,以后又提出“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全区迅速掀起了大筑人防工事的群众运动｡毛泽东“五七”指示下达后,区委、区革委会组织认真学习｡1968年5月,境内各学校开始办工厂、农场,为学生提供学工学农场所｡1972年4月,区属中小学先后办起了校办工厂,又称“五七”工厂｡
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如“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形式嘎然而止,但群众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大唱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仍在全区广为流行｡

第二节　 区、街建立革命委员会

一、城南区成立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是在“全面夺权”基础上建立的,其建立的过程又是各派群众组织夺权的过程｡1967年2月24日,上海率先成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后,各地陆续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革委会实行“三结合”的体制:一是革命干部的代表,二是有军队的代表,三是革命群众的代表｡湖南省、衡阳市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三支两军”支“左”部队的介入和帮助下,城南区革命委员会的筹建工作进展得很顺利｡
1968年9月16日,根据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湘革[1968]172号文件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衡支“左”领导小组[1968]革字第152号文件精神,按照“三结合”的原则,由军队代表、干部代表、群众代表组成城南区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1968年9月22日,衡阳市城南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后经市革委会批准,1968年9月～1980年9月期间,区革命委员会算作城南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履行全区行政领导职能｡区革委会由28名委员组成｡
1968年9月～1973年4月,蒋万能任主任,刘声凡、樊海娇(女)、曾东凡、吕远成(未到任)任副主任；1973年5月～1978年2月,李宁洁任主任,邓贤毅、刘声凡、曾东凡、李纯清(女)、谢袁为副主任；1978年3月～1980年7月,张信祖任主任,邓贤毅、刘声凡、曾东凡、李纯清(女)、谢袁、张沿规任副主任；1980年7月～1980年9月,文仕绍任主任,刘声凡、曾东凡、李纯清(女)、谢袁、张沿规、魏诗良为副主任｡
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下设四个工作大组,即政工组(内设组织、宣教组,履行区委组织部、宣传部、区文化、教育、工、青、妇等机构工作职能)、生产指挥组(内设综合、计划、财务、物资组,履行区工业、财政等机构职能)、办事组(内设通讯、后勤组,履行区委办、区人委秘书科、民政、劳动科、卫生科工作职能)、保卫组(内设办案、治保、专案组,履行公安南分局工作职能)｡
区革委会的成立,结束了社会无政府状况,在那特定的环境年代,稳定当时的局势,推进区工业、商贸等经济工作的进展和城市管理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毛泽东强调:“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按照这个指示,各级革委会均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革委会内部的“党的核心小组”即为同级党的领导部门,由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组成。根据中央的指示,1969年11月成立了中共衡阳市城南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区革委会主任蒋万能任组长,刘声凡任副组长｡
1980年9月16日～20日召开了城南区第七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区人大常委会和区人民政府｡区革委会也同时宣告撤销｡

二、城南区基层组织纷纷建立革命委员会

随着区革委会的建立并行使职权,逐步走上正规的情况下,1968年10月以后,区属各分社(街道)及学校、工厂等基层单位在区革委会的指导下,都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东方红分社(今西站街道)、先锋分社(今先锋街道)、红卫分社(后改为红卫路街道,今为雁峰街道)、东升分社(后改为抗大街道,今为黄茶岭街道)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街道的革委会下设政工、办事、生产指挥、人民保卫4个工作组｡1971年9月,根据市革委[1971]第130号文件《关于将分社革命委员会名称改为街道革命委员会,管区改为居民委员会的通知》精神,4个分社革命委员会分别改称为街道革命委员会｡1980年9月,区革命委员会撤销,建立区人民政府,同时撤销了街道革命委员会,恢复街道办事处名称｡
1970年以后,区属六一小学、西站路小学、两路口小学、永红小学(后改为沿江南路小学)、先锋路小学、环城南路小学、中南路小学、永红中学(今市十六中学)和区防护用品厂、无线电七厂、区米粉厂等25个单位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行使各项职权｡
1980年9月后,撤销了革委会,改为校长、厂长负责制｡
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其成分严重不纯,体制上存在一定弊端｡然而就当时情况看,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毕竟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大动乱局面,填补了党、政领导权的真空状态,承担起组织工、农业生产和稳定社会秩序的责任,使各项工作逐步恢复和展开｡

第三节   斗、批、改运动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由毛泽东审定的《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提出了“一斗、二批、三改”的要求｡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
党的九大之前,毛泽东曾经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12个阶段”｡据此,九大向工、农、商、学、党、政、军、民各方面及各单位都提出了“斗、批、改”的任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目标,是要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区革委会紧紧抓住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坚持在路线教育中进行斗、批、改,在斗、批、改中深入进行路线教育,始终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深入持久地把斗、批、改运动开展下去,达到运动的预期目的｡

一、传达贯彻党的“九大”会议精神

1969年4月1日～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三项议程:通过中央政治报告,修改党章,选举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他希望九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胜利”｡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林彪代表党中央宣读政治报告,报告共分八个部分,核心内容是阐述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基本内容和伟大意义｡
区革委会把传达学习贯彻“九大”会议精神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一是区级领导班子先学习一步,加深理解；二是迅速将会议精神传达到广大群众中去；三是组织区属街道、工厂、商店、学校召开骨干座谈会,谈体会,加深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和“九大”精神的理解,在工作中加以贯彻执行,进一步搞好“斗、批、改”运动｡
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在中央最高领导地位｡“九大”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

二、开展革命大批判

党的“九大”前后,全国又集中开展了“革命大批判”运动｡当时把“大批判”作为“最大的政治”、“最重要的原则”,是“检验一切的试金石”｡“大批判”一直延续到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才结束｡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错误地作出了开除刘少奇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从而全国出现了批判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高潮｡
城南区革委会紧跟中央的部署,1968年9月,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大批判,批判他的“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修养”、“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罪行｡同时,还批判“二月逆流”干将陶铸及王力、关锋、戚本禹的罪行｡省委书记张平化、副书记王延春也同样受到批判｡还要求工厂、财贸批判所谓“生产第一”、“专家治厂”、“物资刺激”、“利润挂帅”,要求学校要批判“智育第一”、“读书无用论”和“三脱离”(即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工农兵群众)；要求医疗卫生单位批所谓“技术第一”、“专家治院”、“重治轻防”,要求机关重点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
1970年11月～1972年5月,中央又发出了在全国开展批陈(陈伯达)整风和批林(林彪)整风号召｡批判陈伯达散布的“唯心论”和“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和“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批判林彪鼓吹的“天才论”、“顶峰论”、“捷径论”和叛党叛国罪行｡
区革委会领导班子带头开展革命大批判,以身作则,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林彪篡党夺权、叛党叛国罪行作坚决斗争,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时,区革委会还要求区属各街道、各条战线、各单位要以“革命大批判”开路,采取多种形式,做到大会小会批、人人上阵批；不但口头批,还要写出有份量的批判文章,搞一批有影响的大批判专栏,扩大宣传教育面,真正达到“口诛笔伐”的程度｡
纵观“革命大批判运动”,完全是林彪、江青一伙为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采用断章取义、颠倒黑白、歪曲事实的手法,以“左”倾思想批判正确的思想｡“大批判”使全国在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三、清理阶级队伍和“五一六”分子

1968年5月25日,中央文革小组转发了受到毛泽东称赞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一文,要求全国各地有步骤、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于是,省、市、区就层层开展了“三查”(即查特务、间谍；查共产党地下组织内的叛徒；查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人员下落)与“一清”(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理对象是“21种人”,重点挖出隐藏的阶级敌人及其罪行｡
城南区的清理阶级队伍,不但成立了专门班子,而且还充分发动群众大揭发、大检举,对重点人和事列入专案,实行“五包”(包揭、包抓、包管、包斗、包结案)｡清理阶级队伍的标准是:一是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二是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90%以上的群众投入了对敌斗争；三是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真正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四是查清敌情,划清阶级阵线,挖出埋藏较深的阶级敌人,纯洁阶级队伍；五是落实群众专政,把挖出的阶级敌人,斗倒、斗臭,严格管起来,就地改造,矛盾不上交｡
1971年～1976年,衡阳市委、市革委会派出“斗、批、改”工作队,进驻城南区各街道办事处,还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城南中队”进驻区属中小学校,领导“斗、批、改”,开展内部清队工作｡全区抽调182人,组成18个专案班子,先后对区属4个街道、3个街道工厂进行清理,清理出931人,结案700人｡在清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和清理阶级队伍中,凡是对揭发、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建立专案,认真调查研究,严肃处理,掌握阶级斗争新动向,抓大案要案侦破工作｡并要求街道、工厂、学校的清队工作在1972年上半年清理完,街道居民下半年清理完｡清队工作扩大化,大搞人人过关,以致伤害许多无辜的人,造成新的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落实党的政策,对确实搞错了的,给予了彻底平反｡
1970年3月,党中央又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把这场自1967年下半年以来时断时续的清查再次推向高潮｡这场持续多年的清查活动,有极大的任意性,当时城南区被指控为“五一六”分子达35人之多,并株连大批亲属｡连续不断的“清理”、“打击”、“清查”运动,使刚刚经历了“天下大乱”的人们又置身于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严酷氛围之中｡

四、开展“一打三反”运动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统称为“一打三反”｡中央要求:“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掀起一场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
中共城南区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作出具体部署,迅速在全区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区成立了“一打三反”领导小组,区革委会副主任刘声凡任组长,配备了由区机关、区属工厂、公安城南分局共20人组成的“一打三反”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王远疏｡各街道“一打三反”领导小组由街道书记、公安派出所所长、工人宣传队主要负责人组成,街道书记任组长｡居委会及街属工厂、商店组成以居委会主任、民警、工宣队员组成的三结合的战斗组｡全区各条战线抽调208人组成了专案队伍｡1970年2月
26日,城南区组织1.2万人参加了在市体育广场召开的全市8万多人的“一打三反”动员大会｡4月中旬,城南区再次召开“一打三反”动员大会,进一步动员,广泛发动,使全区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群众运动出现高潮｡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打击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反革命分子以及盗窃、投机倒把、诈骗、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对清理出来的人员,做到严格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是把犯有严重政治性错误的人与现行反革命分子区别开来；二是把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与地主、富农分子区别开来；三是把出身不好的犯有一定错误的人与坚持反动立场的阶级异己分子区别开来；四是把一般腐化行为的人与坏分子区别开来；五是把犯有政治性错误与政治犯恶毒攻击区别开来；六是把有历史问题与历史反革命区别开来；七是把劳改犯中“有帽与无帽”的区别开来｡特别强调: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认真做好定案工作,要求在1973年第一季度完成,同时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保证党的政策落实,防止两种倾向出现｡
“一打三反”运动中,全区共举办不同类型学习班210多期,受教育达22000多人,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教育与现实斗争相结合,有力地推动了“斗、批、改”运动向纵深发展,运动中狠抓阶级斗争｡1972年上半年,全区召开了两次批斗大会,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狠抓清理反动组织,全区共清理出敌伪组织127个,上线的骨干分子429人；一般国民党党员534人,一般三青团团员738人；狠狠打击反动骨干分子21人,其中特务1人,伪军14人,伪政、警6人｡1970年～1972年,共挖出101个重点反动对象,定案52人｡
由于极“左”指导思想和派性的干扰，“一打三反”运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斗争面和打击面严重扩大化，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

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工宣队进驻学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基本上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是停滞状态,城市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就业,众多的毕业生的分配成为刻不容缓的严重社会问题｡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其《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全国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
区革委会积极响应毛泽东的伟大号召,行动快、措施有力｡1、组织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和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以及《人民日报》从12月23日开始连续几天以大量篇幅报道的全国各地军民热烈响应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提高知青和家长的思想认识；2、境内党政机关、学校、工厂层层召开动员会,广泛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关政策及重大意义。为了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区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区领导任正、副组长｡并从区机关工业科、商业科及基层抽调15人组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又称“四个面向办公室”｡
城南区早在1963年开始,为压缩城市人口和解决就业压力,采取了城镇青年“上山下乡”为主要的就业途径｡直至1966年5月,境内有计划动员初、高中毕业生知识青年904人,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至1968年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前,这项工作也和其它工作一样停顿了下来｡区革委会和中共城南区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成立之后,按照中央、省、市有关部署,境内又掀起了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
1969年～1978年,全区以街道分四个片,分期分批,组织了以区属知识青年为主,同时还有社会青年和部分教师110人,由区机关三名中层干部带队,下放到衡南县硫市和铁市人民公社,然后以3人～5人为小组安排到大队(村)、生产队(组)知青点,从事农、林、副业生产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白天同社员(农民)一起劳动,夜晚有的教农民学文化、学农技知识,有的参加文艺宣传队,为农民演出｡他们同社员(农民)同样记劳动工分,年底参与粮食、报酬分配｡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员在农村能吃苦耐劳,虚心向老农学习农业活,也得到了贫下中农的称赞｡因此,他们有的担任了生产队干部,有的担任了小学教师和农村“赤脚医生”；有的入了党,提为农村基层干部｡
按照中央、省、市有关政策规定,城南区劳动部门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锻炼两年以上,视其表现和国家需要,由所在的农村生产大队推荐、公社批准,区劳动部门逐年将其招工、招干、招生、征兵,进行了安置｡
知识青年到农村,经受了劳动锻炼,接触了生产实践,增长了才干,磨练了思想,增强了体质,增进了劳动观念和民众感情｡这个运动被宣传为具有“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重大政治意义｡同时也减轻了城镇就业的压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当时特定情况下的国家战略,是正确的决策和选择｡但由于牵系到千家万户、方方面面,把“接受再教育”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由此也引起了一些不良后果｡
在毛泽东看来,“教育革命”首先“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于是,各类城镇学校普遍实行工(军)宣传队、革命师生和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领导体制,以工(军)宣队负责人为核心建立党组织这一措施,从体制上否定了校长、教师在学校教学中的主导作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区内中、小学全部停课｡1967年3月后逐步复课,但教学无计划｡1968年上期,实行“开门办学”｡市里抽调市属工厂的工人代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区属中、小学校,帮助学校建立“三结合”领导班子和党组织｡工农兵上讲台,组织批判“师道尊严”和“智育第一”,全面否定校长、教师在学校教学中的主导作用｡
在这期间,学校走“五七”指示道路,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教学以搞社会调查和参加劳动为主要形式｡境内中小学校大办工厂、农场,组织学生到校办工厂、校办农场劳动锻炼,教学质量严重下降｡1977年起,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区属学校的工作也才逐步转移到以教学为主的轨道上来,实行了校长负责制,工宣队从学校撤出｡

六、整党建党

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使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防止官僚主义和腐败作风的侵蚀,使党永远代表人民的利益,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开展整党被作为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但这次整党是建立对党的性质、任务错误认识及对党的队伍错误估计的基础上进行的｡1967年10月以后,毛泽东提出整党任务｡他说“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被称为整党建党的“五十字纲领”,把“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毛泽东甚至提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因而“每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并把“吐故纳新”作为这次整党的一个主要内容｡
1969年11月中共衡阳市城南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立,组长蒋万能,副组长刘声凡｡全区4个街道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也相继成立｡核心小组按照中央、省、市的部署,一手抓整党建党,一手抓区属各级党组织的恢复与建立｡他们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全区整党建党工作,组织党员重点学习毛泽东关于“五十字整党建党纲领”和“党的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学习北京“六厂二校”(即北京大学、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上海国棉十七厂等)的经验｡指导思想是:严格按照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整党建党的要求、目的、标准,结合实际,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开门整党,突出思想整顿,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堡垒｡
在整党建党过程中,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把“整党建党” 与“斗、批、改”结合起来,作为“斗、批、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明确提出搞好整党建党的标准:一、广大党员(包括犯过错误的党员)的路线斗争,阶级觉悟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要有很大的提高,能够坚定不移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二、要通过整顿,弄清党的政治状况、组织状况｡三、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原则,“吐故纳新”吸收新鲜血液,发展新党员｡四、各级党组织得以恢复建立,并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堡垒｡五、党员恢复组织生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1968年～1971年,在清队审干的基础上,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开门整风｡全区19个党支部、123名党员参加了整顿,从领导班子成员到普通党员受到了一次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教育,100%的基层党组织进行了整顿,58%的党支部更新了领导班子成员；100%的党员(特殊情况除外)参加了整党运动,95%以上的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

七、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二次党员大会

1970年11月,中共衡阳市城南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遵照上级指示精神,在全区整党建党的基础上,区各级党组织相继恢复建立｡在党员恢复了正常的组织生活的情况下,中共城南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召开会议,决定召开城南区第二次党员大会,并研究了议程和大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核心小组组长蒋万能强调:“要把‘文化大革命’以来召开第一次全区党员大会作为大事来抓｡”要求这次大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鼓劲的大会,大会后将进一步推动全区各项工作顺利展开,取得好成绩｡
1970年11月22日～25日,召开了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二次党员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党员123名｡会议听取了蒋万能代表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的工作报告｡报告回顾了区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9月成立以来全区各项工作情况,着重指出:就是要“突出政治”,这次党员大会的中心议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高潮；要广泛开展“四好”运动；要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落实到基层；要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促进全区各项工作｡大会讨论通过了《关于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的决定》,选举产生了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二届委员会,由15名委员组成,选举蒋万能为区委书记,古炳荣、刘声凡任副书记｡
1971年10月11日,市委以衡阳市发组字(180号)通知批准中共衡阳市城南区委再度设立常务委员会,从15名区委委员中选举6名担任常委:蒋万能、古炳荣、刘声凡、曾东凡、段友斌、龙涛清｡蒋万能任书记,古炳荣、刘声凡任副书记｡1973年5月,区委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1973年5月～1978年2月,李宁洁任区委书记；1973年12月～1979年9月,邓贤毅、刘声凡、李纯清(女)任区委副书记｡1973年底,区委决定恢复区委办公室、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并增设区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
由于中共城南区委正式成立,区委领导班子行使了领导职能,中共城南区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随之撤销｡

八、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罪行

“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通过鼓吹个人崇拜,得到巨大的政治资本｡1970年底～
1971年上半年,毛泽东多次在批示、讲话中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狂热的个人崇拜提出批评｡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直言,对“文化大革命”初期提出的“四个伟大”(即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表示“讨嫌”｡毛泽东说: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实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毛泽东这些讲话和批示,虽未点名,但实际上在批评林彪｡在“批陈整风”进行之际,林彪集团加快了准备反革命政变的步伐｡在一系列活动中,林彪之子林立果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
1971年8月15日～9月12日,毛泽东到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福建视察,并同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进行多次重要谈话｡从这些重要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这次视察的目的,是要向党内表明,“批陈整风”汇报会并没有解决问题,会上对黄永胜等人的错误所作的结论已经不够了,只批陈伯达而不去触动林彪等人不能解决问题｡他希望各地党政军负责人提高对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那场斗争的认识,了解中央内部的严重分歧,防止因不了解底细而继续跟林彪走｡指出林彪反党集团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要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毛泽东又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毛泽东的多次讲话,是九届二中全会后对林彪集团提出的最为严厉的批评,表明他已不再信任林彪,并且已下决心要解决林彪的问题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领导权,策动武装政变事件被党中央、毛泽东察觉,并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阴谋未能得逞,遂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强行乘飞机向北外逃叛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全体人员身亡｡林彪反革命集团其他成员也先后落入法网,激起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林彪反革命集团分裂党和国家罪行的痛恨,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政变阴谋的一系列重要决策｡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城南区先后开展了“评《水浒》”、“批投降主义”、“批陈整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运动｡
1971年10月12日～15日,中共衡阳市核心领导小组召开各区党政负责人及市直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有关粉碎林彪集团的文件精神,批判林彪集团反党叛国罪行｡区委按照中央、省、市委的统一安排,在10月下旬,采取先党内后党外,先领导班子后骨干的原则,将中央文件精神迅速传达到全区基层骨干｡按上级要求,传达中央文件分四个层次在全区进行,即区委委员、区级领导；区革委会四大组正副职领导,街道、区属企、事业单位正副职领导；全体党员；区属工厂、学校教职工、居委会主任｡层层传达贯彻中央1971年57、61、62、64、65、67号文件｡11月中旬前将中央文件全部传达到全区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听传达的有8万余人,基本上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为了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批深批透,肃清流毒,区委作了进一步研究部署:要把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及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作为头等大事抓紧、抓细、抓好,使广大党员和群众深刻理解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意义,认清林彪反党集团的罪恶目的和必然灭亡的命运,澄清各种模糊认识,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并以此为动力,推动各项工作；同时,要把批林与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结合起来,与学习1972年元旦社论结合起来,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要抓好点,以点带面,推广经验｡要广泛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以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和有关教导为武器,彻底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打着“红旗”反红旗,大耍两面派,搞阴谋诡计,恶毒策划谋害毛主席,另立中央,叛党叛国的滔天罪行；彻底揭发批判他们妄图用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内,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苏联、美国反华反共反革命的罪行；彻底揭发、批判他们搞宗派主义,排除异己,结党营私,拉山头,分裂党,背叛党的“九大”路线的罪行；彻底揭发批判他们要设国家主席这个反党政治纲领和“唯天才论”这个反党理论纲领,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划清界限,肃清流毒｡
区委为将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罪行引向深入,举办了街道党政负责人、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区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共175人参加的批林整风骨干学习班,进一步领会中央文件精神,声讨林彪集团的罪行,紧紧围绕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把“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作为路线教育的重要内容,始终抓住“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这个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深刻理解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始终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认真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战胜各个时期“左”的“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历史；认真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坚持唯物论,批判唯心论；认真学习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破资产阶级世界观,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
在学习中,做到了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与现实斗争结合起来；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把历史的斗争和现实斗争结合起来,进一步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政策,什么是刘少奇一类骗子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什么是唯物论的反映论,什么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什么是摆脱或者削弱党的领导｡进一步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林彪事件发生后,全区还先后开展了“评《水浒》”、“批投降派”、“批陈整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提高执行和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区委、区革委会领导班子不但自己带头学、带头批,还加强对街道、工厂、学校领导班子和区直机关四大组副组长以上干部的学习、批判进行指导、检查督促｡
在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同时,区委还结合全区有些党员、干部在违纪违规方面的问题进行整顿,发动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区机关党员、干部自觉衡量、检查自己,进而揭露了机关工作作风、生活作风方面不检点的行为和事,提出违纪违规方面的意见达
195条,牵涉10余人｡
1972年8月,中央[1972]24、25号文件下发,要求进一步开展批林整风｡城南区委在前段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基础上,为扩大教育面和效果,又举办了有区机关干部、各街道党、政领导、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共178人参加的批林整风骨干学习班｡重点对照检查自己前段对揭批林彪集团罪行的错误认识｡通过学习班的学习,澄清了模糊观念,擦亮眼睛,提高认识,认真执行和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区出现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可喜局面｡

第四节 　在艰难中发展区街经济  促进人防战备工作

一、发展区、街经济，广泛开展“工业学大庆”活动

自1969年起,由于全国形势相对稳定,整个社会生产比较正常地进行｡经过几年的动乱,广大工人、农民迫切希望结束动乱,恢复和发展生产｡区革委会紧紧抓住这个机遇,随着全国形势的好转,认真贯彻党的九大提出的“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计划”的指示,狠抓全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把发展区、街工业、商业摆在重要位置。
广泛开展“工业学大庆”活动｡1971年初,区委、区委革委会决定在全区广泛开展“工业学大庆”活动,召开了“工业学大庆”动员会｡区、街、居委会企业负责人、先进生产者
180余人参加了会议｡区委书记在会上强调:全区要有三分之二的企业建成“大庆式”企业,要发扬大庆“铁人”一不怕苦、二不怕累、艰苦创业、迎难而上的精神,做到“学大庆”有安排,有检查,有考核验收,有总结评比｡会后全区工业战线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宣传、学习和推广先进典型经验；开展了劳动竞赛,厂与厂竞赛,班组与班组间竞赛活动｡坚定不移地走“大庆式”道路,坚定不移地建设一支革命化的“铁人”队伍,充分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企业的大发展作出贡献｡区委明确了一名副书记专职抓工业,并成立了“城南区生产指挥组”,使全区大办工业落到实处｡
    区、街企业发挥“大庆”精神,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迎难而进,采取合并与兴办相结合的方式发展区、街工业｡在区领导统一规划下,将原街道小组、小厂合并,搬迁组成区属上规模的企业｡衡阳市第二工具厂生产随车工具,后来发展为专业锻造厂｡衡阳市通用开关厂建于1965年,当时为城南口罩厂,是为衡阳卫生敷料厂加工的附属企业,积累了一定资金后,扩大生产规模,生产电器通用开关｡衡阳市第三汽车配件厂建于
1966年,先是汽车修理组,后发展成为生产汽车电路器材专业工厂｡衡阳市德胜塑料厂,是城南运输机械厂与先锋街道的钢窗厂于1967年合并,生产建筑用钢窗,随着市场的变化,后又改产塑料制品｡在抓小厂变大厂的同时,还大力兴办作为“拾遗补缺”,产品为大工业服务,为城市居民服务的企业｡
在区属工业巩固发展情况下,四个街道工业也相应迅速发展｡20世纪60年代,街道(分社)组织居民中闲散劳动力(多为妇女),大量创办劳动服务站、小工厂、小作坊｡进入
70年代,街道和居委会的工业企业不断发展,如黄茶岭街道于1969年创办了衡阳市光明电机塑料厂；雁峰街道于1970年创办了衡阳市雁峰金具器材厂； 西站街道于1970年创办了衡阳市制药器械厂；先锋街道于1972年创办了衡阳市先锋电器厂、塑料厂,
1973年创办了汽缸床厂｡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境内国、省、市属企业多为“停产闹革命”,但区街企业仍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经济有所发展｡1966年,全区工业总产值318.07万元(1957年不变价)｡其中:区属企业完成244.84万元,街道(分社)完成73.23万元｡1968年,全区完成工业总产值542.95万元｡1970年全区完成工业总产值563.34万元,其中:区属企业完成510.74万元,街道(分社)完成52.60万元｡商业与其他服务行业完成
144.12万元｡ 

二、贯彻“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大量兴建人防工事

1969年1月～1970年初,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全国性战备高潮｡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从1968年起两国边境冲突事件显著增加,迫使中国领导人加重了对苏联大规模入侵的紧迫性、严重性的估计｡为应付可能的突发事件,加强战备的问题被尖锐地提了出来｡1969年3月,苏联军队入侵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珍宝岛,造成严重的流血事件｡4月28日,毛泽东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发出“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的号召｡8月27日,根据毛泽东提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全国人民防空领导机构｡之后,各省、市、自治区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全国随即出现了修建防空工程的高潮｡
城南区委、区革委会积极响应毛泽东的伟大号召,按照省、市委和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县以上城镇都要构筑防空工事”的指示精神｡首先落实人防机构,城南区成立了人民防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配专干2人｡1975年6月,区人防工作由区武装部代管｡
1976年7月成立了城南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定编6人,4个街道各配1名人防专干,往后,区人防机构不断加强｡全区的人防工作落到实处｡
衡阳作为战略要地,而城南区人口密集、商业繁荣、工厂林立、交通纵横,是衡阳地、市党、政、军机关所在地,又是地、市政治、经济、军事、交通、文化重点区域,属国家二类人防重点和三级要地防空城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在境内大量构筑人防工程是势在必行｡1969年冬,全区上下动员,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到居民群众,全力以赴,掀起了大挖防空洞的群众运动｡1970年9月,市成立了“709”工程指挥部,破土兴建全市第一条大街地下通道,即解放路主干道｡1971年9月底,干道全线贯通｡工程全长3670米(东起湘江河边、西止当时的汽车西站),净宽2米,高2.3米,总面积7340平方米,自然覆盖层约10米｡而且整个干道构筑坚固,照明、排水、防护设施配套,是全市人防重点工程之一｡
1973年1月,毛泽东又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全区又掀起了大筑人防工程高潮｡市、区、企事业单位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境内地下构筑了纵横交错的通道、房间等｡衡阳市成立了人防重点工程总指挥部｡城南区立即成立了重点工程指挥所,先后动工构筑座落市区中心的中山南路主干道及雁峰山、接龙山、岳屏山(岳屏公园内)人防工程｡历经10年,于1985年10月全部竣工｡而且这些重点工程都是市统一规划、设计,统一组织施工,构筑坚固、防护配套、战时能防、平时能用的重点工程｡
区人防领导小组和区人防办还加强对坐落单位构筑人防工程的指导,其中衡阳钢管厂、衡阳一纺织机械厂、衡阳拖拉机厂、衡阳棉纺织厂及市百货公司等单位自筹资金、物力、人力构筑了大型人防工事｡各企事业单位构筑的人防工事占全区总面积46%,30%属全市重点人防工程｡
1969年以来,全区共构筑人防工事133099平方米,其中80%以上的工事达到三级防护等级｡但当时在大搞群众运动挖防空洞时,一些地段和单位缺乏统一规划,重数量轻质量,设施不配套,造成一部分工事地下积水,口部堵塞,不能使用或报废｡全区可用于人员、物资隐蔽的人防工事达120616平方米,按战时疏散留城人数计算,人平达1.9平方米｡

三、贯彻“全面整顿”的方针

1975年2月2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国务院副总理分工情况｡毛泽东圈阅了此信。邓小平作为副总理开始主持国务院工作｡这一决策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衷心拥护｡因周恩来病情加重,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他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在主持召开的各种类型的会议上,明确而且坚定地提出进行整顿的要求｡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和叶剑英、李先念的配合下,邓小平果断地对被搞乱了的各条战线进行整顿,提出摆脱动乱,加快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一系列措施,进行了当时条件下所能进行的拨乱反正｡从1975年1月到10月,邓小平先后出席了1月解放军总参谋部召开的干部会议:2至3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5月召开的钢铁工业座谈会；6至7月军委召开的扩大会议；8月召开的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9～10月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和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同时听取有关部门的汇报｡在一系列会议上,邓小平先后发表了《军队要整顿》、《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军队整顿的任务》、《各方面都要整顿》等重要讲话,系统地论述了全面整顿的重要性及方针政策｡军队的整顿,拉开了全面整顿的序幕｡接着,邓小平着力抓了对铁路部门的整顿｡这是邓小平在经济领域进行整顿,扭转混乱局面的突破口｡
区委、区革委会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全面整顿的指示,在全区范围内各个领域进行有步骤、有措施的整顿,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开展｡一是区委把整顿党的组织放在首位｡
1975年初,区委在学习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和理论学习问题的指示的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市委的指示,着力部署全区开展“工业学大庆”活动以及对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整顿｡
（一）整顿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整顿党组织,首先整顿各级领导班子,着重解决领导班子中“软、懒、散”的问题｡区委常委多次召开会议学习中央13号文件,针对班子中存在“软”的问题,要求集中一个月时间,系统地对广大干部、党员进行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的正面教育｡从整顿党组织为突破口,区委在抓好自身革命化建设的同时,对全区基层28个党支部,1个党总支,275名党员,以支部为单位,通过组织生活的形式学习党章,进行党的纲领、性质和任务教育；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具体作法是:举办学习班｡区委分别举办了四期领导干部和党员学习班,每期3～5天,参加学习的达300余人,其中领导干部97人｡坚持一月一次的党课教育制度,紧密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向广大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和时事教育｡对党员的思想、组织、纪律性进行监察｡严肃党纪党风,发扬党的优良和作风｡推广典型,表彰先进｡对各条战线中涌现的思想觉悟高、模范作用好的优秀党员、战斗堡垒强的党支部进行表彰,总结典型经验,在全区推广｡通过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基本上克服了“软、懒、散”现象,真正成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带头人,广大党员比较好地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二）整顿企业，经济建设稳步发展
1975年2月,中共中央提出对工业交通战线整顿｡区委为贯彻这一指示精神,多次召开会议,进行专门研究｡就如何发展区街经济,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做到区街企业为市属大型企业“拾遗补缺”｡区委派出工作组,深入生产第一线,调查研究,帮助企业调整整顿、建章建制｡通过对区街企业调整、整顿,全区工业生产从只能修修补补、手工生产,发展到有机械、交通运输、电器、仪器仪表、纺织、缝纫、皮革、印刷、塑料制品、金属制品等14个行业｡区街企业在上半年生产任务不足,原材料短缺和能源供应下降的情况下,全区企业干部、职工坚持一个“学”字,贯彻一个“调”字,狠抓一个“找”字,加强一个“管”字｡1975年底,全区工业总产值仍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达到1828.75万元,比一五计划期末增加3倍多｡其中:区属工业完成763.86万元,街道工业完成1064.89万元｡共完成利润120.3万元,上缴国家税金122.13万元,公共积累192.78万元｡50种主要计划产品的产量,有38种提前完成全年计划,主要产品质量逐步提高,其中有18种产品达到同行业标准和超过部颁标准｡交通运输业货运量和吨公里,分别比上年增长5%和30%｡区委、区革委会还注意抓商业流通领域的发展,商业和修理服务网点由原来48个增加到
81个,商业营业额达到265万元,创利润6.5万元｡
（三）整顿教育，教学秩序全面恢复
1975年,邓小平指出:“在科技整顿的同时,教育战线的整顿也要积极着手”,“把学校整顿好”,“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学校”｡区委、区革委会认真执行中央及邓小平的指示,针对境内的学校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混乱现象,下决心对全区的教育进行整顿｡区委、区革委会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教育战线的整顿工作｡一是整顿调整学校领导班子,并召开各学校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央、省、市委对教育进行整顿的指示精神,从而提高思想认识,大胆管理,加强领导｡二是根据城市建设、居民居住环境的变化,对境内小学的布局进行调整,使入学儿童能就近、方便入学｡三是狠抓教师队伍的建设｡对一些资深教师在文革中被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挨批斗,下放农村劳动的落实政策,重新回到讲台上,并充实一批年轻教师｡提高教师的社会和经济待遇,使他们一心一意教好书、育好人｡四是狠抓教学质量｡“文化大革命”中,一些视为有“问题”的教师被迫离开讲台,让一些不懂教育、没有专业知识和教学经验的工人登上讲台,教学质量受到严重影响。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教学质量的好坏是关键｡在教育实行全面整顿中提高教学质量是重中之重｡首先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强调教师上课前必须先备课,写好教案,学校领导不定期抽查和听课；二是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训,利用寒暑假举办业务培训班,提高他们的教学业务水平；三是鼓励教师参加成人高教函教自考学习,并获得证书；四是开展升学率竞赛,排名次；五是抓教学学制、课程调整改革,使之适应新时期的发展｡全区学校形成了一个比学赶超、抓教学教研、抓质量、抓校风、促健康发展的新局面｡
区委、区革委会还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在抓好境内公办学校的同时,还协助、指导、检查厂(矿)企业办学,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使全区的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100%｡
“文化大革命”中,境内一度停办的职业技术教育、扫盲教育等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1976年,还创办了城南区“七二一”工人大学,后改为衡阳市广播电视大学城南分校｡

第五节 “反击右倾翻案风”，“文化大革命”结束

一、“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在全面整顿过程中围绕要不要安定团结、要不要发展国民经济、要不要落实党的政策展开了激烈斗争｡斗争的实质是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还是进行整顿,使党和国家的工作有所转变,有所前进｡邓小平主持进行的整顿工作,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各行各业通过整顿,出现了可喜局面,国民经济迅速回升｡但各方面的整顿势必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逐步发展到对这些错误进行系统的纠正,出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的出现,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渐渐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
1975年11月,“四人帮”伺机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给整顿工作设置障碍｡毛泽东也渐渐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停止了他的大部分工作(只管外事工作)｡不久,“四人帮”又以邓小平向毛泽东转交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的两封信(信上反映了“四人帮”两个亲信的问题)为借口,诬告邓小平袒护、支持刘冰,说刘冰的信,矛头是对准毛主席的｡11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有130多名党政军领导干部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文件《招呼的讲话要点》｡文件说:“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对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1975年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传达毛泽东对刘冰来信的批示开始的,它是在“四人帮”煽动下由毛泽东发动的又一场错误运动｡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在“文革”末期发起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运动,从北京逐渐扩大到全国｡1976年3月,中央印发了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和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在2月25日所作的“关于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把反击右倾翻案的斗争开展起来”、“邓小平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的讲话｡“四人帮”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鼓吹者和积极推动者｡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对1975年的整顿工作进行全面攻击和否定,全国刚刚趋于稳定的形势再度陷入混乱局面｡
城南区委紧跟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境内迅速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积极参与市科技、卫生、教育、文化界及工业战线、农业战线等组织的回击右倾翻案风会议,在全区开展批判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即: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主要内容的“右倾翻案风”｡区委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加强领导,坚持正面教育,不搞扩大化,通过批判,提高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认识。在这期间,全区召开大小批判会5365场,64499人次参加,其中有1083人上台发言批判；办批判专栏674个,写批判稿32931篇｡做到矛头对准批、领导带头批、多种形式批的群众运动｡
1976年1月8日,深受全党全国人民爱戴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无限悲痛｡3月30日～4月5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群众自发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沉痛悼念周总理的活动,竟被“四人帮”认定为“反革命政治事件”而遭到镇压｡他们还认定邓小平是“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会议,决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4月中旬,衡阳市委在市体育广场召开大会,庆祝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和反击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胜利｡区委组织了23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随后又在全区上上下下分别召开了1700余场大小批判会,声讨所谓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滔天罪行｡8月,区委还在不同的场合,继续开展“批邓”运动,批判“三株大毒草”(即:邓小平指导写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总纲》、《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关于加强工业发展的几个问题》三个文集),全面否定邓小平提出的全面整顿｡
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文化大革命”后期再次出现曲折和反复，城南区的一些重要工作也再度受到影响。

二、粉碎“四人帮”帮派势力，“文化大革命”结束

“四人帮”大力鼓吹“反击右倾翻案风”,包藏着他们企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病重,对外界情形知之甚少的情况,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一步升级,以更大的规模和声势在全国强行展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造成极“左”思潮泛滥,国民经济再次跌入谷底｡1976年7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里氏7.8级强烈地震,造成有100万人口的华北工业重镇唐山顷刻间夷为平地｡24.2万多人死亡,16.4万多人受重伤,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为历史罕见｡
1976年9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几件大事接踵而来,进一步加剧了全国动荡｡
毛泽东逝世当天,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全区人民得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无比沉痛｡区委、区革委会立即安排哀悼活动｡区机关礼堂布置了悼念灵堂｡区委书记李宁洁、副书记邓贤毅亲自安排、亲自动手、亲自检查督促,工作到深夜二、三点钟｡区委组织部长李忠香具体抓｡区委、区革委会领导及全区各单位领导、职工群众,做花圈、戴黑纱来到灵堂沉痛悼念毛泽东主席,参加悼念的达1万余人,甚至有的居民群众跪在毛主席像前放声大哭｡
全区干部、职工、群众在悼念的同时,认真学习《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区委常委用一天时间集中学习,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区机关干部、公安南分局干警、学生、职工分别利用不同时间、不同的方式进行学习,举行悼念活动｡和平南路居委会居民组长杨荣秀心情沉痛地说:“我们劳苦人过去受苦受压迫,搭帮毛主席使我们得解放,有工作、有吃、有穿、有住,过上幸福生活｡”她将家里的青布拿出来,做了35只黑纱,发给居民群众｡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生纷纷表决心:要化悲痛为力量,积极工作,奋力生产,刻苦学习,创造出优异成绩,以实际行动来报答毛主席的恩情,悼念他老人家逝世｡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快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9月11日,王洪文在中南海另设办公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重大问题及时向他们请示、汇报,企图切断党中央同各地的联系,直接控制指挥全国,指使亲信在上海加紧装备民兵,作为夺权后盾｡还伪造“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并在报上公开威胁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把矛头直接指向华国锋、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四人帮”还指使亲信向中央写信,要江青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四人帮”的疯狂露骨活动,使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互通信息,酝酿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办法｡当时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深感问题的严重性,经同叶剑英、李先念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的同意,决心采取断然措施解决“四人帮”问题,使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落到他们手中｡10月6日晚,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代表中央政治局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分子实行抓捕,隔离审查｡当晚,中央政治局连夜召开会议,会议通过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一经公开,全国各族人民欣喜若狂,举国上下一片欢腾｡
中共城南区委按照中央的要求作出了具体部署,区委领导班子首先集中三天时间,学习传达中央指示和华国锋10月7日的讲话｡座谈讨论,提高思想认识,认真解决“三个正确对待”,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充分肯定“文革”的“伟大成果”,把“四人帮”与“文化大革命”区别开来｡全区层层传达中央文件,先党内后党外,先领导干部、骨干,后职工群众,做到不漏一个单位、一个人,实实在在做好思想稳定工作｡10月下旬,全区广大干部和群众上街集会游行,表示衷心地拥护中共中央对“四人帮”采取的果断措施,坚决拥护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11月中旬,召开了全区性的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和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
粉碎“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党的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创造了条件｡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第五章　拨乱反正，党的工作重点转移

(1976年10月～1982年12月)
 
1976年10月,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的斗争,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开展“两打三清三整顿”,清除“四人帮”在各个领域里的流毒和影响；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全面否定“两个凡是”,党和国家逐步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了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历史性转折,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区委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召开了城南区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恢复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制度｡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全区的政治、经济、社会事业呈现出一个崭新局面｡

第一节 揭批“四人帮”，经济和社会事业在徘徊中发展

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下发到县团级党组织,通报了“四人帮”的罪行和毛泽东1974年2月以来对他们的批评,号召全党紧密团结起来,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并希望跟随“四人帮”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尽快觉悟起来｡《通知》还强调:在斗争中要注意政策,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犯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一律在党委领导下进行,要采取有力措施消除派性｡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对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作了部署｡1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提出要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把他们的一切谬论收集起来,一个一个地批深批透｡12月10日,中共中央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行(材料之一)批转全党,以后又陆续下发了罪证材料之二、之三，系统地公布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和罪行｡

一、揭批“四人帮”的反党罪行

城南区委按照中央、省、市委的部署,于1976年11月开始,迅速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罪行｡区委书记李宁洁亲自挂帅,并安排一名区委副书记和一名区委常委专管,各基层单位党支部书记亲自抓｡区委书记李宁洁组织召开了区机关工作人员和区属街道、工厂、学校负责人会议,学习中共中央[1976]16号文件,动员全区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掀起大学习、大批判、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的群众运动｡采取领导带头,积极分子引路,上下结合,层层发动的办法,人人投入到揭批“四人帮”反党罪行中来｡
区委为了把“四人帮”的反党罪行批深批透,先后举办了党员、干部、共青团员、积极分子学习班｡系统学习毛泽东有关批评“四人帮”的指示和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及华国锋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领会揭批“四人帮”罪行的重要意义及必要性、迫切性,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全区各级党组织举办学习班389期,参加人数达到18307人；召开揭发批判会5658场,64149人次作了批判发言,还办政治夜校38所,7457人参加｡广大干部、群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用大量的事实,剥开“四人帮”的种种画皮,批判其反革命的实质,并且联系衡阳市、城南区的实际,开展大批判运动｡
区委在1977年的工作安排中,把揭批“四人帮”罪行的斗争摆在首位｡区委常委多次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全区揭批“四人帮”罪行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要求“要克服松劲、厌烦、自满情绪,要看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各级党组织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放手发动群众,造成革命声势,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深入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打一场人民战争”｡1976年底,区委还在城南区机电配件厂专门召开了揭批“四人帮”现场经验交流会,以点带面,全面深入展开｡
揭批“四人帮”分四大战役进行:第一战役,重点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坚持毛主席“三要三不要”基本原则(即: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而“四人帮”对毛泽东的“三要三不要”基本原则背道而驰,大搞阴谋诡计,制造党内分裂；“四人帮”为了上台制造舆论,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企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第二战役: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真面目和历史罪行｡揭穿“四人帮”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丑恶嘴脸的真实面目,看清他们搞篡党夺权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第三战役:批“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表现｡重点批“四人帮”的反动政治纲领、反动谬论和极右路线｡对“四人帮”的反动思想理论和极“右”路线的批判,为实施拨乱反正,重新确定党的正确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第四战役:批“四人帮”在衡阳市、城南区各条战线的流毒和影响｡城南五金厂一度受“四人帮”散布的“规章制度,是对群众的管、卡、压,是整群众”的谬论影响,职工思想混乱,有的不上班,生产上不去,差点倒闭｡区委派出工作组进驻该厂,整顿厂领导班子,放手发动职工联系本厂实际,批判“四人帮”各种谬论,坚持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全厂干部、职工团结一致,抓革命,促生产,全厂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区机关开展对张仕衡投靠“四人帮”,紧跟李国炳大乱衡阳、大乱城南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谬论罪行的批判,分清了是非界线,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跟随“四人帮”犯了错误的人,做到区别对待,坚持正面教育,缩小打击面,“一要看二要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帮助犯错误的分清路线是非,认识错误的严重性,找出原因加以改正｡
通过开展揭批“四人帮”的反党罪行,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看清了“四人帮”的真面目,基本上清除了“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增强了党的组织观念和群众观念,转变了作风,鼓舞了斗志,为实施拨乱反正,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二、深入开展“一批双打”运动

197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全国开展“一批双打”运动的指示,即:“批判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罪行,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区委根据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要求,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基础上,迅速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一批双打”运动,成立了领导小组和专案组,对运动作了具体安排,分四步进行｡
第一步,大学习、大宣传、大发动,提高开展“一批双打”运动的思想认识｡区委针对一部分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和职工群众,对“一批双打”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如一些单位领导对“一批双打”认识不足,抓得不力；有的专干怕三怕四,有厌烦情绪及思想顾虑,职工群众有“与我无关”的想法,组织学习了五届全国人大文件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做到边学习、边对照检查｡区委常委、区机关各部门和基层单位负责人带头,“洗手洗澡”,端正态度,轻装上阵,提高对开展“一批双打”运动重要意义的认识,从而大胆领导,使全区“一批双打”运动向纵深发展｡
通过学习、宣传,使广大干部、职工群众充分认识到“一批双打”运动,是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斗争,不把那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国家计划、严重损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社会蛀虫挖出来,无产阶级专政就不会牢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落空｡因此,要象当年搞土改、搞镇反、搞“三反五反”、搞“四清”那样,大张旗鼓地把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轰轰烈烈地、扎扎实实地在城南区开展起来｡全区召开宣传、动员“一批双打”大小会460余场,参加人数达54000余人次,横幅、标语64000多张,宣传栏260多期,黑板报120多期｡
第二步,发动群众,掀起检举揭发高潮｡区委要求各单位领导,特别是一、二把手要亲自挂帅｡出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要旗帜鲜明地站在斗争第一线,带领群众,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对单位进行一次大清查,分析形势,查证落实重点对象｡如一些单位没有行动的,要找出原因,分类排队,找差距,订措施,并提出“一批双打”运动验收的四条标准:(1)看领导班子对“一批双打”的认识、姿态如何,本身“洗手洗澡”怎样；(2)看群众发动的深度、广度,知情人、后进人发动起来没有,阶级斗争盖子是否揭开；(3)揭露出来的案件查证落实了没有；(4)开展“一批双打”运动,生产促上去没有｡
第三步,明确重点,注意政策,集中力量,加以突破｡区委要求:对清查出来的重点对象没有结案的要抓紧结案,并上报结案材料,狠抓退赃；对新揭发出来的问题要梳成辫子,分类排队,列出重点,集中力量,内查外调,在调查的基础上,找其谈话,用政策攻心,促其交待问题,并紧追不放；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切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损公肥私的行为,都必须揭露,重点打击极少数有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和罪行严重、情节恶劣、认罪态度很坏、民愤很大的贪污犯、大盗窃犯、大投机倒把犯及其他刑事罪犯｡对于犯有一般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重在教育,不使重犯｡经济上要坚决退赔,但要本着从实际出发,不得勒索｡对那些小偷小摸和不三不四的轻微违法分子,要坚持正面教育｡对广大干部、职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法制教育｡
全区共揭发清查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125人,其中千元以上的32人,金额达11万余元；已查证落实68人,其中千元以上的重点对象26人,落实金额达6万多元,已退款2万多元和退赃手表17块、单车7部,缝纫机、收音机、呢毛料布等30余件,价值3400多元｡劳教1人,戴“帽子”的2人｡
公安城南分局和所属派出所在“一批双打”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认真贯彻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八个一定”,加强治安,整顿社会秩序｡1978年境内发生各类案件157件,已破案136件,破案率86.6%,大大地打击了各类违法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维护了社会治安的好转｡
第四步,举办“一批双打”成果展览,扩大教育面｡区委于1978年5月举办了“城南区‘一批双打’成果展览”｡由三个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前言概况；第二部分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种种手段；第三部分是巩固“一批双打”成果｡全区13000余人分期分批参观了展览｡
城南区通过“一批双打”运动，社会治安得到好转，巩固了公有制经济和集体经济，同时也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人，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运动中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

三、整党整风，整顿领导班子

1978年初,中共中央发出整风指示,要求全党彻底清除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想的干扰,恢复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城南区委按照上级党委的部署,从区机关到基层,认真抓了整党整风工作,全区451名党员投入了整党整风运动中｡1978年上半年区机关干部着重从党的观念、组织纪律、革命干劲等方面进行回顾检查,清除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的流毒和影响,收到了良好效果｡许多干部解放了思想,振奋了精神,努力工作,较好地完成了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区委在抓好区机关整党整风的基础上,于4月下旬集中全区基层单位副职以上的领导干部,在江东区进行了为期4天的战地整党整风｡着手解决党的组织观念问题｡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整风的指示及五届全国人大会议文件,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破坏党的领导等罪行｡针对个别领导成员存在的党的观念不强的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清大是大非,以理服人｡参加学习班的,个个对照党章检查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否符合党员的要求,从而增强党的组织观念｡各街道、工厂、学校、医院等单位召开骨干会,联系本单位和个人的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些单位还解决了领导班子团结问题｡
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是整党整风一项重要内容｡区委在1978年上半年分两批举办了非党积极分子学习班,103人参加,以上党课的形式对非党积极分子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员的标准及权利、义务教育,并在工作中加压、受锻炼,按照积极慎重发展党员的方针,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各级党组织增添了一批新鲜血液｡区委领导班子在这次整党整风中,率先垂范, 加强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针对被“四人帮”破坏造成的党的思想、组织、作风不纯的问题,区委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整党整风一系列指示及中央领导的重要讲话,联系实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勇于解剖,大胆揭露矛盾,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制订了《城南区关于加强党委成员自身革命化建设和改善领导作风的办法》的文件,下发区属单位,使区委领导成员能更好地接受基层干部、职工、群众的监督｡为使街道、工厂、学校党组织的整党整风顺利开展,区委派出工作组进行指导督促,对全区的共产党员和基层领导干部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普遍进行一次整顿｡重点解决领导班子中路线、作风、团结和廉洁问题｡
通过整党整风,领导干部恢复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党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落实到了基层,为民办实事蔚然成风｡区委常委及区机关干部深入各街道、工厂、学校,指导基层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有的领导还深入车间、班组了解生产情况,并同工人同吃、同劳动｡有的领导干部深入街道居委会了解民情,为民排忧解难｡由于领导干部的作风转变,带动全区各方面的工作顺利展开,深受广大职工群众的好评｡

四、群团组织得到恢复

在全区开展整党整风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区委为更好的发挥工、青、妇组织的作用,开展了对群团组织的整顿,使“文化大革命”中被停止的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得到恢复或成立,并积极开展活动｡为全区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区工会职能被“工代会”取代,全区工会组织瘫痪｡1978年根据衡阳市委组发[1978]44号文件精神,正式成立了“衡阳市城南区工会”。区工会和基层单位工会成立后,积极开展活动,组织劳动竞赛｡1978年底～1981年,全区围绕工业“学大庆,为四化立功竞赛”开展了“战役立功、攻关立功、革新立功、创万元利润立功”；“团结治厂”,学技术、学文化、进行职业道德和遵纪守法教育；参与厂务管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学雷锋、送温暖、创建职工之家等活动,比较好地发挥了工会桥梁纽带作用｡
1978年9月,对全区共青团组织进行整顿,城南区第二届团代会于1978年8月24日～
25日召开,选举产生了共青团城南区委员会｡各级团组织重新建立后,积极开展活动；创办各种业余文化、技术学习班11个,培训团员青年2000余人｡1979年,区团委重点组织了全区工厂、商店、医院团员青年开展了“学英雄,见行动,迎国庆,献大礼”百日竞赛活动｡1978年～1981年,开展了“学雷锋、树新风、五讲四美”活动和“送温暖、献爱心、手拉手、注真情”活动｡通过各种活动的开展,广大团员青年经受了锻炼,提高了思想觉悟,为做好全区各项工作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初期,区妇女联合会受到冲击,机构瘫痪,由区革委会政工组所取代,妇女组织形成虚设｡1978年8月15日,区召开第五次妇女代表会,恢复了区妇女联合会｡
1982年8月27日,区召开第六次妇女代表大会｡全区4个街道办事处均成立了妇女联合委员会｡
区妇联成立后,在区委领导下,积极组织广大妇女开展了多项活动,如大办幼儿园；开展“五好家庭”、“文明楼栋”、“文明院落”、“好夫妻、好婆媳、好邻居”等竞赛活动；对妇女进行“四自”(自尊、自信、自力、自强)教育；大力开展“巾帼建功”、争创“三八”红旗集体、争当“三八”红旗手竞赛和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活动等等｡
 

五、全区经济和社会事业在徘徊中发展

城南区在“一批双打”运动和整党整风、整顿领导班子方面收到了一定实效,促进了全区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
1、工业战线气象新｡广大干部群众掀起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潮｡全区工业战线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即“五赛五比”,赛学习,比进步；赛团结,比姿态；赛作风,比纪律；赛协作,比风格；赛干劲,比贡献｡城南机械厂开展劳动竞赛,一个月的产值接近一个季度产值的总和；绝缘材料二厂织管车间,人歇机不停,班与班开展竞赛,班产量由原来3000枝提高到6000枝,增长1倍；城南运输机械厂职工大战大干,一季度的产值与上年同期对比增长29.4%；市二制鞋厂领导跟班劳动,加强企业管理,大搞“双革”、“四新”,使产品质量名列中南五省第二名｡
1978年,全区工业生产在严重缺电、缺原材料、缺产品销售市场的情况下,全区广大干部职工迎难而上,艰苦拼搏,取得了好成绩,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2300万元,比上年增长12%；利润完成224万元,比上年增长13.1%；成本消耗均有不同程度降低；26种主要产品超额完成了全年计划；全员劳动生产率达5100元｡1980年,区属工业已有11个企业初具规模,涉及14个行业,年产值773.9万元,就业职工达1536名｡街道、居委会企业49个,年产值1054.89万元,职工3170人｡
2、全区商业同时得到了蓬勃发展｡商业网点遍布境内大街小巷｡
3、教育工作成绩斐然｡教育战线在彻底砸烂“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之后,全面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教师思想大解放,教书育人精神大振奋,为革命而教,为革命而学的风气大发扬,教学质量显著提高｡1978年秋季全市小学升中学统考中,城南区有8所学校获奖,向阳小学荣获全市第一名｡环城南路小学在全市体育运动会上取得第一名,全区在市运动会上获得团体总分第一名｡
4、文化宣传工作走在全市前列｡城南区广播站于1978年6月开始筹建,7月下旬就正式转播中央、省、市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随后自办广播节目｡四个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区架设了广播专线,为居民收听中央、省、市广播电台节目和区自办节目提供了方便,深受居民群众欢迎｡城南区文化馆得到恢复,并增添许多新的文化项目；四个街道成立了文化站,配备了文化专干,组织职工、居民群众经常性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巩固了社会主义文化阵地,活跃了境内居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5、卫生工作上新台阶｡1978年4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市委、市政府提出“三年把衡阳建成清洁卫生城市”｡区政府组织全区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爱国卫生突击活动,154330余人次参与了全区卫生大突击,清除垃圾堆105处,运走垃圾达百余吨,清除基建,渣土21处,清除障碍物48处,疏通阴阳污水沟千余条,硬化背街小巷地面7800余平方米,还开展了灭鼠、灭蚊和传染病防控等工作,全区卫生面貌焕然一新。
6、计划生育、民政优抚、社会治安、人防战备等社会性工作成效显著｡计划生育方面: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5年的8.1%下降到1977年的6.77%；节育率由1975年的58%提高到1978年的83.2%；计划生育率提高到78.6%；晚婚率提高到98%,成为全市计生工作先进区｡民政优抚方面的工作,做到了让政府放心、民众满意,为民解难,受到人民群众赞扬。社会治安工作抓得紧: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和违法人员,并在全区建立了青少年法制教育帮教小组100余个,加强了法制宣传教育｡境内还成立了200多个内部矛盾调解委员会,并积极开展工作｡全区的社会治安明显好转｡人防战备、民兵工作再上新台阶｡

第二节 全面拨乱反正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

1978年12月18日～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作出了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了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中共城南区委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按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全面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区的各项工作得到了较大发展｡

一、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决策｡结束了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后,区委及全区广大干部、职工群众热烈拥护,坚决贯彻执行｡1979年1月～3月,认真学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采取层层举办学习班,利用各种形式向干部、职工群众宣传三中全会精神｡全区有17400余人参加了学习｡3月底,区委召开了区属基层单位负责人及区机关、公安、工商中层干部会,认真学习中共中央
[1979]21、22、23、24号文件,领会精神实质,进行“四个坚持”的教育,进一步明确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重大意义｡6月,区委又举办了基层干部学习班,认真学习了《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工作会上的讲话》,学习了省委书记毛致用及省革委会副主任孙国治在全省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通过学习,澄清了原来对三中全会精神不理解的模糊认识｡大家认识到:中央领导及省委领导的讲话,是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工作、搞好国民经济建设的极为重要的指导性文件,要全面理解,坚决照办。8月,区委又再次召开了为期7天的基层干部会议,集中时间,集中精力,继续学习传达贯彻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和省革委会五届二次会议精神,着重弄清当前阶级状况和现阶级的主要矛盾｡10月,区委召开了为期4天的常委扩大会议,学习了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和国庆三十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进一步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加深了对党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理解,分清是非界限,端正思想路线｡
12月,区委组织干部、职工群众学习中共中央[1979]90号文件,加强法制教育,整顿社会治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通过一系列的学习、宣传教育,加深了认识:1、统一了对三中全会以来大好形势的认识；2、统一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重大意义的认识；3、统一了对全国当前阶段状况和现阶段的主要矛盾的认识；4、统一了对加强社会主义 民主与法制的重大意义的认识｡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在省、市委的领导下,区委紧跟党中央的部署,带领全区人民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勇往直前,为加速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二、开展真理标准讨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已逐步展开,但涉及指导思想方面的根本问题,几乎都同华国锋支持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观点发生尖锐冲突｡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解放日报》等多家报刊于12日、13日全文转载｡由此,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全国展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重申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文章中还从思想路线方面批判“两个凡是”的观点,并且触及盛行多年的思想僵化和个人崇拜现象｡文章发表的形式和声势立即在党内外引起关注｡
《衡阳日报》于5月13日全文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湖南是毛主席故乡,华国锋在湖南担任多年领导工作,这些因素导致湖南对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未能及时表态｡城南区由于当时受“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加上省、市委尚未部署,只能徘徊观望｡一些干部群众认为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是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否定“两个凡是”的正确性,缺乏对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正确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要性,并部署到全党全国｡于是湖南省委按照中央的部署,迅速在全省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的补课｡
1978年下半年,城南区对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影响,进展缓慢｡直到1979年下半年,区委按省、市的部署,认真抓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首先抓了对领导干部思想认识的提高｡其次,在广大党员干部中进行一次系统的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教育,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思想上切实解决僵化、半僵化的问题,同林彪、“四人帮”的“假高举”划清界限｡弄清“两个凡是”的观点为什么是错误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使“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在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上扎根｡第三,把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单位实际工作密切联系起来,把全区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来,统一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努力把各项工作搞上去,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加快四化建设的步伐｡
区委常委于8月底～9月上旬,集中了17个半天时间,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区属各基层单位领导干部、居委会居民组长、学校教职工、医院医务人员、公安分局、派出所民警及区机关全体干部职工投入了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在补课中,具体抓了两个问题:一是把真理标准讨论作为区、街政权建设的大事来抓；二是联系实际,落实行动｡区委针对极少数干部、职工群众对三中全会精神不够理解、认识不高的情况,举办了中层干部及基层单位负责人学习班和两期党员学习班、两期居委会正副主任学习班｡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使大家比较完整地、准确地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理解,认识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过去一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论观点、形势估计、政治口号和方针政策,作了一系列的改变和调整；在工作重点转移、国内阶级状况的分析、经济文化建设的方针任务等重大问题上,重新作出了符合客观实际的论断、决策,恢复了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本来面目｡1979年年初及以后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歪风邪气、丑恶现象,不是三中全会方针、政策带来的产物,要正确理解,认真对待,要看到党的三中全会所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有利于加速国家现代化建设,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通过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得到很大提高,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也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端正了思想路线,促进了思想解放,提高了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促进了生产和工作的发展,各条战线出现了新的局面｡

三、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平反冤假错案

真理标准讨论的蓬勃开展,很快形成一股思想解放的洪流,有力地推动着各战线的拨乱反正｡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开始冲突“两个凡是”的禁区｡区委根据中央、省、市委的部署,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有步骤地对境内“文化大革命”期间造成的冤假错案,以及解放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进行甄别平反｡
区委为了把落实党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搞好,于1978年7月,成立了中共城南区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设立专门办公室｡区属各单位、各街道都相应成立了领导小组,区直机关部、办、委、科和企事业单位确定了专人负责｡随着落实政策工作不断深入,区委于1981年、1983年,先后两次调整领导小组成员和增加办事人员｡1983年5月,根据市委的指示精神,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办公室,更名为“城南区检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办公室”。区委书记张信祖亲自挂帅,并从区机关抽调具有一定政策水平的干部深入区属各战线、单位检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1984年3月,区委又再次调整充实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并安排一名区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统战部长和一名副区长任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小组成员由原来的10人增加到16人｡区属38个基层单位也相应增加了办事人员｡10月,区委制订了全区落实政策工作规划,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认识,统一思想,狠抓落实｡区委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在落实政策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措施,对单位上报的需要落实政策的人员,区委会上都逐个研究,按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凡是过去处理的案件,经过复查确实错了的,不论是哪一级组织、哪个领导批准的,都坚决予以纠正,彻底平反｡但是对那些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的,则维持原来的定性,不搞“一刀切”、“一风吹”,但做好思想说服教育工作,做到心服口服,不使矛盾再度扩大｡
区委在落实党的政策时,建立了分工负责制,实行归口负责,层层包干｡属落实干部、知识分子、地下党的政策,由区委组织部统揽,区教育局、卫生局各负责本系统落实政策工作；属落实少数民族、侨务、宗教、起义投诚人员、地下武装人员及台属台胞政策,由区委统战部负责；属党纪处分由区纪委负责；属判刑、劳改劳教和其他法纪处理案件的复查落实,由区委政法委、区法院负责；属落实“文化大革命”中的错案和查抄财物的清退,由区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牵头,区财政局、文化局、公安城南分局共同负责；属工人落实政策问题,由区劳动局负责｡做到了层层抓落实,件件有着落,事事有结论｡按照党的政策,既对组织负责,又对个人负责｡
从1978年7月～1988年底,区委按照中央、省、市有关政策,结合实际,狠抓落实,全区落实政策工作进展顺利｡对历年来被错误处理的干部、教职工、医务人员及职工群众案件复查,平反纠正86人；政纪案件复查平反纠正45人；对“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受株连的家属子女落实了城市户口26户305人；给原有37名四类分子中改造好的和比较好的33人摘了帽子,其中1人错划的给予了纠正；给24人原错划为右派分子摘了帽,并作了合理安排；给1959年反右倾中受了批斗、处理的21人平了反,其中2人恢复了党籍；对原被遣送农村的7人,收回城市,重新安置；给14名被撤销工作的教师、医务人员恢复了工作,补发了工资｡对生活、住房有困难的,想办法尽力帮助解决｡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错判错关的劳改劳教人员进行了纠正、释放,有的还安排了工作｡特别是对原区委书记刘炳才一案进行了平反昭雪,对其生前的全部工作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推翻了强加于他的一切不实之词｡
被落实政策、平反的人员,特别是干部、知识分子,纷纷表示十分感激党和政府,要不记恩怨,振奋精神,扎实工作,为党的事业、国家的富强出力｡

四、恢复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恢复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项重要决策｡中共城南区委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做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懂得了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法制、民主与专政、自由与纪律等方面的辩证关系,并且逐步地健全了民主制度,扩大了党内外民主生活｡同时,认真实施了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7个重要法律,有力地加强了社会主义法制｡为了整顿社会治安、维护社会秩序,城南区公、检、法机关和居委会治保组织充分发挥了调解组织的作用,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加强了综合治理｡1980年以后,全区群防群治组织恢复,治安联防队、治安小组、调解小组、帮教小组发挥了积极作用,社会治安秩序明显好转｡一方面正确地运用法律武器,狠狠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坚决刹住危害社会秩序的各种歪风邪气｡另一方面,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和行使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利,保障人民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权利,完善国家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利益的强大武器｡由于区委重视和加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全区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五、实行工作重点转移，落实新“八字”方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坚决贯彻执行｡为适应这一伟大的战略转变,需要从思想、组织、政策、作风、管理和方式方法等方面来一个大的转变｡城南区也不例外,认真贯彻,坚决实行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安下心来集中精力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是,由于人们过去长期习惯于“ 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对于提出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或是以经济工作为中心,有些领导干部感到不理解,不敢抓,也不敢管,怕犯错误,思想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区委为了统一干部和职工群众的思想,提高认识,从党内到党外,从机关到基层,组织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重点学习了工作重点转移这一战略决策的重大意义和奋斗目标｡区委针对一部分人的模糊认识,分期分批举办了领导干部和党员学习班,从总结经验教训入手,专题讲解转移理论和全国现阶段状况与主要矛盾的根本变化,使大家既懂得工作重点转移的理论依据,又看到转移工作着重点和客观要求｡在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大好形势下,区委把经济建设提到了党委重要议事日程,决心大,行动快,措施有力,加强领导,抓出成效｡全区的工业各项指标持续增长｡1978年工业总产值比1977年增长12%；1979年工业总产值超过年计划3.39%,各种经济技术指标全面完成或超额完成年计划｡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着重研究经济建设中长期遗留下来的严重问题和“洋冒进”带来的新问题,制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决定从1979年起,用3年时间,认真搞好调整,同时进行改革、整顿、提高工作｡区委认真贯彻中央的部署,落实“八字”方针,立足现有基础,搞好企业整顿,扬长避短,发展城南区优势,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规格产品,发展对路产品,提高竞争力｡挖潜、革新、改造,大力发展轻纺产品、家用电器、建筑材料、胶木电器、钢木家具、日用五金、化工产品、出口工具,力争35种产品进入国际市场｡5月,区委决定将原来的工交办改为区工业科,配备懂工业生产管理的干部专抓区、街工业,并对区、街现有的企业领导班子、企业管理、产品质量进行调整、整顿｡对企业布局、产品结构、销售进行合理调整｡1980年,区、街工业年总产值1828.79万元,销售收入1244.2万元,税金58.2万元,利润留成
17.1万元,固定资产465.9万元,包括居委会企业在内共60个企业,4706名职工｡工业生产出现了崭新局面｡
区委在抓好区、街工业的同时,对商贸工作也紧抓不放｡1978年9月成立了区商业科,以加强对全区商贸工作的管理和指导｡街道、居委会因地制宜,以方便、服务于居民群众生活出发,大力兴办了代购、代销、代加工的“三代店”｡1980年3月后,由代销改为经销。
1982年,区、街、居委会商业网点达108个,营业额达921.64万元,同比增长30.61%｡
实践证明,生产要上去,政策要落实,科技要先行,广泛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为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打下良好的基础｡全区的工业、商贸经济出现了稳定协调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突飞猛进的大好形势,迈入了建区以来的最好时期｡

第三节　整顿党的组织和区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

经过 “文化大革命” 长达10年的冲击,党的组织、党员的党性观念、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都遭到严重破坏｡为了医治“文化大革命”给党的建设造成的巨大创伤,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党在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1980年2月29日,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简称《准则》),《准则》是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党规党法｡《准则》的制定和公布,是党中央为实施党内政治生活走上正轨所采取的重大步骤,表明了党中央一定要把党整顿好、建设好的决心和信心｡

一、学习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下达后,区委常委立即利用两个下午和晚上集中学习《准则》,在通读的基础上,逐条逐句认真学习、讨论｡每个常委都联系实际对照《准则》发了言｡大家一致认为:《准则》的下达,其重大意义是“一个明确、二个总结、五个是”,即明确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总结了我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总结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来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教训；是党章必不可少的具体补充,是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的最高原则,是严肃党纪,搞好党风的一把尺子,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缺点错误、做一个合格党员的一面镜子,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一项重大措施｡《准则》既概括了历史上处理党内关系和整顿党风的经验,又提出了当前体现对时代特征党的建设的任务和要求,对于解决党的建设中各项问题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区委常委一致认为:《准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提高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是增加党性、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措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创举｡《准则》的公布,是党心所向、人心所向,是团结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大干四个现代化的法宝｡要坚持用唯物主义观点来指导自己,用《准则》来衡量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学习上、工作上、生活作风方面是否符合《准则》的要求｡对《准则》不但要认真学习、全面领会,更重要的是坚决认真贯彻,落实在行动中｡
区委于1980年5月2日和6月10日,先后下发了22号、26号文件对学习《准则》作了具体安排｡区机关每星期二下午和星期三晚上学习《准则》,并分五个专题集中上辅导课,即: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坚持党的团结和统一,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区委为了全区广泛深入学习贯彻《准则》,根据市委[1980]26号文件要求,对学习《准则》作了进一步安排:一是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学习领会《准则》精神实质,回顾前段学习情况,肯定成绩,找出差距,制订措施｡二是6月下旬用一个星期时间,举办区属基层独立支部正副书记和各街道办事处、区机关各部门正副职党员负责人学习班,专题学习《准则》；其他党员干部和一般党员利用三个月时间,分两批轮训｡三是以《党章》修改草案和《准则》为基本教材,参考《党的基本知识》一书及《湖南日报》于4月9日、14日和22日发表的《他们是群众的模范》、《信念》、《十八山上铁队长》三篇文章结合学习、讨论,以党员的先进事迹为镜子,对照检查,鞭策自己｡四是坚持正面教育,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风细雨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作风｡对《准则》公布前的问题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有错改了就好,不要揪住不放；对那些犯错误的而又不认真改正的人,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准则》公布后,任何党员如有违反《准则》的行为,要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必须按照党的纪律严肃处理｡
区委还特别强调:各级党的组织对学习贯彻《准则》不能一般对待,要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认真抓紧抓好,做到一把手要亲自抓、有布置、有检查、有督促,决不流于形式｡
通过《准则》的学习、教育,提高了全区党员和干部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懂得了党的基本知识和党规党法,发扬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树立了一心一意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信心｡

二、全面整顿党组织

城南区委在1980年工作安排中,把加强党的建设、全面整顿党的各级组织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和省、市委的统一部署,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整党整风,整顿领导班子｡区委要求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解决思想、路线、作风等方面的问题｡
(一)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1980年,全区459名党员,17个基层党组织｡怎样使每个党员成为名符其实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战士,每个党支部成为战斗堡垒,是这次整党的重点和目标｡从当时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现状看,好的和比较好的占多数,但由于受“文化大革命”、“四人帮”的影响,在少数党员中仍存在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的问题,个别人的问题性质还比较严重｡如有的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贯彻执行不坚决,随意议论,怀疑观望,意志消沉,不做党的工作,不起党员作用,而是谋私利,搞特权,有的甚至作风败坏,腐化堕落｡有的党支部不能很好地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对歪风邪气不敢管,对坏人坏事不敢斗,对党员的管理教育放任自流,不组织党员过组织生活｡有的党支部书记不能起表率作用,甚至以权谋私,在党员、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党的支部形同虚设｡这样的单位工作做不好,生产上不去,群众意见很大,更谈不上带领群众进行现代化建设｡针对少数党员、个别党支部存在的问题,区委下决心,以《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为武器,进行全面整顿｡
一是举办党员训练班｡学习《准则》,使广大党员进一步懂得党规党法,用自我教育的方式解决党员中带普遍性和倾向性的问题｡1980年6月和10月下旬,区委组织部会同区委宣传、纪检部门分别举办了基层独立支部正副书记,各街道办事处,区机关各部门正副职党员负责人学习班,并分批轮训党员｡通过学习和讨论,使广大党员进一步加深了对《准则》的基本内容的理解｡许多党员表示:要以党章和《准则》对照检查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否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和林彪、“四人帮”带来的流毒和影响,真正做到不但组织上入了党,更重要的是思想上入党,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二是加强组织生活坚持“三会一课”制度｡区委组织部于6月上旬和11月两次到各基层党总支、支部检查组织生活和支部党课教育情况｡全区64个基层党支部,有54个支部分别做到每两个月或一个季度上一次党课,58个支部坚持组织生活,47个支部做到一月一次,10个支部一个季度一次,西站街道、城南开关厂、城南劳动服务公司、中南路小学等党支部坚持了“三会一课”制度,并抓出了实效,党员的思想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三是开展谈心活动｡针对党员中存在不同的思想问题,开展了支部书记找党员谈话和党员中相互谈话活动｡区委组织部还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摸准党员、干部中的思想脉搏,有的放矢不其厌烦地做思想工作,使这些党员干部放下思想包袱,树立信心,鼓足干劲,为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奋斗｡对重点的人和事,区委书记、分管书记、组织部长都亲自找其谈话,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分析产生问题的思想根源和改正的方法,使这些党员干部心服口服,放下思想包袱,做好工作｡在谈话接待中,做到主动、热情,克服以往“门难进、人难见、脸难看、事难办”的局面,使党的组织部门真正成为党员、干部之家｡
(二)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城南区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一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了组织发展工作,做到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特别注意从技术人员、教师、医务人员和机关工作人员中,符合党员条件的及时吸收入党；二是解放思想,树立新的用人观点,把那些党性强、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和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干部调整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特别注重配备了党委、支部一把手,使全区各级党组织成为组织坚强、作风纯正、纪律严密、朝气蓬勃、率领群众干四化的战斗堡垒｡

三、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三次代表大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区委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通过拨乱反正,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和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党内民主生活和党的各级组织得到恢复,党的建设得到了加强,召开区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时机成熟｡根据市委的指示,城南区决定于1980年9月中旬召开中国共产党衡阳市城南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当时亦称第一次党代会｡城南区第二次党员大会于1971年3月召开,由于历史的原因,区第三次党代会没有按时举行)｡
区委为了开好这次具有历史性的党代会,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一是明确指导思想和任务｡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确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回顾总结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讨论研究城南区“六五”期间经济建设的任务和措施,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贯彻城区工作方针,坚持两手抓,搞好各项工作,加强党的建设,动员全区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振奋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加速城南区各项事业建设步伐｡
大会主要议程:听取和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衡阳市城南区第二次党员大会以来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中共城南区第三届委员会；选举产生出席市党代会代表｡
全区有党委1个,党总支6个,党支部64个,459名党员｡确定出席这次大会正式代表
80名｡要求代表具有广泛性,科技、教师、医务人员等各种专业人员代表占10%,少数民族代表占一定比例,年龄在50岁以下占40%｡代表都应是拥护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心,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对党和人民贡献较大的中共正式党员｡
二是部署相关事项,分三步进行｡1、学习宣传:这阶段利用8天时间,开好四个会｡即；区常委会,学习市委衡市发[1980]53号文件,明确开好区党代会的重要意义,要求及具体作法,成立区党代会筹备小组和办事机构；召开区各党总支,支部负责人会议,传达上级党委相关文件和区委召开党代会的决定及作法；各单位开好党总支,支部会议，研究本单位迎接区党代会召开有关事项；各党支部组织召开党员会,学习讨论《准则》第八条和党章(修改草案)第二、四、六章,对党员进行一次民主集中制教育。区委号召全区共产党员同全区人民一道,同心同德,奋发图强,以优异成绩迎接市、区党代会胜利召开｡2、酝酿代表:以党总支、支部为单位,组织全体党员充分酝酿代表候选人,根据区委分配的代表名额,自下而上提名,并广泛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确定候选人｡3、选举产生代表:以基层为单位,召开党员会进行选举，采取差额选举的办法,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
三是组织领导｡为加强对这次会议的组织领导,成立了区党代会筹备小组,区委书记张信祖担任组长,李纯清、曾东凡、李忠香、廖仁忠、罗遇杰、贺兴荣为小组成员｡
根据省委、市委指示精神,经过充分筹备,中国共产党衡阳市城南区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80年9月11日～12日召开｡区委副书记刘声凡致开幕词｡他指出:这次大会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正在稳步向前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是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胜利召开的重要时刻召开的｡出席区第三次党代会代表80人,代表着全区459名党员,共商全区党的建设和四化建设大计｡这对于加强城南区党的建设,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全区共产党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积极行动起来,带领全区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创业,为在本世纪内把城南区建设成为事业兴旺、经济繁荣、科技发达、文明、整洁、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城区而奋斗；为实现党的总任务而作出更大贡献｡希望全体代表聚精会神,全力以赴,把这次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鼓劲的大会｡
区委书记张信祖代表区委作工作报告｡报告共分三个部分,即:回顾城南区第二次党代会以来党的工作,认清目前大好形势；坚持区街工作方针,加快城南区建设步伐；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
工作报告回顾了建国31年以来,城南区党的工作经历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第二阶段:“文化大革命”的10年；第三阶段:粉碎“四人帮”到
1980年的4年｡他说:“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中,城南区党的组织,领导全区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文化大革命”10年中,党的工作仍然是有成绩的,区委带领全区人民同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作了坚决的斗争,在巨大的困难和挫折面前,坚持领导全区人民抓革命、促生产,工业生产水平逐年提高,经济状况逐渐好转,其他各项事业也有所发展｡但是由于受“文化大革命”及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的影响,党的作风、党的纪律、党的生活、党的战斗力被削弱,因此,各项工作受到很大挫折,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来,全区各项工作都有很大进展｡党的状况、领导班子、思想路线均发生了很大转变｡第一,全区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党的政治路线得到顺利贯彻执行｡第二,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党的思想路线得到了恢复｡第三,加强了党的建设和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党的组织路线得到了落实｡第四,坚持区街工作方针,各项工作全面发展｡
工作报告着重提出了今后的主要任务:
一是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使全区广大党员增强党性观念、政策观念、组织观念,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上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主要是端正党风、严肃党纪；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主要从三个方面加强:一是加快组织发展工作；二是解放思想,树立新的用人观点；三是按照三位一体的要求,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要使各级领导班子逐步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成为能够领导四化建设的精干班子｡
二是坚持区街工作方针,加快建设步伐｡全区各级党组织,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进一步加强对区街建设的领导,要研究制定区街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措施,把区街建设好、管理好,努力为四化建设和人民生活安定方便创造良好的条件｡主要做好三个方面工作:第一,坚持为生产、为生活服务的方针,认真搞好社会服务工作｡办好幼儿园,抓好小学教育；抓好计划生育；搞好环境卫生；扩大商业服务网点；办好劳动服务公司；加强青少年教育；维护社会治安；加强交通和市场管理及社会其他各项工作｡第二,认真贯彻八字方针,立足现有基础,继续抓好区街工业生产,要千方百计把生产搞上去,把经济搞活｡第三,根据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本着经济、适用、美观的原则,搞好区街基本建设｡
报告最后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积极行动起来,团结全区人民,在市委领导下,同心同德,发奋图强,加倍努力,为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和各项工作任务而奋斗,为实现党的总任务作出更大的贡献｡
区委副书记文仕绍在党代会上作了闭幕词｡他说: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已圆满完成区党代会的各项任务,达到了预期目的｡
大会一致通过了张信祖代表区委作的《工作报告》｡大会通过讨论和酝酿,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衡阳市城南区第三届委员会｡张信祖、刘声凡、文仕绍、李纯清(女)、谢袁、张沿规、曾东凡、魏诗良、李忠良、秦友恒、刘树民、汪仕贡、毛有才、谭萍、罗齐球、廖仁忠、戴素琴(女)、罗遇杰、龙涛清、戈时权为区委委员｡曹福兰(女)、陈醉鲜(女)、李秀琴(女)为区委候补委员｡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张信祖、刘声凡、文仕绍、李纯清(女)、谢袁、张沿规、李忠香、秦友恒、廖仁忠为区委常委｡张信祖为书记,刘声凡、文仕绍、李纯清(女)为区委副书记｡以上选举结果报请中共衡阳市委,市委以衡市组字[1980]182号文件批复同意｡
同时,按照衡阳市委组字[1980]180号文件通知,选举产生了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共7人:李纯清(女)、刘树民、李德兴、陈汉侯、罗齐球、林树森、谭萍；纪委书记由区委副书记李纯清(女)兼任,刘树民任副书记｡
大会还同时选举出席中共衡阳市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7人:其中正式代表6人；张信祖、李忠香、秦友恒、郭玉兰、王初生、汪仕贡｡候补代表1名:彭美莲｡
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三届委员会自1980年9月～1985年4月,共召开了9次区委全体(扩大)会议,对全区党的建设、政治、经济和社会工作作出了一系列正确决策,有力地推动了全区各条战线,各项工作顺利开展｡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工作的需要,区委领导班子先后3次进行了调整:1983年12月～1985年3月,周克皓任区委书记,免去了张信祖区委书记职务｡1985年3月王宏任区委书记,周克皓调任衡山县任县委书记｡1983年12月～1985年4月,廖仁忠、罗忠勤任副书记,同时免去了文仕绍、刘声凡、李纯清区委副书记职务｡1985年4月,区第四次党代会前,区委常委为周克皓、王宏、廖仁忠、罗忠勤、张信祖(区政协主席)、陆胜民(副区长)、吉传芳(女,区纪委书记),李德兴(区委组织部部长)、林树森(区委宣传部部长)、谭桂森(区武装部部长)｡

第四节 加强区街政权建设，区街工作全面发展

中共城南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后,为适应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系改革的需要,使区街工作健康有序全面发展,区委加大了基层党组织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力度,各街道建立了党委,居民委员会成立了党支部｡恢复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区级政权得到了加强｡

一、加强街道和居委会党组织建设

1981年6月,全区各街道相继成立了党委会,街道党组织成员由任命制改为选举与任命相结合,街道党的组织建设得到了充实和加强｡区委根据中共衡阳市委组织部组发
[1981]116号文件“关于在城区街道办事处设立党的委员会”的精神,采取先试点,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以点带面的方法,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顺利地建立了四个街道党委｡
中共衡阳市城南区先锋街道委员会｡1978年5月5日,恢复城南区先锋街道党总支委员会｡1981年6月20日,根据市委[1981]116号文件精神,召开了街道党员大会,选举成立了中共衡阳市城南区先锋街道委员会｡
中共衡阳市城南区西站街道委员会｡1978年根据衡市组字[1978]115号文件批准,成立城南区西站街道办事处｡1978年5月5日,恢复城南区西站街道党总支委员会,1981年6月20日,根据市委[1981]116号文件精神, 召开了街道党员大会,选举成立了中共衡阳市城南区西站街道委员会｡
中共衡阳市城南区雁峰街道委员会｡1978年5月5日,恢复城南区红卫街道党总支委员会｡1981年6月20日,根据市委[1981]116号文件精神,召开了街道党员大会,选举成立了中共红卫街道委员会｡1981年12月,市政府[1981]144号文件,把红卫街道办事处更名为雁峰街道办事处,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红卫街道委员会更名为中共衡阳市城南区雁峰街道委员会｡
中共衡阳市城南区黄茶岭街道委员会｡1978年5月恢复了抗大街道党总支委员会｡
1981年6月20日,根据市委[1981]116号文件精神,召开了街道党员大会,选举成立了抗大街道委员会｡1981年12月,衡市府[1981]114号文件,将抗大街道办事处改为黄茶岭街道办事处,抗大街道委员会更名为中共衡阳市城南区黄茶岭街道委员会｡
街道党委成立后,为了充分发挥街道党委的核心领导和战斗堡垒作用,根据党章规定和上级党委有关要求,结合城南区实际情况,区委下文,明确了街道党委职权范围,把发展党员和管理集体干部等有关权限下放到街道党委,实行了党政分工,更好发挥了街道党委和办事处的领导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区委为了适应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城市工作的需要,对区、街机构进行了多次调整和充实,把城市的管理落实到最基层,充分发挥居民委员会的作用｡全区29个居委会于1982年1月后,先后成立了党的支部委员会,一般由居委会主任担任党支部书记｡居委会支部的建立,更好地履行了对所属支部党员,特别是从单位退休后的党员组织关系转到居委会支部,居委会支部加强了对这些党员的管理工作,组织他们学习和过组织生活｡许多退休的老党员,从工作岗位上退休后但党员的本色不退,仍积极参加支部活动,为居委会两个文明建设献计献策,发挥余热｡

二、恢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区级政权建设得到了加强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文化大革命”中,区人民代表大会不能正常举行｡1968年9月22日,成立了城南区革命委员会,后经上级批准,算作城南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覆灭,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全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下,通过拨乱反正,人民民主制度得到恢复,区级政权机构逐步恢复建立和健全｡根据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按照省、市委的部署和要求,区委于1980年7月开始筹备召开城南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了城南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委员会,加强对选举工作的组织领导｡从此,城南区开始实行人大代表直接、差额依法选举｡按照“一人提名,三人附议”的原则,首先推荐代表候选人建议名单,提交各选区选民小组酝酿讨论,然后根据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9月20日为全区的人民代表选举日,157个选区分别召开选民选举大会｡登记选民124098人,直接参加投票选举的选民
82390人,参选率66.4%,选出出席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89人｡
衡阳市城南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80年9月16日～20日在区机关礼堂召开｡应到代表189名,实到代表183名｡会议主要议程: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听取和审议《城南区革命委员会工作报告》；依法设立衡阳市城南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选举城南区人民政府区长、副区长,区人民法院院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大会还审议了区人大、区革委会和“两院”的工作报告｡并通过了四个报告的决议,选举刘声凡为城南区第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曾东凡、李纯清(女)、卓德章为副主任,范长青、欧阳洪增、彭章林为委员；选举文仕绍为城南区第七届人民政府区长,谢袁、张沿规、魏诗良、陆胜民为副区长(1983年12月任)；罗齐球为城南区人民法院院长,谭萍为城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区第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后,于1981年9月24日召开了区七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出席会议的186名代表认真听取和审议了区人大常委会、区人民政府、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并通过了四个报告的决议｡区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于1982年12月20日召开,应到代表189名,实到代表182名｡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人大常委会、区人民政府、区法院、区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区七届第四次会议于1983年9月1日召开,会期2天,应到代表189名,实到代表180名｡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人大常委会、区人民政府和“两院”的工作报告；并通过了上述四个报告的决议｡会议选举廖仁忠为区人民政府区长(1983年12月～1984年3月),文仕绍因工作需要调离城南区｡
区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依法设立了区人大常务委员会,作为区人民代表大会常设机关；撤销了区革命委员会,恢复了区人民政府及其工作机构,结束了1968年9月以来的集行政机关和权力机关职能为一体的区革命委员会的历史使命｡通过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区人民政府区长、副区长,区人民法院院长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体现了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将区级政权建设推上了一个全面发展阶段｡

三、对区、街机构调整和充实

为适应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城市工作的需要,区委对区、街道机构进行了多次调整和充实｡
区委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撤销了全区各基层单位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行政领导干部的职务名称也相应改变,工厂为厂长制,学校为校长负责制,医院为院长制,街道办事处为正、副主任｡
区第七届人民政府成立后,区直属机构下设15个｡即:区政府办公室、区计划经济委员会(工交办、工业科)、区科委、区财政局、区劳动人事局、区司法局、区体委、区城市建设管理局、区教育局、区人防办公室、区民政局、区商业局、区环保办、区卫生局、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区食品生产科成立于1981年10月,1983年12月撤销｡
各街道办事处统一设置政秘股、城管股、工业股、商业股、劳资股、计财股、文化站、劳动服务站、卫生院,街道还设立了共青团委员会,街道妇联组织,并配备了计划生育、司法、民政、人防专干｡同时整顿健全居民委员会｡全区所有居委会均设立了调解委员会、治保委员会和妇代会｡1982年,进一步调整了居委会机构,新增加了2个居民委员会｡全区29个居民委员会认真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明确了居委会的工作任务及职责｡为解决居委会正副主任工资待遇问题,区政府向市政府专题报告请示,经市政府批准,全区居委会正副主任的编制、工资待遇均得到了解决,使他们更安心扎根城市最基层,做好各项工作｡同时,居委会办公用房也得到了市政府关注和座落单位的大力支持,得以解决｡
区委多次通过对区、街党政机构和基层组织的调整和充实,恢复和加强了区政权建设和街道、居委会各项基础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区委、区政府对全区各项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了各机构的职能作用,促进了全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四、加强法制建设，促进安定团结

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措施｡城南区委非常重视民主与法制建设｡1980年～1982年,在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着重抓了三件事:一是加强了对区人大常委会工作的领导与支持｡区委常委两次听取了区人大常委工作汇报,并对有关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和部署｡1981年9月下旬召开的区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从人大会议的筹备工作到审定大会报告,研究人大常委委员的增选补选,始终坚持了区委对人大的领导,使区人大七届二次会议按照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原则,健康顺利地召开,充分发挥了区人大对区政府的工作和区法院、区检察院工作的监督作用｡二是加强领导和支持政法部门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民主与法制的宣传教育｡区委领导和区委宣传部的领导亲自上法制教育课,区属基层单位党组织负责人亲自抓职工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和治安防范措施的落实｡1980年,国家颁布实施《新婚姻法》,区属各单位,尤其是街道、居委会,利用各种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共出板报、墙报147期,上门入户宣传2100余家,使250余起婆媳、夫妻之间不和的问题得以解决,15对夫妇破镜重圆｡1981年,集中学习宣传了《刑法》、《刑事诉讼法》,采编法律广播稿74篇,印发宣传资料76篇,388份,出法律宣传栏286期,宣传板报303期,还组织演出文艺宣传节目29个｡1982年,以学习新《宪法》为主要内容,举办学习班,培训骨干,上法制课、举办报告会120余场,受教育群众达13000余人｡为配合法制宣传教育,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法制文艺汇演｡国家司法部、省司法厅、市司法局等领导亲临现场观看｡新闻界作了现场录像报道｡三是区委先后五次专题召开公安工作会议和政法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央[1981]21号文件精神和省、市政法工作会议精神,总结治安工作情况,交流经验,提出加强综合治理的具体要求｡1980年～1982年,逐渐恢复建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57个｡1981年前,城南区未设立专门的政法综合机构,辖区内的社会治安工作由公、检、法、司各自负担相关工作｡1981年3月,成立了城南区政法领导小组｡1982年4月,根据市委[1982]2号文件,市编委[1982]8号文件,正式成立了中共城南区委政法委员会,定编3人,设正、副主任各1人｡从此,群防群治组织逐渐恢复,群众防范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治安联防队、治安小组、调解小组、“帮教”小组等形式的群防群治组织相应建立。
由于区委带头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实行社会主义法制,加强了领导和宣传教育工作,建立了相应机构和群防群治组织,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在全区范围内得到了加强,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的方针得到贯彻落实,政法部门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1981年逮捕各种犯罪嫌疑人114人,判决处理106人；调解处理预防犯罪950起｡刑事案件逐月下降,社会治安秩序实现了初步好转,全区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

第五节 调整国民经济，区街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迅速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区委、区政府认真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坚持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城市管理,有力地促进了全区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按照中央、省、市委的部署,区委、区政府结合实际,于1980年7月制定了“六五”计划和二十年全区的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规划,描绘出城南区发展的宏伟蓝图。
为实现“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区委、区政府还制定了得力措施:一是继续深入地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同心同德干四化｡二是从实际出发,广开门路,千方百计发展生产｡三是抓好企业整顿,加强企业管理,全面开展经济核算,注重经济效益,确保节支增收｡抓企业整顿首先是把领导班子整顿好；其次是要把企业管理整顿好(在党支部领导下实行厂长负责制,总工程师、总会计师、职工代表大会制,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同时抓好节约能源,增产增收；抓好经济核算,注意经济效益；采取有效措施,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四是坚持城区工作方针,巩固发展商业服务行业｡根据实际情况,巩固和发展服务网点,改进经营作风,增加花色品种,注重商品质量,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五是加强科学技术工作,开展科研活动,大力推广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开办各种类型的专业技术培训班和职工业余学校,办好区“七二一”职工大学和技术讲座,广泛发动工人群众开展岗位练兵和技术表演活动,并表彰勇攀科技高峰的先进人物｡六是狠抓社会治安,不断整顿社会秩序,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采取得力措施,提高治安防范,加强巡逻守护,切实搞好“四防”,充分发动群众,各部门密切配合,把治安秩序、交通秩序、市场管理、市容卫生整顿好,千方百计营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七是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各级工作部门的作用｡首先是端正全区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少说空话,多干实事；同时切实把党风党纪整顿好,以“准则”和《党章》为武器,纠正不正之风；而且要进一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作用｡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党员要振奋革命精神,带领全区人民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建设,夺取更大的胜利｡

一、区街经济和社会事业迅速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区干部、职工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认真学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及中央有关文件,统一了对大好形势和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认识,各项工作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调整中,在能源紧张、原材料短缺、业务不足的情况下,企业广大干部、职工干劲十足,找米下锅,克服生产中的困难,巩固、发展区街工业｡切实做到在调整中前进,在调整中巩固,在调整中发展,超额完成了各年度生产计划｡1982年,全区完成工业总产值
2079.31万元,为年计划1900万元的109.4%,比上年同期提高10.9%；经济效益更为显著,利润增长速度超过了产值增长速度,全年实现利润162.15万元,为年计划117万元的
138.6%,比上年同期增长35.5%；全区(区、街、居委会)工业企业发展到64个,有机械、交通运输、电器、仪器仪表、纺织、缝纫、皮革、印刷、塑料制品、金属制品等14个行业,产品畅销全国,有的产品还出口国外｡就业职工达4572人｡交通运输克服燃料紧张困难,年完成货运量9.9万吨,比1981年增长36%,比较好地支援了工农业生产｡
从发展生产、便利城市人民生活出发,全区积极推行多种经营形式,多条流通渠道的商业流通体制,采取一系列搞活经济的政策和措施,使全区集体商业网点至1982年底达到103个,比上年增加10%,年营业额达388.22万元,为年计划的110.3%,比上年同时提高
0.6%,实现商业利润14.08万元,为年计划的113.6%,比上年同期增长18.6%｡并还大力开展了文明经商、礼貌待客、优质服务的竞赛,使服务态度、服务质量得到了进一步改善和提高,商业网点得到巩固发展｡
随着区工业生产和商业服务的发展,区财政收入不断增加,收支两抵,还有结余,顺利地度过了财政困难时期｡干部、职工增加了工资收入,解决了部分干部职工住房问题｡各街道先后办起了幼儿园,居委会办了托儿所,解决了儿童入托难问题｡
根据中央提出的劳动部门介绍就业、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广开就业门路,在省、市一系列有关发展个体私营工商业的法规和政策的鼓励、支持下,促进了境内个体、私营工商业恢复和发展｡一些无业居民利用自家或租用临街门面,经营副食、百货、日杂、小五金、饮食等小店遍布小街小巷；有的能工巧匠开办加工店、小作坊,极大地方便了市民的生活需求,同时又比较好地解决了就业难的问题,增加了收入,搞活了经济｡1982年,区成立了《城南区个体经营者联合会》,1983年改为《城南区个体劳动者协会》,对个体工商户实行“三自管理”,从此个体工商户有了自己的法定组织,合法权益得了保障,调动了个体经营户的积极性｡1982年底,全区登记的个体工商户达
175家,从业人员265人,注册资金230万元｡
区委、区政府在大力抓好经济工作的同时,对全区计划生育工作也抓得很紧,做到了两种生产一起抓｡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计划生育《公开信》和《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以及省、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各级党政领导把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列入了重要的议事日程,通过举办黑板报、墙报、书画展览、专题文艺会演等多种形式,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活动,计划生育日益变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性,使城南区的人口在婚育高峰期间,仍然较好地得到了控制｡1982年出生率为16.7‰,其中一胎率为96.75%,比1981年提高1.98%；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办证率为97.38%；
90.18%的育龄妇女采取了节育措施｡全区的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了大好形势｡

二、狠抓综合治理，城市管理工作取得了新进展

认真贯彻城市卫生、交通管理规定,建立了专门管理机构,并组织了200余人的执勤队伍,在主要交通要道、闹市区设立了“两法”宣传牌和广播站,深入宣传和严格执行城市卫生、交通管理规定｡全区持久地开展了除害灭病的爱国卫生运动,建立了街巷卫生清扫网,添置了地痰盂、垃圾箱等卫生设施｡同时发动机关干部职工居民群众疏阴沟、清运垃圾、刷白墙壁｡全区的环境卫生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认真贯彻《环境保护法》,建立健全了全区环境统计资料和责任制,对区属重点污染单位,督促加强环境保护工作｡并发动机关、学校、厂矿单位干部、职工、居民群众植树、种花、种草,扩大了绿化面积,建设园林式单位、花园式校院和文明整洁的居民院庭｡
加强了社会治安工作｡建立健全了调解、治保、帮教、联防巡逻等组织310个,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强了对青少年,特别是违法青少年的教育管理和民事调解工作｡
1982年全区各类刑事案件比1981年下降28.87%,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三、科学、教育、文体事业较大发展

科学技术工作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在党的科技方针的指引下,区委区政府认真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选拔了一批懂技术、会管理的科技干部进入企业领导班子；狠抓了技术人员的晋升和培训工作,开办了区电视大学和培训班,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并成立了城南区科学技术协会,经常开展科研活动,进行技术攻关和新产品的试制｡1982年,全区实现“双革四新”35项,小改小革23项,新投产的胱氨酸、调光开关、断线钳、元明粉、节电消声器等10种新产品,对改善全区工业产品结构起到了积极作用,开拓了新的市场｡
教育事业大发展｡全面贯彻了党的教育方针,工作重点转移到以教学及狠抓教学质量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各级党政一把手抓教育｡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教研活动,进一步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大力表彰了一批优秀教师和先进教师,提高教师社会地位,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出现了教学质量大提高的新局面｡
1982年全区小学入学率达100%,小学毕业生升学率达96%以上｡环城南路小学、黄茶岭小学、广场路小学毕业生100%升入中学｡在狠抓教学质量的同时,结合精神文明建设,在广大师生中开展了“五讲四美”、学雷锋、创“三好”、树新风活动,师生精神面貌发生显著变化｡校容、校风、校纪有了明显的好转,出现了尊师爱生、勤奋好学、拾金不味,学雷锋做好事等新人新事不断涌现的新局面｡
职工教育也有大的进展,1982年全区共开办职工文化补课和专业培训班100个,培训学员3193人｡城南区电视大学在各级领导关心下,入学率和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培养了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受到上级有关部门好评｡
文化体育工作开展得比较活跃｡加强了文艺队伍的建设,配备了区街两级文化专职人员｡区文化馆建立了一支有53人参加的业余文学作者队伍和一支美术创作骨干队伍,结合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开展多种形式的文艺宣传活动,编辑出版了《城南文艺》刊物,创作了一批形象生动,内容丰富的文学、美术作品,创作编写及演出了一批题材新颖、形式多样的文艺节目,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全区加强了社会文化的管理,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体育事业取得好成绩,1982年参加全市各项小学体育比赛6次,荣获了6个项目总分第一名｡全区广泛开展了群众性体育活动,开展了拔河、田径、太极拳等体育项目锻炼和比赛活动｡

四、民政优抚和人防工作取得新成绩

民政是为民解难,为政府分忧,为民办实事的部门,对社会救助户和盲残人员进行了摸底调查和救济工作｡区民政局兴办了两家社会福利工厂,安置了部分盲残人员就业｡全区认真开展了拥军优属活动,圆满地完成了人口普查和地名普查等工作｡
1975年以后,人防工作主要是加强对人防工事维护管理和开发利用｡1979年初,组织专门班子,对境内人防工事进行普查登记｡制定《人防工事维护管理实施办法》,实行单位内的人防工事由单位维护管理,人防部门定期进行检查督促,公共人防工事由人防部门负责维护管理｡全区90%以上的人防工事保持良好状态｡
人防工事平时开发利用,是人防建设发展的方向｡雁峰山的人防工事开发了地下商场和全市最大的香蕉批发市场｡原雁峰山人防地下医院,平时作为人防招待所,面积达
2000余平方米,冬暖夏凉,深受群众欢迎｡1980年10月,潇湘电影制片厂在此拍摄了《地下初春》纪录片｡岳屏公园利用上下三层人防工事,用于菌类种植、副食加工、娱乐休闲等8个项目；当时全区人防工事利用率达43%,创造了良好的战备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全区人防工作多年受到省、市表彰,多次被市人民政府授予人防工作先进区｡
中共城南区委、区政府带领全区人民坚决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拨乱反正，革故鼎新，顽强拼搏，攻克难关，与时俱进，使城南区进入了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第六章　改革开放全面推进

(1983年1月～1991年12月)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会提出到本世纪末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奋斗目标,提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和进行全面改革的纲领,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983年～1991年,区委认真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在政治、经济及各个领域进行了改革｡加强党的建设,全面开展整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机关机构和干部制度改革；恢复和完善人大、政协制度,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加强对工青妇领导；加强法制建设；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较好地完成了“六五”、“七五”计划｡期间,召开了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四、第五次代表大会｡

第一节 全面开展整党，加强党的建设

一、全面部署整党

1983年10月11日～12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确定从1983年冬季开始全面整党,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1984年初,城南区委全面部署整党｡
(一)学习文件，提高认识 
区委按照省委办[1984]18号文件精神,组织党员干部学习整党文件,重点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党员必读》,结合学习《邓小平文选》和《陈云文选》,针对党员的思想状况,选学了中央、省、市有关文件和党报典型报道｡在方法上,采取通读与专题学习相结合、分散学习与集中学习相结合｡学习整党文件,坚持了两个带头,一是区级领导带头,坚持中心组学习制度｡二是区直机关带头,带动全区各基层单位学习｡1984年6月中旬～8月初,组织全区党员共办4期整党轮训班,参加学习的党员555人,占党员总数的86%｡采取由领导讲课,分组阅读文件和讨论,轮训结束,各基层党委都写出了学习总结,并组织考试,参加考试282人,成绩优秀(85分以上)261人,占总人数83%｡
通过轮训,党员干部一是加深了对整党决定的理解,提高了对整党的必要性和紧迫感的认识,坚定了搞好整党的信心；二是明确了整党的任务和要求,认识到清理“三种人”是纯洁党组织,为党内清除隐患,是整党中要解决的任务之一；三是掌握了整党的步骤和方法；四是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学习过程真正成为“既是提高认识、掌握思想武器的过程,又是每个党员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的过程”。
(二)边学边改，未整先改 
结合整党文件学习,采取边学边改、未整先改的方法｡对群众反映较大、影响面广的问题未整先改｡首先狠刹“会捞风”,下发了《关于整顿和制止滥发奖金、纪念品等问题的通知》,对各街道、区直各单位前段发放的奖金、纪念品情况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建立了各种总结会、表彰会、先代会的规模和奖励方式及奖品金额的申报制度,有效地制止了滥发奖金、纪念品等现象｡结合学习整党文件,对全区副科级以上干部的住房和拖欠公款等现象进行了调查处理｡与此同时,基层党组织的改选工作逐步进行｡1984年7月前,发展了包括6名知识分子在内的11名新党员｡
(三)全面部署，分批整党 
1985年5月18日召开区委四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市五次党代会精神,研究部署城南区整党工作｡会议通过《全区整党工作实施方案》,分两批进行整党。1985年6月初,第一批整党开始,城南区区直12个单位,295名党员参加｡这次整党,一是准备早｡1985年4、5月间,区纪委和区委办分别组成两个调查组分赴即将开展整党的12个单位,开展了党员的现实思想状况、党内存在新的不正之风的具体表现以及群众反映较大的主要问题的调查,加强了针对性｡区委成立整党指导小组和办公室,作好整党组织领导和学习资料的准备,保证了整党正常开展｡二是安排细｡第一批整党正式开始后,区委整党领导小组和整党办公室的同志认真研究,扎实工作,从整党整体方案到每一阶段的安排部署均以文件和表格的形式印发到各整党单位、支部,做到每一阶段有动员、有部署、有检查、有小结｡尤其是对照检查阶段,各整党口及主要负责人的对照检查,安排了几上几下反复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然后再通报检查｡三是方法活｡学习方法有专题辅导、个人自学、集体阅读、分组讨论、典型发言、考核测验等形式｡检查方法有领导带头主动检查、互相谈心启发检查、开展批评帮助检查、抓住重点着重检查、分类督促指导检查等形式。四是要求严｡区委常委为找准自已的问题,在每期学习整党文件轮训班上安排半天时间请党员帮助区委找问题；在对照检查阶段,又要求各整党口安排专门时间给区委提意见,并对这些意见一一进行检查对照、分析、查根源,落实整改措施｡1986年初,第一批整党工作结束｡
1986年1月14日,城南区开始进行第二批整党,60个基层党支部共477个党员参加了整党｡市委常委专门负责指导,并派调8名联络员｡区委抽调20名机关干部帮助基层整党｡区委要求第二批整党要比第一批搞得更好,要坚持一条原则,既要解决问题,又不搞乱｡迈好三步:学习整党文件；对照检查整改；组织处理,党员登记｡解决四个问题:一是认真对党员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调动广大党员干四化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二是对党员进行形势教育,肃清“左”的流毒和影响,坚决按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事；三是严肃处理极少数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纠正各种不正之风；四是搞好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解决好少数党支部“党不管党、党不像党”的问题,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对经济工作、业务工作的领导、保证、监督作用｡全区整党分九个口进行,第二批整党于当年6月份圆满结束｡全区984名党员,100%参加了整党｡
(四)纯洁组织，重新登记
1990年3月～9月全区党员进行了一次重新登记,参加这次党员重新登记的党支部有139个,党员1410人(含预备党员),有1403人准予重新登记,7人不合格不予登记,其中有3人暂缓登记,有1名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不予登记｡期间,举办了入党积极分子学习班,390名入党积极分子参加了培训｡年底,发展了26名新党员,办理了34名预备党员的转正手续｡
城南区的整党工作,一是主要领导亲自抓,领导班子以身作则,搞好各级领导的自身整党；二是对全区的各个部门整党做到认真检查；三是底数比较清楚,整党要解决的问题抓得准；四是紧密结合城南区的实际,采取灵活多样的、行之有效的整党方法；五是注意把党性教育贯彻整党的始终,在增强党性提高党员思想政治素质上下功夫；六是把整党同改革同经济工作紧密结合,做到以整党促经济、促改革｡通过区、街、居委会三级全面整党,达到了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的目的｡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有了一定的提高,业务指导思想更加明确,机关作风正在朝着“三个服务”方向转变,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得到发挥,新的不正之风得到纠正｡与此同时,核查“三种人”的工作与整党同步进行｡在整党的基础上,新建了工交、教育、公安、区直机关四个党委,发展了49名新党员,其中知识分子26人,占53%｡

二、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建设

(一)政治思想上系统清“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变｡为了系统地清理“左”的错误,1983年2月,区委召开常委会议和区委一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学习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和中央《关于湖南工作座谈会纪要》,传达省、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开始全面系统清理”左”的错误,重点抓了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举办党员、干部培训班｡加强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增强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在企业和居民中开展“左”倾表现和危害的教育｡二是整顿治理群众反应强烈的政法队伍｡1983年3月,区委分二批对城南区所属的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的干警211名进行轮训,轮训人数占总人数的97.3%,在纠“左”的同时,进行“整纪刹风”｡
(二)全面落实党的政策 
区委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案件进行了认真的清理,解决历史上的遗留问题,彻底平反冤假错案,特别是重点清理和平反了“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革”四个时期的冤假错案｡至1988年,全区安置落实政策人员86人,其中安排工作的50人,退休安置的24人,作正常死亡对待的11人；给生活出路的1人,对原处分偏重给予了纠正的45人｡解决受到错误处理的家属及其子女城镇户口26户,305人；错划“右派”全部改正；反右倾中遗留问题全部复查处理；“四清”和“文革”中补划的四类分子全部平反纠正｡为8名地下武装、起义投诚人员落实了统战政策｡对全区1978年以前受党纪处分的63人(应列复查范围21人)进行了全面复查,纠正了19人的冤、假、错案(全错全纠的15名,部分错部分纠的4名)｡
1985年为33名知识分子落实了政策,吸收了28名优秀知识分子入党,95名知识分子被提拨到各级领导岗位｡1988年,为8名知识分子报批由集体职工转为国家干部,为41名民办教师转为国家编制,为20名集体医务人员转为国家医务人员；解决知识分子家属子女农转非69人,解决80多名知识分子的住房困难、子女就业,解决5对夫妻两地分居等问题｡为学校、医院落实政策的对象发放了3万元困难补助｡同时,区委加强了对经济工作的研究、决策,在业务指导思想上实现了重点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
城南区通过政治思想上系统清“左”,全面落实党的政策,全区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全面系统地清理了“左”的影响,端正了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认识,增强了党的团结,促进了思想解放,提高了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的自觉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展经济,成为全区党员干部和人民的思想主流｡

三、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区委遵照上级指示精神,在各大机关设立党组,在区直一些部门和各街道设立党委或党支部,各企业单位和居委会设立党支部或联合党支部｡1984年4月,区委分别在区人大常委会、区人民政府、政协城南区委员会设立党组｡1985年,根据中央、省、市有关精神,中共城南区委为了加强对教育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衡阳市城南区教育局党委｡1986年3月7日区委以南发[1986]5号文件《关于扩大区直机关党委管辖范围的通知》,明确公安南分局、区法院、区检察院、区机关党支部、区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党支部都隶属区直机关党委管理｡1988年3月29日,白沙洲街道召开了第一次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白沙洲街道第一届委员会｡1988年7月,根据中共城南区委[1988]23号文件精神,将中共城南区委直属机关委员会改为中共城南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1990年初,区审计局成立,同时建立区人防审计联合党支部｡1990年5月,为了加强对企业的领导,区委以南发[1990]3号文件,决定成立中共衡阳市城南区计划经济委员会｡
1991年4月,区委以南委发[1991]8号文件批复,同意成立中共衡阳市城南区城建委员会｡对区属企业和居委会,只要条件具备就成立党支部｡ 1983年1月～
1991年12月,城南区先后新成立了50个党支部｡

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区委结合整党,狠抓了党的作风建设｡1984年2月24日,中共城南区委作出《关于加强自身思想革命化的规定》｡要求区委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上,多做实际工作,不搞形式主义｡严格执行党的《准则》,自觉做到“七不”:不利用职权为自己的子女及亲属安排工作、挑选工种或搞“农转非”；不乱批条子、拉关系、走后门,不能以任何方式为个人谋取私利；不拖欠公款,不动用公款请客送礼、游山玩水；不接受请吃和礼物；不拿不应得的会议纪念品和奖品；不在住房、用车等生活待遇问题上搞特殊化等｡区委领导一直以自订的规定作为镜子,经常对照,严格要求自已,没有人因私事用过汽车；没有人借用行政经费；不少领导的家距机关十多里,不管酷暑寒冬,坚持骑自行车；会议讲话或大会报告,坚持自已动手写稿；参加基层表彰会,不吃请,不受赠,不拿纪念品｡由于自身过硬,为基层起了良好的带头作用｡1984年,区委印发了4个有关端正党风的文件,要求基层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按照《党章》和《准则》提出的标准办事｡年底对29个区属单位进行了党风检查,明显好转的10个,比较好的15个,比较差的4个｡
1987年10月10日,区委以南发[1987]30号文下达了《关于帮助区委常委搞好党风建设的通知》,通知要求区委常委进行党风自查,主要从三个方面自查,一是党政领导班子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两个基本点”的情况；二是党政领导班子做表率,带头端正党风、维护党纪的情况；三是党政领导班子抓党风建设,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情况｡1985年～1988年,区委进行党风情况调查,抓了党章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学习教育,开展整党工作｡把查处党员干部中的严重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官僚主义等违法乱纪的问题,作为从严治党、端正党风的重点｡三年,共查办违纪案件19起,结案18起,办结率为95%；在已结的18起案件中,涉及党员干部19人,其中,受到党纪处分的10人(开除党籍的1人,严重警告的1人,警告的8人),党内通报批评和教育的9人,追回赃款6900多元｡
1988年11月5日,中共衡阳市城南区五届三次全会通过了《关于保持党政机关廉洁若干问题的规定》,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严格控制行政事业单位收费；任何党政机关都不得把正常的本职工作改变为有偿服务,收取费用；严禁乱搞摊派、“赞助”；严禁机关和机关干部利用职权和工作关系索贿受贿、收受钱物、贱买白拿和无偿接受试销、试用产品；严禁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收受“回扣”。同时建立《党委议事制度》、《党内民主生活会制度》｡

五、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一)坚决把“三种人”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 
《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进一步要求把清理“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作为整党中纯洁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来完成｡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提出,在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同时,必须坚决把“三种人”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必须防止把“三种人”作为接班人选进领导班子｡1983年下半年,省、市委对清理“三种人”的工作进行了部署｡中共城南区委于1983年11月下旬召开三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决定从1984年1月上旬起,在全区范围内清理“三种人”｡区委成立了核查“三种人”领导小组,抽调干部组成专门的办事机构,组织专案组进行内查外调,对造反派头头及有打砸抢行为的人和事进行了一一查证｡经过清理核查,进一步纯洁了全区的干部队伍｡
(二)加强基层领导班子建设 
区委在加强自身革命化的同时,重视基层领导班子的建设｡对基层领导班子出现的问题,进行七个方面的分类:思想政治素质问题,领导和执政水平问题,民主集中制建设问题,廉政建设问题,“一把手”问题,领导者的责任机制问题,班子结构问题｡采取加强思想教育,努力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素质,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驾驭能力；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牢记宗旨,培养领导班子爱民、勤政、清廉的优良作风；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形成对权力有效的制约机制；优化机构,形成组合科学、富有活力的领导班子｡区委根据实际情况,多次调整基层领导班子,一是科学的搞好班子调配；二是进一步优化领导班子知识、专业和年龄结构；三是大胆选拔能担当重任的优秀年轻干部｡
1984年3月～4月份对区属企事业单位和区法院、检察院、各街道办事处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7月～8月份又调整充实了12所学校的领导力量｡

六、加强党管武装工作

城南区人民武装部于1960年成立,为地方编制｡1983年5月,经广州军区报请中央军委批准,于同年11月24日颁布命令,撤销衡阳市人民武装部,域内组建城南区人民武装部,隶属衡阳军分区领导｡12月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衡阳市城南区人民武装部,负责区内的民兵、预备役、征兵和战备执勤等工作｡1985年6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将县(区)人民武装部改为地方建制,工作人员改为地方干部,性质、任务不变,实行地方和军队双重领导,区人武部既是当地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又是区委的军事部门和政府的兵役机关｡1986年6月10日,区委以南发
[1986]11号文件《关于区武装部改归地方建制后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区委、区政府召开的各种会议及各部门召开的各种有关会议,通知武装部参加,给上级的有关文件和四大家的印发的文件,发送武装部｡1986年6月29日,城南区人民武装部由军队序列改为地方建制,机构级别由县级降为副县级｡同日,区委以南发
[1986]23号文件《中共衡阳市城南区委、衡阳市城南区人民政府关于城南区人民武装部改归地方建制后有关问题的通知》,把武装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为了加强党管武装工作,建立区人武部党委会,区委书记兼任区人武部第一政委｡历任区委书记兼任区人武部第一政委、党委书记以来,均尽职尽责,关心支持全区民兵预备役建设,搞好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坚持每季度或每半年到区人武部现场办公,征求意见,解决一些如办公用房、家属住房、随军家属的工作安排等实际问题,创建人武部良好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区人武部有一名领导进入区委常委班子,参与全区重大工作的研究和决策,切实保证党对武装工作的绝对领导,使党管武装工作经常化、制度化｡

七、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推进,人们思想获得大解放,经济迅速发展,但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一些丑恶现象乘虚而入,封建沉渣泛起；人们摆脱了“左”的思想束缚,又受到“右”的思想的干扰,存在精神污染现象；表现为政治上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封建迷信和一些非法出版的不健康的图书和音像制品出现在街头巷尾,严重地腐蚀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思想｡为了彻底清除思想文化领域内的精神污染,区委狠抓了全区精神文明建设｡
(一)开展“文明礼貌宣传月”活动 
1982年起,城南区将每年的3月份定为“文明礼貌宣传月”｡1984年3月,中共城南区委以[1984]03号文件,发出《关于转发城南区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关于开展第三个“文明礼貌月”活动的安排意见>的通知》,全区有1156个单位出动65000人(其中师级干部31人,县团级干部182人),出动72部汽车,94部板车、斗车,清运垃圾污土1650余吨,扫垃圾死角215处,清理沟渠530条,清扫街巷41条,冲洗人行道5条,填平地面36处共5100多平方米,修路3条｡区团委、区工会、区妇联组织街道、工厂、学校和个体工商业户在和平南路开展“为您服务”活动,义务修家电、钟表、义务理发等服务项目；城南医院两次组织医生护士上街为群众服务,服务项目12个,义诊952人｡全区学雷锋小组150多个,做好人好事1578件,上门为五保户挑水、搞卫生,为五保户捐款、送礼700余元,为儿童捐款3000余元,捐送玩具320余件、图书550余册｡全民文明礼貌月的开展,使城南区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开展创建“文明单位”活动 
 1984年4月18日,中共城南区委以[1984]08号文件发出《关于批转城南区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关于广泛深入开展建设文明单位的意见>的通知》,在全区城乡普遍开展建设文明单位的活动,并提出了建设文明企业、文明商店、文明学校、文明医院、文明机关、文明班组、文明居委会的标准｡1984年9月8日,全区召开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工作会议,区委副书记、区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主任罗忠勤在会上作了《统一思想,加强领导,为把衡阳市建成文明城市而做出贡献》的讲话,总结了区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取得的成绩,全区规划建设文明单位40个,建设好的10个,占25%,比较好的24个,占60%,一般的6个,占15%｡这次会议,将全区创建文明单位的活动推向了一个高潮｡1985年2月15日,中共城南区委召开“一九八四年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总结表彰大会”,有11个单位获得文明单位称号,有61人当选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1987年1月9日,区委制订《中共衡阳市城南区委关于“七五”期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措施》,区委与各部门、各街道、各单位签订《精神文明建设目标管理责任书》｡1989年8月5日,城南区委召开全区“市级文明单位”经验交流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先后被评为市级文明单位的苏眼井居委会、华南服装厂、六一小学、南雁包装材料厂、中南路小学、白竹皂居委会等6个单位的负责人,会上,6个单位分别介绍了各自创建文明单位的经验,将城南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三)开展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活动 
1984年,区委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形式,认真扎实开展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活动｡区委宣传部和区机关总支,组织区机关、四个街道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和工厂、学校的宣传员近千人,听取衡阳师专政史科三位讲师讲授《可爱的祖国》｡区工会结合工厂实际,印发爱国宣传材料,举办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黑板报｡团区委举办全区性游园和联谊晚会,举办“我爱衡阳”知识竞赛和赛诗会,举办“党在我心中”智力竞赛活动｡区妇联组织全区妇女学习张海迪,并开展“五好家庭”竞赛活动｡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全区掀起了“知我中华、热爱中华、振兴中华”的热潮｡1985年9月15日,区委发出南发[1985]26号文件《中共衡阳市城南区委关于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决定》｡1985年9月20日～21日,区委召开为期2天的“城南区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区委副书记陆胜民传达市委“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大会”的精神,并作了题为《认真落实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大力开展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报告｡9月21日,区委书记王宏作了《努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吸引力、感染力》报告,强调充分认识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特点,做好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会上,有学校、工厂、居委会、妇代会、公安派出所作了经验发言｡
1986年5月26日,区委组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报告团,利用身边的典型事迹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进一步促进了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活动在全区开展｡
(四)开展“打黄扫非”活动
区委、区政府各部门结合思想教育工作,整顿文化市场,从公安、工商、城管监察等部门抽调精干人员和区文化局一起组成清查办公室,连续开展大规模的“扫黄打非”行动,收缴了大量违禁书刊、磁带｡根据堵源截流的要求,重点清查了邮电局报刊零售公司的发行仓库和新华书店书库｡对清点出宣传封建迷信、暴力凶杀及内容反动和淫秽的书刊,盗版及淫秽音像制品等进行公开销毁｡从1988年开始,城南区成立了扫黄打非领导小组,从公安、工商、城管监察等部门抽调精干人员和区文化局一起组成清查办公室,连续开展大规模的“扫黄打非”行动,平均每年都有2～4次大规模的执法行动,查处非法出版书籍和盗版及淫秽音像制品｡

八、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四次代表大会

根据省委组织部[1985]3号文件的规定和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部署安排,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十二大精神和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改革的决定》,1985年4月18日～20日,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四次代表大会(当时亦称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代表102名(全区3月底共有党员709人,正式党员670人,占正式党员总数的15.2%)；各级领导干部代表65人,占63.7%；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代表21人,占20.6%；先进模范人物代表15人,占14.7%；军队代表1人,占1%；全体代表中,妇女代表30人占29.6%；年龄在45岁以下的54人,占53%｡
会上,区委书记王宏代表区委作《坚持改革,创新求实,为振兴城南经济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主要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集中主要精力把经济工作搞上去｡大力发展商业、服务业、运输业、建筑业,要做到工、商、服、运、建齐头并进；第二,着手抓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主要搞好价格改革和工资改革工作；第三,狠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城市管理和其他工作搞好；第四,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区委工作报告｡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四届委员会委员17名(按姓氏笔划为序):王宏、王光荣、方华庆、龙涛清、吉传芳(女)、李宁浩、李泽敏、李秀琴(女)、李德兴、陆胜民、严光科、罗忠勤、欧运鑫、范常青、凌春鹤、廖仁忠、潘屏伶。候补委员2人(按得票多少为序):吴小兰(女)、郑世英(女)｡选举产生了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9人(按姓氏笔划为序):吉传芳(女)、李绍春、吴立清(女)、邹学润、罗齐求、郭健、秦声广、彭朝庭、谭萍｡大会同时选举王宏、朱桂林、杨敏之、曹汉武、范常青、潘屏伶、谢笃凤(女)7人为出席中共衡阳市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4月22日上午,举行区委四届一次全会,选举产生中共城南区委常委8名(定9名,暂缺1名):王宏、廖仁忠、罗忠勤、陆胜民、吉传芳(女)、李德兴、潘屏伶、欧运鑫｡王宏为书记,罗忠勤、陆胜民、廖仁忠为副书记｡下午,举行区纪委二届一次全会,选举产生中共城南区第二届纪委常委5名:吉传芳(女)、吴立清(女)、李绍春、郭健、彭朝庭｡吉传芳为书记,彭朝庭为副书记｡
中共城南区第四届委员会任期三年(1985年4月～1988年4月)｡期间,1987年
10月,区委书记王宏调离,由副书记廖仁忠代理书记,同时夏德志任副书记｡1985年4月,根据中央、省、市有关精神,中共城南区委为了加强对教育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衡阳市城南区教育局委员会｡1985年5月,根据中共衡阳市委组织部的要求和城南区第二次党代会精神,决定成立中共衡阳市城南区委直属机关委员会｡
1985年2月,区委根据湖南省民政厅[1984]82号文件批复精神,在黄茶岭街道所辖的十个居委会范围内划分组建白沙洲街道｡是年2月19日,衡阳市城南区白沙洲街道办事处成立,同时成立了中共城南区白沙洲街道总支委员会｡1988年3月,成立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白沙洲街道委员会｡1987年8月,中共衡阳市城南区委业余党校成立｡
1990年10月25日～26日,区委召开全区党建工作会议,区委书记廖仁忠传达省六次党代会精神,区委副书记罗忠勤作了《坚定不移地加强党的领导,聚精会神地抓好党的建设》的报告,区纪委书记吉传芳作了《认真落实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推进城南区的党风和廉政建设》的报告,会议的召开和贯彻,将城南区党的建设工作推进到一个新阶段｡1990年11月6日,区委又发出《关于开展党建工作检查的通知》,检查内容包括党的思想建设、党风党纪、廉政建设、发展党员等方面｡

第二节 机关机构改革，建立、健全制度

一、进行机关机构改革，实行党政职能分开

1983年5月,中共衡阳地委、衡阳市委实行了合并,实行市管县的体制,并进行机构改革｡省委下发[1983]56号文件《关于县(市)机构改革的意见》｡是年12月21日,中共衡阳市委对中共城南区委下达了[1983]28号文件《关于城南区机关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1984年初,中共城南区委召开了会议,按照市委统一部署,研究部署全区机构改革的问题,坚决实行党政职能分开,解决以党代政的问题｡区委提出了《城南区机关机构改革的方案》,报送中共衡阳市委机构改革办公室｡根据衡阳市委的指示,城南区机构改革分为三步进行:第一步进行区机关机构改革；第二步进行街道机关机构改革；第三步进行企业、学校、医院的机构改革｡1983年,根据衡阳市委办公室[1983]28号文件精神,1984年1月成立中共衡阳市城南区委统战部,同时成立了中共城南区委老干部工作办公室｡1985年3月成立了中共衡阳市城南区委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归口纪律检查委员会｡1985年5月,根据中共衡阳市委组织部的要求和城南区第二次党代会精神,成立中共衡阳市城南区委直属机关委员会｡1986年11月区委决定撤销中共衡阳市城南区委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
1987年2月19日中共衡阳市委[1987]40号文件,决定将中共城南区委政法委员会正、副主任改称为正、副书记｡同年,区委成立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编制委员会办公室｡1984年～1987年,城南区机关完成了第一步机构改革的任务,区委共设立9个工作部门,政府共设立14个组成部门和4个工作部门｡1988年7月,根据区委
[1988]22号文件精神,将中共城南区委直属机关委员会改为中共城南区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1988年12月成立区委对台工作办公室｡1989年3月成立区委政策研究室｡1991年4月,区老干办改为区老干部工作局｡
通过机关机构改革,实行了党政职能分开,进一步理顺了各种关系｡

二、调整各级领导班子，改革干部制度

1984年1月,结合机关机构改革,在市委的统一部署下,区委按照“精干”的原则和“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对区直机关和街道办事处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区委在干部任命使用上,进行民主推荐和组织考察,并用适当的形式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最后,经区委常委反复讨论后,按干部管理权限,报请市委审批｡调整配备各级领导班子,坚持了新时期的用人标准,采取了民主推荐和组织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大胆起用了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有开拓精神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使各级领导班子的年龄、文化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调整后的区直机关各级领导班子,平均年龄由原来的47.2岁下降到43岁,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由原来的19%提高到54%,比改革前增长了35%｡新提拨的领导干部共16人,年龄最大的45岁,最小的27岁,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5人,占31.2%；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10人,占62.5%｡各街道新的领导班子由原来的48.7岁下降到41岁,比改革前下降了7.7岁,高中以上文化的由原来的28.5%提高到60%,比改革前增长了31.5%｡实践证明,新上来的干部大多数表现好,有朝气,有干劲,有事业心,勇于实践,敢于创新,能够开创新局面｡
1987年7月29日,区委以南发[1987]21号文下发了《关于贯彻中共衡阳市委、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干部制度改革的决定>的实施意见》｡意见要求要认真贯彻中办[1986]35号文件精神,对于不胜任现职的领导干部坚决地、及时地进行调整,实行干部能上能下、能下能上的制度｡并根据这个文件,从1987年10月开始,对全区区直各部门、各街道、医院、环卫所等单位领导班子进行了分批考察,并根据考察情况逐步进行了调整,择优提拨了一批干部｡1990年,对33名干部进行了换岗交流,对“两下”干部完成了文化补课,并作出了培训规划｡各级领导班子通过调整,更好地发挥了一班人的作用,推动了单位两个文明建设｡

三、调整和整顿居委会，建立三项制度、五项职责

1984年12月,根据衡阳市人民政府[1984]168号文件精神,对全区四个街道
41个居委会进行了全面整顿与建设｡区委、区政府下发了《关于对居民委员会进行整顿建设的通知》,为加强对“整建”工作的领导,区委成立了居委会整顿建设领导小组,由区委副书记罗忠勤担任组长,领导小组由12人组成,其中有区委常委4名,下设办公室｡各街道分别成立了整顿建设居委会领导小组,配备了专干｡区、街共抽调67名干部(区直机关16名)成立联合工作组,制订“整建”方案,派出工作组下居委会开展工作｡依据《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分五个阶段,采用民主的办法,选举产生居委会正、副主任及所属治安、调解、卫生、妇女4个委员会和经济服务站｡通过整顿,建立并健全了居委会、正副主任、居民小组长责任制；建立并健全了“四会一站”、民政工作、青少年教育工作制度和治安、卫生、计划生育、“四防”及居民文明公约｡全区共整顿建设了50个居民委员会及所属的“四会一站”,建立了745个居民小组,选举了居委会正、副主任110名(其中男性10名,女性100名),高小文化以上的占70%,50岁以下的占70%,平均年龄43.5岁,最小的年龄是22岁,党、团员占55%｡1988年,居民住宅小区陆续增多,居委会数量也随之增加｡全区居委会增至55个｡1990年,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区人民政府成立了试点工作领导小组,通过先试点后铺开,较好地宣传贯彻了居委会组织法｡自此,居委会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工作任务进一步明确,工作条件进一步改善,组织进一步健全,居委会的工作开始走上了法制轨道｡各居委会都相继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班子,建立了三项制度、五项职责,即:居民公约、居民代表会议制度、辖区单位联席会议制度；居委会工作职责、调解治保委员会职责、社会福利委员会职责、文教卫城管委员会职责、经济服务站工作职责｡

四、整顿机关作风，搞好“三个服务”

为了改进机关的工作作风,区委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制订工作岗位责任制。1984年初,区委常委建立了区委工作责任制,每个常委建立了岗位责任制｡
1984年5月底,区机关各部门、各街道普遍制订了工作岗位责任制｡区委实行每2个月一次的四大家(即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办公室主任联席会制度,促使四大家办公室主任深入所属部门和基层单位了解情况,为书记指导全区工作提供全面具体、真实可靠的情况｡二是努力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为基层服务｡区委建立了《关于区委常委会议议事范围的规定》,区委办、政府办联合下文《关于精简会议的有关规定》｡仅1984年上半年,区委召开的会议比上年同期减少30%｡三是领导带头改进工作作风,区委主要领导亲自动手起草报告、文件｡为了有较多时间下基层,区委尽量把常委会安排在晚上召开,区委各部门负责人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破除以往靠开会汇报的惯例,既减轻了基层单位的负担,又掌握了第一手资料｡1986年2月17日,区委在区礼堂召开有区机关全体干部、五个街道副股级以上干部、全体干警、区监察中队、区城管分队成员参加的“整顿机关作风”大会,参会人员376人,内容是整顿机关作风,搞好“三个服务”,采取“学、议、摆、查、订、改”的方法｡会上,区委提出了七项整顿措施:领导抓,层层抓；抓学习；抓教育；抓制度落实；抓组织生活和民主生活；抓调查研究；抓典型｡通过整顿,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反映区机关作风明显好转｡
中共中央十三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区委于1990年4月9日以南发[1990]12号文件《中共城南区委关于学习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决定>的实施意见》,要求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政机关、全体党员干部都要以坚决的态度,用整风的精神学习,同时要联系各单位和个人的工作实际,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把学习《决定》同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学焦裕禄、学雷锋活动结合起来｡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精神,1990年9月17日,区委以南发[1990]27号文件《中共城南区委关于印发<加强廉政建设,坚决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的意见>的通知》,提出了全区加强廉政建设、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的指导思想和方法步骤｡第一步搞好宣传教育,第二步搞好自查自纠,第三步搞好整改落实,第四步搞好检查验收｡通过以上文件的贯彻实施,机关工作作风日益好转｡

第三节　完善人大，设立政协

区委十分重视人大和政协工作,一是按照法律规定,认真组织做好人大、政协换届的人事考察安排和会务筹备工作,支持人大、政协如期顺利完成换届选举工作｡二是从干部配备,办公用房,经费开支,交通用车等方面支持或优先保证人大、政协工作的需要｡三是按照中央[1984]8、9号文件精神,重视人大的工作与建设｡区委及时组织区级四大机关领导成员认真研讨文件,要求“一府二院”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分别以区委、政府以及“两院”的名义,制定了贯彻中央[1984]8、9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印发到区属各基层单位｡四是从1984年5月开始,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明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列席区委常委会议,区委研究有关全区性重大问题时,通知政协领导列席参加,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听取人大和政协工作汇报,使人大、政协的工作真正纳入了区委工作的议事日程｡

一、召开八届人大会议

1984年4月5日～9日在区机关礼堂举行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应到代表195名,实到代表192名｡会议主要议程:听取和审议第七届以来区人大常委会、区人民政府、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讨论通过上述四个工作报告的决议；区八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城南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刘声凡,副主任张沿规、曾东凡、严光科、李文春(兼),委员12名｡选举廖仁忠为区第八届人民政府区长,陆胜民、李泽敏、杨东林、潘屏伶为副区长；选举罗齐求为区人民法院院长,谭萍为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举出席衡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49名｡

二、设立城南区政协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1983年1月25日《关于县(市)、市辖区设立政协问题的通知》和中共衡阳市委衡办发[1983]28、29号文件《关于批复衡阳市城南区机关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精神,设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衡阳市城南区委员会｡遵照政协章程及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有关规定,经中共衡阳市城南区委研究决定,于1984年1月1日成立城南区政协筹备委员会｡筹委会由19位组成,张信祖任主任,谢袁、凌春鹤、彭昌吉、罗美贞任副主任,成员有李德兴、林树森、彭仲瑗、许国棋、吴忠人、彭选卿、丁纯骅、毛有才、吴小兰、陈醉鲜、胡孟言、曾巨卿、释持德、颜卓甫,他们代表着中共、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群众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在中共城南区委领导下,经过各方面推荐和反复讨论,协商决定了政协衡阳市城南区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名单｡区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由17个界别、85名委员组成｡其中:中共党员29名,占委员总数的34.1%；非中共党员56名,占
65.9%；民主党派19人,占22.4%；女委员18人,占21.2%｡委员平均年龄50.2岁,最大的73岁,最小的24岁｡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59人,占69.4%；大专以上文化的28人,占32.9%｡
1984年4月4日～10日,区政协召开第一届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选举产生区政协第一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常务委员｡张信祖为主席,谢袁、凌春鹤、彭昌吉、罗美贞4人为副主席(1985年4月林树森调任副主席),常务委员19人｡届末,政协委员为100名｡

三、加强统一战线

(一)树立统战观念
区委十分重视统战工作,制定了“两学”“两议”“三放手”三条措施:“两学”是认真学习党的文件,学好统战理论,加强统战理论宣传,牢固树立统战观念｡“两议”是各级党组织把统战工作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党委、党支部都要有专职或兼职统战委员,并定期会议研究统战工作｡“三放手”是放手开展对台宣传,区委宣传部和统战部要有具体统战实施计划｡放手广交朋友,区级领导坚持走访“三胞”( 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每个区委常委要联系2户台属,放手抓好重点人物的统战工作｡1986年2月26日,区委召开“统战理论宣传会议”,传达贯彻中央[1984]16号和[1985]2号文件,全区机关和单位200人参会｡1986年3月25日,区委邀请了7个民主党派21人举行座谈会,征求区“七五”计划的建议和意见｡
1986年5月15日区委以南发[1986]9号文件《关于调整“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调整后的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区委副书记罗忠勤担任｡1988年5月,城南区“三胞”亲友联谊会成立,有会员55人｡1988年12月,全区有民主党派7个,20个支部,415人｡起义投诚人员145人,黄埔同学会21人,原工商业者151人,宗教人员15人,“三胞”人员18人,“三胞”亲属2440人｡区委利用每年召开春节茶话会、中秋茶话会、形势报告会,宣传统战理论；积极组织人员学习统战知识,参加市统战知识抢答赛｡
(二)落实统战政策 
1983年12月,区委根据省、市委有关要求,设立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1984年初,区委成立了“区落实统战政策领导小组”,抽调一部分力量,配合市检查组从事落实统战政策工作,解决疑难问题｡9月,区落实统战政策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区委统战部部长兼任办公室主任｡机构成立后,先后接待统战政策来访310人次,来信85封,纠正17起冤假错案,给8人恢复了公职,给7人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给
2个受株连的家属子女重新安排了工作,发放了“文革”期间统战对象118人被停、扣发工资10.17万元｡至1987年,城南区统战对象的历史老案全部复查完毕｡
(三)安排非党干部
区委十分重视党外人士的培养教育和工作安排,组织统战对象分别参加中央党校和省、市、区委三级党校的培训,把非党干部安排作为政权建设的大事列入党委工作议事日程｡1984年机构改革中,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配合组织部门考察推荐了四名非党干部进入区级领导班子,协商推荐了18名党外人士当选区人大代表｡1990年,全区安排党外副科级以上干部12名,区政协安排了非党委员、非党常委、非党副主席｡区人大安排了非党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政府安排了非党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并安排非党科级干部到区监察局、审计局、司法局、商贸局、民营经济管理办公室、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五个街道办事处任职｡同时聘请了15名党外特约监察员、审计员、教育督导员｡

第四节　启动区街企业经济体制改革

一、区街企业经济体制改革，顺利完成“六五”计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区委贯彻中央关于“经济要抓紧,改革要坚决”的方针,围绕搞活企业、提高经济效益这个中心环节,由区委常委和正副区长采取定厂包干负责的办法,分头带几名干部深入下去,在区街部分企业试行了经营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对区街企业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
(一)改革管理模式，扩大企业主权 
区委、区政府成立工作组,进驻衡阳市第三汽车配件厂开展试点工作,改过去支部书记负总责为厂长负总责的模式,取得了较好效果｡试点工作成功以后,随即在全区18个企业单位推广｡经区委同意,区政府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区属集体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管理机构层层“松绑”、“放权”｡从生产经营管理、物资选购、资金使用、机构建置、人事劳动管理、工资奖金、联合经营、厂长经理职权、职工民主管理、汇报请示制度等12个方面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各街道办事处也对所属企业作了相应的暂行规定,增强了企业自我发展、自我改造和应变的能力｡
(二)改革劳动人事和工资制度
对企业的管理人员,改干部任免制为选举聘请制,对企业厂长实行民主选举或公开招聘｡改固定工制为合同工制｡1985年,实行企业单位干部工资与行政机关工资标准脱钩,执行企业工资标准,以工资额套改｡工人实行新的等级工资,以老级套新级,同时推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的办法｡1986年开始,区属企业新招工人从固定工改为合同制工人｡改固定工资为浮动工资,企业内部实行基本工资加奖金、计件工资、定额计件工资、结构工资、单项承包等多种形式的工资制度。
(三)改革计划体制和价格体制 
1983年,区计划经济委员会按照“微观搞活,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下放了计划管理权限,缩小了指令性计划,扩大了指导性计划｡对区属企业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计划体制｡在价格体制改革方面,区物价检查所在上级物价部门指导下,按照1987年9月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1988年国家对价格改革提出的“进一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商品的范围,扩大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的范围,实行以市场价格为主的三种价格并存的形式”,在管理上实行“放调结合、分类指导、双轨过渡、分步渐进”的方针,具体规定了继续扩大市场调节和指导价格的品种范围,从而使价格体系的改革进一步加快｡
(四)改革街道、居委会经济结构 
为了发展街道居委会经济,区委调整了街道管理机构,1985年出台了《关于街道机构改革的决定》,一是扩大了街道办事处在城市管理方面的权限,较好地发挥了区职能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两个方面的作用｡针对街道、居委会小型工业企业多,而又不能适应市场的情况,各街道办事处按照区委、区政府提出的“量力而行,讲究效益,拾遗补缺,小型多样”的要求,大力提倡和鼓励街道、居委会发展便民、利民的生产生活服务事业,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1985年全区新增街道和居委会集体企业9个｡
经济体制改革,搞活了企业,发展了经济,顺利完成了“六五”计划｡
1985年,全区完成社会总产值达到了3649.7万元,比1980年增长68%,五年平均递增10.9%；实现总利润234万元,比1980年增长84.25%,五年平均递增13%；完成税收入库367万元,比上年增长37.5%,比1980年翻了一番多｡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六五”期末,全区在校学生12026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100%｡全区总人口
140957人,出生人口1409人,计划生育率为99%｡

二、巩固改革成果，完善经营承包责任制

经营承包责任制,采取工厂企业向区街承包,车间班组向工厂企业承包,职工个人向车间班组承包,做到了目标明确、责任落实,取得较好的效果｡为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经营承包责任制,使承包经营继续健康、深入地发展,切实解决经营承包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区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办法｡1984年9月17日～19日,区委召开改革和开放工作会议,传达市委召开的县(区)委书记和县(区)长会议精神,总结了前段的经验｡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重要意见,一是提出了在1990年前分二步走,第一步,继续围绕打破“大锅饭”,全面推行和完善各种形式的经济承包责任制；实行政企分开,开创外引内联｡第二步,抓好老企业的技术改造和企业体制的改革,进一步扩大和巩固改革和开放工作的成果｡二是提出了“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稳一点,速度要快一点,效益要高一点”的要求｡针对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概念不清的问题,区委出台了一系列文件｡1985年出台了《关于街道机构改革的决定》、《关于区街企业职工建立劳动工资卡问题的试行规定》、《关于进一步扩大区属集体企业自主权的补充规定》、《发展科技工作、提高科技人员待遇的试行规定》、《关于加强全区财务管理的暂行规定》、《关于区街商业服务业归口管理的暂行规定》｡三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区委决定在全区干部职工中深入开展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围绕打破两个“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区委组织区级领导干部到有关单位进行讲解,组织讨论,通过讲解和讨论,全区干部职工明确了经营承包责任制迫使企业走向社会、参与市场竞争、以销定产、自主能动求发展,为企业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对于在经营承包中一些界限的区分问题,1986年7月25日,区委以南发[1986]24号文件《关于划清企业正常经营活动与不正之风的几个界限的暂行规定》,要求既要开放搞活,发展经济,又要防止和纠正不正之风｡各个文件的出台和执行,使城南区的承包经营得到逐步完善,继续健康、深入地发展｡

第五节　加强法制建设， 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制被践踏,党政机关一度瘫痪,社会秩序陷入混乱｡“文革”结束后,一些黄赌毒等社会沉渣乘改革开放之机重新泛起,刑事、经济犯罪突出,暴力案件增多｡加之,许多企业实施减员增效、职工下岗,社会待业和闲散人员不断增多,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对此,中共城南区委、区政府对社会治安形势进行了认真分析,分别情况,采取了一系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设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构,开展专项斗争,严厉打击各种严重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教育挽救失足者,有效地维护了社会治安秩序｡

一、设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构

1989年5月,城南区成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1990年4月成立城南区依法治区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根据中共中央[1991]7号文件精神,1991年4月8日,南发[1991]14号文件《关于成立城南区社会综合治理委员会的通知》,城南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改称为城南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由区委副书记罗忠勤任主任,由常务副区长、区人大副主任、区政协副主席、区武装部长、区政法委书记、区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城南分局局长任副主任。下设办公室(简称综治办),综治办主任由政法委副书记兼任,归口政法委管理,与政法委员会合署办公｡从政法部门选派5名干警分别到五个街道任党委副书记,专抓综合治理工作,各街道分别成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配置一名街道副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从坐落单位抽调200人,除留2人参与办公室工作外,其余人员分到61个居委会进行治保巡逻｡1991年底,全区263个单位先后建立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班子｡

二、开展“一五”普法教育，实施“依法治区”

1983年3月30日～31日,区委在雁城路举办为时2天的以新《宪法》为中心内容的法制宣传服务日活动,全年以《刑法》、《刑事诉讼法》、《婚姻法》为法制教育基本内容｡1984年,坚持法制宣传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思想,大张旗鼓地宣传《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1985年,集中宣传《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各种专业性法律法规｡召开坐落单位片会3次,参加会议人员620人,印发各种宣传资料16800余份,利用有线广播宣传法律法规150次,撰写广播稿740余篇,出黑板报970期、宣传栏2174期,制作法制宣传图片250张｡
“一五”普法(1986～1990)期间,根据国家司法部和省、市关于公民普及法律常识教育的指示精神,1986年区人民政府制定了《关于五年内在全区普及法律常识的意见》,明确“一五”普法内容为《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经济合同法》、《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道路管理暂行规定》等
16个法律、法规｡成立了城南区普法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由区司法局局长担任办公室主任。订阅普法读本55344册；举办普法骨干培训班27次,培训3450余人次；召开群众大会498场次,参加大会99100余人次；干部大会413次,参加大会16699人；法制宣传报告会11场,上法制课1300余场｡对辖区39个县(区)团级单位领导的学法情况进行测验,参加测验280人,人平分数98.6分｡1987年,宣传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制教育,维护安定团结的决定》,各街道分别设立宣传站,开展《决定》宣传周活动,张贴《决定》300余份,印发宣传资料1000余份,征购《决定》录相带下发各街道及区属企事业单位,培训宣传员700名｡上半年,全区组织3600人参加衡阳市“一法一条例”考试,人平得分97.47分｡10月,组织1396名干部参加衡阳市“五法”统一测试,人平98.6分｡1988年,在境内衡阳钢管厂开展《企业法》宣传活动,举办一次《企业法》知识擂台竞赛,出题200道,参赛干部职工4700余人｡1988年8月,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依法治市规划》和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作出的《关于开展依法治市,振兴衡阳的决议》精神,区九届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加强法制建设,推进依法治区的决议》,10月,区政府首次发布了《开展依法治区的实施方案》的通知｡1989年,境内302个坐落单位有287个单位成立了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256个单位制定了普法依法治理方案｡1990年,全区1691人参加湖南省“三湘普法杯”竞赛,取得较好成绩,得到衡阳市司法局的肯定｡当年,还对153个单位和2840人的学法情况进行验收,分别颁发了“十法一条例”集体合格证和个人合格证｡区普法领导小组和普法办被评为市普法工作先进集体｡先锋街道、区教育局、五建公司被评为市“一五”普法先进单位,有7人被评为市先进个人｡

三、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

(一)集中整治社会治安，开展专项斗争
1983年以来,区政法委协调政法各部门,实行一地一治、一厂一治、一案一治的办法,集中整治社会治安｡
一是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1983年8月,区委成立了打击刑事犯罪分子领导小组｡ 1983年8月～1987年4月,在省、市委的统一部署下,召开联合办公会议35次,组织公检法司研究讨论重大疑难案件46起,召开群众大会234场,组织较大规模的统一行动10次,并分三个战役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严打”斗争｡第一战役
(1983年8月～1984年7月),重点打击杀人、放火、强奸、流氓、抢劫、重大盗窃、故意伤害、拐卖人口和引诱妇女卖淫等严重犯罪分子,摧毁流氓犯罪团伙23个｡第二战役(1984年9月～1985年2月),重点打击流窜犯、盗窃犯、赌头赌棍；第三战役(1986年6月～1987年4月),重点是深挖惯犯、屡犯和流窜犯｡三大战役,全区共依法从重从快从严惩处各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1040人,其中102人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193人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1987年结合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颁布实施,开展了为期5个月的查禁赌博、卖淫、嫖宿专项斗争｡共查获卖淫、嫖娼违法犯罪人员100名,其中卖淫妇女43名,教唆、引诱、介绍和容留妇女卖淫分子8名,嫖客49名,摧毁卖淫、嫖娼窝点9个,卖淫嫖娼团伙5个｡
1988年～1989年,开展打击车匪路霸、破坏电讯设备的专项斗争｡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禁毒的决定》｡区政法部门配合市里开展从重从快打击贩毒犯罪的专项斗争｡1991年9月,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在全国部署了反盗窃专项斗争｡城南区全力以赴投入到反盗窃专项斗争｡
二是严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根据中央依法“从重从快”、“从重从严”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指示精神,按照省、市统一部署,区委政法委协调政法各部门开展了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斗争｡1984年,全区新立经济大案要案5起,查清结案的4起；历年积累的复查案件4起,结案3起,追回赃款赃物22万元｡1986年,区政法委协调政法有关部门认真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经济犯罪的决定》,经济犯罪立案51起,其中万元以上的大案16起,年底结案37起,为国家和个人挽回经济损失210万元｡
(二)推行治安责任承包制，创建综合治理模范小区 
1984年开始,城南区连续4次被评为全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区｡
一是推行治安责任承包制｡1987年贯彻落实了市政府《关于依法治市规划》,推行了治安责任承包制,在全区1700栋居民楼院和单位开展护厂、护店、护校、护院活动｡单位内的职工家属住宅区由单位保卫科负责安排看护,建立门卫登记制度,栋栋楼院日夜有专人看护,5个街道63个居委会制订了依法自治章程｡1988年,区委、区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了省人民政府[1988]4号文件和市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在全区范围内推行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承包责任制,216个单位与区政府签订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承包责任书,收交抵押金32250元｡年底,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评比,召开现场经验交流会,实行奖罚兑现,经民主评定受奖单位21个,受表扬单位39个,受罚单位45个｡1990年,区委、区政府认真落实了市政府《关于创建社会治安模范市的决定》,辖区内各街道、居委会及驻区企事业单位,普遍建立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承包制,做到横向包到边、纵向包到底、条块结合、分级承包,245个独立党支部单位与区政府直接签状,129家特种行业与公安分局签状,
255家私营企业、个体经营户与派出所签状,87个居委会、街委企业与街道办事处签状｡实行年中抽查,年末评比,评出先进集体28个,受表扬单位35个,受罚单位30个｡
二是创建安全小区｡各街道、居委会和企事业单位分别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28个,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1990年在纺织新村召开安全小区现场经验交流会,总结经验,推广典型,规范完善,促其发展｡
(三)基层政权实行政、社分开，成立联片调解组织 
1983年起,基层政权实行政、社分开,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置,实行在城镇以居民委员会为单位,全区建立了各类调解组织1040个,其中调解领导小组26个,调解委员会327个,调解小组687个,有调解人员3571人｡1983年,各调解组织针对青少年违法犯罪突出的情况,把帮教失足青少年的思想转化作为调解工作重点｡培训调解工作骨干1664人次,落实调解工作岗位责任制,216个单位的领导与城南区政府签订了承包责任书,建立了联防联片组织网络,实行人民调解“三定、五包”(三定:定时间、定对象、定任务,五包:包帮教、包预防、包调解、包信息传递、包法制教育)｡1985年,由区司法科牵头,以白沙洲街道为中心地区,坐落单位为成员,成立了衡阳市第一个联片调解组织,即城南区南片调解领导小组｡是年,有各类调解组织2294个,调解人员4880人,并对其中158个调解组织进行整顿,调整人员394人,补充调解人员180人｡根据省司法厅南县会议和耒阳会议精神,是年8月采取分片小集中的办法,先后在西站、先锋、雁峰和黄茶岭四街道举办调解主任培训班,共培训147人次｡1986年上半年,企业党委级单位普遍设立了调解领导小组,车间设立了调解委员会,班(组)设立调解小组,居委会设立了调解小组或调解员,调解组织进一步规范｡1987年,全区有各类调解组织922个,调解委员3771人,调解人员628人｡1987年5月以黄茶岭街道为中心,会同坐落单位成立城南区中片联防调解办公室｡全区新建调解组织122个,调解人员622名｡是年底,对辖区现有
656个调解委员会进行了分类评比,评出一类调委会372个,占总数的56.7%；二类调委会269个,占总数的41%；三类调委会15个,占总数的2.3%｡
1988年,城南区司法局与郊区司法局共同牵头,以衡阳钢管厂为中心地区,成立了衡阳市西郊城乡联合司法办公室,负责区域的纠纷调解、法制宣传和法律咨询工作｡联合司法办12人,其业务工作由城南区司法局和郊区司法局指导｡
1989年,对325个单位的调解组织进行查看整顿｡1991年,对306个调委会进行考评,一类222个,二类75个,三类9个｡
1991年,区司法局获国家司法部颁发的“调解知识竞赛组织奖”,调解员王冬秀获竞赛三等奖；衡阳钢管厂被评为湖南省预防纠纷激化先进单位,衡阳市水泥厂调解员罗大庆被评为先进个人,衡阳市油泵油咀厂调解专干刘振冰被评为预防纠纷激化先进个人｡是年,城南区首次建立了调解奖励基金,用于奖励调解工作有突出贡献的人员,五个街道共筹措基金1万余元｡
(四)发挥民兵作用，维护社会治安 
民兵是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配合公安武警应付突发事件的有力助手｡一是民兵把护厂护店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几年如一日,长期坚持昼夜巡逻｡二是按照区委统一部署,配合公安部门参加各种专项斗争和大的治安活动；三是在重大节日期间,组成执勤分队,在重要地段巡逻｡1991年,全区广泛发动和组织民兵配合公安部门维护社会治安,全区共出动民兵26000多人次,配合公安、保卫部门侦破各种案件96起,提供各种破案线索132条,抓获各种不法分子300多人,制止赌博、封建迷信460多起,调解处理各种矛盾纠纷240多起,缴获各种赃款脏物和挽回经济损失24万余元,涌现出见义勇为的民兵治安积极分子220多人｡ 全区21个单位被省、市、区评为治安先进单位,充分发挥了民兵在维护社会治安中的作用｡

四、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五次代表大会

根据《党章》有关规定和湘组电[1988]3号文件以及市委召开的县(区)委书记会议的安排,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88年4月20日～22日在区机关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99名,代表全区1026名党员,占全区党员总数的10%｡列席代表25人｡正式代表中,各级领导干部代表60人,占60.6%；专业技术人员代表20人,占20.2%；先进模范人物代表19人,占19.2%；全体代表中,妇女代表
30人,占30.3%；年龄在45岁以下的51人,占51.5%｡
会上,廖仁忠作题为《坚定不移地沿着党的十三大路线前进》的工作报告｡报告分二大部分:一是三年工作的回顾｡报告指出,三年来,区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先后召开了7次全体会议,就党的建设和经济工作等一系列问题及时作出正确决策,较好地实现了本届区委预期的工作目标｡二是今后全区的主要任务｡报告指出,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的基本路线,要抓住衡阳被省委列入改革开放试验区的“天赐良机”, 思想更加解放一些,政策放得更加宽一些,办法想得更加多一些,确保1990年末全面完成“七五”计划｡
吉传芳代表中共城南区第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作题为《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努力做好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工作报告｡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五届委员会,委员16人 (按姓氏笔划为序):王光荣、方华庆、吉传芳(女)、李宁浩、李安元、李泽敏、李德兴、严光科、陆胜民、罗忠勤、欧运鑫、夏德志、唐荣确、凌春鹤、廖仁忠、潘屏伶｡4月22日上午,选举产生了第五届区委候补委员3人(按得票多少为序):邓汉葵、吴小兰(女)、邹学润｡选举产生了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9人(按姓氏笔划为序):吉传芳(女)、李凤阳、李绍春、周志成、周孝富、赵修德、秦声广、郭健、廖丽萍(女)｡
1988年4月22日下午,中共城南区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区委会议室召开,选举9人为区委常委(以姓氏笔划为序):方华庆、吉传芳(女)、陆胜民、李德兴、欧运鑫、罗忠勤、夏德志、廖仁忠、潘屏伶｡廖仁忠为书记,罗忠勤、夏德志为副书记｡中共城南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于当日下午在区委会议室召开,选举5人为区纪委常委(以姓氏笔划为序):吉传芳(女)、李绍春、周志成、郭健、廖丽萍(女)｡吉传芳(女)为书记,郭健、廖丽萍(女)为副书记｡
中共城南区第五届委员会共召开11次全体(扩大)会议,并于1990年4月24日召开党的代表会议,与会代表94人,会议选举8人为出席中共衡阳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以姓氏笔划为序):王文全、吉传芳(女)、孙素娟(女)、陆均、陈尊和、罗忠勤、夏德志、廖仁忠｡
中共城南区第五届委员会任期内,1989年4月,新增潘屏伶为副书记｡1990年5月,成立中共衡阳市城南区计划经济委员会｡1991年4月,成立中共衡阳市城南区城建局委员会｡中共城南区第五届委员会任期内,圆满地完成了市委“试行市属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属地化领导”任务｡1988年7月,中共衡阳市委下发《关于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实行属地化领导的意见》,决定在认真进行试点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分层次地将坐落在境内的中央和省、市属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交由中共城南区委领导｡在市属企事业党组织属地领导期间,区委按照市委的规定,正确地履行了地方党委的领导职责:传达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的决议、指示；轮训党员,培训党务工作干部；审批党组织的领导干部；帮助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指导各单位党组织的换届选举工作和党组织的设置；指导各单位纪检部门抓好党风、党纪建设；开展城市社会主义思想教育｡1991年1月10日,中共衡阳市委下发《关于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停止实行属地化领导的通知》,中共城南区委随即将市属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移交市直有关局领导｡

第六节　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完成“七五”计划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工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大发展｡在高速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也不少,最突出的是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群众对改革的信心｡1988年9月15日～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正式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一、开展形势教育，奠定理论基础

1988年10月18日～19日,中共城南区委举行了常委会议,传达中央宣传部长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开展形势教育｡省委五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之后,区委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对中央两个会议和省委全会的精神作了认真传达贯彻｡市委五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结束后,区委常委又进行了两次认真的学习｡并结合城南区的实际情况对当前和下年的工作进行了认真的研究｡1988年11月3日～5日,中共城南区委召开五届三次全体(扩大)会,通过了南发[1988]39号文件《关于加强党的纪律、维护党内集中统一的决定》,要求要用铁的纪律和高度的统一,认真落实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1989年12月16日,区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讨论前段治理经济环境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部署下步的工作安排｡12月20日～23日,区委召开第五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和省委五届七次全会精神,研究作出了《关于进一步贯彻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方针,积极发展区街经济的决定》｡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十三届三中全会和省、市、全体(扩大)会议精神,确保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策的实施｡中共城南区委决定在全区广泛深入地开展形势与任务教育｡
12月28日,区委召开常委会,决定区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带头宣讲形势,建立联系点,区级领导和机关干部下街、下厂、下校、走访居委会,常委每天走一个单位,主管副区长对口走,学习贯彻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精神｡会上,对开展形势教育制定了措施并作出了具体的安排｡第一,要求各街道党委、区委、各部、委、区直各党委(总支、支部)学好中央两会文件,深入领会精神实质,学好省、市、区委全体(扩大)会议精神,把形势教育贯穿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全过程,紧密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存在的突出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用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认清形势,看到光明,明确任务,振奋精神,坚定改革信心｡第二,形势教育要突出重点,有的放矢｡重点是国家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要求各级领导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全面地分析十年改革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把成绩讲够,把困难讲透,把办法讲明,把前景讲清,通过教育,解决好为政清廉、增加办公制度的透明度和树立为基层服务的思想三个问题｡做到坚持治理整顿方针坚定不移,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不移｡第三,形势教育要针对不同情况和不同对象分层次进行,采取先党内、后党外；先机关、后基层；先骨干、后群众的步骤,分层次地开展,做到有针对性和实效性｡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带头抓、带头讲,组织干部群众座谈讨论,领导与群众直接对话,进行广泛的疏导,民主的平等的双向交流,摆真情、讲实话,上下沟通解除疑难问题｡第四,区委党校举办培训班 ,先领导干部,后一般干部,分期分批为基层培训宣传骨干｡各街道充分利用街办党校这块阵地,制订计划,力争对党员普遍轮训一次｡第五,要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形势教育；不避难点、热点,不搞你打我通；要有的放矢,不搞倾盆大雨；举行报告会、民主对话、演讲会、座谈会等形式开展形势教育｡通过对比,讲形势、讲任务、谈物价、话改革,查摆抢购风的弊端,剖析乱涨价的危害,纵论深化改革、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认清改革的艰巨性、长期性｡总之,中共城南区委通过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深入形势教育,使党的正确主张为干部群众所理解、所接受,成为上下一致的共同认识和积极行动,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全面深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

(一)加强物价管理，确保物价稳定 
1988年10月,“湖南省价格违法举报中心”成立,城南区物价所相应成立举报站,设立了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区委要求物价部门要关心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粮食、煤炭、“菜篮子”问题｡为此,区物价所配合市物价局,在境内开展物价大检查｡第一,下决心稳定15种人民生活日用消费品价格｡对口粮、食油、民用煤等日用品的价格从严控制｡同时加强对放开的日用消费品的价格管理｡第二,加强整顿流通环节价格,严禁对工业品多层转手批发,层层加价,零售单位不得按零售价格再加价销售｡严格工业生产资料价格管理,计划内生产资料要严格执行国家定价,计划外的生产资料,凡是国家规定最高限价品种,不准超过最高限价｡第三,经营中要明码标价｡单位要有物价台帐,个体经营者要备进货票据,以备检查｡检查范围主要是国营、集体和联营企业,以及行政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业户,重点检查违反国家物价政策、法规、乱涨价、乱收费、钻“双轨制”价格空子和高价转手倒卖重要生产资料及紧俏消费品或以物易物、非法谋取差价收入的单位和个人｡这次大检查,通过重点对工农业生产资料和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15种必需品和家电产品价格的检查,严肃了物价纪律,处理了违法案例,打击了哄抬物价、制造涨价谣言、煽动抢购风潮、扰乱市场秩序的不法分子,为整顿经济秩序、治理经济环境创造了良好、宽松的价格环境｡
(二)加强粮油市场管理，确保调价工作顺利 
1989年～1991年,境内多次出现粮油抢购风,境内各家粮店整天排着长队,不论品种,大量购买,秩序混乱,人心惶惶｡区委认真研究了这一现象,居民过量存粮,粮油商乘机哄抬粮油价,导致其他副食品价格波动,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为确保粮油市场稳定,省政府[1991]15号文件、省政府办公厅[1991]15号文件调整粮油价格｡区委区政府按照省政府文件精神和市政府关于调整粮油价格会议精神,认真细致的做好工作,一是召开各级领导干部会议,深入进行宣传教育,积极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全区分6个片向居民群众宣传传达,取得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二是区、街、居委会分别成立了粮油调价工作领导小组,区长夏德志任区粮油调价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三是由区物价所配合市物价局,在公安、工商、交通、粮食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下,各司其职,执行政策,打击囤积居奇、倒卖粮油的不法行为｡在全区党员、干部的努力下,加强了粮油市场管理,维护好粮油市场秩序｡
(三)打击经济犯罪，处理违纪案件 
1989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之后,区委成立了贯彻“两院”《通告》领导小组,在《通告》限期内收到举报线索129件,投案自首35人,坦白交待问题的37人,自首坦白金额75万元,退赃67.5万元；立案侦察39件,重点单位召开公开宣捕宣判会7场,宣捕110人,宣判58人,劳教80人；召开宽严处理大会1场,宣布从宽处理6人,从严处理6人｡1989年～1991年,破获盗窃工业器材案120件,查处贪污贿赂案件136件,审理各类经济案件1070件,为国家和集体挽回了经济损失1484.9万元,使11个企业避免破产,扶持24个企业正常生产｡
1989年9月28日,区委召开常委会,按照国务院64号文件精神,安排全区开展“三查” (查财务、查物价、查税收),并明确在全面铺开的同时,财务以计外收入为重点,物价以中、小学为重点,税收以个体户为重点,采取自查和重点抽查办法,区成立了“三查办”,并邀请人大、政协参加,配合纪检、监察进行工作｡至年底,全区自查户186户,其中企业152户,行政事业单位34户,自查面100%；自查有违纪行为的37户,自查违纪面30%；区“三查办”重点抽查110户,抽查面59%,抽查发现有违纪问题的56户,重点抽查户数51%；全区共查出违纪金额65.02万元,其中自查违纪金额19.59万元,抽查出违纪金额45.43万元｡对查出的违纪案件迅速核实处理,采取边整改、边调账、边入库的方法,严肃了法纪,为国家挽回了经济损失｡
(四)整顿交通秩序，确保运输安全 
根据省政法委、市人民政府通知要求,为了更好地配合整顿经济秩序、治理经济环境及整顿社会治安,区公安交警大队在全区开展整顿交通秩序活动,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具体整顿内容为清理街道和公路路阻路障，认真解决在街道公路上不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的乱挖、乱占、乱建、乱停、乱放等现象,整顿公路沿线集市,集市贸易一律不准占用公路,以保证公路的畅通；严厉查处无证驾驶,酒后行驶等现象；严肃纠正超速行驶、超载、客货混载,拖拉机及货运三轮车载人,不遵守按线行驶及信号指挥等违章行为｡区公安交通大队除每天留2～3人在机关值班外,全部上路执勤,确保整顿交通秩序活动的有序进行｡
(五)清理固定资产投资，整顿经济秩序 
城南区委认真传达贯彻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并结合城南区实际情况提出了具体贯彻意见,抑制社会需求,坚持“双紧”方针,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由区政府成立以主要负责人为首的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领导班子,加强对清理、整顿工作的领导｡从区机关清起,一直清到街道和各企业事业单位,列出在建项目和新上项目的清单,认真清理境内固定资产在建项目｡并由领导挂帅,分基建、技改两个小组,负责对全区的新建、翻建、技改项目逐项按计划批准的规模,实际建设规模、资金来源、施工进度等进行全面的调查｡将全区固定资产规模控制在中央、省、市的考核指标之内,实行年度计划规模和在建总规模双层控制,合理调整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使之逐步优化｡
(六)调整经济结构，清理整顿公司 
1988年11月5日,区委作出《关于保持党政机关廉洁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提出要重点整顿党政机关所办的公司,坚决清理整顿公司,惩治“官倒”｡区委重点清查了36家公司和党政机关办的企业13家,该停的停,该合的合,如区劳动服务公司的转体,区商业服务公司和区工业供销公司的整顿｡清理整顿后,撤销了6家,降格或变更名称的3家,合并3家；需充实资金、扩大场地、健全制度的20家；自动歇业的4家,并进行重新登记｡后期又对保留下来的20家公司进行回头看,立案查处违法违纪案件4起,收缴罚没款6万余元｡党政机关原在公司兼职的7人,全部辞去公司职务｡同时对现有工业企业采取“保、压、上”,保现在拳头产品,压滞销积压产品,上“短、平、快”产品｡“保、帮、调”,保销售旺、效益好的骨干企业,帮管理混乱、经营不当企业,对亏损企业实行“关、停、并、转”,以并、转为主,如区五建公司兼并石棉制品厂,区消防安全器材总厂兼并区粉末治金厂等,并投入资金280万元,扩建年产1000吨磷氨干粉生产线和锻压生产线,进行6项重大技术改造,开发32项新产品,新增产值746万元｡
(七)搞好清仓挖潜，保持经济发展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控制物价上涨、减少货币发行、紧缩财政、紧缩信贷、控制需求、稳定物价、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决策和省政府双增双节会议精神,区委把清仓挖潜工作做为“双增双节”的主要内容来抓,加强对社会集资的统一控制管理,把社会集资纳入银行信用管理的轨道,继续搞好“六清”,清理往来拖欠,减少超储积压,催收拖欠公款,清查挤占挪用,进一步控制资金潜力,加快资金周转｡并就做好清仓挖潜工作作出了安排部署:第一,建立组织｡在政府成立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抽调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各有关单位建立组织,由领导挂帅,并有专人负责,将责任、任务、指标落实到人｡同时制定奖惩制度｡第二,加强检查｡区政府挖潜领导小组,不定期地深入各单位进行检查,总结经验,经常深入重点企业帮助处理积压产品和收回欠款｡并把此项工作纳入工商企业经营承包合同内容之一｡第三,对“三项资金”占用压缩任务数,以各专业年初下达任务为准｡总的要求是,在年初的基础上压缩50%｡第四,对于处理积压产品造成的削价损失处理办法是,企业由于处理积压造成损失而影响承包基数者,财税部门要给予适当照顾｡第五,组织社会力量,处理积压和收回欠款,本企业无力解决的,要组织区内部分有这方面特长的人员协助处理｡在费用自理的前提下给收款人适当比例的报酬｡

三、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 完成“七五”计划

1986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区街企业已无法适应市场变化的情况,根据上级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结合区内企业的实际情况,区委、区政府提出了在认真做好职工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做到因厂制宜,实行了如分、关、撤、停、并、转、立、租等多种改革形式｡1987年3月18日,区政府下发了《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进一步发展区街集体经济的若干决定》,规定适用于区、街、居委会所有工交基商和服务性集体所有制企业,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1988年4月1日,区委决定城南运建公司与城南运输公司分离｡1988年5月19日,区委五届二次全会,通过下达《关于全区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实施要点》｡9月,区政府制定下发《发展集体经济的若干办法》｡1989年4月24日,经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将原市粉末治金厂所属的市天马鞋厂、市保温材料厂、雁南机电设备厂、五金胶件厂、密封填料厂分成5个区直企业,由区计经委归口管理｡8月2日,境内成立了衡阳市雁城城市信用合作社,为集体所有制金融企业,业务归口区财政局管理｡10月18日,区政府决定将衡阳市汽缸床厂、衡阳市雁城变压器厂作为区直企业管理｡12月,区政府决定衡阳市天马劳保用品厂、衡阳市城南整流器厂、衡阳市五金胶件厂三厂合并｡1990年9月8日,区人民政府下发南政发[1990]20号文件《关于批转区产品结构调整领导小组<关于加强对城南区产品结构调整工作领导的有关规定>的通知》｡
1991年1月,撤销袁家冲生产队,成立衡阳市南园商业经营部,为集体所有制企业,隶属区商业局管理｡10月,衡阳市保温材料厂成立,为集体所有制企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隶属城南区计经委归口管理｡通过深化企业改革,采取关停并转等方式,改变了企业的经营机制,增强了企业活力,搞活了一批企业｡同时,采取依靠科技进步,致力技术改造6项,投入资金230万元 ,开发新产品32项,引进新技术,增加出口产品｡消防安全器材总厂产品磷氨干粉远销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锻造厂产品“精锻”销往日本｡1991年全区完成社会总产值7833.25万元,比1990年增长36.13%；财政完成国家财政收入1063万元,增长10.56%｡
“七五”(1986年～1990年)期间,全区国民经济在前三年中,一直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在后两年中,尽管遇到了多种困难,经济增长幅度和经济效益有所减缓和下降,但从总体上看,仍较“六五”期末有所增长｡全区社会总产值由1985年的
3649.70万元,增加到1990年的5791万元,五年平均递增11.5%｡各项税收由1985年的367万元,增加到1990年的981万元,年均递增22.1%｡小学教育普及率、入学率、巩固率分别为100%,升学率为99%,全区在校学生13263人｡人口出生率控制在10%以内,计划生育率为99%｡

第七节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强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粉碎“四人帮”后,社会上和党内出现一些思想动向｡一方面,在一部分人中,仍然存在着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状态,阻碍着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贯彻；另一方面,极少数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人,利用中国共产党发扬民主的机会和十年动乱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困难,宣扬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从右的方面歪曲和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在这样两种思想倾向的影响下,造成了一部分青年思想混乱｡

一、李鹏视察境内钢管厂和天马山居委会

1987年3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鹏来衡阳考察。在湖南省省长熊清泉、副省长陈邦柱，中共衡阳市委书记翟守政，市委副书记、市长苏建民陪同下，上午视察了境内衡阳钢管厂。李鹏穿上工作服，戴上安全帽，视察了几个车间，听取该厂厂长殷文忠的汇报，并向正在工作的工人问好。下午，在中共城南区委书记王宏、副书记罗忠勤、区委组织部部长李德兴陪同下，视察了城南区西站街道天马山居委会。李鹏边走边看，对周围的优美环境连声叫好。在社区办公室，详细地听取了社区主任对社区党建、医疗、文体、教育、计生、治安、环境等方面的汇报。李鹏连连点头说，居委会建设很重要，天马山确实不错。并欣然题词：“李鹏，天马山居委会，一九八七年三月七日”。
李鹏,1983年6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85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11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并任国务院代总理｡1988年4月至1998年3月任国务院总理｡1998年3月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7年3月17日,市委转发市委宣传部《关于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教育的意见》｡区委十分重视抓好党员教育,成立了党员教育领导小组和业余讲师团｡为了搞好对党员干部的教育,1987年8月,成立中共衡阳市城南区委业余党校,同时调整和充实了5个街道的街道业余党校,并在基层新建5个业余党校,全区形成了以业余党校为主要阵地的党员教育网络｡采取领导和聘请教员讲课的方式,全区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培训党员和党员干部以及非党积极分子,对党员和党员干部、党的基层组织负责人以及非党积极分子系统地进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全区95%以上的党员参加了学习｡1987年8月25日,区委召开全区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市委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交流经验,研究如何加强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区委副书记罗忠勤在全区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报告｡区委书记廖仁忠作了讲话,讲话中要求全体党员干部首先要在理论上学好《邓小平文选》,学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本书；二是把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引向深入,进一步推动全区的文明建设；三是切实加强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做到同心同德,同向同步｡四是为宣传十三大作准备,迎接十三大的召开｡先锋街道、环城南路派出所、环城南路小学、市三汽配厂在会上作了经验介绍发言｡
1989年春夏之交,极少数人利用学潮, 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动乱波及到衡阳｡在这场平息动乱的斗争中,中共城南区委采取常委分片抓点,分五个街道四个联系点,着重抓了三件事｡一是认真学好十三大的理论,重点解决三个问题:其一是改革开放十年来,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问题是主要的,要求大家实事求是地讲清十年改革的伟大成绩,正确认识十年改革的巨大成就,进一步增强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其二是正确认识十年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引导干部群众用历史发展的分析的观点来对待改革开放,明确目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是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充分认识改革开放的必要性、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进一步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心；其三是抓好艰苦奋斗传统教育,积极引导干部、群众摆正国家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树立为国分忧、共渡难关的思想｡为了帮助全区干部、群众正确认清形势,区委宣传部根据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文件精神,编写了20个问题的材料,印出120份,下发全区各单位,以供学习时参考。另外,区委还组织机关干部下基层调查研究,在全区进行思想摸底,重点了解群众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并在黄茶岭街道开展了形势教育试点工作,广泛开展了“讲身边人,谈身边事,算身边账,治身边乱”的教育,收到很好的教育效果｡在全区推广后,全区干部群众进一步统一了认识,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行动,使全区干部思想得到了稳定｡
为进一步教育全区干部群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中央领导的重要讲话精神,一是连续编印了《坚决拥护党中央决策,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问答》等四个方面的辅导材料750份,下发给全区各单位党员、干部、群众学习｡二是着重从三个方面抓了全区的党员教育工作｡其一,中共城南区委用一周时间举办了全区基层党支部书记培训班,有75人参加学习｡学习中大家采取“学、思、议、讲”的方法,深刻领会了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领导的重要讲话精神,紧密联系思想实际,进一步统—了思想认识,树立了改革开放的信心｡其二,在轮训党的基层组织书记的基础上,坚持以街道业余党校和各单位党支部为培训点,又用一周时间采取“反思过去,思考未来”的学习方法,轮训了全区1300名党员,从六个方面统一了思想认识:一是统一了对这场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产生的原因和性质的认识；二是统一了对赵紫阳所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以及党中央对他采取了组织处理的必要性和正确性的认识；三是统一了对建立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新领导班子的重大意义的认识；四是统一了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挥重大作用的认识；五是统一了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认识；六是统一了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认识｡在轮训党员的同时,区委组织党员参观革命史实展览,由区委副书记罗忠勤带队,组织全区部分先进党支部书记、优秀党员代表参观罗荣桓元帅故居和革命事迹展览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其三,遵照邓小平关于“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的指示精神,由区委副书记罗忠勤带领区委办公室、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的同志,认真抓了西站街道党建工作试点,通过摸底调查,学习文件,民主评议,办培训班,建章建制,切实加强了党员的思想和组织作风建设,较好地发挥了街道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全街道100多名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三是认真抓好新时期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稳定了全区企业职工的思想｡由区委副书记潘屏伶带队组织人大、政协、政府办、计经委、工青妇认真抓了衡阳市第三汽车配件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试点,初步建立了以支部为核心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机制,为全区企业开展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较好的经验,进一步统一了全区各企业党政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为稳定全区企业干部职工的思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89年春夏之交,区委坚持以教育为主,全区干部、党员、群众思想稳定,在那50多天动乱期间,全区机关、街道、企业、学校、医院没有任何人上街参加游行、静坐、演说或绝食请愿,也没有任何人参加声援、捐款、散发传单、传播小道消息,更没有任何人参加非法组织和暴乱,而是坚守工作岗位,旗帜鲜明地反对暴乱,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高度保持一致,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确保了全区干部、群众思想政治的稳定｡

三、加强纪检监察工作，纠正不正之风

1985年～1991年,区纪委深入抓党纪教育,以党章、《准则》为主要内容,讲党课24堂,听众1500人；抓党内法规的学习,订购《党内法规选编》500多册,发至基层党支部书记和机关副科级以上党员干部；抓党纪电化教育,播放《关于共产党员违犯社会主义道德党纪处分的若干规定》11集录像片13场次,播放16部党纪教育片84场次,观众5000多人；抓正党风、保廉洁、守纪律的思想教育｡受理信访举报84件(人)次,立案查处违纪案件25件,办结23件,处分违纪党员15人,其中开除党籍2人,留党察看2人,撤销党内职务1人,严重警告3人,警告7人｡为发案单位挽回经济损失2.3万余000多元｡全区13个单位和22名个人廉洁奉公的典型事迹得到宣扬｡
1985年～1987年3月,全区开展了以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为主的“经打”斗争,共立案14起,办结率为100%｡追缴赃款、赃物价值43.5万元,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达20万元｡1987年3月31日,区委以南发[1987]8号文件批转区纪委《一九八七年纪检工作要点》,要求区纪委在继续抓好纪检、信访工作的同时,注意在纪检队伍的建设和职业道德方面下功夫,把工作做到基层,使城南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登上新的台阶,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促进城南区的两个文明建设｡1987年9月8日,区委以南发[1987]26号文件下达了《中共城南区委关于加强党风建设,自觉接受党内外群众监督的规定》｡
1990年6月,区政府聘请特邀监察员4名,廉政监察员11名,监察信息员2名｡

四、召开城南区第九届和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87年3月5日10日在区机关礼堂举行｡应到代表164名,实到代表159名｡会议主要议程:听取和审议上届区人大常委会和“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
区九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城南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陆胜民,副主任张沿规、曾东凡、林树森、陈辉春、李运璋(兼),委员9名｡选举廖仁忠为区人民政府区长,潘屏伶、唐荣确、李泽敏、杨东林、夏德志为副区长；选举罗齐求为区人民法院院长,李凤阳为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举出席衡阳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35名｡
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90年3月6日9日在区机关礼堂举行｡应到代表163名,实到代表156名｡会议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区人大常委会、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区十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城南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尹国春,副主任张沿规、林树森、唐荣确、王光荣、黄华娥、李运璋(兼),委员10名｡选举夏德志为区第十届人民政府区长,杨东林、李泽敏、李德兴、刘满衡、陈辉春为副区长；选举杜建章为区人民法院院长,李凤阳为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十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于1991年2月4日在区机关礼堂召开,依法补选封元建为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五、召开政协城南区第二届、第三届委员会会议

1987年3月5日～10日,区政协在区文化馆文娱厅(环城南路)举行二届一次会议,110名政协委员全部到会,选举产生政协城南区第二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常务委员:张信祖为主席,谢袁、凌春鹤、彭昌吉、罗美贞、丁纯骅5人为副主席,常务委员19人｡继1988年1月3日6日举行二届二次会议后,1989年2月27日～3月2日在区机关礼堂举行二届三次会议,通过凌春鹤因工作调动辞去区政协常务委员、副主席职务的决定；通过区政协二届七次常委会关于撤销刘勤政协常务委员、委员的决定｡
1990年3月4日～9日在区机关东楼七楼会议室举行三届一次会议,选举产生政协城南区第三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谢袁为主席,方华庆、罗东山、汪龙见、胡孟言、罗美贞、过杰超、周重九、彭锦辉8人为副主席,常务委员17人｡
1991年1月23日～26日在区机关礼堂举行三届二次会议,增补选举周佩芳、释大智为三届政协常务委员｡

六、召开城南区政协工作会议

1991年1月8日～9日,区委召开全区历史上第一次城南区政协工作会议,区委书记廖仁忠在会上传达全省政协工作会议精神,明确对政协工作的认识,指出要从坚持和完善基本政治制度的高度,要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稳定发展的高度,要从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高度,要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高度来认识,努力把政协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区政协第三届委员会主席谢袁总结了区政协从1984年4月8日正式成立7年来,区政协机构不断完善,自身建设不断加强,制度不断健全,工作领域不断扩大,委员的代表性越来越广泛,人数由85人增加到115人｡征集文史资料稿件191篇共42万字,出版资料5期｡区政协委员被评为各级先进生产(工作)者和立功、受奖者共
320人次｡
区政协成立后,作了大量工作,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政协委员深入工人、学生和群众中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的指示,为维护城南区大局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切实履行协商监督基本职能,城南区一至三届政协,围绕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7年间召开了7次全会、
33次常委会、8次专题协商会,先后10次组织224名(次)委员对区117个企事业单位和居委会进行了综合性视察和考察,开展了47项专题调查,写出调查报告32份,组织工作组或专门委员会进行各项活动189次,向区委、区政府共提出各种建议、意见388条,各类提案625件,建议案3件｡组织委员开展视察和专题调查共62次(其中:一届22次；二届24次；三届16次),召开各种协商会议173次,以座谈纪要或大会发言等形式提出意见和建议686条(其中:一届136条；二届230条；三届320条)｡三是广泛开展海内外联谊活动,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团结“三胞”,成立“三胞亲友联谊会”,7年来接待回衡探亲观光的三胞18人,为21名三胞亲属办理出境会亲手续,政协领导走访三胞亲友120人次,并为10名亲友排忧解难｡每年春节前夕召开一次有各界人士参加的新春茶话会,每年中秋前夕召开一次主要由“三胞”亲属代表参加的“话中秋月圆,促祖国统一”座谈会已形成了惯例｡区政协先后协助7名委员落实政策,其中就有1名台胞、2名侨胞｡四是发挥政协委员的优势,开展咨询服务,城南区一至三届政协,共办重点经济咨询和社会服务点13个,提供经济信息
113条(其中:一届35条；二届38条；三届40条)｡政协创办的上达综合服务部,上缴国家税收24万元,安排待业青年18人｡政协创办的上达业余学校,开办各类文化补习班和业务技术培训班41个,培训学员1531人｡

七、加强对工青妇的领导，发挥群众组织作用

1989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领导的通知》中指出:工会、共青团、妇联是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先进青年、各族各界妇女的群众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三大确立的基本路线,推动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必须切实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这些群众组织的作用。
1990年9月16日,区委以南委发[1990]26号文件《中共城南区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领导的通知>的意见》,提出要认真学习《通知》,深刻领会中央文件精神,切实加强党组织对工会、共青团、妇联的统一领导,积极支持工青妇依照法律和各自的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支持他们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维护各自所代表的群众的具体利益｡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和在国家、社会事务管理中的民主参与、民主监督作用｡切实加强工青妇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增强工青妇的活力｡在区委的领导下,区总工会、共青团、妇联积极行动,充分发挥了群团组织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区总工会按照全总、市总组织工作会议建设“职工之家”的六条标准,在全区基层工会组织开展创建“职工之家”活动,有6个“职工之家”成为市里典型,介绍了经验｡有关经验材料还在《衡阳工运》刊物上进行了介绍｡1990年下半年～1991年底,区总工会对各基层工会“职工之家”进行复查,全区省级“模范职工之家”1个、市级“先进职工之家”1个、区级“先进职工之家”9个、“合格职工之家”15个,先进工会小组40个｡同时,充分行使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管理权力,较好地发挥了职工当家作主精神｡区总工会在全区组织了“三学”、双增双节和合理化建议等活动,加强了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和工会基础工作｡团区委发挥了党的助手作用,自开展第一个文明礼貌月活动以来,团区委积极组织开展了“岗位学雷锋,争当主人翁”活动,组织团员青年学雷锋、学英雄、做好事,多次开展“为您服务活动”,义务服务达5000件次；全区共有学雷锋送温暖小组330个,为五保户、老干部上门义务服务达8000余人次；数次为五保户捐款、捐粮、送衣；在企业团员青年中开展百业夺标和工时竞赛活动；在广大青少年中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开展“党在我心中”“我爱衡阳”等知识竞赛活动,举办青年赛诗会、集体舞比赛及联谊游园活动；还开办业余团校,开设美术、摄影、舞蹈班,培训团员青年,丰富了团员青年业余文化生活,调动了广大团员青年在“两个文明” 建设中的积极性｡区妇联充分加强了基层妇女组织,组织了“巾帼建功”竞赛；开展了“四自”教育(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活动,至1991年底,共举办“四自”教育学习班252期,15000多名妇女参加学习；还组织广大妇女举行“理想之光”演讲会和“职业道德”报告会｡因此,区妇联荣获全市“妇女学文化、学科学”一等奖,受到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表彰｡1991年在全区妇女中掀起“学税法、懂税法、守税法”的热潮,上交税收超收了197万元,区妇联被评为全国税法宣传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同时还开展了创“五好家庭”,争当“三八红旗手”等活动以及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发展托幼事业,充分发挥了妇女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半边天作用｡

八、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

1990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试用本)》和省委、市委关于在农村与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意见,中共城南区委作出《关于在全区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决定》,成立了城南区社教领导小组,由区委书记廖仁忠任组长,下设办公室,下发了《城南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实施意见》｡全区各战线、各单位都相应成立了社教领导小组及办公室｡1990年～
1992年初,城南区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用了两年多时间,对全区的干部、职工、学生、居民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活动按宣传发动、专题教育、组织整顿、检查验收和总结评比四个阶段进行｡
(一)宣传发动 
1990年6月22日,区委召开常委会,专题研究社教工作,1990年8月1日,区委决定在区电大工作站举办一期《关于在全区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决定》学习班,组织副区级以上干部43人学习《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试用本)》｡
1990年8月16日,区委召开常委会,进一步研究区级领导学《纲要》,提出了学习的具体时间安排和实施意见｡1990年8月24日,区委就社教工作召开第12次常委会,传达省农村社教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区社教工作汇报、研究社教工作｡当年,开展了10个活动,全区召开群众大会16场,参加人员8000余人,配合工人阶级主人翁教育,开展劳动竞赛活动；区委组织部开展党章、党纪再学习,再教育活动,组织街道进行党章知识抢答赛活动；组织全区党员进行“我为党旗增光彩”活动｡组织形势报告会,召开企业社教工作会,召开专题经验报告会,有6个经验材料推广｡组织社教报告团,由7人组成,报告12场,听众5000多人｡组织开展学雷锋树新风活动。各项活动的开展,把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中｡1991年,区委研究社教工作达18次,根据中宣部、中组部
[1990]11号件精神,1991年1月10日,区委办下发南办发[1990]2号文件《关于扩大<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试用本)>学习范围的通知》,学习范围扩大到区直机关全体干部、各街道、公安城南分局副股长以上干部,区属各企事业单位党政主要领导和市属企业氮肥厂、湘南化工厂｡举办5期骨干学习班,培训175人｡上辅导课98次,参听者3165人｡1991年2月6日,区委下发南发[1991]2号文件《中共城南区委贯彻落实衡阳市委<关于在全市各级领导干部中开展学习焦裕禄、做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活动决定>的意见》｡1991年2月23日,区委下发南发[1991]3号文件《关于调整城南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充实和加强了区社教领导小组力量,为把社教工作引向深入,在深层次上收到实效｡同日,区委南发[1991]4号文件《关于城南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定点的通知》,在全区单位定
10个不同类型的社教点,要求这些单位全面总结上年的社教工作经验,制订深化社教工作的实施方案,使社教工作落到实处、收到实效｡1991年4月1日,区委办以南办发[1991]11号文件《中共城南区委办公室关于转发<衡阳市城南区一九九一年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在原10个点的基础上增加了2个点｡同时,区委、区政府从区各大机关抽调55名干部,由各大机关领导带队,组成工作组,以联系点形式开展“支、帮、促”服务,下到各基层单位指导社教｡各个工作组对广大职工、居民采用大会灌输全面讲、培训骨干深入讲、领导干部带头讲、到组入户补课讲、针对问题重点讲、形式灵活反复讲等方法,普遍进行了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政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和法制教育,并对党员和基层干部进行反和平演变教育｡1991年重点抓了13个社教口,召开群众大会26次,受教育人数达13000多人,占应教育总人数的85%以上｡
(二)专题教育 
一是贯彻十四大精神和邓小平南方谈话,统一认识,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二是在搞好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同时,认真抓好党风廉政,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和社会治安等专题教育｡同时根据不同阶层确定教育重点,机关干部重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工商企业重点是抓好社会主义优越性教育和职工基本国情和基本路线教育,增强主人翁责任感,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做到社教促改革、出效益｡学校则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自觉性；街道居民重点是开展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五爱”教育和时事政策教育,进一步提高文明素质｡为配合社教,全区开展了广泛持久的“三学活动”,即广大党员干部学焦裕禄、广大职工学王进喜、广大青年学生学雷锋活动｡结合庆祝建党七十周年活动,大张旗鼓开展“了解党、认识党、热爱党、建设党”的系列活动｡在企事业单位开展“想主人事、说主人话、干主人活、尽主人责”为主题的主人翁竞赛活动｡在基层单位开展“建设安定祥和小环境”活动｡结合文明单位建设,从社会主义法制教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新风尚教育入手,查不安定因素、不健康习惯和不文明行为,整顿社会治安、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打击刑事犯罪、严重经济犯罪和“六害”(卖淫嫖娼、制造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拐卖妇女儿童、私种吸食贩运毒品、聚众赌博、利用封建迷信骗财害人等6种社会丑恶现象),扫除各种歪风邪气,为全区两个文明建设创造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
(三)组织整顿 
工作组深入家庭院落、车间工地,走访居民,下发问卷调查表,了解情况和问题,将问题疏理排队、归纳总结｡在以上两个工作环节的基础上狠抓了“三个整顿”(整顿基层组织,整顿集体财务,整顿社会治安),在工作过程中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做到不整干部、不整群众,以思想教育、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并辅以组织处理｡这个阶段抓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认真清理财务｡对群众意见大、反映强烈的一些问题做了重点查处,对区属44个单位财务工作进行审计,查出违纪金额470万元；对税收、财务、物价进行大检查,查出违纪金额12万元｡对一些“吃、拿、卡、要”和“三乱”问题认真处理,查出的违纪金额50万元,处分违纪党员4人,其中开除党籍、留党察看、严重警告、警告各1人,对乱发补贴和私设小金库作了通报、退赔、没收处理｡二是抓领导班子建设｡抓好一类党支部的巩固,二类党支部的提高,三类党支部的整顿｡领导班子通过召开民主生活会、评议会等方式,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思想、工作作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对一些领导班子精神不振,团结协作不好和企事业领导干部管理上存在的“软、懒、散、乱”问题进行了整改；对问题较多的领导班子作了思想作风整顿和组织整顿；结合社教开展民主评议党员,1150名党员参评,1142名被评为合格党员,其中优秀党员164名｡加强了包括后备干部、妇女干部和党外干部在内的干部考察培养选拨工作。三是切实整顿思想作风｡四是建立健全制度｡同时,组织全区开展解开一个思想疙瘩、解决一个主要问题、办妥一件实事的“三个一”竞赛活动,深化了社教内容,强化了社教效果｡
(四)检查验收和总结评比
社教工作结束后,首先进行自查验收,然后由市、区社教办组织力量验收｡全区各单位社教工作全部验收合格｡1991年,城南区代表衡阳市制定的《关于城区街道社教检查验收标准》被省城市社教办采用,城南区被评为“衡阳市社教先进单位”｡城南区受市委、市政府表彰的先进单位5个,先进个人5人,立功人员2人｡社会主义教育活动不但达到了增强广大干部、职工、学生、居民的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目的,而且,做到了社教促改革、出效益。
1990年～1991年,城南区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市委、市政府下达的各项目标任务,共获得国家、省、市级各种奖励105项,其中国家部级奖励4项,省级奖励
11项,市级奖励90项｡新创省园林式单位6个,省文明卫生单位8个｡综合治理工作连续4年被市委、市政府授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区”称号｡计生协会跨入全国先进行列,计生工作省检评定为全市第一｡小学生入学率、巩固率、合格率、普及率均达99.5%以上,幼儿入园率达到72%,职工教育、电大工作跨入省先进行列｡科技引进、开发新产品、新技术40项,投产29项,新增产值421万元,3项成果获科技进步奖｡区街文化生活活跃,300人的歌咏团在全市歌咏大赛中获得一等奖｡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和卫生局的全面工作在五个城区名列第一｡业余体校、学校体育、老干体协工作跨入市先进行列｡

第七章　贯彻“南方谈话”，建立和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1月～2001年5月)
 
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巨变,西方敌对势力大肆宣扬“共产主义大溃败”｡国内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也主张放弃四项基本原则,走“西化”的道路｡社会主义命运将会如何?中国今后怎么办?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共十四大,江泽民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全面贯彻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1992年～2001年,中共城南区委领导全区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群众,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精神,改善和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政治体制和深化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进一步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加强法制建设｡城南区的经济工作和各项社会事业得到快速、健康发展｡其间,召开了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和第七次代表大会｡

第一节　学习和贯彻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指出: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关键是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现在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有利时机,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发展经济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注意培养人,按照“四化”标准选拔人才进入领导层；要反对形式主义,学马列要精,要管用；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社会主义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进一步阐明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阐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本原则,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学习贯彻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

199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南方谈话”要点作为[1992]2号文件下发,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 并组织认真学习｡1992年3月12日,区委发出《中共城南区委关于认真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1992]2号文件的通知》,通知要求各街道、各战线党委、区直机关各部门、区属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各学校、各居委会党支部,要充分认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要意义,要准确把握“南方谈话”的精神实质,要分层次举办读书班,吃透文件精神,形成共识｡根据《通知》精神,举办了全区正副处级领导干部读书班,举办了基层党支部书记读书班,各单位、各战线相继举办了本单位党员、基层负责人读书班｡大家在学习中,做到边学边议,领会精神实质；结合本地实际,贯彻谈话精神｡
通过学习讨论,全区党员干部群众在思想上打破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左” 的观念,清晰地解决了姓“资”姓“社”的问题,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加深了对外开放的认识｡全区人民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在思想领域中,“中心意识”、“市场意识”、“机遇意识”、“三敢精神”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等新的观念占据主导地位,极大地增强了全区党员干部群众加快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为全区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遵照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区委就城南区的各项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1992年2月29日,区委印发了区委五届十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作出的《中共城南区委1992年工作要点》,一是更加突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二是更加使劲抓好改革开放；三是更加使劲抓好党的建设和廉政建设；四是更加使劲抓好科技兴区工作；五是更加使劲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六是更加使劲抓好双拥工作；七是更加使劲抓好计划生育工作；八是更加使劲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了加强对外经济交流,1992年4月决定设立城南区驻广西防城边境贸易办事处｡4月7日,区委、区政府以南发[1992]2号文件作出《中共城南区委、城南区人民政府关于科技兴区的决定》,出台了16条措施,设立了“科技兴区奖”｡ 1992年5月26日,区委、区政府以南发[1992]4号文件作出《中共城南区委、城南区人民政府关于科技兴区若干政策的规定》,使城南区的科技兴区进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当年,完成计划项目89.7%,新增产值648万元,利税106.58万元｡科技人员在职工中的比例上升达4%｡
1992年4月3日,城南区成立对外经济工作领导小组｡7月1日,城南区分别成立“经技贸易洽谈会”和“南岳庙会”2个领导小组｡

二、学习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

1992年10月12日～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作《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写进党章｡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
1992年10月31日,区委以南发[1992]5号文件《关于学习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的安排意见》,要求一是广泛宣传,掀起学习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的热潮；二是认真学习,具体安排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集中原原本本学文件,举办区委中心学习小组读书班,区直机关、各街道、各战线、各学校、各居委会组织广大干部、职工、居民、学生认真学习十四大文件,全面领会党的十四大文件精神｡同时,举办理论骨干(辅导员)培训班,为第二阶段分专题学习培训理论骨干｡第二阶段学习分六个专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意义；十四年伟大实践和基本经验；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精简机构,转换职能,促进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九十年代加快改革开放,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必须努力实现的关系全局的十项重要任务；加强和改善党的建设,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三是学用结合｡通过学习要树立新观念,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要有大的突破,在对外开放上要形成新格局,在市场流通领域中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体系,在党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上要树立新风尚｡四是加强领导,保证区委的安排意见落到实处,做到边学边议边干｡
1992年,区委采取“贯穿一条红线,分为两个阶段,明确三个层次,运用四种方法”,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精神,即突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条红线,贯穿于全年学习的全过程｡整个学习过程根据不同对象分别提出不同要求,分为区级领导、机关中层干部和基层企事业干部职工三个学习层次,运用学习班、专题辅导、自学讨论和开展各种竞赛活动四种方法｡通过学习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文件精神,全区各级各部门加快了改革和经济建设步伐｡1992年10月,为了发展第三产业,成立城南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

三、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

1992年10月26日～28日,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当时称中共城南区第四次代表大会) 召开,这次党代会是在党的十四大胜利闭幕之际,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召开的｡出席这次大会的党员代表111名,代表全区1160名党员｡
区委书记崔建华作了《认真贯彻十四大精神,务实创新,开拓前进,夺取两个文明建设的新胜利》的报告,提出一要认真学习领会十四大文件,用十四大精神统一全区党员和干部群众的思想行动｡二要加强党的建设,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要求全区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各部门的党政领导干部,转换思想观念,强化“中心”意识,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要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慢了也不是社会主义”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及“三敢”精神,彻底转换思想观念,并强调,不换思想就换人｡
吉传芳代表中共城南区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大会作了《解放思想,主动服务,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工作报告｡
大会在审议并一致通过这两个报告的同时,并通过了《关于开展共产党员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争贡献作表率活动的决定》｡
大会通过充分酝酿,选举产生中共城南区第六届委员会和中共城南区第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城南区第六届委员会18名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吉传芳、伍守华、向林茂、李安元、李国安、李德兴、邹学润、陆钧、陈伟、欧运鑫、罗东山、郭健、夏德志、崔建华、康国荣、彭显亮、蒋华明、谭柏生、潘屏伶｡候补委员3名(按得票多少排列):李惠民、刘伟生、陈生煌｡
中共城南区第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8名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王松绪、王常英(女)、邹学润、邵长征、周志成、赵修德、秦声广、唐秀兰(女)
10月28日下午,中共城南区第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选举王松绪、王常英、邹学润、周志成4人为区纪委常委,邹学润为区纪委书记,王松绪为区纪委副书记｡10月29日上午,中共城南区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选举崔建华、夏德志、潘屏伶、康国荣、吉传芳、李德兴、欧运鑫、陆钧、李安元、邹学润、陈伟11人为区委常委,崔建华为区委书记,夏德志、康国荣、潘屏伶为区委副书记｡
中共城南区第六届委员会共召开11次全体(扩大)会议,并于1995年7月12日召开党的代表会议,与会代表61人,会议选举王西成、王同庆、邹学润、陆钧、陈林泉、钟天视、夏德志、康国荣、李鹿萍(女)9人为出席中共衡阳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
中共城南区第六届委员会从1992年10月～1997年9 月,先后任区委书记的有崔建华(1994年10月免),夏德志(1994年3月任)｡先后任副书记的有潘屏伶
(1994年3月免),王西成 (1994年3月～1997年8月),邹季新(1994年3月任),段周生(1996年6月任)｡1993年4月,区纪委和区监察局合署办公,监察局长由纪委书记邹学润兼任｡1995年2月起,监察局长由纪委1名副书记兼任｡1992年底,全区共有党委(党组)15个,党支部115个,党员1160名(男712人,女448人)；至1996年底,全区共有党委(党组)15个,党支部116个,党员1315名(男834人,女481人)｡
中共城南区第六届委员会任期内,1993年3月6日,根据中共中央[1991]15号文件关于“继续保留工商联党组”的指示精神和中共湖南省委湘发[1992]12号文件关于县(市、区)以上工商联应经同级党委批准成立党组的规定,中共城南区委以南委[1993]1号文件批复同意成立中共衡阳市城南区工商联党组｡党组成员、副书记、书记由中共衡阳市城南区委员会任命｡1996年11月12日,成立中共城南区经济科学技术委员会｡1996年12月12日,成立中共衡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城南分局委员会｡
1997年底,全区共有党委(党组)16个,党总支2个,党支部118个,党员1335名｡

第二节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宏观管理体制改革

一、推行机构改革和工资制度改革

(一)进一步改革党政机构 
1994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1993]7号文件和省委、省政府湘发[1994]12号文件以及衡阳市委、市政府衡发[1994]14号文件精神,对全区的机构进行了第二步改革｡改革后的区党政机构设置由原来的38个减为22个,精简42.1%｡其中区委工作机构将原9个工作部门改为4个工作部门,即区委办、组织部、宣统部、政法委｡将原政策研究室并入区委办,宣传部和统战部合并为宣统部,区委对台工作办公室并入宣统部,对外保留牌子,老干局并入组织部,内设老干部管理办公室,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并入组织部,对外保留牌子,编委办与组织部合署办公,区委信访办并入政府办,内设信访工作局｡区政府组成部门设14个,即政府办公室、民政局、财政局、经济科学技术委员会、教育体育局、文化局、人事劳动局、司法局、监察局、卫生局、建设局、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统计局、审计局｡区政府工作机构设4个,即人民防空办公室、环境保护局、商贸局、城市管理办公室｡1995年,新增民营经济办公室｡1997年12月,将原区政府19个工作部门改为16个工作部门,先后撤销了科学技术委员会、民营经济办公室、招商局、商贸局,并入计划经济委员会,成立了经科商贸局,撤销了体育局并入文化局,成立了文化体育局｡同时,对街道党政机构和区人大、政协内部机构实施改革｡街道机构设“五办一所”,即党政办公室、计划生育办公室、政法民政办公室、经济管理办公室、城管卫生办公室和财政所｡区人大常委会内部机构设“一办五委”,即区人大办公室、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科教文卫工作委员会、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城建环保工作委员会、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委员会｡区政协委员会内部机构设“一办四委”,即区政协办公室、财经委员会(后改为经济联络委员会)、提案法制委员会、文教卫群团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
(二)进一步改革工资制度 
1994年,根据《国务院关于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问题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三个实施办法的通知》以及省、市有关工资改革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行政机关、事业、企业单位再一次进行工资改革｡机关实行职级工资制,技术工人实行技术等级工资制｡机关工作人员按工龄和职务套改级别工资、职务工资、工龄工资和基础工资；工人按技术等级套改岗位工资、技术等级工资和奖金；事业单位根据其自身特点和经费来源情况,实行全额拨款、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3种不同类型的管理办法｡工作人员工资套改分为专业技术职务等级工资制,职员职务等级工资制和工人技术等级工资制｡全区机关事业单位参加工资套改共1742人,月增资22.24万元｡其中机关427人,增资4.42万元,全额拨款事业单位686人,增资10.47万元,差额拨款事业单位587人,增资6.79万元,自收自支事业单位42人,增资5629元｡企业工资改革实行等级工资,全区共49个单位参加,调整工资标准人数为2502人,增资34.91万元｡
1997年机关事业单位调标晋档1480人,月增资总额5.92万元｡人平月增资40元｡1999年干部调标晋档1569人,月增资总额17.259万元,人平月增资110元｡
2000年两次调标,一次晋档,总人数2572人,月增资总额56.584万元,人平月增资220元｡2000年,行政事业单位奖金,年终每人增发一个月的基本工资｡在工资制度改革中,区委、区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坚持“理顺关系、减少矛盾、先易后难、平稳实施”的原则,严格贯彻上级精神,妥善细致地做好各项具体工作,较好地解决了工资改革中的实际问题,确保工资制度改革的顺利实施并及时兑现工资。全区离退休人员同时增加了离退休费｡

二、实行公务员制度　

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经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颁布,从当年10月1日起施行｡1993年开始,进行干部提拔任用制度的改革和干部监督制度的改革,全区党政机关逐步推行了公务员制度,民主推荐领导干部制度,提拔领导干部公示制度,离任干部审计制度,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录用国家公务员制度,领导干部交流评议制度等｡企业、学校、医院也全部实行了厂长(经理)、校长、院长负责制,企业、学校、医院的副职全部实行了聘任制｡1994年初,区委、区政府成立了宣传贯彻《条例》专门领导班子,加强对《条例》的宣传学习｡1995年,市人事局制定下发《衡阳市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办法》、《衡阳市国家公务员制度非领导职位设置办法》、《衡阳市现有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向公务员过渡办法》,区委、区政府按照省、市统一部署,组织工作班子,培训骨干,制定实施方案,开展“三定”,即:定职能任务、定内设机构、定人员编制｡与此同时,要求各部门制订出相应的“三定”方案,经领导机构审批实施,搞好现有人员向公务员过渡和富余人员的分流｡1995年本着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面向全市城区公开招考2名年龄在28岁以下大学本科学历的公务员和3名审计人员｡至1997年,政府序列已审批过渡的公务员110人(政府机关89人、街道21人)｡ 1990年～2000年,共选聘录用了国家干部153人,颁发了公务员证书｡安排7名优秀中青年干部到街道任职,鼓励机关人员与机关脱钩,领办、创办、承办企业,发展第三产业｡机关后勤事务,逐步实行社会化服务,严格执行离退休制度｡1997年,城南区按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加强对公务员和机关干部的管理,紧紧围绕“进、管、出”三个环节,完善配套制度,加大公务员管理工作力度,逐步完善社会招考、竞争上岗、年度考核、分级培训、职位轮换、辞职辞退等配套制度,努力提高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在“进口”方面,贯彻实施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使考试录用工作上规模、上水平｡在管理方面,严格考核,考核结果与奖惩、培训、辞退以及调整职务、级别和工资等紧密结合｡在“出口”方面,在坚持正常的公务员退休制度的同时,努力抓好辞职辞退制度的实施,切实解决机关干部能进不能出的问题｡并举行了首批公务员颁证仪式｡1998年在年度考核中,对连续两年被确定不称职的3人进行辞退处理,其中行政干部1名,事业单位干部2人｡截至 2001年5月止,共评出优秀769人次,称职4625人次,不称职4人次,嘉奖368人次,记功126人次｡

三、加快宏观管理体制改革

(一)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区一级财政 
1991年,城南区虽然成立了财政局,但未能独立行使一级财政职能｡1992年1月,城南区正式建立“一级财政”,并在工商银行衡阳市城南支行开设代理金库｡市财政对城南区实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的财政管理体制,具体按1989年～
1991年三年收支的平均数核定财政收支基数,按财政收入总额52比48实行分成,即收入上解市财政52%,48%由区留用｡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市财政对城区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原属区级的地方税和增值税25%部分留给区级财政,中央上划区税收应退还基数部分,全部返还给区｡1995年开始又对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进行了改革,基本上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体制框架｡
1997年,全区实行街道财政包干管理体制,充分调动街道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促进街委经济的发展｡1998年,市财政以衡政发 [1998]16号文件,又一次调整了城南区的财政管理体制,从1998年1月1日起,实行划分固定收入范围,建立市、区财政共享新体制,新体制一定三年｡除中央、省级收入外的营业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含外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增值税(25%部分)为市、区两级共享收入,其中市75%,区25%(完成体制增长目标部分),少于基数部分按25%核减区级财力:对超过体制增长目标部分,市分成60%,区分成40%,区级固定收入中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车船使用税和屠宰税按目标外增长分成,以1997年为基数,市分成60%,区分成40%｡新体制的建立,既保证了城区的既得利益,又加强了市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
(二)住房制度改革，实行住房商品化 
1988年3月,衡阳市成立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并设立办公室｡1989年,境内房改方案开始试行,衡阳市房改方案同时明确提出租金减免、新房新制、租金收缴、超标加租、租金标准及计租方法等10个方面的配套政策规定｡1992年1月1日,省人民政府批准衡阳市房改方案｡9日,市委、市政府在红旗影剧院召开全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动员大会,部署住房制度改革工作,正式公布实施｡3月,区委、区政府成立城南区房改领导小组,下设房改办公室,全区房改工作按市房改方案全面铺开｡1993年4月20日,区政府召开房改工作会议｡5月7日公布了《城南区机关自有公房优惠出售方案》｡1993年,境内房改工作的重点是实行优惠出售公有住宅｡按《衡阳市公有住宅优惠出售办法》,公有新建住宅实行“先卖后租”,旧住宅以出售多层单元式成套住房为主｡住宅出售一律按建筑面积计算,以“元/平方米”为计算单位｡1994年7月18日,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基本内容,其中包括把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改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的货币工资分配方式、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等｡《决定》的出台,开启了城镇住房商品化的大门,通过向城镇职工出售原公有住房,逐步完成了住房私有化的进程｡
1995年1月1日,根据衡阳市人民政府衡政发[1995]62号文件精神,境内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原按衡政发[1991]114号文件规定的2%住房补贴和衡政发[1993]71号文件规定的个人交存及单位对等补贴的住房公积金,一并转入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新账户｡1995年,单位和个人住房公积金的缴交率各定为5%,逐月交纳｡住房公积金归职工个人所有,定向用于职工家庭购买、建造和大修自住住房,职工离退休时,本息余额一次结清,退还本人｡1998年7月3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废除了住房实物分配的制度,确立了商品房的市场主体地位｡
1998年,境内基本完成房改售房由部分产权向完全产权的过渡｡1999年,公有住房出售的新老房改政策实现对接,基本实现公有住房私有化｡2000年,全区住房制度改革基本完成,住房成为一种特殊商品,纳入市场交易和流通｡
(三)计划管理体制改革，企业根据市场制定生产计划 
1992年开始,区计划部门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工业销售收入、工业利润、产品、产量计划逐步改革,取消了产品、产量计划,增加了新产品产值率、技术改造投资计划｡1995年后,指令性计划逐步转为指导性计划,由企业根据市场情况制定生产经营计划,企业实行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约束｡
(四)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全面启动社保、医保、低保工作
199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
1995年4月26日,城南区成立了社会保险所,严格按照《通知》中的具体操作方案,为全区工商企业和个体户办理社会保险｡1995年11月30日,区委以南办发[1995]
27号文件《关于批转区人事劳动局、区总工会、区经科委<关于在企业推行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的意见>的通知》中,明确提出集体合同的内容包括养老、工伤、医疗、失业保险等待遇｡1997年8月,公布了劳动部、体改委等部门经过协商后的方案｡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上提出: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完善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制度,提供最基本的保障｡1997年,城南区全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投保面达94.6%,企业投保11个单位,2个单位参加了失业保险,城南区的低保工作逐步完善｡1998年3月召开的全国九届人大,提出了政府机构改革的初步方案,将原有的国务院的41个部委合并为29个,将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统一归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一个部门来管。城南区成立劳动社会保障局,全面启动社保、医保、低保工作,对全区职工居民办理养老、医疗保险｡1999年,城南区为全区城市最低生活居民1040人按月发放了生活保障金｡至2000年,全区参加社保单位62家,收缴养老金183万元,发放养老金165万元,享受低保2229户3566人,发放低保金236万元｡城南区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

四、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七次代表大会

1997年9月24日～27日,在城南区新办公大楼四楼会议室召开了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七次代表大会,(因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一、二届委员会系召开全区党员大会直接选举产生,故第一次党代会选举产生的是第三届委员会｡经市委同意,将城南区第五次党代会顺延为城南区第七次党代会),出席这次大会的党员代表128名,代表全区1294名党员｡
谢宏治代表中共城南区第六届委员会作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为全面推进城南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报告强调,要加快全区两个文明建设步伐,关键是要把全区各级党组织建设好,把广大党员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好,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切实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以培养造就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为重点,切实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以廉政建设为主,切实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报告号召全区党员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不屈不挠,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为把全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而努力奋斗｡ 
邹学润代表中共城南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大纪检监察工作力度,为城南区的两个文明建设保驾护航》的工作报告｡
大会审议并一致通过了这两个报告｡大会通过充分酝酿,选举产生了中共城南区第七届委员会和中共城南区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大会选举区委委员23名(按姓氏笔划为序):王元生、李安元、李安平、李佳光、李艳丽(女)、李德兴、扶锋、肖金莲(女)、邹季新、邹学润、陈伟、陈树生、邵长征、欧运鑫、罗东山、钟天视、段周生、唐谋芳、黄华娥(女)、康国荣、彭仁选、谢宏治、谭柏生｡候补委员4名(按得票多少排列):肖明康、曾祥程、严远生、彭幼平｡区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平均年龄45岁,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77.8%,女干部3人｡中共城南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1名(按姓氏笔划为序):王继伟、邹学润、闵湘灵、陆细荣、罗毅、周小雄、周双元、胡明明(女)、赵修德、唐友武、颜学民｡纪委委员平均年龄42.6岁,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54.5%,女干部1人｡9月27日,中共城南区第七届委员会和中共城南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分别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七届委员会常委12名:谢宏治、李安平、段周生、康国荣、李佳光、李德兴、邹学润、谭柏生、陈伟、肖金莲(女)、彭仁选、陈树生｡谢宏治为书记,李安平、段周生、康国荣、李佳光为副书记｡选举中共城南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5名:邹学润、罗毅、唐友武、胡明明(女)、周小雄｡邹学润为书记,罗毅、唐友武为副书记｡
中共城南区第七届委员会1997年9月～2002年8月期间(2001年5月衡阳市行政区划调整,城南区更名为雁峰区),先后担任区委书记和副书记有:书记谢宏治(2000年8月免)、杨双华(2000年8月任)｡副书记左慧玲(2000年1月任)、李安元
(2000年7月任)、王新吾(2000年12月任)、李佳光(2000年12月免),李安平、段周生(2001年1月免)康国荣(2001年4月免),李卫民(2001年4月任)｡
中共城南区第七届委员会期间,根据中共城南区委南发[1995]17号《关于成立中共衡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城南分局委员会的批复》的文件精神,于1997年8月召开中共衡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城南分局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衡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城南分局第一届委员会｡
2000年8月31日召开全区党的代表会议,与会代表65名,选举8人为出席中共衡阳市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姓氏笔划为序):左慧玲(女)、杨双华、肖金莲(女)、邹学润、徐秋玲(女)、彭 辉、彭崇谷、康国荣｡
2000年底,全区共有党委(党组)17个,其中党委11个,党组6个；总支2个；党支部120个,其中学校支部13个,居委会支部34个,企业支部22个,公安支部10个,机关支部41个｡党员1376名｡

第三节　深化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区街企业已无法适应市场变化,区委根据上级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结合区内企业的实际情况,对区街企业进行改革、改组、改制｡ 

一、 区街企业改革、改组、改制　

(一)区街企业因企制宜，实行关、停、并、转 
1992年3月,华南服装厂与儿童针织厂合并｡ 1993年9月,关闭华乐五交化公司｡12月,区保温材料厂兼并区整流器二厂｡1996年7月,区属企业衡阳市制镜厂破产,重新组建了衡阳市银光玻璃有限公司(民营股份公司)｡区属企业衡阳市石棉制品厂破产,重新组建了衡阳市摩擦材料厂,并将部分厂房出租给华硕实业有限公司(民营公司)｡是年,区属企业衡阳市德胜塑料厂停产,厂房出租给民营企业生产新型PPR塑料供水管｡
1997年10月29日,中共城南区委下发《衡阳市城南区企业改制实施方案》
([1997]13号),《方案》规定,对有一定生产规模、资大于债或资债相当的企业,采取以股份合作制为主；对生产规模小、职工少的企业,实行公有民营；对严重资不抵债的企业实行破产,破产后按照股份合作制企业重组,或资产兑现,关门走人；对有一定生产能力,但产品无市场又缺乏资金的企业,实行租赁或公开拍卖；对能够走联合经营之路的企业,搞外引内联；同时,优势企业对劣势企业实施兼并,也允许在同一企业采用多种改制形式｡当年,部分企业职工买断了工龄,解除了职工对企业的依附｡
1998年3月5日,区委、区政府以南发[1998]02号文件又发出《中共城南区委、城南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城南区工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在执行中央、省、市有关企业改制优惠政策的同时,区政府再给予优惠政策,在改制产权界定前享受政策减免的税收及新增利润还贷所增资产,属企业集体所有｡经核算,企业改制前的呆帐及财产损失金额,可从企业资本金中一次性冲销｡企业改制后三年时间内上交的所得税,由区财政返回30%给企业弥补改制前亏损｡鼓励企业经营者(经营者集体)和个体民营企业家以一次性交纳企业净资产的30%现金(不含土地使用费),剩余部分按同期贷款标准将本息在五年内由经营利润偿还的方法购买企业｡
(二)实施“龙头企业，拳头产品”带动战略
城南区进行区街工业结构调整,重点扶持锻造厂、消防安全器材总厂、电力特种变压器厂、制药器械厂、三峰机电实业公司等区内“龙头”企业,形成一个产值过4000万、两个产值过2000万、两个产值过1000万的“龙头”企业｡发展消防药剂及器具、干式变压器、医用纯水机组、微型空压机、精密锻机、外用药等拳头产品,按专业化分工的原则,围绕拳头产品配套服务及为坐落片国有大中型企业配套服务,力争使工业拳头产品区内配套率达到70%以上,形成“以头带小,以小促头”,增强区街企业和产品的竞争力,实现共同发展｡
(三)做好企业增资减负工作 
债务负担重、资金短缺是企业活力不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区委、区政府想方设法,多渠道、多途径、多方式筹集企业发展基金,为企业增资减负｡区政府在企业增加税收的基础上,按适当比例提取工业发展基金,并建立专项户头,由主管领导和经科委管理,对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进行扶持｡企业通过增提折旧,新产品开发基金及出售部分产权来补充企业资本金｡积极吸引利用区外资金、项目和技术,促进企业素质提高,对引进资金、项目、技术有功者,给予奖励｡引进项目、技术可按该项目、技术取得效益后的企业留利30% 进行奖励,连续奖励三年；引进区外资金,按引进资金总额0.5%～1%由用资单位一次性进行奖励；引进付息资金,按付息资金总额1%由用资单位一次性进行奖励,资金可计入企业成本｡
(四)全面推行以产权形式多元化为主要内容的改制工作
1999年,面对区街工业企业退休人员多、下岗人员多的困难局面,区委、区政府以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为标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省、市工业企业改制精神,制定了《衡阳市城南区区直工业企业改制方案》,以南办发[1999]15号文件发出,围绕企业产权体制改革,打破所有制的约束｡在认真做好职工思想工作的情况下,相信和依靠群众,倾听群众意见,尊重群众意愿,严格依法办事｡因厂制宜,实行了如破产重组、退二进三、组建股份公司、租赁经营等多种改制形式｡在改制中紧紧围绕实施“两个买断”、实现“两个置换”,解除“两个依附”做文章｡即买断企业资产,补偿(买断)职工工龄,实现企业性质由集体所有制向私有制置换,职工身份由全民工、集体工向企业员工置换；解除企业对政府的依附关系,职工对企业的依附关系｡2000年,区属企业衡阳市研磨工具厂、衡阳电力特种变压器厂、衡阳市第三汽车配件厂、衡阳市制药器械厂等9家企业圆满地完成了改制任务｡实施整体租赁经营的2家,衡阳市制药器械厂组建了“衡阳市卫华制药器械有限公司”,由公有民营转为民有民营｡衡阳市制镜厂租赁给市农林科技书店经营｡实施转民操作的3家,衡阳市电力特种变压器厂、衡阳市研磨工具厂采取承债式产权出让转民方式,衡阳消防器材总厂采取私人控股、主体转民方式实现产权民有化,企业逐步走出了困境｡衡阳市冰箱蒸发器厂实行债务转移,职工遣散,企业自然关闭注销｡衡阳市通用开关厂实行破产,重组为个人控股的股份合作制,后期又将衡阳市制药器械厂实行先租后卖,分步转民｡区属企业石棉制品厂,区街两级企业汽缸床厂实行破产转体｡至2001年5月,全区区属企业改制率达到100%｡

二、大力引进、扶持和发展民营经济

区委按照党的十五大精神,在区街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的同时,大力引进和扶持民营经济｡一是政策上“引”,制定优惠政策,优化发展环境,为发展个体经济提供宽松条件｡二是机制上“转”,加大区、街集体企业改制力度,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推行“两个买断”,解除“两种关系”,让企业走向市场｡三是项目上“帮”,在项目考察、论证、筛选上为民营企业提供必要的服务｡四是资金上“扶”,对技术含量高、投资收益率高、信誉好的企业,协调银行扶持｡五是方向上“导”,区委、区政府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各有关部门目标考核重要内容｡
1995年,区委以南发[1995]06号文件《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实现经济超常发展若干办法》提出,在区内兴办私营或股份合作企业,在有关手续方面可实行“先上车、后补票”｡ 1998年,区委、区政府提出了“实施大区域经济”的战略构想,即以国、省、市属厂矿企业集中,闲置厂房设备多的优势,狠抓民营大户的引进,兴办民营工业企业,当年引进民营工业企业8个,其中产值600万元以上的2个｡
1999年又引进年产值500万元以上民营企业5个｡1998年3月5日,区委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民营经济的决定》,提出区各有关职能部门、执法部门,要扎扎实实地为民营经济发展做好服务工作｡新办私营工业企业,筹办期间减免有关税费,正式投产一年内减半征收,三年内免征所得税｡下岗人员从事个体经营,在办理工商、税务登记时,除工本费外,免交其它费用,并允许有三个月试营期,免交一切费用｡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经营范围,除国家明文规定不准经营的行业和商品外,全部放开｡在全区范围内推行“税外费收取登记卡”制(简称“登记卡”),加强对税外费的管理,制止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
1999年4月26日,为了更规范发展民营企业,区委作出《关于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的若干规定》,保护坐落在衡阳市城南区行政区域内的区、街集体企业、外资企业、三资企业、民营工商企业及中央、省、市属国营企业｡保护的方式有挂牌保护,税外收费一律实行审批制度,收费单位必须持有省级以上机关批准的有效收费文件,到纪检、监察机关备案｡对区域内没有挂牌保护的企业,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向城南区纪委、监察局投诉｡对企业的侵权行为,可以作单项处理,也可多项一并处理｡2000年,全区共有民营工业企业190家,完成工业产值
3.588亿元｡产值在100万元以上的68家,实交税金在5万元以上的有38家,在10万元以上的26家｡

三、建设现代市场体系，开展招商引资活动

(一)建设现代市场体系，发展商品市场 
“文化大革命”中,集贸市场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受到批判直至关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集贸市场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1992年,城南区政府在投资600万元新建西园集贸市场基础上,引进资金将西园市场改建成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投资200万元在湘江南路兴建水果批发市场｡市政府投资500万元扩建广场建材市场｡1993年,在原投资650万元的基础上,对仙姬巷综合市场又进行了扩建｡
1994年,衡阳财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8000万元,在中山南路55号新建了境内较大的室内商业市场雁峰大市场,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营业面积3万平方米,经营百货、服装等多类商品,还引进外地商户进场营业｡1998年,由崇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在雁城路新建了首峰家居用品批发市场,专营高档家具用品和装饰材料,营业面积5000平方米｡1999年,境内又新建、扩建、改建了苏眼井、打线坪、棉纺厂、石坳等综合市场7处,共投入资金1980.5万元,建筑面积4.2万平方米｡
2000年,境内有大小市场16个,场地面积9.15万平方米,第三产业迅速发展,逐步建立起以香江百货超市、仙姬巷市场、西园市场、电脑城等为中心的区域性商业中心的经济发展布局,开发和发展了五金机电、汽车配件、建材装饰及粮油、果品、花卉等专业市场,以及现代商贸业、房地产业、餐饮业、物流业、信息中介等新兴产业｡
(二)发展个体经济 
1992年,按照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提倡境内企业富余人员和关、停企业职工以及停薪留职人员从事个体经营,允许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综合经营｡个体工商户从1988年的1397户2000人,增加到1809户4193人｡1993年,对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的经营范围、经营方式,除国家法律、法规禁止外,全部放开｡每年新增个体经营户100户以上｡1993年～1998年,大量个体经营户在西园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仙姬巷农副产品市场交易｡1999年7月16日,先锋路电脑城营业,拥有全市
80%的电脑商户｡同时,衡阳名牌商厦、时代商业广场、阿平发廊、江老八饭庄、新华建材批发市场连续建成；数家大型酒楼和十几家大排档集中在环城南路,被誉为“美食一条街”｡境内有饮食网点、摊担1500余个,从业人员4800余人｡仅
1999年,新增个体私营商业户524户,其中新增个体旅馆33家,茶社140家,照相馆
60家,干洗店30家,物业服务行业300余人｡2000年,全区私营商业企业总户数达
3280户,完成商业销售额近8.5亿元,实交本地税金2388万元｡
(三)招商引资 
1992年～1994年,城南区每年组团参加市政府深圳举办的“深圳招商周”和湖南省的“湘交会”,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其中为城南区消防化工厂从台湾引进资金3次共300万美元｡1994年6月,深圳招商周期间,区政府与香港商业辉丰行签订项目合同｡在环城南路兴建建图实业有限公司,于同年10月奠基,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到位资金30万美元,1996年竣工并投入使用｡1995年,区委拨出5万元招商引资专用经费,精心组织了“95深招周”和“省第五届湘交会”,对外商服务方面做到优先、优化、优惠服务｡同时以南发[1995]06号文件,奖励招商引资,优惠广纳人才,对引进项目、技术者,可按该项目或技术取得效益后的企业留利30%实行奖励(公职人员除外)｡从区外引进贷款,由贷款单位予以奖励｡企业可高薪引进技术、管理人才,是国家干部的可挂在区经科委或商贸局,纳入机关干部管理范围(不占编制),今后如调出区外工作,可按区机关编制内干部办理一切正常手续｡
1988年～2000年,城南区共签订引资项目34个,协议项目38个,项目投资总额18.25亿元,到位外资1043万美元,到位内资1102万元｡

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区委在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大了对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1988年开始,对全区市场进行程序化、制度化、规范化管理。当年全区创建文明市场3个｡1992年,加强对市场工商企业登记、经济合同、商标广告、公平交易、物价等管理｡既要对民营经营户进行保护,也要求民营经营户能文明经商、礼貌待客、公平交易和公平竞争｡同时,对经济犯罪如走私贩私、倒卖金银、外汇、违章经营药品、制假贩假等进行严厉打击,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992年～1996年,全区查获走私贩私、违章违法案件292起,罚没入库金额
152万元,查处制售假冒伪劣案件186起,捣毁制假窝点51个｡1997年～2000年,执行国家《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查处各类案件200起,罚没金额280.6万元。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得到维护｡

第四节　进一步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一、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992年～2000年,区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依法办事、依法治区,民主政治得到进一步加强｡1992年～2001年5月,在区人大十届三次会议到十二届五次会议期间,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92年12月4日～6日在区机关礼堂举行｡应到代表163名,实到代表154名｡会议选举吉传芳为区十一届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华娥、王光荣、李国安、李绍春、李运璋(兼职)为副主任,委员13人｡选举夏德志为区第十一届人民政府区长,李德兴、蒋华明、谭柏生、陈辉春、李安元、肖立道为副区长；选举杜建章为区人民法院院长,邵长征为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举出席衡阳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37名｡区十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依法补选李德兴为区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主任；补选王西成为区十一届人民政府区长｡区十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依法补选肖年生为区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补选王元生为区人民法院院长｡区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97年12月3日6日在区机关礼堂举行｡会议选举李德兴为区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主任,陈辉春、李国安、吴升阳、何启山、周述莲、刘日煊为副主任,委员10人｡选举李安平为区第十二届人民政府区长,谭柏生、李安元、何晓天、李艳丽(女)、廖立波为副区长；选举王元生为区人民法院院长,邵长征为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举出席衡阳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32名｡区第十二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依法补选左慧玲(女)为区人民政府区长｡

二、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政治协商制度

区委常委会坚持定期听取政协工作汇报,加强对政协工作的领导和指导,重大决策之前都认真听取政协委员的意见和建议,注重发挥政协委员的作用｡区委十分重视区政协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支持区政协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职能,保证区政协工作顺利进行｡在区委的领导和支持下,区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于1992年2月20日～22日在区机关礼堂举行,大会对在“为振兴南区经济,促进社会进步争贡献”活动中做出显著成绩的8个先进集体、46名先进委员、7名支持服务政协工作的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和奖励｡区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于1992年11月30日～12月2日在区机关礼堂举行,选举周振杜为区政协第四届委员会主席,方华庆、罗东山、罗美贞、过杰超、周重九、李柏林为副主席,委员17人｡区政协四届委员会举行了6次全体会议｡四届五次会议增补选举邹季新为区政协第四届委员会主席；选举肖运涛为区政协第四届委员会秘书长｡区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于1997年11月27日～29日在区机关新办公大楼四楼会议室举行,选举邹季新为区政协第五届委员会主席,罗东山、肖立道、李玲、胡跃文为副主席,常务委员19人｡区政协五届委员会举行了5次全体会议｡五届二次会议增补选举吕安奎为常务委员｡五届三次会议增补选举黄昌阳、肖运涛、唐光元三位为五届区政协副主席；同意罗东山辞去区政协副主席、常务委员的请求,同意肖运涛辞去区政协秘书长的请求；增补选举匡东荣为五届区政协秘书长、常务委员；增补选举崔家源为五届区政协常务委员；五届四次会议通过唐光元辞去区政协副主席职务的决定；五届五次会议选举康国荣为五届区政协主席。

三、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工商联参政议政作用

城南区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7个民主党派,共有基层支部35个,党派成员共计528人｡衡阳市城南区工商业联合会自成立以来,全区工商业主已发展到3800多人,工商业联合会会员已有210人｡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区委加大了民主党派、工商联参政议政作用,加强了民族宗教和涉外联谊工作｡
(一)加强统战工作领导，开展统战宣传教育 
1994年10月,区委统战部与区委宣传部合并为区委宣传统战部,一名副部长专抓统战工作｡1997年10月,中共城南区委根据中共中央、省委、市委有关指示精神,中共城南区委宣传统战部,又划分为中共城南区委宣传部和中共城南区委统战部｡区委统战部大力开展统战工作宣传教育,组织统战干部和有关统战对象学习中央有关统战工作文件、理论与政策；利用每年召开春节茶话会、中秋茶话会、形势报告会宣传统战理论；组织撰写理论文章,开展评比竞赛活动；积极组织人员学习统战知识,参加市统战知识抢答赛｡
(二)做好党外人士的培养教育和安排工作
1998年～2000年,全区共组织统战对象85人分别参加了中央党校和省、市、区委三级党校的培训｡把非党干部安排作为政权建设的大事列入党委工作议事日程,既有远景规划,又有近期目标｡区统战部负责考察推荐,区委组织部负责审查报批。向非党领导干部通报区委、区政府重大决策的情况,听取非党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汇报,征求非党领导干部对区委、区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非党领导干部的作用｡1998年,全区安排非党县级干部5人(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人、区人民政府副区长1人、区政协副主席3人),安排非党科级干部13人,其中,区监察局、审计局、司法局、商贸局、民营经济管理办公室、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各安排了1人,五个街道办事处安排了6人｡从1984年4月第一届政协产生以来到2001年5月前后五次换届,安排非党委员330人,非党常委69人,非党副主席16人｡

四、加强民族宗教和涉外联谊工作　

一是加强了对台及其海外统战工作,摸清了全区 “三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的底子,全区有“三胞”人员18人,“三胞”亲属2440人｡区委采取报告会、春节茶话会,中秋茶话会,对他们及时加强宣传教育｡二是广泛动员“三胞”亲友积极开展外汇储蓄、招商引资工作｡至2000年,全区引进外资项目23个,其中台资3个,实际到位金额605万美元,出口创汇526万美元｡三是成立各种联谊会｡1988年5月,成立了“三胞”亲友联谊会,有会员55人｡1996年6月成立了海外联谊会,有会员34人｡同时成立黄埔同学会,有会员21人｡利用两岸探亲、旅游、学术交流等人员来往的机会,不断增进两岸人员的了解和友谊｡1992年,市委、市政府组织召开了衡阳市经贸洽谈会暨南岳庙会,城南区邀请了港澳台胞7人参加会议｡黄埔同学会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台湾方庆享(原国民党第十军军长、衡阳保卫战总指挥方先觉之子)等近60名台湾上层人员建立了联系｡四是加强民族宗教工作,1999年省佛教协会常委、圆觉庵法师释大智等三位女僧应台湾佛教界邀请去台进行了宗教交流活动,参观了台湾3所佛教学院和7座寺院,结识了一批台湾佛教界人士,增进了友谊｡至2000年,区内接待港、澳、台客人120人次,接待来信来访1200人次｡五是为涉外人员办好事、办实事250人次,办理了来大陆定居的台胞8人,发放台属证980个,办理了台属王光华、文若珊城市户口9人,解决了台胞李良果、侨属何铭的房屋纠纷问题｡全区有35个女士与台胞联姻,其中双方户口在大陆的有4对,在台湾的有2对,户口在海峡各方的有29对,其中有15对夫妇生育了儿女。

五、扩大基层民主，居委会自治直选

(一)民主选举，建章建制 
1994年,全区的居委会由原来的55个增加到63个,居民小组由原来的894个增加到1147个｡为了扩大基层民主,采用民主的办法,对全区居委会进行第二届换届选举,选举产生居委会正副主任及所属治安、调解、卫生、妇女4个委员会和经济服务站｡1997年,城南区雁峰街道接龙村居委会创办全市第一所居委会文明市民学校,受到市、区领导和省、市各新闻单位的高度重视｡这一经验迅速在全区推开,全区社区广泛开展文明创建活动,社区建设不断开创出新局面,创建了全市第一个文明示范小区——接龙村小区｡1997年11月15日～12月10日,全区居委会第三次换届选举完成｡2000年4月27日,区委以南办发[2000]8号文件《中共城南区委关于建立区级领导及机关部门联系居委会制度的通知》,全区32名县级干部,各负责一个居委会建设｡区委进一步调整了社区建设工作思路｡5月8号,区委以南办发
[2000]10号文件《衡阳市城南区居委会组织建设实施方案》｡方案实施中,抓好居委会党支部建设和居委会班子建设,进一步加强了社区基层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7月20日,区委转发南办发[2000]11号文件《关于<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方案>的通知》｡2000年8月10日～9月10日,全区63个居委会圆满完成第四届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经过宣传发动、民主选举、建章建制、总结培训等4个阶段,全区共选举产生居委会主任63名,副主任72名,委员209名,录用5名中专以上学历、35岁以下青年进入领导班子｡年内解决居委会办公用房260平方米,增扩经营门面110平方米,美化小区1500平方米,为群众办实事2280件｡是年,对全区居委会实施了规范化建设｡以国家民政部和省民政厅《关于在全省开展居委会规范化建设活动的通知》为依据,以加强居委会班子建设和各项规章建设为重点,以大力发展委办经济为龙头,以发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业为内容,充分发挥居委会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作用,使全区居委会建设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道路｡
(二)社区建设不断开创出新局面 
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天马山、苏眼井、上游、白沙洲、左家台、白竹皂等居委会被评为全市卫生先进集体｡天马山居委会2次被评为全省文明卫生先进单位,并在全省6市卫生流动红旗竞赛中荣获全省第一,成为全国37个卫生先进典型单位之一｡上游居委会被评为“省文明居委会”｡在“十好居委会”评比活动中,和平南路、沿江南路、胜利山、风口、雨花亭、湘江南路、黄茶岭、丁家牌楼、纺织新村、白沙洲、白竹皂等11个居委会被评为“十好居委会”｡天马山居委会立足治本,狠抓居委会文明建设,曾先后21次被中央、省、市、区授予“文明卫生先进单位”、“文明单位”、“花园式单位”、“先进集体”、“十好居委会”等光荣称号｡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鹏、邓力群、蒋正华等先后对城南区的社区建设工作进行视察指导,分别为天马山居委会亲笔题词,给予了城南区社区工作较高的评价｡全国有10多个省、市的兄弟单位来此学习、观摩｡同时大力开展社区建设,在强化社区综合服务的基础上进行创建特色社区试点10个｡首批创建的特色社区有社区党建、社区医疗卫生、社区文体、社区教育、社区计生、社区治安、社区环境等方面的内容｡开展了创建“文明小区”、“示范街道”、“示范社区”、“文明院落”活动,在社区组建了协商议事委员会,举办了社区民主听证会,开展了消防、城管队员、律师、社区教育辅导员进社区等方面的工作,建成并投入使用社区服务中心、便民服务大厅、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社区居委会的社区建设总体水平明显提高｡全区45%的居委会达到一级居委会标准,40%的居委会达到二级居委会标准｡

六、加强群众组织建设

区委严格执行党的群众组织政策,在组织上加强领导,在思想上加强关心,在人员、经费上给予支持,发挥了群众组织的积极作用｡
1993年10月12日～13日,城南区总工会召开第四届工代会｡全区各级工会逐步加强了民主对话、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工作,民主评论干部面达到90%｡1994年,区总工会在全区事业单位中广泛开展民主管理达标竞赛活动,有27.8%的单位达到先进民主管理工作单位,61%的单位达到合格民主管理工作单位｡1995年,区总工会为了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在企业建立协调、稳定的劳动关系,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与区人事劳动局、区经科委联合发文《关于在企业推行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的意见》。1996年后,区总工会积极稳妥地推进民主推荐,选举企业经营者｡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校务公开在全区普遍开展｡环城南路小学校务公开起步早,作法规范,
2000年获得了市校务公开先进单位光荣称号｡2001年6月,全区有基层工会组织38个,其中行政机关工会组织8个,事业单位工会组织19个,区属企业工会组织11个,工会会员3000余人｡
1994年,共青团城南区委创建“青年文明号”活动,财政局和地税城南分局两个单位获得“全国青年文明号”称号,西站路小学、六一小学、先锋街道计生办等单位获得“市级青年文明号”称号｡通过这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培养了全区广大团员、青少年的共产主义道德情操｡1995年,600余名团员青年,3400余名少先队员在团区委组织下,参加美化雁城,创文明卫生城市及“学张家港”的活动,义务值勤,宣传文明卫生公约,打扫马路卫生,清理垃圾100多吨,清扫临街及居民区的卫生6000余平方米,清理城市“牛皮癣”2000余处｡1997年8月19日召开城南区第七届团代会,团区委组织1.2万名少先队员开展“手拉手”活动,共涌现结对学校6对,为贫困山区的少年儿童捐赠图书5.6万余册,捐物1000余件｡六一小学的韩丹同学主动扶助湘西永顺的一个失学儿童达五年之久,在北京受到江泽民总书记的亲切接见｡2001年,全区有基层团组织33个,团员566人｡有少先大队30个,队员
10877人,青少年共为“希望工程”和残疾人捐款2万余元｡
1993年9月28日,区妇联召开第九次妇代会,作出《团结起来,发扬“四有”精神,争做“四有”女性,为推进社会的文明进步,为城南区经济超常规、跳跃式发展而努力奋斗》的号召｡妇女中涌现大量先进人物｡1994年,城南区环卫所清洁女工伍慈桂被衡阳市人民政府授予“城市优秀美容师”称号,荣获湖南省第二届环卫工作劳动模范奖,并当选为省人大代表｡1997年,区妇联被市妇联评为妇女工作目标管理考核红旗单位｡
1998年10月召开第十次妇代会,作出《团结奋斗,真抓实干,为实现城南区经济腾飞,为开创妇女运动的新纪元,为实现我们共同的理想与追求而努力奋斗》的号召｡全区各级妇女组织开展岗位练兵、岗位成才、“巾帼建功”等系列活动｡1999年,区妇联被评为湖南省城镇妇女“巾帼建功”先进单位,区委副书记、区长左慧玲被评为省“三八”红旗手｡1999年、2000年区妇联连续被市妇联评为妇女工作目标管理考核红旗单位｡为实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城南区建立了妇女、儿童工作领导班子,有成员单位17个｡ 
1995年～2000年召开专项工作会议15次,召开实施《纲要》动员大会2次,制办宣传栏68个,张贴宣传标语1300多条,举办各种类型学习班30余期,促进了《纲要》的各项目标得到了全面实施｡全区共表彰“三八”红旗手115人,“巾帼建功”先进个人50名,“优秀工作者”50名｡2000年,全区有基层妇女联合会9个,基层妇代会63个｡��

第五节　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

一、开展“二五”、“三五”普法

 
(一)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实行“一票否决” 
1992年,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由软指标变为硬指标,规定单位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不合格者,实行“一票否决”,取消单位年度评先、评奖资格｡凡个人普法考试不合格,干部不提拔、职工不晋级、不调动,个体从业人员不办营业执照,待业人员不能就业,特种人员不办理相关证照｡1997年,全区1200人参加市“创建社会治安模范市”普法考试,合格率为99.8%以上｡本年度有区人事劳动局、教体局、先锋街道、环城南路小学、三汽配厂、锻造厂、雁城信用社、巷荫岭居委会成为第一批全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示范单位｡1999年～2000年普法依法治理突出抓了“细胞工程”、“窗口工程”、“固本工程”,层层签订责任状,实行依法治理工作一把手负总责｡
(二)“二五”普法和“三五”普法 
“二五”普法(1991年～1995年)｡1991年上半年在搞好“一五”普法的基础上,制订了“二五”普法规划,进一步调整充实“二五”普法领导小组,成立了城南区普法合格证监督执行小组和城南区普法发证培训中心｡全区从小学3年级以上都开展了法制教育课,召开全区性大小会议25次,举办普法骨干培训班240次,培训骨干9600余人次,上法制课970余堂,举办法制学习班、读书班和各种法制讲座14次；请法制专家授课,中心学习组成员共写心得体会21篇；举办法制宣传一条街活动7次,展出宣传板报660余块,设法律咨询点7个,受教育群众24000余人次；出动宣传车86台次,购买法律专业书籍4056本,自编和翻印各种资料101940余份；组织全区性学法演讲、文艺演出和知识抢答赛等活动5次,购置法制教育录相带3盒深入辖区单位巡回播放69场次,受教育群众21000余人；组织5次较大规模的法律法规知识考试｡全区“二五”普法对象4295人,参加学习4295人,参学率为100%；参加“二五”普法考试1420人,及格率为99.9%｡1995年下半年,对全区5个街道、
19个区属企、事业单位及区党政机关共25个单位进行考核验收,合格单位25个,合格率为100%｡��
“三五”普法(1996年～2000年)｡1996年7月,区政府制定了《城南区关于普及公民法制宣传教育第三个五年规划的实施意见》｡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分别作出了“三五”普法宣传教育工作的决定,召开了全区性“三五”普法工作动员大会｡参加“三五”普法单位43个,其中行政事业单位26个,市属单位2个,区属企业15个,普法对象2946人｡“三五”普法期间,召开普法教育大、小会议15次,参加人员
1300人次；举办县级干部法制讲座8次,集中学习《行政复议条例》、《审计法》、《环境保护法》、《人民防空法》等17个法律法规；举办各种法律知识讲座240场次,组织各类法律法规知识考试40余次,参考人数1000余人次；组织大型法律法规宣传活动15次,出动宣传车80余台次,出宣传板报361块、过街横幅63条,张贴宣传标语4500余条；先后举办了“法制板报宣传一条街”、“义务法律咨询服务一条街”、“普法宣传周”、“148法律服务宣传周”、“妇女维权宣传周”、“禁毒法律知识普及图片巡回展”等活动,参加活动人员7000余人,受教育群众15万余人次｡
1997年,城南区组织3400余人参加全省学法用法知识竞赛｡1999年参加全市组织的“走向法治”演讲赛,城南区代表队获全市第一名｡   “三五”普法具有四个特点｡一是把普法、依法治理纳入年度目标考核,实行“一票否决”；二是推行普法合格证制度,全区办理普法合格证2039个,占应发证人数99%,查验登记1904人,查验证率93.4%以上；三是抓娃娃基本法律常识启蒙教育,区属各小学向政法部门聘请法制副校长,定期组织学生学习基本法律法规知识,各学校把法制教育列入教学大纲,上法制教育课3460余堂,受教育学生12万人次；四是加大了“三五”普法经费投入｡从1997年开始,区政府将“三五”普法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从财力上保证了普法工作的正常运转｡1996年～2000年,城南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被中共衡阳市委、市人民政府授予“先进县市区”称号｡

二、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开展各种专项斗争

(一)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 
1992年,区人民政府发布了《衡阳市城南区人民政府关于对违法犯罪在逃人员处理的通告》之后,有40人投案自首,得到宽大处理｡1994年,贯彻落实《公安部关于继续深入开展严打斗争,大力整顿社会治安的意见》,开展春、夏季严打战役。这一战役中,召开各类会议42次,张挂横幅、标语3000多幅,印发宣传资料59700余份｡对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敲诈勒索、欺行霸市的犯罪活动和车匪路霸、抢劫、盗窃团伙、非法持枪、贩枪、拐卖妇女儿童等刑事犯罪分子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对公共文化娱乐场所、废旧金属收购业、非法着装警服、使用警标、枪支弹药和危险爆炸物品进行重点整顿｡1月～7月,立刑事大案117起,侦破103起,逮捕
56人,劳教62人；召开两次较大的捕判大会,枪毙2人,判刑29人,抓捕“三逃”人员13人,占在册逃犯56.3%；取缔无证经营舞厅2家,查封放映淫秽录相厅5家,收缴违法违章无证经营废旧钢材14吨,价值16000余元；收缴非法着装警服258套,拆除警服专用标志119副,收缴民用枪支5支、管制刀具31把,将保卫干部36支手枪集中到公安城南分局保管｡1995年,全区抓获各类违法人员270人,捣毁违法窝点9个｡
1996年4月～7月,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继续开展“严打”的精神,全区拟定了“严打”三个战役行动方案,重拳出击,在严厉打击重大流氓、涉黑势力和重大盗窃、抢劫及车匪路霸的同时,加大了对非法抢支弹药的管制、违法刀具的收缴和黄、赌、毒案件的查处力度｡全区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677起,其中重特大案件
286起,摧毁53个有影响的重特大犯罪团伙,缴获汽车、摩托车、彩电等赃物价值
170余万元；追回“三逃”人员46人,其中重大逃犯28人；抓获各类犯罪分子
1264人,其中逮捕159人,劳教164人｡全区共收缴非法枪支33支、军用子弹31发、管制刀具173把、手榴弹1枚、炸弹2枚,摧毁黄、赌、毒窝点32个,缴获海洛因
46.5克,送强制戒毒168人｡
(二)开展专项斗争 
1991年9月,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在全国部署了“反盗窃”专项斗争。城南区在反盗窃专项斗争的三年间(1991年9月～1994年10月),采取了广泛宣传发动、层层进行动员、认真组织领导、全面摸排底数、查清打击对象、敦促逃犯投案自首等方法和措施,取得了“反盗窃、打团伙”、“反扒窃、反窃车”、“打击销赃、窝赃”、“破大案、打团伙、追逃犯”以及夏、秋两季严打攻势的胜利。三年间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717起,摧毁犯罪团伙238个,瓦解犯罪成员1817人,抓获在册逃犯118人,占在册逃犯81%,其中“重大”犯罪在逃犯21人｡1995年7月～10月,全省开展了整治城市治安百日竞赛活动,打击暴力犯罪和有组织带黑社会性质的街霸地霸恶势力团伙犯罪,追捕在逃犯｡城南区抓获各类违法犯罪人员538人,破获各类刑事案件682起,其中重大案件389起,摧毁犯罪团伙44个,瓦解团伙成员173人,逮捕161人,劳教132人；查处治安案件472起,治安处罚823人,强制戒毒113人,送妇教25人,清查登记暂住人口12122人,出租私房办证登记352户,重点列管“五种人”364人建档管理｡ “百日竞赛”活动城南区获全市总分第一名｡
1996年,全国、全省及全市统一部署了“反盗窃、除三害(黄、赌、毒)”、“打团伙、禁毒品”、“破大案、追逃犯”等系列专项斗争｡全区抓获各类违法犯罪人员1346人,破获各类刑事案件977件,其中重特大案件440起,摧毁犯罪团伙53个,瓦解团伙成员251人,抓获吸、贩毒人员220人,破获毒品案件106起,缴获海洛因
90余克,抓获负案、批捕、批教在册“三逃”人员51人,其中重大案件在册逃犯
23人,追回率分别为72.2%和82.1%｡查处“黄、赌、毒”案件181起,摧毁“黄、赌、毒”窝点36个,查处“黄、赌、毒”人员293人｡
1997年,省、市统一部署“反盗扫黑”、春夏“严打整治”、扫黄禁赌、禁毒、打击流氓犯罪、打击盗扒、打击车匪路霸等系列专项斗争｡全区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14起,其中重特大案件250起,毒品案件68起,打击处理各类违法犯罪人员437人,其中逮捕贩毒人员23人,劳教吸毒人员51人,强制戒毒134人,查处“黄、赌、毒”案件229起,端掉“黄、赌、毒”窝点16个,查处“黄、赌、毒”违法犯罪人员331人｡
1998年,按照省、市公安机关部署,组织开展了“一稳定、两打击、三整治”行动、“夏季严打斗争”、“百日侦破会战”、“扫黑、打流、禁毒、禁赌”专项斗争和“侦防双百会战”等专项行动,全区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14起,其中重特大案件252起｡1999年,按照省、市统一部署,先后开展了“春夏严打”、清查危爆物品、打击涉爆犯罪、涉黑犯罪、涉毒犯罪、扫除黄赌毒等专项整治行动,城南区破获各类刑事案件936起,其中重特大杀人案件308起｡打击处理违法犯罪嫌疑人员1901人,其中逮捕244人,劳动教养320人,抓获涉毒人员710人｡查处各类治安案件877起,处罚1009人,收缴非法民用枪支5支、管制刀具58把、子弹75发、炸弹2枚及部分炸药雷管｡2000年12月,根据中央、省、市的统一部署,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统一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354起,其中涉黑涉恶案件171起,捣毁犯罪团伙69个,团伙成员239人；破获涉黑涉恶团伙43个,涉黑涉恶成员179人｡打击处理犯罪嫌疑人1264人,其中刑拘301人,逮捕224人,劳教227人,强制戒毒569人,追捕“三逃”人员162人,其中网上逃犯73人｡
2001年3月11日,公安城南分局刑侦大队与环城南路派出所联手破获了以王锦君为首的5人涉黑涉枪团伙｡

三、实行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创建治安模范单位和共建“安全小区”

1992年,区委认真落实市政府《关于创建社会治安模范市的决定》,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实行社会治安“一票否决”权｡辖区内各坐落单位普遍建立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各街道、居委会和企事业单位分别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28个,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一)实行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 
1994年,综治创建工作纳入每个区级领导干部的年终目标考核,从区到各坐落单位都加强充实了政法、综合治理领导班子和队伍｡1995年,区财政拨款15.5万元作为综合治理创建经费｡区纪委、组织部、监察局、人事劳动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联合制定了《关于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的若干规定》,区政府与街道、各坐落单位层层签订了责任状,辖区内255个单位和5个街道、63个居委会分别签订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状,各单位党政一把手为第一责任人｡区委认真贯彻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把维护社会稳定落实到基层,从区到各座落单位建立维护稳定领导小组265个,使全区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切实担负起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是年5月,区委、区政府讨论通过了《城南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权实施办法》,严格执行一票否决权,当年即否定了3个单位的评先资格｡
(二)创建治安模范单位和共建“安全小区” 
1994年7月,市委、市政府召开“创建社会治安模范市”动员大会后,区委、区政府立即制定了在全区开展创建社会治安模范区、模范单位、模范街道的工作方案,抓点带面,创建活动迅速推开,年内创建安全小区190个｡1996年,“创建”工作又有新内容、新发展,全区开展创1个治安模范街道、10个治安模范居委会、
100个治安模范单位和共建“安全小区”竞赛活动｡年初安排部署,年中检查分析,年末总结评比｡全区共创建“安全小区”由原来的190个,发展到256个,在安全小区内,有14万多人居住和生活,占境内常住人口总数的83%｡1998年制定了创建治安模范小区实施方案,实施治安一票否决权,对“创建”工作要求更严,标准更高｡    截至2000年底,在保持原256个安全小区光荣称号的同时,获省授牌的社会治安先进街道2个、安全文明小区6个、社会治安模范单位3个｡
(三)筹集见义勇为奖励基金
1992年12月,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发动群众,建立了社会治安见义勇为奖励基金会,向全区人民发布了倡议书,拟定了章程和奖励办法｡1993年11月,区委、区政府召开了全区“见义勇为表彰大会”,对唐建龙等11名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奖励｡见义勇为奖励基金会自建立时起到2000年底止,共筹集见义勇为奖励基金25.64万元,奖励见义勇为者34人,奖励金额9.1万元｡

四、揭批邪教组织本质，坚决取缔“法轮功”

1993年,辽宁省“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以投机手段,在全国各地到处传授所谓的“法轮功”大法｡这个投机、虚伪、有野心的江湖骗子,用谎言蒙骗群众,网罗门徒,对信徒进行精神控制｡“法轮功”是一股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反宗教的黑暗势力,是危害社会、图财害命、泯灭人性的邪教组织｡1994年,该邪教组织在衡阳市成立“法轮功工作站”,至1997年,城南区练习“法轮功”人员发展到500余人｡ 
根据中央和省市的安排部署,城南区开展了查禁取缔“法轮功” 邪教组织工作｡1999年7月2日,城南区成立“打击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简称
610工作领导小组),由一位区委副书记任组长,三位区委常委任副组长,区委办、组织部、宣传部、政法委、政府办、教体局、经科委、民政局、城南公安分局、区直工委、妇联、工会及街道等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610办公室)｡1999年7月22日,区委书记谢宏治主持召开了全区党政干部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省、市关于打击处理“法轮功”问题的指示精神,安排部署城南区打击处理“法轮功”工作｡通过全面摸底排查,城南区有“法轮功”练功点13个,练功人员539人,其中男203人,女336人｡城南区曾一度被列为全省“法轮功”重灾区｡为了彻底打击“法轮功”邪教组织,教育、挽救大多数“法轮功”练习人员,2000年8月,区委从区纪委、政法委等部门抽调工作人员充实
610工作力量,成立了“法轮功”练习人员帮教转化工作指导小组,制订了《城南区帮教“法轮功”人员工作方案》,对全区分片包干进行帮教指导,分阶段、分批集中办班10余期,100余人参加了学习,教育转化80余人｡2001年1月,雁峰区委又出台了《关于对各乡、镇、街道和区直部门单位党政领导实行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责任制和领导责任追究制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党政一把手为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主要责任人,帮教和监控人员为直接责任人,建立了街道(乡镇)、居委会(村组)、单位、派出所与家庭组成的“五帮”工作机制｡对工作不力的单位和责任人给予政治纪律处分和经济处罚｡全区开展了4次以“崇尚科学、拒绝邪教”为主题的大规模的宣传揭批活动,形成了全民参与、齐抓共管的氛围｡为了教育转化“法轮功”练习人员,城南区610办公室将处理“法轮功”问题工作纳入综合治理目标管理,纳入了基层党组织建设,纳入了精神文明创建活动｡2001年5月,原“法轮功”练习人员348人脱离了“法轮功”的精神控制,回到了正常人的生活。

五、建立“三级调解网络”， 百乡千村创“四无”

1994年人民调解工作以预防纠纷发生、防止各类矛盾激化为重点,贯彻衡阳市司法局《关于开展人民调解工作创“四无”乡镇(街道)“安宁杯”竞赛活动方案的通知》精神,开展了创“四无”(无凶杀、无自杀、无械斗伤害、无调解不当上访上诉)街道活动,各类纠纷调处成功率为98.6%｡1995年6月,全区成立了民间纠纷排查领导小组,对292个单位进行了督办和排查,排查纠纷381起,提出治理建议100余条,被市委、市人大、市政府采纳30余条｡领导小组直接参与平息突发性事件14起,调解疑难纠纷3起,调处成功3起｡1995年,全区发生各类纠纷897起,调解897起,调解率为100%,调解成功879起,成功率为98%｡1997年人民调解工作以“民调组织整顿”和街道居委会创“四无”活动为重点｡全区五个街道年内均被湖南省政府授予“人民调解‘四无’街道”｡衡阳纺织印染厂调解员阳衡英被评为先进个人｡1997年衡阳师范专科学校(衡阳师院前身)建立了“三级调解网络”,各科、室设立调解小组,班级和教工宿舍楼设立义务调解员｡
1999年,在全区开展“人民调解工作百乡千村创‘四无’,十万大军抓整治”活动,制定了实施方案,实行领导分片包干负责制｡是年调处纠纷377起,调处成功373起,调处成功率为98.9%｡衡阳无线电总厂调委会被湖南省司法厅授予1994年～2000年度优秀人民调解委员会｡1999年、2000年,城南区委、区人民政府授予区司法局“政法综治工作先进单位”称号｡2000年8月,全区五个街道均相继成立了司法调解中心｡2000年度城南区司法局被市司法局评为先进单位｡

第六节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

1992年以来,区委大力加强改革和建设新阶段中党的建设,不断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切实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从强化理论学习入手,在全区大兴学习之风,从激活用人机制入手,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从增强基层活力入手,切实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从完善廉政建设责任入手,切实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一、从教育培训入手，加强党的干部建设

干部教育培训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区委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创新的思路、发展的办法,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
1992年2月25日,区委以南委发[1992]02号文件《中共城南区委关于批转<关于全区党员、干部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同意区纪委、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关于全区党员、干部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充分肯定了党员、干部前段教育工作的成绩,提出了1992年党员、干部教育工作计划和要求｡1992年以来,区委突出抓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这一“先导工程”,重点抓干部培养选拨工程｡
1993年,在全区开展了创先进党支部、争当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创先争优”活动｡1994年,根据省、市委的指示,将“创先争优”改为“创红争模”(创红旗党组织,争当模范共产党员)｡每年“七一”前组织评选“创红争模”,表彰“创红争模”的组织和个人以及优秀党务工作者｡区委常委和各级党委建立中心学习组,并建立《中心学习组学习制度》,开展了向孔繁森的学习活动,号召党员干部做孔繁森式的共产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同时,区委规定各基层党组织和副县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要及时开好民主生活会｡在会上各自检查自己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遵守党纪国法、廉洁勤政、坚持民主集中制等方面的情况,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争做合格的共产党员｡1995年7月30日,区委以南委[1995]06号文件《中共衡阳市城南区委跨世纪领导干部培养选拨工程》,指出大力培养和选拨德才兼备的跨世纪的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队伍的紧迫任务,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重要措施；《工程》说明了目标、任务与措施,重点提出了干部要抓人才储备,抓素质培养,抓能力提高,抓青年干部的使用｡

二、从开展“三讲”教育入手，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1998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区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委的指示精神,把“三讲”教育作为组织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成立区“三讲”教育领导小组,多次召开常委会,传达省“三讲”教育培训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三讲”教育工作｡2000年3月,区委以南委报[2000]1号《衡阳市城南区“三讲”教育实施方案》报告市委“三讲”办公室｡3月13日,区委召开“三讲”教育动员大会,区委书记谢宏治作动员报告｡全区用整风的精神,分三批开展了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三讲”教育,每批教育活动均按照省、市规定的“思想发动、学习提高；自我剖析、听取意见；交流思想、开展批评；认真整改、巩固成果”四个阶段展开｡第一批“三讲”教育于2000年3月～5月进行,对象是区委、人大、政府、政协、公安城南分局、区检察院、区法院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共58人(其中四大家区级领导38人)｡第二批于5月下旬～10月进行,对象是区纪委、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及区直机关各部门、各街道全体人员｡第三批于2000年10月～2001年初进行,对象是企事业单位和居委会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区委配合省委“三讲”巡视组、市委“三讲”办领导,积极做好区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三讲”教育活动的服务协调工作,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
区级领导班子“三讲”教育告一段落后,按照市委的总体部署,对区直机关各部门、各街道全体人员,企事业单位和居委会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分两批开展了“三讲”教育｡区委两次抽调共32名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熟悉党建工作的干部到各部门、各街道、各单位具体指导,严格把关,使“三讲”教育有条不紊地逐步展开｡在“三讲”教育过程中,坚持“高标准、严要求、重实效”的原则,把学习摆在首位并贯穿到“三讲”教育的各个阶段｡通过认真读原著、集中学习交流、联系实际深入思考、做学习笔记等方式,采取“自己找、群众提、上级点、相互帮”的方法,指导各部门及班子成员深入进行自我剖析,认真查摆班子及成员在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深刻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进一步明确了努力方向,提高了学习效果,并先后下发了《征求意见表》、《民主评议表》和《民主测评表》,收回率和填写率分别达到99.1%和
97.6%｡班子及成员的剖析材料都几易其稿,反复修改,绝大多数都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认可和好评｡从测评结果看,对领导班子的满意率和基本满意率平均为97.2%,对领导干部的满意率和基本满意率平均为95.3%｡坚持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好民主生活会,沟通思想,化解矛盾｡坚持把“三讲”教育与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考察工作结合起来,进一步搞清了区直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队伍的思想作风状况,特别是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根据考察结果,对群众反映问题较多、民主测评满意率不高的干部,进行了重点教育帮助,促其改正；对部分部门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各单位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针对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对群众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制定整改方案,坚持以整风的精神,边整边改｡通过“三讲”教育,达到了预期目的｡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在思想、政治、作风、 纪律上都有了明显进步,解决了一些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特别是解决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思想政治上,解决思想观念与新形势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二是工作上,解决抓经济工作重点不突出,宏观把握力不强、措施不力、落实不够的问题；三是在党的建设上,解决党风廉政建设抓得不实、监督措施不力、领导干部在勤政自律方面不够的问题；四是作风上,解决宗旨意识淡化,存在一定程度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问题；五是学习上,解决自觉性不高,对主观世界的改造不力,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存在偏差的问题｡
通过“三讲”教育,区级领导和全区干部、党员普遍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优良传统的再教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自觉性明显增强；抓住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整改,促进了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整体素质的提高；恢复和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增强了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密切了党同群众的联系,促进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转变,推动了各项工作的深入发展｡为了巩固扩大“四个观念”教育成果,区委以南办
[2000]7号文件,发出《中共城南区委办公室关于开展“四个观念”教育回头看工作的意见》,着重看“政治组织观念、群众观念、政策法制观念、勤政廉政观念”是否明显增强,整改方案是否真正落实,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是否得到解决,并要求写出专题报告｡区委办以南办通[2000]4号文件《关于继续在全区党政机关开展“做人民满意的公仆”活动的通知》,建立领导机构与监督机制｡“做人民满意的公仆”活动在全区展开,好人好事不断出现｡

三、从增强基层活力入手，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1992年来,区委十分重视从增强基层活力入手,切实加强党的组织建设,重点加强街道党委和居委会建设,选准配强党委(支部)书记,进一步深化“四个观念”教育,不断提高凝聚力、战斗力和号召力,真正做到“有人管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对企业党建工作逐步加强,积极探索企业改制后各类新型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党的组织与活动方式｡以增强党性、提高素质为目标,全区开展“为民办实事,为党增光辉”活动,加强对党员的理想、信念、宗旨教育,始终保持党的队伍的先进性｡按“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原则,认真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1992年,全区有党委、党组15个,党支部115个,党员1160人,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166人｡至2000年底,全区有党委、党组17个,党总支2个,党支部120个,其中学校支部13个,居委会支部34个,企业支部22个,公安支部10个,机关支部41个,党员1376人,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党员400人｡��

四、从完善廉政建设入手，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1992年4月30日,区委以南发[1992]3号文件《中共城南区委关于认真抓好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风党纪教育工作的意见》｡意见要求在新形势下,要从政治理论、思想作风、组织纪律上加强党的建设,要通过区委党校和各街道、各战线党委业余党校,宣讲党风党纪和党的基本知识,提高党员、干部遵纪守法、清正廉洁的自觉性,把党风党纪教育工作引向规范化、制度化轨道｡1993年,围绕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案件、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三项工作,宣扬勤廉典型20多名,起到了示范作用；组织观看《警钟》、《胡长清案件警示录》等电教片,进行典型案件的警示教育；以知识竞赛、演讲赛和文艺节目等形式,开展“学理论、学法规”活动｡根据中央、省、市精神,1993年5月成立城南区反贪污贿赂局,当年经济立案54件,其中大案要案47件,查办正处级干部1名,科级干部7名,公安干警5名,法院干部1名,挽回经济损失200余万元｡1993年,区人民检察院在全市检察系统率先开展预防贪污贿赂犯罪试点工作,打防并举,积极探索预防贪污贿赂犯罪新思路和新方法,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1994年、1995年连续两届全省预防贪污贿赂犯罪工作现场会在城南区召开｡1997年,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授予城南区“预防经济犯罪先进集体”称号｡1992年～1997年,城南区共受理信访举报128件,立案查处违纪案件31件,为国家、集体和个人挽回经济损失47万元,处分党员干部12人,其中:开除党籍1人,留党察看2人,党内严重警告1人,警告4人；政纪处理4人,其中:记过1人,警告3人｡�ァ�1998年,城南区重点进行了“反腐治奢、艰苦奋斗”教育｡区内有8篇调研文章获省、市监察学会理论征文奖｡全年共办理群众信访186件,立案查处各类案件36件,处分党员干部52人,追缴违纪金额8.8万元,挽回经济损失近50万元｡按照纠建并举原则,城南区制定了《公开办事制度的实施意见》,建立并完善治奢的7条措施,实行诫勉谈话制、交流轮岗制、任前公示制、经济责任审计制及建立科级干部廉政档案,加强对干部的监督管理｡1999年,城南区聘请了15名老干、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区党风廉政监督员,对区直6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进行廉政述职评议｡是年,先后两次开展了住房专项清理,对多占的住房予以清退,清理超面积住房25户(套),补交住房款8万余元；清理小汽车46辆；政法机关所办的8家企业被清查“脱钩”；对违规的59部移动电话、149部公费住宅电话,均按规定作了处理；对收受红包礼金进行清理登记｡2000年,领导干部主动上交红包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折价2万多元｡公费吃喝、公款旅游、乱办班现象得到有效治理｡开展低保、社保、失业保险和预算外资金使用情况的执法监察,严肃查处“小金库”等违规问题｡对5家重点企业实行挂牌保护,加大了治本的力度｡加强制度建设,普遍推行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校务公开｡建立廉政责任制,财务实行收支两条线｡政府部门与公司脱钩、政府部门建立采购中心｡2000年3月城南区建立政府采购中心,年内,节约资金30多万元｡2000年8月3日,区委以南发[2000]1号文件《中共城南区委、城南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改进干部作风的若干规定》,《规定》共有10条,主要有加强学习、深入群众、政务公开、依法行政等要求｡全区党纪党风日益好转｡

第七节　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996年1月,中央确定把精神文明建设主要是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作为十四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同年10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区委及时贯彻落实中央的《决议》,认真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精神文明推动全区各项工作全面发展｡

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

1996年以来,区委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提高市民素质和文明程度,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区为市民发放《文明市民手册》,《文明市民行为规范读本》近万册,掀起了文明教育学习高潮｡1996年开始,全区对文化市场实行公开式管理,加大了集中整治力度和专项治理工作的力度｡全区有18支青年志愿者队伍学雷锋送温暖,坚持常年走向街头巷尾,走向迫切需要帮助的人身边｡全区深入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深入开展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为主题的系列教育和“三优一做”(优良秩序、优美环境、优质服务、做文明市民)、“党性在改革开放中闪光”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1998年,城南区被省委、省政府授予“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称号｡1999年,城南区委、区政府取得了全市双文明建设目标管理考核三城区第一名｡2000年,城南区出动1000余人次,对全区200多家文化经营场所进行了有效的清理整顿,查处违法违规经营单位30余家,没收非法出版及淫秽书刊1500余册,收缴盗版音像制品400多盘,淫秽光盘5000余张,取缔无证经营户5家,有效地打击了违法违规经营行为｡这一年,城南区被市委、市政府授予“目标管理红旗单位”称号,被省委、省政府授予“省级文明单位”称号｡2001年初,区级以上文明单位达71%,文明社区达60%,“五好文明家庭”达75%｡

二、推动全区各项工作全面发展

(一)城市建设与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城南区委率先在全市提出“城管工作一票否决权”,把抓城市建设管理作为“龙头”工作,建立健全区、街、委三级城管网络和市容环卫、城管监察、路段督查三支队伍及“门前六包”责任制｡城建城管工作坚持改造与整治并举,方便群众与美化城市相结合,狠抓基础设施建设｡紧紧围绕“坚持标准、强化管理、规范行为、塑造形象”这一城管工作思路,加快推进城南区的城市化进程｡1996年,城南区被市委、市政府授予“城管红旗单位”称号,区城管办、区城管监察大队荣获“市城管先进单位”、“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立功单位”等称号｡中山南路被中央文明办评为“文明示范街”(全国14条文明示范街之一)｡在全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组织的卫生流动红旗竞赛检查评比中,城南区为衡阳市获得省辖市组第一名｡境内创国家级文明卫生单位2个,省级文明卫生单位54个,省百佳文明卫生单位3个｡环保工作荣获上级奖励和荣誉称号20余次｡加快旧城改造与新城建设步伐,成片改造了荣誉路口一带板木棚房,全面完成了全区的棚户区改造任务｡全区先后建成了德源、先锋、天马山、巷荫岭、胜利山、苏眼井、肖家山、首峰、雁南村、纺织新村等10多个住宅小区｡探索走出“城管中队下街道、城管队员进社区”的城管工作新路子,及时解决人民群众关注的大量热点、难点问题｡巷荫岭文明小区为省、市专门会议多次提供参观现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视察小区时还作了题词｡城区出现了路平、灯亮、沟通、整洁的景象｡2000年,全区绿化覆盖率达到24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5.9平方米,全区有96个单位被评为“园林式”、“花园式”单位,其中省级“园林式”单位18个,市级46个,占可创单位80%｡
(二)社会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了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卫生、计生等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民政、人防、劳动、信访、档案、统计、信访工作也都实现了较快发展,许多工作走在了全市、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
1999年,城南区科技工作在全市双文明目标管理考核中获城区组第一名｡
2000年,实现科技项目13个,完成高新技术产业项目1个,新增产值4000万元,新增利税260万元｡
1995年～1998年,城南区连续四年通过了省实验教学普及区验收,获市“双文明目标管理第一名”｡
1996年～1998年,共举办各类大型文化活动220多场,创作各类文艺作品868件,获全省“五个一工程奖”3件｡1999年,城南区向国、省、市选送的美术、书法、摄影作品68件,取得了全省“五个一工程奖”1个和9金10银15铜的好成绩｡2000年,创作文艺作品43件,获国、省、市级奖26件｡
1998年,城南区参加全市“走向法治”演讲赛获一等奖｡年内,城南区成功筹建了万册图书馆｡1999年,全区以市总分第一名的成绩高分通过省“普图”(普及图书馆)验收｡
1990年～1998年,区妇幼保健站在市级业务考核评比中,连续8年名列全市第一｡1992年,区卫生防疫站获市卫生防疫工作先进单位,1995年获省卫生厅“健康教育达标先进单位”, 1999年获市委、市政府“文明单位”称号｡
1999年,区政府投资兴建室外健身广场6000平方米,协调开放体育健身场所1万平方米｡2000年,境内已有各种体育运动场所1231处｡ 7月,城南区举行了
“2000年全民健身活动展示日”活动,被省体委授予“省级先进单位”称号｡
1993年～1995年,区计划生育工作获全市城区三连冠｡1995年～1997年城南区被评为“省一类城区”｡1999年城南区获省、市“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
1997年～2000年,区计划生育工作连续四年获省、市先进单位；2000年,又获“省计划生育工作优质服务先进单位”称号｡全市城区计生工作现场会在城南区召开｡
民政深入开展双拥(拥军爱民、拥政爱民)工作,积极开展募捐救灾工作,向灾区捐款共计106.1万元｡区福利院晋升为省二级福利院｡区内军、地双方先后有15个单位被评为市以上军民共建和“双拥”工作先进单位,其中有11个单位跨入了全国、广州军区和省先进行列｡2000年,区社区服务中心、区福利院被评为省先进单位｡
1995年人防宣传和“三防”教育被评为“八五”省先进单位｡2000年,区人防工作受到市国防动员委员会的通报表彰｡1997年安置就业170余人,完成市计划
100人的170%｡
1998年安置待业下岗职工126人,劳务输出162人,职业技术培训123人｡1993年～2000年,查处用工未签订劳动合同单位728个,补办用工手续2613份,查处童工18人次,处理投诉案件63件,查封取缔非法职业介绍所13个｡
1995年,城南区档案馆被升为省三级档案馆｡区统计局1994年～1998年连续5年被评为全市五区第一名｡工业和人口普查工作,被评为省、国家级先进单位｡
2000年,建立了区级领导信访接待制度,成立了信访室,信访工作进一步规范。

第八章 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推进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

（2001年5月～2006年7月）
2001年5月～2006年7月，是行政区划调整后雁峰区起步的五年｡中共雁峰区委以行政区划调整为契机，以“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为指针，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及省、市委的重要决策和指示，狠抓党的建设，继续推行各项改革，大力发展区域经济，不断提升雁峰区品位，努力打造“平安雁峰”，全力构建“和谐雁峰”，促使经济发展及社会各项事业一年上一个台阶，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第一节 调整行政区划，优化城区政府职能

一、城区行政区划调整，成立雁峰区

衡阳市原行政区划制定于1955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已无法适应全市社会各项事业发展需要和城市化拓展进程,制约了衡阳市中心城市作用的发挥,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不利于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因此适度扩大城区规模,适时合理地调整城区行政区划势在必行｡ 2001年4月,遵照国务院函[2001]34号、省湘民政发[2001]8号文件精神,衡阳市对原三个城区及郊区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原城南区,改名为雁峰区｡2001年5月30日上午9时38分,雁峰区成立挂牌仪式在原城南区政府机关举行｡全区各乡、镇、街道及区机关各部门、辖区内主要坐落单位代表约400人参加揭牌仪式｡区委书记杨双华代表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作了讲话｡
新设立的雁峰区以原城南区为基础,保留原城南区的先锋、雁峰、天马山、黄茶岭、白沙洲5个街道,接收原属郊区的湘江乡(不含杨柳村)、岳屏乡(不含联合、岳屏、北塘3个村)和湘江农场,接收原属衡南县车江镇的文昌、斯林、山田、福龙4个村和原属衡南县三塘镇的公益、东风2个村｡将原属城南区西站街道的西站、洪家湾、幸福路、大栗新村、风口、张飞岭、南三角线7个居委会划归蒸湘区,西站街道更名为天马山街道｡5月15日,撤销岳屏乡,设立岳屏镇｡雁峰区在全市大的行政区划调整中,由于街道与街道、乡与乡之间变动较大,因此,在内部又进行了调整.将雁峰街道的大码头、马嘶塘、黄青巷3个居委会划归先锋街道｡调整后的先锋街道辖沿江南路、中山南路、光辉、和平南路、市府路、左家台、爱民路、珠琳巷、先锋、大码头、马嘶塘、黄青巷12个居委会和增设的张飞巷居委会共13个居委会；面积1.1平方公里,人口2.3万人,办事处驻爱民路｡天马山街道辖岳屏、洪家塘、苏眼井、胜利山、两路口、天马山6个居委会和新增设的环城南路、荣誉路口、广场路、肖家山4个居委会共计10个居委会,面积2平方公里,人口2.7万人,办事处驻肖家山｡调整后的雁峰街道辖打线坪、接龙村、余德堂、上游村、雨花亭、湘江南路、巷荫岭、雁峰路、厉家村、新家村和增设的首峰、德源、双拥路、当家村共计16个居委会以及从岳屏村析出的4个村民小组设立的岳东村委会,面积5平方公里,人口4.4万人,办事处驻雁南村｡将原属岳屏乡的红旗村委会划归黄茶岭街道｡调整后的黄茶岭街道辖黄茶岭、珠江桥、茶叶塘、荣盘村、衡常村、黄茶路、小塘村、雷公塘、南郊新村、丁家牌楼和增设的老樟树、东升街、临江、大罗村,学府、变电站、衡缘村共17个居委会和红旗村委会,面积5平方公里,人口4万人,办事处驻黄茶岭｡将原湘江乡的朔田、金龙2个村委会划归白沙洲街道,调整后的白沙洲街道辖新矿村、铜桥港、圆林、欧水岭、手表厂、纺织新村、三工区、联 盟山、白沙洲、变压、量具、白竹皂、塑田、内衣厂和增设的南站、袁家村、易家塘共计17个居委会,面积10平方公里,人口3.7万人,办事处驻黄白路｡将原属岳屏乡的东洲、湘江2个村委会划归湘江乡｡调整后湘江乡辖五星、高兴、茶园、奇峰、茅叶、长塘、白沙、东洲、湘江9个村委会,面积28平方公里,人口2.5万人,乡政府驻黄茶岭正街｡撤销岳屏乡,设立岳屏镇｡岳屏镇辖原属黄茶岭街道的三0一、芝麻塘3个居委会以及原属车江镇的文昌、斯林、山田寺、福龙及原属衡南县三塘镇的公益、东风和原属湘江乡的水东、前进、金桥、兴隆、原属岳屏乡的隆桥共计11个村委会及岳屏、跃进2个农场,面积38平方公里,人口2.8万人,镇政府驻黄茶岭｡
区划调整后的雁峰区辖先锋、天马山、雁峰、黄茶岭、白沙洲5个街道办事处和湘江乡、岳屏镇2个乡(镇)｡共有14个建制村、12个管理委员会和45个社区｡地理位置为东经112度34.27分至112度39.47分,北纬26度49.6分至26度54.01分｡东以湘江侧航道中心线为界,与珠晖区隔河相望；南及白沙洲、铜桥港、车江铜矿、斯林村,与衡南县车江镇接壤；西以蒸湘南路与蒸湘区毗邻；北以解放路中心线为界与石鼓区相接｡东西宽约10.4公里,南北长约12公里,总面积93.2平方公里｡总人口21.34万人｡区委、区政府驻湘江南路56号｡

二、优化城区政府职能

行政区划调整，不是简单的行政人员调整变化，而是城区职能的变化和管理权限的扩大｡一是城区管辖空间范围扩大｡原城南区管辖范围仅12.3平方公里，在城南区基础上新成立的雁峰区管辖范围达93.2平方公里；二是城区管理职能得到完善｡原来城区不管农村，只管城区的一些社会服务工作，区政府是职能不全的“半边政府”，区划调整后，城区政府发展为既管城区又管农村，具有相对全面管理职能的县(区)级政府；三是有利于城市化建设步伐｡这次行政区划调整，撤掉郊区，实行区管乡(镇)、街道体制后，城市格局由密集型、封闭型向多层次、星座式城镇格局方向发展，城乡结合，优势互补，既可加快小城镇建设，又为城区人口的疏散、经济发展和旧城改造创造条件，给城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城区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进一步加强；四是有利于行政区划的相对稳定｡这次调整立足长远，兼顾现状，区划布局合理，调整设立的区域之间多以河流、主要道路为界，区界明确，便于行政管理，各城区均以境内重要地、物命名，充分反映历史文化方面的特征风貌，特指性强，符合地名管理要求｡雁峰区就以境内知名度较高的南岳第一峰“回雁峰”雄居境内而命名｡
为了对行政区划调整后的少数交界地段做到进一步明确,2001年7月,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雁峰区会同蒸湘区、衡南县联合进行勘界工作,进一步确定交界处的界线走向和标志,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使各区交界处的管辖范围更加精确｡这一工作年底全面完成,受到市委、市政府的好评｡同时对各项工作作出相应调整和布局,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安排,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的配备和各级干部队伍的建设,加强了城市建设和规划工作,加强了经济发展、招商引资、社会保障等工作,加强了政府管理和职能转变,为雁峰区的发展和繁荣昌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中共衡阳市雁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2002年10月12日～14日,中共衡阳市雁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雁峰区机关四楼大会议室召开｡大会议程:一是听取和审议上届区委的工作报告；二是听取和审议区纪委工作报告；三是选举产生中共雁峰区第一届委员会；四是选举产生中共雁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2002年上半年全区有正式党员2776人｡根据党章和有关文件精神,经市委批准,衡阳市雁峰区第一次党代会代表确定为156名｡
这次代表大会共划分8个代表团,其中街道设2个代表团,乡镇农场设2个代表团,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合为1个代表团,经济贸易科技、城建系统合为1个代表团,政法系统设1个代表团,直属机关设1个代表团｡列席代表44人,特邀代表9人。
会上,区委书记杨双华作工作报告｡
报告认为,中共衡阳市城南区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五年,是全区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五年｡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区各级党组织团结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振奋精神,开拓进取,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绩｡
报告指出,今后五年,是雁峰区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区委确定今后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农业产业化”进程,全面提高区域经济的综合实力和竞争能力,努力把雁峰区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社会文明、特色鲜明的现代化新型城区｡今后五年,全区工作的奋斗目标是: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综合经济实力位居于全市前列,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市民素质普遍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城市功能显著增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全区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全区今后五年发展的基本思路是:突出一个主题,即突出加快发展的主题；强化两种意识,即强化“城市建设管理是城区党委、政府的首要任务和第一位工作”的首位意识,强化“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突出特色、自主发展”的创新意识,把握三条主线,即以城区扩容提质为主线,推进城市化进程,以高科技企业发展为主线,推进工业化进程；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建设四大功能区,即商业贸易区、高效农业区、新兴工业区、文化旅游区。今后五年,全区上下必须围绕上述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基本思路,认清形势,坚定信心,扎实工作,强力推进八项重点工作:一、加大城市管理力度,提升城区品位；二、优化经济结构环境,营造集聚生产要素的强磁场；三、深化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创造区域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新优势；四、强化科教兴区,扩大对外开放；五、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推进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性协调发展；六、大力推进文明社区建设,打造文明城区的精品和亮点；七、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八、认真抓好民主法制建设,提高依法治区水平｡ 
报告强调,要实现今后五年的任务目标,必须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各项制度,切实加强和抓好干部培训,全面提高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增强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开拓创新的能力｡要围绕企业改革和发展,加强和改进企业党建工作,全心全意依靠广大职工,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要按照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加强街道党工委建设,进一步理顺区街体制,明确街道工作职责,激发街道工作活力,充分发挥街道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的 综合协调作用。加强非公有制经济中党组织的建设,加强农村社团组织和城市社区党组织建设,不断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按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发展党员,不断增强党在社会的凝聚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讲真话、报实情、办实事,勤政为民,真抓实干｡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以反腐败的实际成果取信于民｡
彭玉明代表中共雁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
大会审议并一致通过这两个报告｡
大会经过充分酝酿,选举中共雁峰区第一届委员会委员27名(按姓氏笔画为序):丁庆臻、王元生、王新吾、文林森、尹生文、左慧玲、刘植华、李力生、李卫明、李安元、杨双华、肖少杰、邹和平、邹学润、陈辉春、邵长征、欧阳梅芳、周向波、祝和省、唐斌、黄昌阳、黄晓慧、符义承、彭幼平、曾义国、廖立波｡选举区委侯补委员3名(按得票多少为序):刘东元、李先文、周华｡当选的雁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3名(按姓氏笔画为序):王元雄、李萍、杨国荣、邹传友、陆细荣、罗毅、周小雄、周凤娇、周慧君、唐友武、黄科献、彭玉明、赖尚平｡选举中共雁峰区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3名(按姓氏笔画为序):左慧玲、李力生、李卫明、李安元、杨双华、肖少杰、周向波、唐斌、黄晓慧、符义承、彭玉明、彭幼平、曾义国,杨双华为书记,左慧玲、李安元、李卫明、彭幼平、彭玉明为副书记｡选举中共雁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5名(按姓氏笔画为序):李萍、周小雄、唐友武、黄科献、彭玉明｡彭玉明为书记,唐友武、李萍、周小雄为副书记｡
中共雁峰区第一届区委共召开9次全体扩大会议、25次常委会｡2003年1月,成立了中共雁峰区计划统计局委员会｡2003年6月,成立了中共雁峰区卫生局委员会。 
中共雁峰区第一届区委班子在2002年～2006年基本保持稳定，领导成员变动不大。 至 2006年底，全区共有党委、党组8个，工委6个，党总支1个，党支部165个，党员3507人｡

第二节 进一步推进机构改革，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

一、区直机关、街道机关机构改革

2001年底～2002年初,区委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湘发[2000]30号文件《关于市县机构改革的意见》和中共衡阳市委、市人民政府衡发[2001]5号文件《关于城区在行政区划调整中进行党、政机构改革的意见》精神,对区、乡(镇)、街道机关机构继续进行改革｡对区直各部办委局、各街道班子进行了调整｡突出抓一把手的配备,大力选拔经济能人进入班子,加大干部交流力度,加强机关和基层党组织的建设｡2001年6月初,雁峰区成立了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区委书记杨双华任组长,区委副书记、区长左慧玲等5人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区委组织部主管干部的副部长兼任｡
区、街机关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党的领导和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理顺区、街及部门之间的关系,精简公务员队伍,降低行政成本,减轻财政负担,提高工作效率｡目的是通过精简,逐步建立廉洁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在区、街机关机构改革中,区委把握以下原则:1、坚持政企、政事分开原则,切实把城区政府职能转变到加强城市建设管理、社区服务等方面上来；2、坚持精简、统一、效能原则,调整机构组织设置,做到精兵简政,裁减冗员,优化结构,提高效率；3、坚持责权一致原则,合理划分事权,理顺上下关系,实行简政放权,科学界定职能,克服多头管理、政出多门弊端；4、坚持依法行政原则,加强行政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建设；5、坚持积极稳妥原则,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前提下,即大力精简机构与人员编制,又充分考虑各方面承受能力,避免出现大的波动｡区委在选人用人上打破“三个界限”(即打破城区与乡村、机关与基层、行政编制与事业编制的界限),使各级领导班子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文化结构进一步优化,使各级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明显増强｡ 
按照“精简效能、明确职责、以岗定员、竞争上岗”的要求,改革后的雁峰区党委工作部门基本保持原有格局,即区委办公室、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委政法委员会、(加挂“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牌子)、区委编办和区纪委共7个工作机构,另设区机关直属工委和区信访办两个管理机构｡雁峰区政府工作部门不超过16个,即区政府办公室、区计划统计局、区经济贸易科技局(注:2003年3月,经区委同意,衡阳市编委批复,区乡镇企业局并入区经济贸易科技局,更名为区经济贸易发展局；同时成立科技局(含科协)；原乡镇企业局、经委、商贸局的职能全部归口区经济贸易发展局)、区农村工作办公室(加挂农业局、林业局、蔬菜副食品局、经营管理局、农业综合开发办的牌子)、区财政局、区教育文化体育局、区建设局、区审计局、区监察局(不占政府机构限额,与区纪委合署办公)、区民政局、区司法局、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区卫生局、区环境保护局、区民营经济管理办公室(加挂乡镇企业局牌子)、区农机水利局(加挂移民局牌子),另设区城管办、区人民防空办公室两个管理机构或议事协调机构,为常设机构｡原区商贸局并入区经济贸易发展局,原文化局并入区教育文化体育局｡同时,对区直各部办委局的一些正、副职也作了相应调整或安排｡2003年初,雁峰区四大家班子换届选举后,一批比较优秀的科级干部得到提拔重用,任免了一些部办委局的主要负责人及街道党政一把手｡
通过精简行政编制,政府系统精简了20%,政法系统专项编制按10%精简｡在这次机构改革中,区人大、区政协机关机构改革主要是完善机关职能,理顺工作关系,发挥整体功能,调整机构设置、精简人员编制、优化干部结构；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机关机构改革主要是完善职能配置,调整内设机构,精简人员编制,优化人员结构,提高队伍素质；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团组织机关机构改革主要是加强领导,完善体制,理顺关系,合理划分职责,改进运行机制,克服行政化倾向。上述机关人员的定岗分流等均参照党政机关机构改革的有关规定和办法执行。
街道机关机构改革,按照区委要求,坚持理顺关系、结构合理、运转协调、提高效率的原则进行精简,街道机关人员精简20%｡区委决定各街道党委更名为街道党工委,街道机关的定位进一步提高,作用进一步得到发挥,办公条件也得到改善。 
通过调整,进一步提升了全区中层班子的整体素质,调动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从2003年起,区委加强了对新当选的区委委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女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同时在工作中注意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帮助他们提升素质, 提高工作能力,正确履行职责｡

二、乡、镇党委换届，乡级机关事业单位机构改革与人员分流

2001年9月～10月中旬,区委根据省、市委关于乡镇换届选举的精神,抓了乡镇党委换届选举工作｡这次乡党委换届选举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针,以《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为依据,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推进两个文明建设为目标,严格按章办事,充分发挥党内民主,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力,保证圆满完成乡(镇)党委换届选举工作｡基本任务是:听取和审查乡(镇)党委工作报告；听取和审查乡(镇)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结合本乡(镇)实际,讨论确定进一步深化改革、发展经济和加强乡(镇)基层组织建设的奋斗目标和主要措施；选举产生新一届乡(镇)党委及纪律检查委员会｡区委明确规定:乡、镇领导职数不得超过9人,主要用于乡、镇党委正副书记、人大主席团主席、正副乡长、纪委书记、武装部长｡乡、镇党委班子由7人组成,乡、镇纪委由3人组成｡根据区委的指示和安排,湘江乡、岳屏镇按照“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工作方案；加强宣传发动,培训业务骨干； 确定代表名额,搞好代表选举；准备大会资料,搞好大会筹备；做好组织准备,开好代表大会；明确班子分工,报告选举结果”的工作步骤 ,确保换届选举工作圆满成功｡在两个乡、镇新的党委领导成员中,形成30岁～45岁的干部为主体的梯次年龄结构,班子成员中既有懂农业、又有懂工业、商业、城镇建设及精神文明建设等不同专业知识的人员,知识结构趋向合理｡两个乡(镇)均配备一名非党副乡长、一名女干部。乡、镇领导班子成员中,大专以上学历的达80%以上｡ 
区委对乡级机关事业单位机构改革,重点是抓好机构精简 和人员分流｡这次乡级机构改革,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乡、镇机关改革与事业单位改革统筹安排,同步推进｡基本原则:坚持“五个有利于”(即有利于理顺乡、镇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有利于健全乡、镇政府功能；有利于优化干部队伍结构,提高人员素质；有利于增强乡、镇工作活力；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坚持政企、政事分开,坚持责权一致,坚持积极稳妥,确保改革平稳推进｡按照衡发[2001]8号函,雁峰区两个乡(镇)均为二类乡镇,其机构设5个综合性办公室,即党政办公室、经济贸易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综合治理办公室、计划生育办公室｡领导职数精简20%,压缩人员,重新确定两个乡(镇)机关行政编制,另配机关事业编2名｡乡(镇)机关设立司法所、财政所,均不占乡(镇)机关行政编制；乡(镇)司法所使用专项编制,实行区、乡(镇)共管,以区管为主,乡(镇)财政所使用行政编制,实行区、乡(镇)共管,以乡(镇)管为主｡两个乡(镇)事业机构(除中小学、卫生院外)均设置9个,即农业科技服务中心、水利管理站、农村经营管理站、村镇建设管理所、文体广播电视站、计划生育服务所、法律服务所,另余两个机构限额由各乡(镇)因地制宜设置｡同时撤消劳动服务站,其职能划归乡(镇)企业管理站(办)；户政管理职能并归乡派出所；畜牧水产站、农机管理站与农技推广站合并为农业科技服务中心；文化站、广播电视站合并为文体广播电视站；乡镇企业管理站(办)成建制转为企业,有关行政职能交由乡政府经济贸易办公室承担｡各乡(镇)改革后新设立的事业单位,其人、财、物、事四权由区下放给乡｡全区乡(镇)事业站、所人员编制总体上精简30%｡
乡(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分流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坚决辞退不在编人员,分流乡(镇)机关、事业的富余人员,对临时雇请的人员一律予以清退｡在实施人员分流过程中,区委严格按有关文件办事,注意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广开分流渠道｡区、乡两级在创办经济实体、自谋职业、离岗学习、提前退休等方面出台一系列鼓励政策,保证了乡(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分流工作的顺利进行,乡(镇)机关分流20%的人员,乡(镇)事业单位分流30%的人员,预计3年时间完成,实际1年半即圆满完成｡

三、组织实施村（居）委会体制改革

2001年底～2002年上半年,区委、区政府对居委会体制进行改革和调整｡全区由80个居委会改为40个社区居委会｡社区居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都是面向社会由市里统一组织公开招考后分配到各区的｡2002年后,政府和社会各界加大对社区居委会的投入,使办公场地和条件得到较大改善,其地位和作用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提高,并开始全面履行社会管理、服务、保障功能｡
2002年3月上旬,全区召开村委会换届选举暨城市社区建设工作动员大会,全面布置全区第五次村委会、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由于这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镇居民委员会选举法》颁布后的第一次海选,加上各村、各居委会的情况不同,少数村和居委会出现一些新问题｡区委常委一班人多次深入乡、街、村组了解情况,坚持依法选举,保证了全区13个行政村、13个管委班子和45个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这项工作于当年4月底完成｡其中用两个月的时间对后进村党支部进行了集中整顿｡

第三节  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一、开展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活动

进入新世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顺应时代潮流,紧扣时代脉搏,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勇于探索和伟大实践的最新理论成果｡
2001年6月3日,雁峰区委召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动员大会。全体在职县级领导,各级乡镇、街道、农场及公、检、法党政领导班子的成员,区直机关各部门副科以上干部,区“三个代表”督查组、指导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区委书记杨双华在动员大会上作重要讲话｡同时成立了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和教育活动领导小组,杨双华任组长,王新吾、彭幼平、廖立波任副组长,周春华等13位为成员｡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区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由彭幼平兼任。区委下发了《中共雁峰区委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的实施方案》｡从6月1日～7月底,全区集中用2个月时间,在街道、乡、镇、农场和区直机关各个部门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由此,全区16个党组、165个党支部、近3000名党员掀起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思想的热潮｡
在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的活动中,区委统一部署,分三个阶段进行,持续了三年时间｡第一阶段:学习培训｡首先在区级领导班子中进行,全体副区(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时间从2000年6月4日～2001年6月底｡具体做好四项工作:制订方案,开好动员会,抓好集中培训,抓好第一阶段小结｡从动员大会开始,结合行政区划调整同步进行,参加对象为区直机关各部门、乡镇、街道机关全体党员干部；村、居委会和企业单位的党员干部｡区委加强对学教活动的领导和调度,采取组织专场集中学、专家辅导深入学、明确要求督促学、开辟专栏指导学等措施,帮助全区干部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快全区经济发展、转变干部作风结合起来,推动学教活动深入发展｡区委先后召开3次分析调度会,编印简报20期,注意发挥先进代表的示范带头作用｡全区党员干部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结合“情系百姓”活动,将学教活动中激发出来的高度积极性,落实到各自的工作实践中去,促进了全区各项工作与事业的快速发展｡值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之际,区委决定:对在双文明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15个党组织、35名共产党员,分别授予“先进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区检察院驻福龙村工作组等6个单位为“情系百姓”活动先进单位；授予18位干部为“情系百姓”活动先进个人｡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在掀起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方面,作出了新部署,实施了新举措｡区委针对前一段学教活动进行小结和再次动员及对照检查,时间是2003年6月初～7月10日,具体分五步进行:听取意见、交流思想、对照检查、民主生活会、通报情况｡从7月11日起是整顿提高阶段,区委要求各部门、各单位分四步进行:制订方案,征求意见,建章建制,开总结会｡其中集中一个月时间,组织街道、乡镇和区直机关各部门开展“三个代表”学习教育“回头看”活动,巩固学习教育活动成果｡
2001年5月～2002年,全区结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广泛开展“民情调查”和以“送政策、送法律、送温暖、送科技”为主要内容的“四上门”服务活动｡区委、区政府专门下发雁委[2003]02号文件,进行了全面部署｡为保证活动顺利进行,区委、区政府从机关抽调200名干部组成工作队,下到全区各个村｡从3月10日～4月20日,在民情调查中,全区各级领导采取座谈、走访、民主测评等多种形式,共召开座谈会104场,走访老干部、老党员600多人,走访村民6000多户,共访问群众60000多人,归纳各类意见200多条｡根据群众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区委、区政府认真整改,落实整改措施200多条,并在整改过程中广泛开展“四上门”服务活动｡同时,结合深入开展学习郑培民的活动,区委要求持久地保持“四上门”活动的常规进行｡
2002年春节前后,区委、区政府等四大家领导先后给近30户烈军属、五保户、特困户送去慰问金44580元,主动带领区直机关各部门具体帮扶12名重点优抚对象｡驻村各工作组共举办各种实用技术、政策法规培训班26期,发放各类资料书籍3080本,协调解决各种生产资金15万元和部分物资,帮助维修村组公路近3万米,改造农网61200米,改造危房20间,为群众新打水井10多口,为贫困、特困学生捐款近2万元｡为帮助农民致富,各村工作组注意发挥党员电化教育优势,到各村播放有关宣传教育片及各类种养加工科教片,宣传、传授农业科技知识和技术,受到村民好评和欢迎｡区、乡领导为确保一方平安,发现矛盾不回避,积极主动做工作,使许多有可能激发的矛盾即在基层得到及时化解,仅4月份全区调处各类重大纠纷达30起｡

二、学习和宣传党的十六大精神

2002年11月8日～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中共雁峰区委常委根据市委工作安排,召开了专题会议｡会上,认真学习和领会党的十六大会议精神,统一思想,一致认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是雁峰区委、区政府工作的主题和指导思想,对于统一全区干群的思想,凝聚力量,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全面开创雁峰区新的辉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会上,讨论了区机关、乡镇、街道的学习方案和部署,同时对各项工作作出了安排；同时下发了雁委[2002]15号文件,要求各街道、乡镇、农场、区直机关各部门充分认识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的重大意义,全面领会十六大精神的内容,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切实加强对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的领导,确保学习、工作两不误,并要求在年终干部考察中对干部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进行“考学”、“述学”、“评学”｡全区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坚持先学一步,多学一些,学深一些,努力做一个头脑清醒、政治上成熟的领导者｡

三、雁峰区第一届人大、政协会议召开

2002年11月28日～12月1日,雁峰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政府机关四楼大会议室举行｡157名代表出席了会议｡选举产生了王新吾为主任,陈辉春、吴升阳、何启山、周述莲(女)、周世明、肖年生为副主任,余治慧等8人为委员的雁峰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4年第一届三次人大会议补选谭艳林为兼职副主任)｡选举产生了左慧玲为区长,曾义国、何晓天、廖立波、刘登高、聂小明、李军为副区长的新一届区政府领导班子｡选举邵长征为区法院院长、王元生为区检察院检察长｡还选举产生了29位出席衡阳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2002年11月27日,政协雁峰区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行,选举产生了邹学润为主席,黄昌阳、肖立道、李玲(女)、王文罡、江红(女)、刘宏霞为副主席,孙孝德为秘书长,丁云生等24人为委员的政协雁峰区第一届委员会｡换届后,区人大、区政协依法行使职权,参政议政；依法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依法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组织视察调研,建言献策,发挥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作用和在民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第四节 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狠抓党建工作

一、加强纪检、监察工作

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区委、区政府结合学习十六大精神,始终注意将纪检监察工作摆在首位,使纪检监察工作由事后惩处向事前预防、由分散管理向集中系统管理、由注重反腐倡廉的案件突破向反腐倡廉的制度化建设转变｡区委在全区党员干部中开展了 “改进作风、拒腐防变”主题教育,坚决清理“三乱”行为,优化经济环境,维护企业和群众的合法权利｡区委常委带头过好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加强了反腐倡廉制度化建设,成立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 标志着预防职务犯罪“从零星分散状态向集中管理、从初级形式预防向系统全面预防、从检察机关的部门预防向部门预防与社会预防相结合的转变”｡在抓好机关干部普遍性教育的同时,区委突出加强对重要岗位、重点人群的反腐倡廉教育,尤其是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区委常委一班人带头参加听党课、讲党课,参加“艰苦奋斗、廉洁从政”的主题教育活动｡在组织、纪检系统,全区开展以公道正派为主要内容的“树组工干部形象”的集中学习教育活动｡2003年5月,区委对“四上门”服务活动10个先进单位进行了表彰｡
2003年9月,区委印发了[2003]20号文件,落实了区纪委负责人同下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谈话、领导干部任前廉政谈话和诫勉谈话的制度,先后进行领导干部任前廉政谈话28人次,进行诫勉谈话3人｡当年年底,区委、区政府下发《关于清理整治党政机关干部违规参与经营酒店茶楼娱乐场所的工作方案》｡区委、区纪委进一步加强所有在职副区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党内法规知识的学习,在全区规范各级党组织印鉴颁发、使用、管理办法,开展首届“诚信服务窗口”、“诚信企业”、“诚信教育示范学校”的评选活动,全面实行收费(包括价格)公示制度｡
2005年,全区推行“五项制度”和“五条禁令”｡ “五项制度”是:政务公开制度、首问责任制度、限时办结制度、廉政服务制度、民主评议制度｡“五条禁令”是:严禁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严禁强求企业集资、捐助和赞助；严禁擅自对企业采取封门、断水、断电、冻结帐户和扣压财物等处罚行为；严禁强制企业征订除指令性计划以外的报刊、杂志、书籍；严禁未经批准举办各种以盈利为目的的培训班、学习班和擅自组织企业、基层人员参加无实质意义的各类考察学习。同时,区委还认真清理党政干部违规自建私房问题,清收国家公职人员拖欠的银行贷款,落实严禁领导干部私自驾驶公车等各项廉政规定｡区委还进一步规范干部选拔、任用、管理方面的制度,完善干部任前公示制、离任审计制,加强对干部的监督管理,每年都召开了干部作风转变情况讲评会｡区纪委加强案件查办力度,及时受理查处各类经济投诉案件,按时办结｡区纪检工作连续三年被评为全市先进单位｡

二、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2005年2月，根据中央指示，市委召开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会议，全面部署全市先进性教育活动，明确雁峰区党政机关为第一批进行教育的单位，整个活动持续到年底。为贯彻落实中发[2004]20号文件和省、市有关文件精神，中共雁峰区委按照市委的部署、结合实际，对开展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进行了全面部署｡首先，区委学习中心组率先进行专题学习｡2005年2月10日，区委召开全区学习中央指示精神、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动员大会｡区委书记杨双华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区委下发雁字[2005]01号文件，就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重大意义、步骤安排、措施要求作出部署，明确提出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要达到的目标是：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基层组织，服务人民群众，促进各项工作｡区委要求集中精力抓好学习，严肃认真开展评议，脚踏实地搞好整改，使全区党员干部政治素质明显提高，服务本领明显增强，基层党组织更加坚强，党的执政基础更加巩固，全区各项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用实实在在的成效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区委强调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要把是否解决了群众反映强烈、通过努力能够解决的突出问题和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衡量教育活动成效的重要标准；要下功夫、下决心解决一些党员理想信念动摇、宗旨观念、党员意识和执政意识淡薄、思想观念陈旧、组织纪律松懈、带领群众前进的能力不强、难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等问题｡
2月24日，全区副区级以上领导干部到市政府会议中心听取市委书记徐明华讲《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永远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党课｡之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全面展开，区委向各乡镇、街道派出了工作组及督导员｡3月下旬，全区第一批先进性教育活动转入分析评议阶段｡5月底，区委对第一批先进性教育对象进行了考核讲评。7月底，全区第二批先进性教育展开，重点在乡镇、街道进行｡通过扎实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加强了基层组织建设，全区党员素质有新的提高，工作作风有新的转变，党群关系有新的改善｡乡、镇、街道下属有关村全部顺利完成“两委”换届选举工作｡  

 第五节  “三农”工作规划调整，着力推进农业产业化

为了加快雁峰区的经济发展,区委在“三个代表”和十六大精神的指引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城市管理为重点”和“两个文明一起抓”的工作思路,围绕重点项目做文章,作出了《关于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若干意见》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

一、农业结构调整

2001年下半年～2004年,通过3年努力,全区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结构调整｡农业总产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年递増10%以上｡以发展蔬菜、花卉苗木种植和奶牛养殖为重点,使之成为雁峰区具有特色的三大主导产业｡同时积极发展药材、瓜果生产和其它养殖业；扶强加工企业,发展储藏、保鲜和运销业,建设一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和一批中小型农贸市场；开发了休闲娱乐和旅游观光农业,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一年内调减水稻种植面积
6000亩,使雁峰区农业形成“一大养殖场、四条专业带、十个示范点、百个专业户”的产业格局｡同时,区委、区政府注重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全区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有一个较大的改善｡2002年8月底,雁峰区累计完成稻田改造1.06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44%,发展蔬菜3200亩,名优水果800亩,花卉苗木800亩,鱼塘1200亩｡在具体工作中,立足当前,放眼长远,根据各地的地理、产品、项目特色,因地制宜,先后建成了朔田村反季节蔬菜基地、高兴村花卉苗木基地、湘江农场代管村的无公害蔬菜基地、前进村水果基地等10个有广阔市场的特色基地｡同时,雁峰区采取招商、租赁、承包等形式,引资200万元,使项目基地建设顺利进行｡基地形成以后,品牌就是效益｡为了增加基地产品的科技含金量,从产品项目的“名、优、特、新、稀”入手,立足于不断提高科学技术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2004年起,全区经济增长中科技贡献份额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率达80%,大大提高了基地农产品的供给弹性和市场竞争力,诸如雪新梨、西子绿、翠冠梨等10多个新品种已在雁峰区安家落户｡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问题，立足于更深层次的突破，着力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坚持“市场引导、项目支持、‘龙头’牵动”的原则，采取“公司+农户+基地+市场”的经营模式，培育农户和农业企业二元联动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朝着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经营的目标迅猛迈进｡2005年，雁峰区沿江水路24公里的水产养殖带等四个专业带已形成了多条产业链｡湘江乡高兴村的农工商学贸一体化的高兴集团，拥有12个村办企业，企业资产6000多万元，利税达100多万元，同时还新办了脱水蔬菜加工企业，初步形成了科技型企业群、活跃型商业带、高效型农业园格局｡

二、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成立了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城乡统筹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举措，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加快雁峰区新农村建设步伐，根据中央和省市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区委、区政府召开专题会议，讨论、研究、制订了雁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施方案｡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思路，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以推进农村全面小康建设为目标，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以深化农村改革为动力，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为着力点，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雁峰区成立了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区委书记、区长左慧玲任组长；区委副书记彭幼平、区委组织部长肖少杰、区人大副主任吴升阳、副区长廖立波等任副组长｡区直17家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区农办主任文林森兼任办公室主任。抽调3名专职干部，集中办公，负责对全区新农村建设工作的牵头、指导、组织、协调、督查和考核｡乡镇党委、政府是新农村建设工作的直接组织者、实施者，同他们组织广大干部深入村组，全面了解情况，因地制宜，帮助村组科学编制规划，制定具体工作方案，组织发动群众，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区委明确规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长期而繁重的历史任务，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协调发展，着力解决农民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切实让农民得到实惠；必须坚持政府引导、群众为主，充分发挥农民群众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以农民自愿、村民自治为主，使新农村建设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必须坚持科学规划，实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逐步推进，在认真做好与农田保护规划、城镇建设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工业园区规划及水利、交通等专项规划衔接的基础上，按照适度超前、因地制宜、各具特色的要求，进行村庄布局总体规划，确定建设方案，切实维护规划的统一性和严肃性｡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逐步把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把传统村落建设成农村新社区；把传统农民培养成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形成城乡互助、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区委、区政府要求，到“十一五”末，全区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突破6%，达到5184元以上；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5000人；城镇化率达45%；林木绿化率稳定在45%以上；解决3万人口饮水安全；无公害卫生厕所普及率达60%以上；新增沼气用户600户；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基本实现村村通公路；全区行政村全部通有线电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增强，农民居住环境明显改善，农村的文明程度和农民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为了落实、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区委、区政府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百村”示范工程要求，重点建设以茶园生态自然村和前进田园社区村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推行“领导联村、部门包村、多方援村”制度，对示范村明确区级党政领导干部抓点示范，选择后进单位进行帮扶，组成驻村工作组，协助村两委抓好示范村的建设｡要广泛宣传发动，使新农村建设的目的意义、主要内容、目标要求以及具体措施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把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自觉投身到新农村建设中｡各部门要明确部门职责，相互配合，搞好服务，形成合力｡区委、区政府将新农村建设工作列入对乡镇、街道、农场和区直单位年度目标责任考评｡每年年初安排落实计划任务，年中抽查，年底考核验收｡
(二)顺利完成发展规划和村庄编制工作 
区委、区政府为了突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区委3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首先从认真编制发展规划入手，按照“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严格依照《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和《村镇规划标准》完成规划编制工作｡要求各村规划的编制要通盘考虑农业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事业和传统文化，尊重民意，突出特色，坚持人与自然和谐，注重保护历史文脉及文物，体现文化内涵｡近郊村要结合重点建设工程，鼓励规划建设社区型农民新村，鼓励农民向新区集中，农民向居民转变，努力打造一批有湘南特色的样板村｡中郊村要按照“路畅、山绿、村兴、民富”的要求，加强村庄道路、农田水利、公共设施建设，打造一批规划有序、环境整洁、景观生态、村风文明的示范村和旅游文化村｡远郊村根据其地理位置、生产条件、村风民情等情况，合理规划，分类指导，打造一批生态村、科技村、沼气村｡2006年7月，前进、茶园2个示范村顺利完成发展规划和村庄编制工作｡区委要求其他6个中心村要在3年内完成，其中五星、白沙、红旗3村在2007年前完成，金龙、金桥、水东3村在2008年前完成｡
(三)生产发展、生活提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 
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是繁荣农村经济、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各乡镇村，充分利用城郊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农业、高效农业，扶持一批养猪、养鸡及小水果、花卉苗木、蔬菜等特色种养殖基地和农村科技示范基地，扶优扶强米粉、酱菜、饲料等产业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2006年，扩建了岳屏镇的丁记酱品生产线(占地13500平方米，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建成高兴农产品加工科技示范园(建筑面积15000平方米，以大米加工为主)；新建岳屏镇、湘江乡无公害蔬菜基地(占地500亩)；改扩建岳屏镇、湘江乡的3个农村小康示范村；建成农村新型住宅上千套；完成了农村安全饮水工程(10处集中式供水工程、50处分散式供水工程)｡村村通水泥公路，户户有安全、卫生设施｡农村村民出行交通方便，农村适齡儿童入学率及学生巩固率均为100%｡
(四)推行乡财区管的财政管理方式 
按区委要求,各个乡(镇)不断深化农村改革,积极稳妥地做好乡镇和村组的区划调整工作,切实加强乡(镇)政府职能,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功能,精简机构人员,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大力推进乡(镇)事业单位改革,按照合同分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实行分类管理的要求,整合乡(镇)事业站所,强化公益性公共服务功能和经营性单位自我发展能力,完善和加强农村基层服务体系｡深化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合理调整学校布局,优化教师队伍,增加财政投入,保障农村教育经费稳定增长｡进一步理顺财政管理体制,继续推行乡财区管的财政管理方式,确保基层组织运转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正常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长效机制,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积极推动农村经营管理体制创新,加快建立农村基层管理新体制、农村公共产品供应新机制、“三农”社会化服务新体系｡按照“民办+协会+基地+农户”等行之有效的经营模式,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根据市委、市政府农村工作暨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会议精神,雁峰区委、区政府对全区农税费改革工作进行研究和部署,成立农村税费改革领导班子,进行广泛宣传发动,坚持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一票否决制”,有力推动了全区“减负”工作的顺利进行｡2001年底,第一轮农村税费改革的各项指标均落实到户｡
2002年起,全区税费改革稳步实施｡同时加大资金投入,从2006年起提高财政用于农业农村的比重｡区乡两级财政每年预算安排一定比例的专项资金用于新农村建设,做到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财政超收部分,新增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用于农村｡近年起,对每个示范村,区财政安排必要的资金,作为新农村建设启动资金｡凡涉及新农村建设工程收费的,原则上能减则减、能免则免｡
(五)加大教育培训力度 
全区乡镇抢抓全省实施百万农民劳动素质培训工程的机遇，以各类大专院校、职业学校、科研院所、农广校、现代农村远程教育、农经网为依托，建立农民培训中心｡实施“绿化证书”工程、“阳光工程”和“一村一名大学生培训计划”，加强农民实用技术培训，使文明新村中的每个劳动力掌握1～2门先进的农业实用技术或外出务工技能｡结合“五五普法”，加强对农民的法制教育，加大法律法规宣传力度，普及法律基本知识，提高农民群众依法办事和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加强农民创业技能培训，落实有关政策，引导和扶持农民自主创业，培养一批农民创业带头人和致富领路人｡加强伦理道德教育，传播科学文明思想，铲除愚昧迷信和邪教，广泛开展“文明户”、“文明村组”评选活动，促进家庭和睦、邻里和谐和村风、乡风文明｡
(六)加快建设农业基础设施 
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重点提高湘江防洪堤防汛能力和加固6座小型水库；新建一批农村供水工程，农村安全饮用水普及率达到90%以上｡加强农业机械化，大力推广农业新机具、新设备，基本实现农业耕种、排灌、运输机械化，发展农业特色配套技术。继续实施退耕还林、荒山造林、生态公益林、湘江沿河绿化、高速公路两旁绿化、村组道路、村庄周围等绿化工程｡大力发展以沼气池、太阳能为重点的农村能源建设，进一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健全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构筑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七)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
　以创建文明村组为动力，扎实推进“一池四改”(沼气池，改水、改路、改圈、改厕)，加快垃圾集中堆放和垃圾池建设，大力整治村容村貌，彻底改变农村“脏、乱、差”现象｡2006年，全区20%以上建制村基本实现道路硬化、庭院净化、路灯亮化、村庄绿化。建立健全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特困群众社会救助制度，积极支持和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认真落实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稳定农村低生育水平｡发展农村义务教育。2006年起，逐步实现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收学费，抓好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和寄宿制学校建设。加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改造建设，重视发展妇幼保健事业，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进一步做好完善敬老院设施和管理等实事。加强村组文化活动中心、村民健身休闲中心的建设，积极开展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丰富乡村群众文化生活，打造乡村文化品牌，建设一批富有特色的文化村｡
(八)加强以村组班子为主体的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各村组以深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切实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广大农村党员干部带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组织领导能力｡一是选好配强村班子；二是强化民主管理；三是转变村干部工作方式｡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和组织农民群众，用村民自治的方式推动工作｡

第六节  狠抓“两个文明”建设，确保区域经济、社会事业新发展

2003年2月～3月,中共雁峰区委、区政府分两次对2002年度全区重点工作目标管理和政法、综治工作先进单位(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并就2003年度全区重点工作提出了考核意见｡下发了雁峰区2003年农村建整扶贫工作实施方案。4月,又对预防和控制非典型肺炎的工作职责和工作要求下发了通知｡5月6月,对全区民营经济、乡镇企业先进单位和先进党组织、优秀党员及抗击“非典型性肺炎”先进党组织、优秀党员作出了表彰｡9月,就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下发了通知｡10月,雁峰区“创建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第二阶段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出台｡同时,对做好2003年度科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考核工作和科级后备干部建议人选推荐工作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区域经济发展再上台阶　

2003年财政税收继续保持增长,全年完成上划中央増值税9507万元,增长
13.18%,完成区级地方一般预算收入3038万元,同口径增长19.42%,完成区级财政总收入1.2546亿元,同口径増长14.64%｡
2004年～2005年度,区委、区政府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顺利进行,区域经济发展再上台阶｡至2005年底,全年完成区级财政总收入7416万元,比上年增长15.14%；完成地方一般预算收入4152万元,比上年增长17.52%；完成共享收入2383万元,比上年增长9.61%；区级固定收入1769万元,同比增长30.17%｡全年实现民营经济总产值1.61748亿元,比上年增长20%；实现工业增加值1.7469亿元,比上年增长67%｡全区规模工业已发展到28家,比上年增加6家｡全年共落实招商项目60个,项目计划总投资7.8038亿元,实际到位资金2.2998亿元,其中外资项目3个,计划总投资
2710万美元,实际到位外资590万美元｡自营出口创汇完成1.2254亿元｡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3亿元,比上年增长18%｡

二、社会事业不断发展　

从2003年起,雁峰区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呈现积极、健康向上的发展态势｡国家十部委联合授予白沙洲街道“2001年～
2005年婚育新风进万家先进单位”｡2005年,区委、区政府被评为衡阳市人大代表建议意见办理工作先进单位｡司法工作顺利通过“四五”普法工作验收｡加大了“四乱”整治力度,经济环境进一步优化｡积极开展勤政廉政建设,消极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深入开展以“打黑除恶”为重点的严打整治斗争和以消防为重点的9项安全专项活动,实现了辖区内无重大群体事件、无重大安全事故、无“法轮功”分子聚集公开闹事的“三无目标”,社会治安形势明显好转,社会大局持续稳定｡文化、教育、体育事业发展加快｡社区文化艺术节和广场文化艺术节连续举办了2届,开展各类文化娱乐活动700多场次,观众达30多万人次｡举办全区大型美术、书法、摄影展3次,共展出作品600多件｡其中,入选全国展作品2件,省美展作品获省“五个一工程”奖2件,省金奖作品3件,省银奖作品8件,省铜奖作品13件,被省、市报刊发表作品80件｡雁峰区的文艺创作工作在全国第十二届“群星奖”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中,有5件作品入选,获省级金奖2件、银奖3件｡在“三湘群星奖”的评选活动中,音乐作品获省级金奖1件,市级特等奖1件、银奖2件｡区文化馆学生邹金芝在省音协主办的省第二届“涉外杯”金嗓子青少年歌手大赛中,荣获青少年金嗓子特等奖｡在全国“蒲公英奖”少儿舞蹈、音乐比赛中,雁峰区的作品获金奖1件、银奖1件｡2004年～2006年,全区适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升学率均为100%,年辍学率为零；初中入学率为100%,年辍学率控制在0.3%以内；6～14周岁三类残疾儿童入学率达90%以上｡从2005年起,全区学校开始实施“两免一补”政策,每年区财政每万人安排0.5万元作为义务教育助学金｡2005年～2006年,共安排21万元用于义务教育助学金｡
2005年～2006年,区财政局、区教文体局及学校对城市低保户减免学杂费；对家境特困的孤儿、残疾人、企业特困党员子女给予每人每期100元的困难补助；对贫困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雁峰区是衡阳市的南大门,最先接受沿海经济的辐射, 城建城管工作快速推进｡随着商业服务业的发展,雁峰区的发展已从低层次的量的扩张转向城市现代化、功能化的质的提升,这一转变呼唤服务业的高级形式——中央商务区的产生｡把雁峰区建设成为衡阳市的中央商务区势在必行｡为加强城市管理,拉开城区骨架,提升城市功能,配合衡阳市中央商务区的构想,雁峰区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为八条城市干道、一座水厂、两座变电站、汽车南站和“两纵四横”等重点工程建设创造一流的施工环境；全方位启动绿化工程；高标准抓好城市管理；快速建设数字化信息网络和电子商务平台｡继岳屏广场后,古樟公园、环城南路示范街和汽车南站正在建设中｡

三、社区建设出特色　

区委、区政府结合实际,特制定雁峰区社区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精心打造、重点培植一批特色社区,努力在社区卫生、社区文化、社区环境、社区治安、社区管理和服务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社区建设走在全市前列,创省、市一流水平,并产生示范带动效应｡在具体部署和摆布上,从安、居、乐、业、生等五个方面重点推进｡要按照“转化角色、美化环境、优化服务、强化管理”十六字方针,全区推进社区建设向纵深发展；要加快培育社区自主管理能力,使之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做到政事分开、政社分开；要建立稳定的社区财力支持体系,加大投入,整治社区环境,力争用两年时间,使全区41个社区全部实现路净、灯亮、沟通、墙美、绿化面积达30%以上；要加强社区网络建设,大力推进社区服务产业化、社会化进程；要用经营城市的理念经营社区,用市场运作的手段发展社区；要坚持把社区环境作为品牌来经营｡高标准完成了沿江南路至大庆路“R”型样板街、新家村文明小区建设；南郊大道延伸工程举行了开工典礼；高质高效完成解放路改造工程任务；协助市里做好了南郊大道、蒸阳南路延伸工程、古樟公园前期拆迁有关工作｡
2005年,全区全年拆除“两危”建筑共计7.54万平方米,新增公共绿地26.7万平方米,清理整顿户外广告140余处｡投入65万元,改造背街小巷及小区道路13处｡创建省级园林式单位17个,市级园林式单位39个｡率先在全市推行夜宵摊点“六统一”管理｡全年共发放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357万元,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978万元,下拨各类救灾款62万元｡6个社区被评为示范社区,年内有18个社区达标｡同时,充实了41个社区党务工作力量,实现了“一居一支部”｡

第七节　实施“园区带动战略”和中共雁峰区第二次党代会召开

一、实施“园区带动战略”

2006年元月,区委召开专题会议,审议并通过了《雁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在区委一届五次会议上,区委书记左慧玲就《规划纲要》的讨论和审议工作作了专题讲话,并提出:一要加快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物资基础；二要注重统筹兼顾,推进社会全面进步；三要坚持以人为本,维护群众利益｡努力在“十一五”期间实现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协调快速发展｡制定《规划纲要》,对雁峰区未来五年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共衡阳市委、市政府决定在雁峰区区域内的老工业基地白沙洲工业区的基础上兴建白沙洲加工制造工业园区｡这对雁峰区建设现代化中央商务区,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如何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加快白沙洲加工制造工业园区的建设步伐,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四大家领导对园区建设的前期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并走访了白沙洲的部分大中型企业,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同时还派员到近年来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较快的株洲高新技术开发区参观学习｡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建设白沙洲工业园的决策,区委、区政府进行了充分酝酿和研究,并提出了建设方案｡决心以建设省级产业集聚工业园区、辐射国内外的湖南最大的一流的加工制造中心为目标,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扶持新型产业为方向,以“政府规划、产业支撑、商家自营、市场运作”为手段,按一区多园布局,集全区之智,举全区之力,通过3年～5年的扎实工作,努力把白沙洲工业园建设成为基础设施齐全、服务体系完善、政策扶持到位、管理相对独立的产业集聚区和工业新城｡
工业园区的范围是衡阳市加工制造业集聚区,拥有各类加工制造企业近百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40余家,涉及输变电设备、汽车零配件、农机、电子元器件、量具刃具、纺织及纺织机械、食品、中成药等行业｡2002年园区内规模工业总产值20多亿元,占全市规模工业总产值的20%左右｡园区产业发展具有鲜明特点:一是具有优越的加工制造集聚基础,拥有一批有很强实力的重点大中型骨干企业,如特变电工、亚新科、金杯电缆、紫光古汉、燕啤、恒飞电缆、纺机等,还拥有一批具有一定发展前景的中小型企业；二是具有一批拥有自我知识产权,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名优产品,如变压器、pn泵、拖拉机等；三是产品具有一定的关联度和较强的加工延伸链,机电成套设备部件扩散在区内可以基本满足,形成企业间产品上下游关系；四是园区交通发达,运输便捷,有湘江千吨级码头、汽车南站及拟建的新湘桂线铁路站场,方便园区企业物流集散｡同时园区又是衡阳传统老工业基地,基础设施及配套服务体系较为完善,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区条件和投资环境｡根据目前产业发展现状,确定园区产业发展方向:一是现有产业基础为依托,通过对国有企业改革改制、整合资源、吸引资金,做大做强现有产业；二是优化软、硬环境,做好承接沿海产业条件,吸引内、外资及民间资金注入,发展新型产业｡到2007年,园区形成产值、销售均达100亿元的经济规模｡
按照市委、市政府将全市工业整合到三大工业园区的衡阳工业发展思路和现有工业布局,结合衡阳市修编的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区委、区政府对白沙洲加工制造工业园区规划范围和功能布局建议确定为:东至湘江,南至衡昆高速公路,西至衡常路,北至高峰路、进港路,规划面积20平方公里｡规划范围内含白沙洲街道的全部行政区域和湘江乡、湘江农场、黄茶岭街道的部分行政区域,现有人口约10万人,｡园区发展成规模后,可通过湘江三桥向东阳渡扩展｡按照一区多园的布局方式,结合园区现有工业分布状况,按老区企业整合、新区高规格建设的原则,将园区规划为8个产业园和1个功能园区｡以湖南重汽、亚新科为基础,整合全市汽车行业资源,规划建设汽车及零配件产业园；以拖拉机厂、油泵油咀厂为基础,整合白沙洲片几十家民营农机制造企业；以特变电工、金杯电缆为依托,建设全国最大的输变电设备产业园；规划建设白沙洲农机产业园；以衡纺机和园区内现有企业为基础,规划建设以纺机产品和为园区骨干企业配套的产品延伸链加工产业园；以承接沿海工业内移和国际跨国加工制造企业集团来华投资为目标,规划建设新型工业产业园；以汽车南站、新湘桂线站场为依托,建设工业品物流中心,为园区内企业提供仓储、物流服务；以雁峰区机关新址为中心,建设衡阳市(工业产品)会展中心及金融机构,为园区提供管理、信息、金融服务；在汽车南站旁的石头皂水库规划建设高档休闲中心,为园区内企业提供高档接待、休闲场所；在湘江沿江风光带沿线规划高档住宅群,为园区内企业高、中级管理、科技人员提供居住条件,逐步调整园区农民住宅,规划建设新型农民住宅区｡在各产业园交界处规划若干居民小区,逐步调整园区现有中小型企业家属区；规划建设若干居民小区,建立完善的社区服务体系,剥离园区企业社会职能｡
园区采用“市区合办,以区为主”的建设管理模式组建管委会｡管委会在园区内行使市级经济管理职能和行使市级规划、国土管理职能,对工业建设和入园工业企业进行归口管理,辖区内的公共服务、社区管理和贴近居民生活的事务管理按行政区划由雁峰区政府及其乡9镇)、街道管理｡区委专题研究决定:1、实行倒计时表制度｡集聚区内茶园路建设和集聚区招商引资两块齐头并进,在2006年2月底之前要全面启动｡2、项目的建设资金筹措实行“两条腿走路”,即通过两个途径: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和市场运作的方式｡3、工作要求:春节前集聚区管委会与市规划局衔接好雁峰工业项目集聚区建设整体规划,并开始搞规划设计和施工设计,同时做好集聚区招商引资工作方案｡为促进白沙洲加工制造工业园健康快速发展,市、区两级政府都对园区实行政策倾斜和扶持｡一是积极争取将园区作为省级经济开发区,并享受其优惠政策｡二是园区内所有土地出让金及省、市级收益部分,全部归园区管委会用于园区建设｡三是园区内新增增值税、所得税,市、区部分五年内归园区管委会作为园区建设资金｡四是园区内各项行政收费等预算外资金归管委会作为园区发展基金｡为加速工业园的建设,根据衡阳市发展总体规划,结合雁峰区实际,区党政联席会议集体讨论,决定组织实施区机关搬迁｡区委、区政府向市委、市政府提出了请示报告,并就搬迁理由、搬迁方式、选址、经费等问题提出了建议报告｡

二、中共衡阳市雁峰区第二次代表大会

中共雁峰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于2006年6月27日～29日在区机关四楼大会议室召开｡议程五项:一是听取和审查中共雁峰区第一届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二是听取和审查中共雁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三是选举产生中共雁峰区第二届委员会；四是选举产生中共雁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五是选举出席中共衡阳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
会上,区委书记左慧玲向大会作题为《坚持科学发展观,抢抓崛起新机遇,为实现雁峰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报告指出,雁峰区第一次党代会以来,全区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深入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全面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励精图治,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大变化,为建设雁峰区谱写了光辉灿烂的新篇章｡2005年,全区生产总值完成34.1亿元,是2001年的1.7倍,年均增长10.2%｡经济效益持续好转。市、区两级财政总收入完成3.3亿元,年均增长14.7%；其中区本级财政完成
7416万元,地方一般预算收入4152万元,分别年均增长13.2%和14.5%｡工业质量和数量同步提升｡工业总产值实现51.33亿元,是2001年的2.9倍,年均增长32%；完成区属民营工业总产值8.46亿元,是2001年的3倍,年均增长28%；规模工业总产值完成6.05亿元,是2001年的10倍,年均增长87.35%；完成规模工业增加值2.34亿元,是2001年的13倍；规模企业从2001年的4家增加到目前的32家｡投资快速递增｡
2002年～2005年,共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94亿元｡商贸经济快速发展｡2005年,实现商品零售总额20.92亿元,是2001年的1.6倍,年均增长11.6%｡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增大,所有制结构不断完善,到2005年底,共有个体民营经济4692家｡农业产业化向纵深发展,“三化”进程不断加快｡2005年,全区完成农业总产量
1.3亿元,是2001年的2倍｡
2002年以来,在城市“东扩南移”发展战略带动下,一大批省、市重点工程项目相继落户雁峰区,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明显加快｡衡枣高速公路、南外环路、西外环路、白沙大道相继建成通车；高标准完成4条文明样板街、67条背街小巷的改造和4个文明社区的创建,使环卫管理和城市管理改革不断深入,管理水平不断上升,市容市貌焕然一新｡2002年～2005年,累计引进内资4.78亿元,外资1846万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223元,年均增长8%；农民人均收入达4030元,年均增长7.2%｡2002年～2005年,全区共发展743名新党员,新成立8个基层党组织,29人先后被评为省、市优秀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19个基层党组织先后受到省、市表彰。人事、社会保障、就业再就业连续三年名列五城区第一｡教育、文化、科技、审计、监察、残联等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报告》确定今后五年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以人为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弘扬雁峰精神,实施“工业强区、商业旺区、项目立区、城市带动”发展战略,做好工业集聚、城市南移、和谐发展三篇文章,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努力建设产业发达、城市繁荣、人民富裕、社会和谐、山川秀美的小康雁峰｡
为了做好今后五年的工作,必须为雁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事业兴衰,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推进“小康雁峰”进程,实现全区经济跨越式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聚精会神地加强党的建设｡
大会上彭玉明代表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工作报告｡大会审议并一致通过了这两个报告｡
大会经过充分酝酿,选举中共雁峰区第二届委员会委员33名(按姓氏笔划为序):王元生、王新吾、文林森、左慧玲(女)、刘东元、刘志成(女)、杨成栋、李军、李萍(女)、李力生、李竞雄、肖少杰、肖顺生、何井盛、谷田生、邹学润、邵长征、欧军林、欧阳梅芳(女)、周华(女)、周向波、周春华、屈国原、高意钧、唐谋芳、曹运才、彭玉明、彭幼平、谢少珍、懃国华、廖立波、谭小华、颜新华｡当选区委侯补委员5名,(按得票多少为序):方国灿、邓亚峰、王志运、易楚平、王振明｡当选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7名,(按姓氏笔划为序):龙天衡、朱武绍、伍小凤(女)、杨国荣、李建衡、张继军、陆细荣、罗毅、罗中清、周小雄、唐雁、唐友武、黄科献、彭玉明、蒋倩倩(女)、曾令军、雷素云(女)｡选举中共衡阳市雁峰区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3名(按姓氏笔画为序):左慧玲(女)、李军、李力生、肖少杰、肖顺生、欧阳梅芳(女)、周向波、屈国原、高意钧、曹运才、彭玉明、彭幼平、谭小华｡左慧玲为书记,肖顺生、彭幼平为副书记｡选举中共雁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7名(按姓氏笔画为序):龙天衡、罗中清、周小雄、黄科献、彭玉明、曾令军、雷素云(女)｡彭玉明为书记,周小雄、罗中清为副书记｡选举雁峰区出席中国共产党衡阳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8名(以姓氏笔画为序):丁小平、王红(女)、左慧玲(女)、丛培模、李力生、肖顺生、张自银、彭玉明｡

第九章 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平安、小康、和谐雁峰

(2006年7月～2011年7月)
 
2006年7月～2011年7月,是雁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较大突破的五年｡在实施“工业强区、商业旺区、项目立区、城市带动”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中共雁峰区委、区政府以第二次党代会召开为契机,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区委为了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各项决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促使各项社会工作和经济工作均取得显著成效｡

第一节 加强党建工作，“先进性教育”创典型

一、学先进、争先进，李春华舍已救人创典型

2006年7月1日,区委决定,对在开展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表现突出的1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10个先进性教育活动先进单位、1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0名优秀共产党员、20名先进性教育活动先进个人予以通报表彰｡环城南路小学开展的“光荣小讲台”活动,被中宣部作为“荣辱观教育”的典型在全国推广,并被评为衡阳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先案例一等奖；苏眼井社区被评为全国“学习型家庭创建示范社区”；白沙洲社区被评为全市“红旗示范社区”｡雁峰区连续三年被省政府授予“创建和谐社区示范区”称号｡
2006年7月15日,受暴雨和特大暴雨天气影响,湘江水位急剧上涨,最高水位达到60.39米,超警戒水位3.89米,致使辖区各乡镇、街道、农场严重受灾｡灾情发生后,在省、市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区上下迅速投入抗洪抢险战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公安干警、民兵预备役人员积极响应区委、区政府的号召,团结奋战,取得了显著成效,实现了区委、区政府提出的“不溃一堤一坝、不死一人”的目标｡
这次抗洪抢险战斗,生动体现了全区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丰硕成果,充分展示了雁峰区人民不畏艰险的精神风貌,集中反映了社会各届团结奋斗的时代特征,再次检验了广大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过硬素质｡为了表彰先进,鼓舞斗志,加快恢复重建步伐,夺取生产救灾和经济发展的全面胜利,区委、区政府决定,对欧军林等6名记三等功人员、李竞雄等11名嘉奖人员予以通报表彰。
2006年7月21日,在岳屏镇山田寺村七组,发生了一起感人至深、可歌可泣的重大事件:当日下午6点20分左右,假期在家“双抢”的大学生、共产党员李春华,正挑着稻谷往家赶,忽然听到两名落水儿童的呼救声｡他奋不顾身地跳入水中营救,救上一个后,他又扎入水中救第二个,因为劳累了一天,体力不支,他使尽全力将小孩推上了岸,自己却沉入水中,不幸壮烈牺牲｡英雄事迹发生后,《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湖南经视、湖南卫视、衡阳电视台、《三湘都市报》、《衡阳日报》及各大网站等重要媒体都对此事给予了重点报道｡为此,中共雁峰区委下发
[2006]13号文件,作出了在全区开展向李春华学习的决定｡并着重指出:开展向李春华学习的活动,要注重实效,要与当前开展的荣辱观教育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对照李春华的先进事迹寻找差距,知荣明耻树正气；要与贯彻落实区第二次党代会精神结合起来,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力促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要与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倡导文明新风,创建文明城市、文明社区、文明村镇活动结合起来,不断增强社会公徳意识；要与当前加强和改进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全区各级各部门务必以这次学习活动为契机,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构建和谐雁峰和小康雁峰而努力奋斗｡是年,舍己救人的大学生李春华被推荐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候选人,先后被国家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被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授予“全国舍己救人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
2006年8月21日,左慧玲主持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对雁峰区2006年文明创建工作方案进行了认真讨论研究,并提出:一要统一认识,瞄准一流目标,巩固创建成果；二要完善措施,强化领导,营造浓厚的创建氛围,在全区掀起“学英雄、见行动”的竞赛热潮｡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并作出全面部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的提出,使雁峰区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区委在总结和表彰2005年度全区重点工作目标管理先进单位的基础上,要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以先进单位为榜样,学先进,争先进,当先进,励精图治,开拓创新,发奋图强,努力建设产业发达、城市繁荣、人民富裕、社会稳定、山川秀美的小康雁峰｡同时,区委对15个优秀领导班子、谷田生等2位推荐记二等功人员、聂卫华等
10位记三等功人员、53位嘉奖人员予以表彰｡区委希望,受表彰的优秀班子和领导干部要珍惜荣誉,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加倍努力,锐意进取,团结带领干部群众在创小康雁峰中再立新功｡区委要求,全区各单位、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向受表彰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学习,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始终保持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与时俱进,扎实工作,为雁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区委理论中心学习组先后围绕两型社会建设、解放思想、民生建设和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等内容共开展
10多次集中学习,参加率达100%｡区委制订了《中共雁峰区委关于加强两级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的实施意见》,对全区各级党委(党组)领导干部的学习内容、学习方法等作了具体要求｡全区广大干部学理论蔚然成风｡党政领导干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能力及综合素质不断提高｡关心民众,体贴民情的好党员、好干部越来越多｡“全国舍己救人优秀大学生”李春华,舍己救人的“平民英雄”陈朝文,抗冰救灾感动衡阳人物岳忠、余治礼等典型人物不断涌现｡

二、雁峰区第二届人大、政协会议召开

2007年11月27日～30日,雁峰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区机关召开｡大会选举邹学润为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廖立波、吴升阳、周世明、肖年生、谭艳林(兼)为副主任；选举肖顺生为雁峰区人民政府区长,肖少杰、周向波、雷盛华、江红、周春华、欧军林为副区长；选举罗为国为区人民法院院长；选举王元生为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还选举产生了33位衡阳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08年9月17日,雁峰区人大二届三次会议选举周建为区长｡换届后,区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依法任免国家工作人员,组织人大代表进行视察,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批评、意见,发挥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 
2007年11月26日,政协雁峰区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区机关召开,应到委员156人,实到136人｡开幕式由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刘登高主持｡黄昌阳向大会作常委会工作报告｡报告从六个方面系统总结了区政协一届常委会过去五年的工作。大会选举产生政协雁峰区第二届常务委员会及正副主席,刘登高为主席,黄昌阳、李玲(女)、王文罡、黄永刚、蒋仕芝、肖越男为副主席,陆细荣为秘书长｡为充分发挥政协职能,区委下发了有关加强政协工作的文件｡在区委的领导下,区政协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组织政协委员深入开展视察活动,积极建言献策,在民主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区政府始终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区人大代表每年交办的建议、批评、意见和政协委员交办的提案,区政府均交职能部门认真办理,及时回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普遍比较满意｡

三、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特别提出,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使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雁峰区委、区政府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安排,调整了领导班子,就党建工作和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进行了全面部署｡
2008年3月,区委下发《雁峰区科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暂行办法》和全区重点工作考核的实施意见,并对部分常设和非常设机构的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全区上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紧紧围绕“提振信心、强化责任、保持增长、促进和谐”这一核心,积极推进“一化三基”进程,全区经济社会呈现越来越好的局面｡首先是执政思路越来越清晰｡区委提出,加快“富民强区”步伐,要围绕“百姓增收、企业增效、财政增长、后劲增强、和谐增加”的“五增”目标,实施“项目兴区、工业强区、商贸旺区、城市靓区、民营活区”的“五区”战略,突出“培育大产业、推进大设施、建设大市场、开发大楼盘、融入大旅游”的“五大”主攻方向,做好“向上争资、银行融资、招商引资、盘活存资、激活民资”的“五资”工作｡园区体制调整后,区委及时提出了应对策略,即突出新型工业化、围绕产地园区化、产业集群化、产权多元化、产品新型化”的“五化”目标；全力招商承接转移、全面创新加快转型、全民创业促进配套；坚持三产与二产并重,把发展三产作为新的重心,着力繁荣核心商圈、打造新兴商圈、融入大旅游圈,在南片新区建设大市场、大宾馆、大楼盘、大机关、大设施,在中心城区建设大商场、培育大产业、引进大总部经济；发展现代都市休闲农业,围绕城市、依托城市、服务城市,做好吃、看、玩三篇文章,把新农村建设成为市民的菜篮子、果盘子、花坛子、休闲地；着力改善民生,坚持贴近群众、了解民情,不折不扣维护民利,千方百计化解民忧,扩大民主,维护民权｡围绕以上发展思路,区委制定了“十二五”规划｡全区四大家思想同心,目标同向,行动同步,推动了全区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2012年初,区委又进一步提出:牢牢抓住“稳中求进”这一工作总基调,围绕“四化领先、两型率先、民生优先、党建创先”的“四先”目标,坚持“投资拉动、创新驱动、项目推动、消费带动”的“四动”举措,着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保障、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力争生产总值年增长14%以上,财政总收入增长20%以上｡
2008年7月开始，雁峰区的党建工作、党的执政工作能力越来越强｡一是着力加强思想宣传工作｡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争先创优”活动，全面促进党政干部解放思想，全区上下形成了科学发展的共识，提高了科学发展的能力；扎实开展“项目建设年”、“企业服务年”、“干部作风年”等主题活动，全面促进党政干部作风转变，全区上下形成了真抓实干、勤政为民的良好氛围；广泛开展“党的政策进农家”、“社区周周乐”等活动，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大力丰富群众的精神、娱乐生活，全区上下形成了党民一心、共谋发展的和谐局面｡二是着力加强组织人事工作｡以坚持“三个不吃亏”为用人导向，全面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公开选拔了74名副科级以上后备干部；调整了80名副科实职以上干部，其中提拔重用了10名在维稳、项目建设等急难险重任务中表现突出的干部，选任8名正科级后备干部到重要领导岗位，公开考聘29名党政直属事业单位文秘人员、社区工作人员和小学教师，打造了一支过硬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三是着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圆满完成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进一步选准配强了社区力量；扎实开展基层党组织书记的培训工作，进一步提高基层党组织书记的综合素质；大力加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做到“无党组织抓组建，有党组织抓规范，已经规范抓创新，软弱涣散抓整建”；确保“两新”组织发展到哪里，党的工作就开展到哪里；大力推进党务、政务、村务公开和村账乡代管工作；严格落实行政问责制，严肃查办党员干部违规案件10起，处分党员干部10人。全区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明显改善，执政能力明显提高｡2011年红网雁峰手机报、红网雁峰网站、衡阳晚报雁峰专版办得有声有色，充分发挥了正面宣传、加油鼓劲的积极作用；区、乡两级党委和村支两委换届的圆满完成，使全区各级领导班子力量大大增强；在深入推进“创先争优”活动中，全区扎实开展“千名干部下基层大走访”活动，帮助群众和企业解决了一大批实际困难和问题｡
2008年下半年～2011年7月，区委、区政府狠抓了以下两项工作：一是党建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抓学习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推动科学发展、协调利益关系、驾驭复杂局面、促进和谐稳定的能力；抓班子建设，认真做好人大、政府、政协换届工作，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圆满成功；抓基层建设，圆满完成乡镇机构改革和社区“两委”换届，认真落实“一定三有”、“四议两公开”；抓作风建设，继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进一步形成学先进、赶先进、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抓廉政建设，深入推进党务公开，并以党务公开带动政务公开、村(居)务公开、厂务公开和公共事业单位办事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以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树形象、保增长、促和谐。特别在农村党建方面，全面实施党委狠抓基层党建工作制和“三级联创”活动｡抓住第七次村支两委换届的机遇，选拔了致富能力强、带动能力强的“双强”村干部｡针对农业产业化加快的实际，建立牲畜养殖支部等产业支部，并广泛开展了“双学双带”和“联帮带”主题实践活动｡在社区党建方面全面开展单位、党员、志愿者进社区工作｡全区26个区直部门分别挂点联系社区｡坐落在辖区范围内企事业单位党员接受社区党组织管理，八小时外主动参与社区建设和活动｡全区成立了18个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二是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方面，作了重点规范｡首先是规范人事权｡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全程监督，做到考察中实行民主推荐，提拔前征求纪委意见，任职前廉政谈话，离任时经济责任审计｡再者规范财权｡出台并实施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务费用管理的规定》，对全区所有执法收费项目进行一次全面清理，进一步规范了各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行为，堵住了乱收费的漏洞｡ 同时加强了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把反腐倡廉工作融入富民强区各项事业中.深化对全区党员干部的反腐倡廉教育，狠抓了干部警示教育和乡科级领导干部任前廉政知识考试，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拒腐防变能力｡形成了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确保了权力的正确行使和干净运行｡坚持了有贪必反，有腐必惩，有案必查，纠正了个别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解决了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全区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自觉接受党组织、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为民办实事，求真务实之风已经形成｡
2008年，中共雁峰区委辖党委15个，党总支1个，党支部166个，党员4094人。2009年，中共雁峰区委辖党委15个，党总支1个，党支部172个，党员4518人｡2010年，中共雁峰区委辖党委15个，党总支1个，党支部176个，党员4576人｡

第二节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开展为民办实事活动

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后，在党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准确地界定了全面、协调、可持续、以人为本等要求的含义，更加集中地概括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他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性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此后，全党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宣传工作同时展开｡
根据中央和省、市、区委的部署和要求，雁峰区第一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从2009年3月开始，至8月底结束｡为加强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领导，区委成立了学习领导小组，区委书记唐学石任组长，周建、彭玉明、陈礼洋任副组长，下发了雁学组[2009]1号文件《雁峰区开展第一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实施方案》。第一批参加活动的单位主要是：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的领导班子和党委领导班子；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区委各部门、区直机关及所属单位、各人民团体、区属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党员领导干部及全体党员；公安雁峰分局、雁峰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领导班子、党员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同时，选定白沙洲街道和苏眼井社区、高兴村作为试点单位，参加第一批学习实践活动，为第二批学习实践活动作准备｡这次活动的指导思想是：切实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以及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提高领导实践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使党的工作和建设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进一步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基本原则是：坚持解放思想，突出实践特色，贯彻群众路线，以正面教育为主｡目标任务是要做到“五进五新”(科学发展观进头脑，有新理念；进决策，有新举措；进项目，有新跨越；进机制，有新动力；进民生，有新成效)。着力解决四个突出问题(经济发展环境不优、社会保障不全、项目建设进度不快、机关工作作风不优)和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第一批学习实践活动开始后，各单位认真地调查摸底，切实把中央、省委、市委和区委的指示精神具体化、实际化，研究确定了载体和具体目标，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召开了动员大会，在进行深入的思想发动后，积极开展了“四讲、四评、四改”(讲学习心得、讲调研成果、讲学以致用、讲提高能力；党员干部自评、党组织书记点评、班子成员互评、人民群众议评；边学边改、边讲边改、边查边改、边评边改)活动；“四访四树”(访辖区企业、访重点项目、访基层单位、访困难群众；树立服务企业的观念、树立服务发展的理念、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树立争先创优的意识)活动｡扎实有序地推进了第一批学习实践活动｡第二批学习实践活动从2009年8月份开始，至2010年2月，在全区各基层单位和全区党员中进行｡各单位组织干部、党员集中学习了党的十七大报告、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并开展了阅读一本书、看一场红色经典歌剧、学习先进典型的活动；组织听党课、搞民情调查活动；参加“科学发展在雁峰”演讲比赛；组织开展具有自身特色的主题实践活动，把全力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实现“五进五新”、“五个转型”作为学习实践活动的最大实践｡

二、开展为民办实事，创建“和谐雁峰”

通过紧密结合各单位实际开展的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 “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理念进一步树立，各级领导班子的自身建设得到加强，党性意识、责任意识、和谐意识不断加强，工作作风有较大转变｡办事拖拉、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索拿卡要、吃喝玩乐、铺张浪费等问题现象越来越少｡全区“五个好”(领导班子好、党员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工作业绩好、群众反映好)基层党组织越来越多；“五带头”(带头学习提高、带头争创佳绩、带头服务群众、带头遵纪守法、带头弘扬正气)优秀党员越来越多｡全区各部门、各单位设党员公开承诺栏，把“党员目标承诺”和“岗位目标承诺”结合起来，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一年来，建立了服务重点工程、重点企业和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对项目从审批、登记、办证、施工环境、矛盾协调实行了全程式跟踪服务和责任捆绑，帮助6个企业解决了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和问题，营造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环境｡解决了48个关于人民群众就业、就医、就学、社保、住房等民生问题，实现了新增就业4200人。城镇零就业家庭和农村特困家庭100%实现动态就业援助，开发就业岗位1000个以上｡加大了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城乡重大灾害救助、大病救助和医疗保障力度｡举全区之力配合和支持，狠抓了市里确定的10个重点城建项目的建设(省214线改造、和平南路改造、雁城路改造、解放路改造、白沙洲汽车站、廉租房建设、衡阳植物园、沿江风光带、黄巢公园、衡枣高速连接线)。区委、区政府为了全力支持企业自主创新，加强了管理和调控，共认定高新技术企业6个，帮助企业向上申报项目16个，其中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项目3个，争取资金210万元，申报专利40多项；全力推进全民创业，共新增中小私营企业193个，新登记注册个体工商户1218户，完成民营经济总产量31亿元、增加值9.5亿元，分别增长22.5%、20.4%｡全力打造融资平台，区委、区政府3次召开银企对接会，为企业融资2亿元以上。至2011年初，全区27个为民办实事项目全面或超额完成，位居城区第一，跻身全市先进；全面落实中央各项惠农政策，共发放粮食补贴、退耕还林、农机补贴、“家电下乡”补贴资金390万元；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5008元、6617元，分别增长13.44%、10.76%，百姓经济收入明显提高｡并在全市率先将350名失地农民纳入了社保；新建的寒婆坳、纺织新村2592套廉租房，代表全市顺利通过省检，全年向2589户住房困难户发放货币补贴款350万元；“百人帮百困”活动初见成效，共筹集帮扶资金30万元，为355户困难户家庭解决具体问题680个｡“十一五”规划提出的以下项目已逐年逐项基本落实或建成：新建成雁峰工业项目区(白沙工业园西侧，占地1.33平方公里)；新建了黄白路商业文化一条街(以经营文化娱乐为特色，开发用地300亩)；新建了蒸阳南路黄茶岭段农产品综合批发市场； 建成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改扩建黄白路小学教学楼2栋，新建图书馆、形体训练房等)； 建立寄宿制学校网点 (改扩建了高兴、金桥、飞雁、罗家湾及湘江农场小学；新建教学楼和辅助用房11880平方米)。改扩建湘江卫生院；金桥湖现代休闲农庄(金桥村，征地300亩，建筑面积15000平方米)、奇罡山佛教文化村(奇峰村，新建宾馆和休闲场所)和东洲岛整体开发正在筹备(土地总面积3.9平方公里)。车福路工程(车江至福龙村，沿途经过六个村｡全长10.4公里，路幅宽5米)、通村公路网络(全区25个行政村和2个新农村网点100%畅通)、区机关大院(建筑面积32096平方米)已动工兴建。向蒸路工程(连接湘江南路、蒸湘南路、蒸阳南路)、五星路工程(连接湘江南路、蒸湘南路、蒸阳南路)、朝阳路工程(连接湘江南路、蒸湘南路、蒸阳南路)都已规划完成｡全区人民的生活水准越来越高，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各行各业，景象繁荣｡“平安雁峰”、“和谐雁峰”已初步构成｡

第三节　工业、农业、商贸、金融飞速发展，区域经济逐年增长

一、工业集聚区的发展和强力推进，重点产业做大做强

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雁峰区坚定不移地实施“工业强区、项目立区”发展战略,切实加强对集聚区和工业园建设的组织领导,如期完成了园区的奠基工作｡在奠基前段时期,雁峰区站在全市、全区经济发展的高度,讲大局、严纪律,认识高、行动快、作风实,积极支持园区建设的各项工作,指挥得当,配合有力,狠抓软硬环境建设,既锻炼了干部,又检验了队伍｡白沙洲工业园拆迁领导小组与湘江农场、白沙洲街道在补偿款未到位的情况下,克服困难,保证了白沙洲工业园的顺利开工｡雁峰工业集聚区在时间相当紧的情况下,工作扎实,完成了茶园路项目申报、设计征地及招商等工作,使开园奠基成功完成,更加坚定了全区上下对发展园区经济的决心和信心｡
区委要求切实做好下阶段各项工作:(一)白沙洲工业园拆迁领导小组要加强与白沙洲工业园管委会的密切联系,与农场、街道进一步做好征地拆迁工作｡(二)雁峰工业集聚区下步工作按以下三点抓紧落实:1、尽快制定优惠政策｡以投资强度和税收为前提,给予特别优惠政策,为企业和业主提供宽松环境和便捷高效的服务,积极鼓励大项目落户园区内；2、要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工作｡雁峰区是老工业基地,同时还拥有输变电、汽车零配件、纺织等一系列优势产业,随着集聚区的成功奠基,必须要抢抓机遇,推进产业集聚和项目建设的进程｡通过各种方式方法,开展招商引资,确保今年“五、三、一”大项目工作目标的完成；3、要切实抓好园区规划与管理｡做好产业规划和路网规划｡加强各项制度建设,建立岗位目标责任制度、工作报告制度、项目申报程序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以发展为前提,建设一支依法高效的集聚区领导小组和管委会,提供“一站式”、“限时办理”等服务的高效优质的服务体系｡
2007年7月18日,区委书记左慧玲主持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在认真传达贯彻全市县域经济项目发展汇报会议精神后,围绕雁峰工业项目集聚区建设进行了专题研究｡会议认真听取了工业项目集聚区建设情况的汇报后认为:当前,园区建设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园区建设是全市经济发展的大势,我们要善于借势；二是园区引进项目的税收全部返回给园区,这种财税政策吸引力很大；三是衡阳市产业关联度高的企业进驻园区的愿望很强｡因此,全区上下务必要统一思想,形成共识｡要求:抓好工业项目集聚区建设,要做到解放思想、积极进取,乘势而上,努力推进。在具体操作上,要本着“先予后取”的思想,明确一定的基本金,把申请开行贷款作为主渠道,再采取多渠道融资运作方式｡会议明确:1、德胜塑料厂的土地作为集聚区建设的原始积累；2、年初区财政预算安排的经费要用到集聚区建设前期工作中,专款专用；3、创造条件,调专车给集聚区,全力支持集聚区建设强力推进｡
2007年,雁峰区实现生产总值48.4亿元,同比增长18.7%,高于全市平均增幅
3.4个百分点；规模工业总产值24.6亿元,同比增长31.1%,高于全市平均增幅2.3个百分点｡
从2006年起,区委、区政府切实加强项目引进,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坚持全力抓项目、全面抓项目,把抓工作抓发展落实到抓项目上｡其具体工作收效甚大｡
一是抓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2007年共有6个以市属企业企改扩能项目在雁峰区实施：特变电工投资5.9亿元的特高压并联电抗器项目土建工程基本完工；新型工业化被评为全省先进单位；亚新科欧Ⅲ项目一期工程征地工作全面完成，项目建设正式起动。2008年，亚新科总投资4亿元的电控燃油喷射系统成产基地完成主体工程；燕京啤酒新上年产超20万吨扩建项目建成投产，投资1.8亿元；在雁峰区占地692亩的衡钢钢管深加工工业园区开工，衡钢华菱管线原料准备项目正加紧建设，总投资15亿元以上；首期总投资1.5亿元的华丰纺织服装产业园正式开工建设｡
二是抓民营经济快速发展｡2007年，全区引进、新办民营企业7家，至年底全区区属民营企业已达33家，实现区属民营工业总产值17.79亿元，比上年增幅80%，增幅列四城区之首｡2008年，三叶中小企业创业基地成功跻身于省级创业基地｡
三是抓全区企业、产业不断做大做强｡至2009底,全区工业经济实体发展到
965家,全区工业企业实现利润8、1亿元,同比增长51%；完成规模工业总产值
139.09亿元、工业增加值38.08亿元,分别增长20.04%、20.22%；新型工业化工作位居全省城区第一,并再次被评为全省红旗单位｡为了进一步做大做强工业园区,主动服务园区,全区共为园区征地1814亩,拆迁13万平方米,积极主动做好工业大道、金叶路、长塘路等9条道路建设的矛盾协调工作,为园区引进项目12个,占全部入园项目的52%；为加快推进工业项目集聚区,2010年新增入园项目6个,总投资6亿多元,其中开工建设项目5个.主动扶持三叶、瑞安、新衡泵、三Z四个创业园发展壮大,成为106个中小企业的孵化器｡同时,技改扩能不断加快,特变电工新征地861亩,五年内投资30亿元,将打造拥有100亿元产值的输电产业园,形成“北沈阳、南衡阳”输变电产业格局；燕京啤酒总投资5亿元,征地130亩,起动了40万吨产能技改项目；金杯电缆总投资5亿元,征地213亩,打造新的核电电缆产业园｡品牌意识不断加强,新增“金杯”和“古汉”两个中国驰名商标｡规模企业不断涌现,新增合力叉车、腾飞机械等规模企业7家,现有规模企业83家｡全区已形成输变电、电线电缆、汽车零部件、机械制造、食品加工、生物制药、商品混凝土、纺织八大产业｡其中,涉及输变电、电线电缆产业的规模企业均为8家,总产值分别达44亿元和22亿元；涉及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的规模企业11家,总产值达16亿元｡2011年,区委在全区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特变、金杯、古汉三大产业园建设,积极扶持三叶、瑞安、衡泵、锁厂等创业园做大做强,形成大型企业“顶天立地”、中小微型企业“铺天盖地”的发展格局｡

二、大力发展新型高效农业，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2001年行政区划调整后,境内有了农业｡区委、区政府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加强对农业农村工作的领导,对农业结构进行调整,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城区为依托,突出发展果蔬、畜禽渔业、花卉苗木和服务城市居民的农产品,大力发展新型高效农业,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根据城郊实际,调优农业内部结构｡特别是2006年以后,雁峰区农业发展越来越快,农村越来越新,农民越来越富｡
一是农业产业化提质｡精心培育龙头农业企业,成功引进品牌农业4家,其中投资额5000万元以上的有绿港生物、爱心觉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2000万元以上的有希朵曼食品、锦上调味加工有限公司｡康洁米业、精创富康、珠江饮料、雁农鸭业等10家企业跻身于市级龙头企业｡精心发展特色农业基地,共建成以水果、蔬菜、油茶为主导产品的基地3000余亩,其中,600亩兴隆蔬菜基地正式投产,500亩金拓天油茶园已经完成育种｡精心打造都市生态休闲农业,桂竹山庄和夕阳红公寓开始营运,成为市民休闲度假及养老的新胜地｡为提升农村特色产业水平,新增投资500万元,新建大棚50亩的兴隆村金拓天油茶基地,培育油茶新品种30多个；富强果业投资100多万元,与山田寺村新签订了200亩土地流转合同,扩大枣园规模；占地800亩,规划投资2000万元的佳源农业生态休闲园,一期工程已全部完成｡ 
二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至2007年底，全区完成通村公路18.9公里，维修水渠1.8公里，新建垃圾池60个，新设垃圾桶200个，推广太阳能50台、沼气池120口，完成改水、改厕、改厨420户，完成农民集中安全饮水工程5个，高标准新建了兴隆村村级活动中心｡从2008年起，雁峰区以“百村示范”工程为重点，加快了新农村建设步伐｡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集中力量把茶园、前进、兴隆、白沙四个村修好了路，建好了房，搞好了“三改”，推广新能源，切实改造了人居环境｡同时充分挖掘示范村潜力，培育主导产业，确保示范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在8000元以上｡全面推进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高政府补贴标准，扩大农民受益面｡实施了“乡村清洁”工程，加强了村庄环境卫生整治，切实保证了示范村的绿化、亮化｡全区各乡镇有文化站，村村有农家书屋、体育活动场所，文体设施普及率达到90%｡兴隆、丁家湾、斯林三个休闲广场各具特色｡2011年，全区共修建“四池净化”1215口，改水改厕400户，“穿衣戴帽”绿化25000平方米，拆除危房、杂房、空心房80多处，建沼气池80口，安装太阳能热水器200台，太阳能路灯15盏，新安健身器材14套｡庭院美化、亮化、绿化3000平方米｡全区农村人居环境和村容村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同时,区委、区政府积极主动把握好中央加大对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这个契机, 投资9万多元对丁家桥机埠泵房进行维修,该工程于2010年3月底完成,确保了汛期正常排渍｡投资360万元完成了对湘江铜桥港近1.5公里湘江干堤进行除险加固｡投资42万元对全区近50口山平塘进行清淤扩容,该工程于2010年1月份开工,到目前为止,已完成4万立方米清淤方量,完成投资30万元｡投资60多万元新建了3处小集中供水工程,解决农村村民饮用水水源保证率不达标的问题,惠及岳屏镇文昌、公益、山田寺3个村,受益1700多人｡投资460多万元的幸福河治理工程已完成 该工程加高堤防6.3km、河道疏浚1.53km｡沿途绿化、美化、净化工作正在进行｡
为使防汛责任落到实处,雁峰区在上一年抢险预案基础上,进一步制订和完善了《雁峰区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进一步明确了防汛指挥部成员单位和职责职能,做到任务清楚,责任明确,措施到位｡重要堤防险工险段和小(二)型水库都明确了行政责任人和技术责任人,并与责任地段的乡镇、街道签订责任状,形成了层层有人抓、有人管的良好局面｡结合3月22日世界水日,切实加大了《防洪法》的宣传力度,提高了干部群众的防洪意识,从思想上和工作安排上做到了“有灾无灾做有灾准备,小灾大灾做大灾准备”｡同时,为做到有备无患,防患于未然,积极筹措,准备了必要的防汛抢险物资,并落实了抢险队伍｡             
2010年,由于连续60多天的高温干旱,造成雁峰区旱情较为严重｡在区委、区政府正确领导下,区水利局积极主动筹措资金20多万元,打抗旱井6口,抢修机埠3处,调解水事纠纷3起,使全区农业生产在大旱面前未减产｡
按照国务院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总体方案的安排,结合雁峰区的实际情况,开始了水利普查工作｡按照上级“有偿投入,滚动开发”政策, 投入移民项目扶持资金50万元与兴民农业科技服务中心在岳屏镇公益村和东风村共同打造了100亩水果综合开发示范基地,现已初见成效；预计投入200万元在文昌村打造500亩苗木、水果、种殖养殖基地,该项目可研报告已通过省移民局的评审｡通过连续几年的努力,雁峰区农业机械化程度从平均30%提高到60%｡2010年市农机局下达给雁峰区农机购置补贴资金为80万元,现已全部完成任务,全区农民切实享受到这项政策带来的实惠｡
三是农民综合素质提高｡扎实推进“农民知识化工程”,区委向5个村赠送书籍5000册,免费举办培训班20期,受训人员900人｡全区建成26个农村党员远程教育文化共享站点,扎实推进和开展“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进农家”活动,雁峰区被评为全市先进宣讲单位｡        
至2011年,雁峰区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16亿元,比上年增长4.1%｡耕地面积2.6万亩,人均0.1亩(按总人口计算)；林地面积2.6万亩｡粮食作物以水稻种植为主,生产稻谷9984吨,小麦0.2吨,人均43千克(按总人口计算)｡主要经济作物有油菜、蔬菜等｡全区有无公害蔬菜基地1个,栽培基地2个,公益蔬菜基地与兴隆蔬菜基地连成一片,达1200亩｡大棚3500个,地膜推广面积2600亩,油料作物种植面积5000亩,产量500吨；蔬菜种植面积6000亩,产量9482吨,主要品种有茄子、辣椒、丝瓜、南瓜、冬瓜、萝卜、苣芛等各类时令蔬菜｡畜牧业以牲猪养殖为主,生猪饲养量 5万头,年末存栏3.5万头；家禽饲养量27万羽,上市家禽18万羽｡肉类1250吨,其中以猪肉为主｡禽蛋35吨｡畜牧业总产值1.3亿元｡2011年造林1万亩,其中防护林9000亩,经济林1000亩｡农民住宅四围树木50万株,林木覆盖率24%｡活立木蓄积量4.1万立方米｡水果种植面积6000亩,产量8800吨,主要品种有西瓜、葡萄、红枣,其中西瓜4000吨,葡萄2000吨,红枣500吨,其他水果2000多吨｡渔业以淡水养殖为主,水产品总产量2600吨,主要品种有淡水鱼类、蟹、虾等,渔业总产值0.3亿元｡

三、商贸、金融飞速发展

为了保证雁峰区经济的稳步增长,区委、区政府狠抓了招商引资和商业市场建设｡至2011年末,全区共建有各类商业网点3182个,从业人员20524人｡新建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现代服务业项目33个,新增限额以上批零贸易和住宿餐饮企业14家｡先后引进了华天大酒店、神龙百度大酒店、广百百货、 香江百货、华银旺和、通程电器、法国西堤岛咖啡、ITAT国际品牌服装会员店、香海湾国际俱乐部、华夏良子足浴城等一批投资额度大、经济效益好、社会知名度高的“三产”大项目｡大洋百货、崇尚百货等城市商业综合体相继运营,已成为国家(省级)等专业交易市场和商品集散地｡购物中心、大型超市、专卖店、电视购物、网上商店等新型商业发展迅速｡人人乐超市、颐高数码、湘南汽配城、美博化妆品专业市场相继落户｡创建6条商业“特色街”,形成了中山南路购物一条街、环城南路饮食文化一条街、先锋路电脑软件一条街、雁城路汽车美容一条街、和平南路精品服饰一条街和蒸阳南路旅游文化一条街｡
2011年实现社会商品销售总额达53.1亿元,比上年增加22.4%；城乡集市贸易市场25个,成交额2.35亿元,比上年增加15.8%｡云沙诗意、江洲花园、东洲水岸等一批楼盘建成｡引进项目52个,合同引资70亿元；外商直接投资项目4个,直接投资2100万美元｡
2011年12月末，全区共有银行业金融机构10家，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民生银行、广发银行7家在境内设分行或支行；农村信用合作社1家， 雁峰农村信用联社1家和区办雁城信用社1家，共有储蓄网点66个｡金融资产管理公司1家，信托公司1家｡汇达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1家｡2010年10月12日，由湘潭、株洲、岳阳和衡阳市4家城市商业银行和邵阳市城市信用社改革重组后组建的湖南省首家区域性商业银行—华融湘江银行在境内挂牌成立｡2011年末，境内金融机构各类存款余额198亿元，比上年增长18%；各项贷款余额 25.1亿元，比上年增长34%｡证券公司营业部2家，开户股民(含基金)总数1万多个｡2011年12月底，全区保险业承办企业财产、个人财产、机动车辆、人身意外伤害、少儿两全、人寿、养老保险等10多种保险业务｡

四、区域经济逐年增长

为了确保区域经济逐年增长和各项经济、建设项目的快速落实，区委、区政府先后召开了八次专题会议通报了有关情况，布署了每年经济增长目标，并安排了下基层或到项目工地检查落实的日期。通过多次现场办公，有力地促进了全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其他各项工作的全面落实｡
2007年～2011年的4年间，雁峰区区域经济一年比一年快速增长，主要经济指标好于预期｡至2011年末，全区生产总值达117.38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年均增长24.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77.61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37.77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5.28万元，年均增长17.5%｡市区两级财政总收入达6.8亿元，年均增长15%｡区本级财总收入达1.51亿元，同口径年均增长15%，其中地方年利用外资1亿美元，年均增长40%，到位内资45亿元，年均增长40%｡一般预算收入达7111万元，同口径年均增长15%，工商税收年均增长1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53.1亿元，年均增长17.5%｡四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70亿元，年均增长20%，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至2011年底，雁峰区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总收入分别突破100亿元、10亿元大关｡2011年全区财税总收入11亿元，比上年增长33.40%｡其中地方一般预算收入1.05亿元，比上年增长17.1%｡从主要税种看，完成营业税2631万元，增值税1465万元，企业所得税760万元，个人所得税412万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0.25%、1.42%、53.44%、62.44%。2011年，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5.8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1.3亿元，同比增长40.6%、20.4%；争取国家项目11个，总投资2887万元，其中中央投资1103万元；引进项目67个，已动工34个。合同引资总额56亿元，其中总投资1.1亿元的颐高数码广场顺利完成整体改造，总投资2.6亿元的崇业广场正在抓紧建设，已引进的崇尚百货、必胜客、肯德基等知名品牌，总投资9亿元的宇元万向城已经开盘预售，并吸收台湾大洋百货、法国家乐福、今典国际影城等知名企业纷纷入驻｡总投资上亿元的东洲水岸、云沙诗意等高挡小区正在加紧建设，全区宜居指数和人气明显提升｡     

第四节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一、文化、教育、体育事业提质创优 

2006年以后,雁峰区文化、教育、体育事业得到快速发展｡2006年,雁峰区选送6名选手参加了衡阳市举办的少年儿童“构建和谐社会”读书演讲竞赛活动,获得两个三等奖；为落实湖南省文化厅《关于举办2006湖南艺术节“三湘群星奖”、“三湘蒲公英奖”评选活动的通知》精神,举办了雁峰区“三湘蒲公英奖少儿舞蹈比赛”, 并推荐优秀的少儿舞蹈节目参加衡阳市第六届“三湘蒲公英奖”少儿舞蹈大赛｡选送的舞蹈《风》、《军中小帅兵》分别获得市 二、三等奖的好成绩｡同时,精心挑选了23幅优秀的美术作品参加衡阳市第六届少儿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览及比赛｡6月,成功举办了“2006阳光下成长”广场文艺晚会｡春节期间成功举办了“2006大雁腾飞”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为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落实元旦春节期间电影下乡工作,在各社区开展了“优秀电影进社区”公益放映活动
15场｡为庆祝第22个教师节,区教文体局在雁城宾馆举行了大型的文艺演出活动｡11月,由市委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推进和谐社区文化建设”调研会在雁峰区苏眼井社区召开｡同年,区教文体局推荐了白沙洲街道的白沙社区参加市文化工作先进社区的评选活动｡12月,推荐东洲岛以文化休闲娱乐服务类项目上报省文化产业投资｡
2007年3月,区委、区政府主办、区委宣传部、区教文体局承办的“雁峰区
2007汇方杯庆新春卡拉0K大赛”园满完成｡5月27日,在岳屏广场举办了“2007雁峰区首届群众文化艺术节开幕式及雁峰区文化馆成立大会”｡  9月9日,在师院礼堂举行了一年一度的“优秀教师表彰大会暨中青年教师才艺展示”｡9月20日,在雁峰广场举办了“树立道德新风,弘扬社会正气”大型广场文艺汇演｡10月20日,在环城南路小学举行“雁峰区2007文明家庭亲子读书乐”比赛活动｡11月21日,在岳屏广场举办了雁峰区“都市风景”社区文艺汇演,剧照分别在《衡阳日报》、《衡阳晚报》头版发表,并选送4个节目参加衡阳市“和风衡州”都市风景社区文艺汇演,分别获得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1名｡  
2008年正月初八, 雁峰区举办了2008春节团拜会及文艺演出；正月十三,在岳屏广场成功举办了雁峰区首届“雁峰王”龙狮争霸赛；雁峰艺术团城南“红色娘子军”腰鼓队参加市2008年春节文艺晚会演出成功；.7月,在岳屏广场隆重举办了“迎奥运,树新风”大型签名广场文艺汇演｡9月,参加衡阳市总工会举办的“迎国庆、庆中秋”文艺汇演,雁峰区选送的舞蹈《和谐中国》获一等奖,《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获二等奖；11月,雁峰区举办了“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文化活动月”大型广场活动两场,少儿才艺大赛1场,群众体育活动1场｡在汶川大地震征文中,雁峰区选送的《2008的震撼》、《眼泪》等4件作品发表在《石鼓文化》,有两篇作品被《衡阳楹联》转载；11月19日,在衡阳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先进单位《走进文明》大型电视宣传片中,雁峰区腰鼓队作为全市唯一的一支群众文化代表队走在队伍最前列｡在湖南省“首届湘人湘歌大赛”衡阳赛区中,雁峰区选送的5名选手经过初赛、复赛的层层筛选,最终有两名选手进入决赛,演唱歌曲《衡阳颂》与《高山有好水》分别获得美声组和通俗组的铜奖｡区教文体局被评为优秀组织奖｡团区委组织的卡拉0K大赛,区教文体局参赛选手分别取得了一等奖及特别奖的好成绩｡在全市少儿家庭才艺大赛中,雁峰区选送的3个参赛代表分别取得了三等奖及优秀奖；同年,雁峰区书法美术家协会选送的两幅作品:中国画《七谐交响曲》、磨漆画《折子戏―醉打山门》参加湖南省优秀作品进京展出,并载入《艺术湖南》大型画册｡同年,参加全市少儿书法美术大赛获得 一金三银五铜的好成绩｡ 至2008年底,境内有营业性大型剧院2家,电影院1家,中高档歌舞厅及文化娱乐厅5家,音乐茶座和录像放映厅16家,乡镇、街道文化站7个,居委会文化室40余个,新华书店1家,个体书店18家,市、区图书馆各1家,街道图书室5个,社区图书室25个,专业演出团体2个,少儿合唱团5个,时装表演队14 个,群众书画协会8个,摄影协会2个,民间艺术协会7个｡直接参与人数达6000余人｡自2009年以来,雁峰区投入
100多万元在岳屏镇兴隆村和湘江乡五星村各建成了一个乡镇综合文化站；投入
420万元在全区5个街道建立了文化站,在49个社区建立了文化活动中心；这些新建的图书馆(室),为群众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学习场所｡
2008年，全区幼儿园的数量逐渐增多、布局更趋合理，黄茶片幼儿园迅速崛起，特别是在幼儿入园较困难的农村，也相继建立5所村办幼儿园｡全区有各类幼儿教育机构46所，在园幼儿5976人，237个教学班，教师保育员730人｡农村幼儿园的数量达10所｡区财政投入61万元，创建了全区第一所农村公办幼儿园——岳屏镇中心幼儿园｡全面完成对区内所有国、省、市属企业子弟学校的接收工作，所有符合接收条件的在职与退休教师全部归口区教文体局管理｡将小拖子校、汽配子校合并，更名为联盟山学校，将手表厂子校更名为黄白路小学，将油泵油嘴厂子校更名为欧水岭小学，将啤酒厂子校更名为铜桥港小学｡环城南路小学、中南路小学“省级现代信息技术实验学校”成功挂牌，实现了“省级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零的突破｡同时，全区所有农村中小学完成了现代远程教育站点建设，全面投入使用并通过省级验收｡
2008年,全区共有中小学25所,社会力量办学3所,在校中小学生总数为
5690人｡全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100%,小学巩固率达100%,6岁～14周岁三类残疾儿童入学率达91%,小学年辍学率为零；初中年辍学率控制在0.3%以内｡全区教育在“教育强区”的强大推动下,正在健康、稳步、有序地发展｡在全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评比中,环城南路小学的《综合实践》课题获省一等奖,中南路小学的《小学语文媒体素材资源的开发》课题获得湖南省现代化教育技术课题优胜奖,高兴小学的《多媒体辅助教学在小学教学研究性学习中的运用》省管课题顺利通过“十五”揭题｡全区有6个教育科研课题立项｡5月,区教育工作接受省政府第一轮教育督导评估考核,首评为全市优秀｡全区各校认真开展“八荣八耻”教育活动,并结合学习李春华烈士的优秀事迹,切实加强中小学生荣辱观教育｡环城南路小学开展“光荣小讲台”活动,请学生在课堂上讲演自己亲自经历、感到光荣的事,使荣辱观教育以生动活泼的形式融入孩子们的心灵｡他们的做法得到了中宣部的肯定,被中宣部定为六个全国推介典型之一,《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湖南日报》、《衡阳日报》等中央、省、市媒体相继报道｡同时,将英雄李春华的母校山田小学更名为春华希望小学,并确定为雁峰区的中小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基地｡全区教师参加各级各类比赛,获市级以上奖励达1200余次｡
2008年10月,环城南路小学被评为“省德育工作先进单位”,11月份,该校又被授予“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称号｡全区有3个教育科研课题立项｡同年,省、市楹联教育基地落户飞雁学校｡确定了12名省、市级校长(园长)培训对象,21名教师参加了英特尔未来教育培训；利用暑假举办了区级班主任培训,共有130名班主任老师参加了培训；同时组织220名老师利用双休日参加了信息技术高级培训｡同年,中南路小学教师黄植芳荣获“全国优秀教师”及“全国优秀班主任”双荣誉称号｡至2008年底,4年共有5批116人参加了城乡教师交流活动｡
2008年,全区小学教师学历合格率达100%,小学教师大专以上学历超过50%；中学教师学历合格率达100%；全区中小学教师都具备了与推行素质教育和实施新课程改革相适应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教学能力,教师资格合格率达100%｡
区委、区政府逐年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 省政府下达雁峰区危房改造任务是10345平方米,其中B级危房3910平方米、C级危房376平方米、D级危房6059平方米。经过10个月的努力,投入资金480万元｡罗家湾小学、雁峰中学、高兴小学、六一小学、飞雁学校、湘江农场小学、岳屏中学、文昌小学、湘江小学改造工作按期完成,雁峰区成为衡阳市提前一年消灭D级危房的五个县(市)区之一｡此后,通过以区政府投资为主,多渠道筹资,共投入100多万元对中南路小学、飞雁学校、公益小学等二十余所学校进行了改造维修、添置现代化教育教学设备｡2008年,区政府将湘江乡茶园小学申报创建合格学校,对该校投入50多万元,兴建了100米直跑道,更换了学校大门,添置了各类教学设备设施,全面维修了校舍,通过了上级验收,成为全省首批合格学校之一｡同年,区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多渠道筹资,先后共投入近100万元对茶园、天后街、联盟山、六一、高兴等学校进行了改造维修或添置现代化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全区城区学校以及乡镇中心学校均连接了互联网,城区学校100%实现了校校通,各村小学推行远程教育,实现了教育信息资源共享｡全区有8所市级信息技术实验学校,有计算机房19间,计算机
646台,多媒体教室11间,语音教室3间,校园网2个,校园电视台2个｡2007年,全区享受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免收学杂费政策的学生达11454人,金额达336万元；免收教科书本费学生人数达1556人,金额为8.69万元｡2008年,全区城市免杂费配套资金为252.05万元；农村补助公用经费为456万元,共计708.05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317.62万元,省级资金262万元,市级配套资金32.11万元,区级配套资金96.32万元｡同时,区财政设立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工作专户,凡上级下拨的保障资金和区本级分担资金全部实行专户管理,资金封闭运行,专款专用｡2008年,全区除继续筹集“保学金”用于扶助贫困学生外,还加入了湖南助学网,成立“雁峰区受援捐赠中心”,广泛发动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奉献爱心,扶助贫困学生入学｡
2009年,全面落实教师绩效工资,争取资金355万元起动了青少年活动中心建设和六一小学“明德”项目,投入200万元维修改造白沙、高兴等学校｡环城南路小学被国家教育部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雁峰区社区教育坚持大投入、大普及、大发展的思路,走出了一条“普及加品牌”的特色发展之路｡2006年,全区的社区教育还是停留在依托家长学校、志愿者团队等开展活动的基础上｡2010年,在全民终身教育进社区活动中,全区投入
160多万元,建成了1所雁峰区社区学院,7所街道乡镇社区学校,49所社区学习中心,初步形成了三级社区教育学习模式｡2011年,投入100多万元,在全区建立了1所示范性社区学院、2所示范性社区学校、5所示范性学习中心；6月,申报湖南省社区教育实验区成功通过,成为全省6个之一的衡阳市唯一的省级社区教育实验区｡至2011年末,全区有幼儿园45所,在园幼儿5970人,专任教师327人；小学21所,在校生10300人,专任教师624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100%；6岁～14岁三类残疾儿童入学率达91%；初中2所,在校学生278人,专任教师41人,初中适龄人口入学率100%；小升初升学率100%；九年义务教育覆盖率100%｡2011年创建合格学校3所,提质改造幼儿园6所,创建市级示范幼儿园2所,建设农村公办幼儿园1所｡2011年教育经费7152万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6435万元,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4571万元,预算内教育事业费4423万元,分别比上年增长5%、13.5%、13.1%、14.2%｡预算内教育经费(包括城市教育附加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23.35%,比上年提高了2.13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20多年来,雁峰区先后为省、市体校及省重点中学输送了100多个体育后备人才,全国著名的体操运动员凌洁、田径运动员邹四清、倪中东、张黎明均为雁峰区输送｡ 
2006年,飞雁学校代表衡阳市参加湖南经视举办的“绳彩飞扬”比赛,力克全省30支参赛队荣获冠军；2007年又获得多人跳绳比赛冠军｡船山小学的定向越野项目代表湖南省走出国门参加比赛｡社区居民体育、老年体育、职工体育、全民健身等群众体育活动有声有色,协调发展,训练场地,器材建设增加投入、设施不断改善｡行政区划调整后,白沙洲社区新增文化体育基础设施2处,分别由新疆特变电工、亚新科投资65万元｡总建筑面积2600平方米,2008年投入使用｡
2006年起,雁峰区将健身场所建到了部分居委会,并多方筹措资金在白沙洲居委会、爱民居委会新建了两处体育健身场所｡同年,组织了300余健身爱好者参加市全民健身周健步行活动｡组织了全区性的大众广播操比赛,参加人数达千人｡在市局组织的比赛中,雁峰区4支参赛队伍,共获得了1个一等奖、2个二等奖、1个三等奖的好成绩｡
2008年组织了校园集体舞比赛、教工趣味运动会｡同年在全市体育比赛中,雁峰区取得金牌总数在全市排名第一｡同年11月,在市定向越野比赛中取得团体总分第一名｡
2010年开展的“公共服务进社区”活动,全区投入132万元,修建了25条健身路径,配置了368件健身器材,建设了2个全民健身广场,总面积达5000余平方米｡至2011年,雁峰区已有各种体育场地2000余个,各类室外健身器材500多件,全民健身广场20000平方米；全区健身辅导站30余个,健身辅导员200多人,参加健身活动人数达10万余人｡白沙洲社区被评为“全国群众体育工作先进单位”｡白沙街道、亚新科衡阳有限公司被省体育局评为“省群众体育工作先进单位”｡雁峰区在抓好群众体育活动的同时,积极配合市体育局组织并参加了各项竞技体育比赛.
2007年在全省青少年各项比赛中,雁峰区为衡阳市夺得金牌16.3块、总分
476.15分,位居各县市金牌、总分榜首；由雁峰区输送的跳水运动员何敏在亚运会上多次获奖｡2011年,雁峰区选派326名运动员参加市九运会的18个大项的比赛,夺得金牌69.8枚,银牌38枚,铜牌48枚,团体总分1805.4分｡雁峰区的跳水、体操、柔道、排球等项目成绩名列全市榜首,同时还被大会授予“体育道德风尚奖”｡ 全区被命名为省级传统体育学校2所,省优秀运动队后备人才训练基地3个,市级田径传统学校11所,在训运动员达7200人｡每年定期举办的体育活动有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小学生软式排球比赛、小学生中长跑比赛、8.8全民健身周、中老年篮球比赛｡全区已实施2批全民健身工程,在全区11个建制村实施了农民体育健身工程,69.4%的城市社区和10.5%的村安装了健身器材,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员占常住人口的25.5%｡区域人均寿命已达到75岁｡

二、科技、卫生事业发展加快，计划生育工作成绩突出

从2006年起,区委、区政府加大了科技、卫生事业的投入,加强了科技目标管理工作｡2006年在全市科技目标管理考核中,获得本年度一等奖｡ 2006年8月,举办了农业知识培训及新品种、新技术推广会｡引进了果桑种植、冬枣、翠冠梨、布朗李等优质水果,部分优质药材苗木｡2008年重点抓了衡阳天天兔业发展有限公司现代农业示范点建设｡为天天兔业科普示范基地争取国家财政部奖励资金20万元,并获得全国先进科普示范基地称号｡在项目申报过程中,区政府多次去省财政厅等上级部门衔接工作,争取上级的支持｡先后经过2次为期20天的全省公示和全国公示,最终申报成功,成为衡阳市四个城区第一家全国先进科普示范基地｡
2007年,雁峰区被评为全市新型工业化工作红旗单位｡2006年～2008年,雁峰区每年有一家民营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成功｡
2008年,雁峰区结合抗冰救灾、“l2396”活动和科技互联网建设、科技活动周、手口足病防治、抗震救灾等中心工作, 在雁峰广场开展抗震救灾募捐,边募捐边开展抗震救灾知识宣传活动｡ 当日发放宣传资料500份｡1月～6月开展宣传活动6次,举行科学知识讲座3次,开展实用技术讲座2次,展出板报16块,发放资料1万余份,投入资金5000元对受灾严重的科技示范户进行了走访慰问｡同时认真做好省科技博览会参展工作,组织鑫山机械、 锦泰工具、美力电瓶车3家企业赴长沙参展。
2008年6月,有6个新产品申报了专利｡三三铜材开发研制的微细裸铜及漆包线,超微细电磁线填补了省内空白｡大唐液压机电有限公司致力于产品自主创新,研制生产的机动油泵,分获国家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专利｡现研制的全自动洗碗机,采用全电脑控制、全自动操作,洗碗、消毒、分装、计数一次性自动完成｡可减少人工和降低能耗｡美力电瓶车有限公司的防爆电动车系列产品获得国家防爆产品生产许可证｡同年,亚新科欧Ⅲ标准电喷项目、特变电工超高压电抗器技改项目建设都已启动,燕京啤酒 (衡阳)有限公司计划耗资1.2亿的20万吨技改扩能工程在6月底已全面建成投产｡ 2008年,全区实现高新技术产值近44亿元｡
2008年,雁峰区有4家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数量居全市第一｡同年在全市所有城区中率先成功创建全国科普惠农示范基地即天天兔业科普示范基地｡每个街道都办了一个科普宣传栏,半年出版1期宣传栏,每期都有科普知识内容｡区经科委和区属企事业单位一直坚持订阅《科技信息报》、《科技日报》、《技术市场报》、《中国专利报》｡结合时代特点,区科委、区科协会同有关部门搞图片展览活动,内容涉及到灭害除病、计划生育、反对吸毒、反对迷信、揭露邪教等多个方面｡
2008年，全区有21家高新技术企业，实现产值超50亿元，技改总投资突破10亿。至2011年末拥有独立科研与技术开发机构 7 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 家，省级技术研究中心2家，市级技术研究中心5家，各类科技人才138人，农村实用人才680人；省级高新区 2个，国家级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 1个，拥有各类科技人员 52人，其中省科技领军人才 25 人，国家“千人计划”15人，省“百人计划”12人｡承担国家级重点新产品3个，省级高新技术产品4个，国家级“火炬计划”1项，省级“星火计划”5项｡历年来，开发新项目252项，其中采取新工艺、新技术12项，推广新材料10项，开发新产品115项，申请专利39个，实施15个，其中属填补市内空白的27项，填补省内空白的14项，达国内先进水平的8项，达国际水平的2项｡2011年全区新增科技型企业10家，完成新产品开发70余种，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占规模工业增加值51.3%，高新科技型企业专利受理申请数达100余件｡完成了投资5000万元的瑞枫塑胶新型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多年以来，区委、区政府十分重视卫生防病工作｡在区卫生局以及全体疾控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各种传染病总发病率由1977年的2566.26/10万降至2008年的
203.09/10万,对突如其来的“非典”和人禽流感、手足口病等疫情,果断采取了强有力的科学的综合防治措施,有效地防止了疫情在衡阳市发生和流行；霍乱发病率控制为零；艾滋病防治衡阳模式显实效；职业病防治有序开展｡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后,区疫控中心派出三批卫生防疫队奔赴灾区,开展抗震救灾卫生防疫工作｡雁峰区先后获得“全国计划免疫先进单位”、“全国尘肺流调先进单位”、“湖南省霍乱防治工作先进单位”、“湖南省结核病防治工作先进单位”、“湖南省防治非典先进单位”、“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卫生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市三星级文明单位”“市计生工作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 在治“非典”的战斗中,区站共发送各类新闻稿件12期35份,发放各种宣传资料、图片18.3万份,悬挂宣传横幅200条,张贴《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非典型肺炎防治的通知》5000余张,举办培训班5期,培训人员1500人次,出宣传板报1400余块,宣传广播800多次,出动机动队60次,进行流行病学调查52例,专家组出动3次,排除可疑对象3例,全区共消毒16110处,消毒面积达220万平方米,杜绝了“非典”疫情在境内的发生。同年全区结核病卫X项目正式启动｡结核病门诊每天正常开放｡2008年4月手足口病在全国流行,雁峰区迅速反应,积极行动,成立应急领导小组,召开雁峰区手足口病防治工作会议,举办防治知识培训班,发放宣传资料5万多份,督促各学校、幼儿园全部落实晨检制度,实行消毒措施｡雁峰区手足口病没有发生聚集性暴发流行｡
2008年,全区从事群体保健工作的专职人员6人,乡、村保健专(兼)干28人,其中乡镇卫生院2名、村保健员26名,分别由乡村医生和村妇女主任兼任｡根据《湖南省乡村医生从事公共卫生服务劳务补助办法》,加大了对母婴保健工作经费的投入｡2008年财政配套乡村医生劳务补助款1万元,村保健员的待遇由原来的600元/年/人提高到1200元/年/人,极大的推动了母婴保健工作的发展｡
2008年,全区共有9个医疗卫生单位经卫生行政部门的审查批准考核合格,取得了《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已有36位从事助产技术、结扎手术和终止妊娠手术人员参  加过市卫生局组织的统一考试,取得了《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从而确保了全区医疗保健机构能够依法从事妇幼保健服务工作｡
2008年,全区育龄妇女44036人,其中产妇1793人,高危孕妇124人,住院分娩率达到了100%｡孕产妇建卡1793人,建卡率100%｡对1717人进行了产后访视和系统管理,系统管理率95.8%｡ 
区委、区政府十分重视儿童身体健康,确定保健条件,创办保健机构｡对全区托儿所、幼儿园7岁以下儿童采取以预防保健为中心的方针,每年都开展了儿童健康检查、健康儿童评比活动｡ 解答咨询1.25万人次,免费体检2400多人次｡2008年,区卫生局自筹资金,建立免疫规划信息网络,对辖区内适龄儿童全面摸底造册,做到人、卡、证相符；加强疫苗的流通管理,提高接种质量；重新规划接种单位接种区域,明确接种职责｡通过不断地规范规划免疫工作,使雁峰区的“五苗”接种率均达到95%以上｡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由2007年的24.98‰下降到2008年的
11.1‰,开展儿童“四二一”体检10421人次,完成儿童入托体检2010人｡ 
雁峰区先后开展整治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城郊结合部、流动摊担、规范夜宵市场,同时开展宣传文明卫生知识等活动,使城区“脏、乱、差”的现象有了根本的改善｡2006年～2008年经省、市检查验收,连续三年被评为全省优胜单位和全市先进单位｡
2008年新增省级文明卫生单位32个,各项考核指标全部达标｡区卫生局有区属医疗单位9个,在职卫技人员215人,其中:有中级职称41人,初级职称153人,其他21人｡发表论文8篇,其中有4篇被国家卫生部评为优秀论文｡2008年区卫生局设区直属医疗机构12个,分别为:区疾控中心、区卫生监督所、区妇幼保健院、区中医医院、市口腔医院、5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先锋、天马山、黄茶岭、白沙洲、雁峰街道)、2个乡镇卫生院(湘江乡、岳屏镇)｡其他还有29个行政村卫生室、3家厂矿职工医院、4家民营医院、92家个体诊所｡全区在职卫技人员381人,其中:高级职称9人、中级职称83人,初级职称166人｡至2011年,全区卫生防预、救治、管理等工作得到健康发展｡
在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全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区各级各部门完善了计划生育综合治理经常性协作制度、联席会议制度、横向与纵向目标管理考核制度,做到了信息常交流、情况勤沟通、工作多配合,职能作用得到较好的发挥｡各乡镇、街道健全了“三区”(租赁区、创业区、再就业区)、“两图”(出租户异动图、门店分布图)和“两册”(房东登记册、合同签订册)管理模式,为所属范围内的流动人口提供计划生育、治安、经商管理与服务发挥了很好的作用｡2007年雁峰区荣获了“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在全市计划生育工作年底考核中名列第一,并涌现了一大批先进集体｡2008年初,区委、区政府又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进行了调整｡连续几年来,计生工作获得省、市级嘉奖,跻身于“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区”行列,被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授予“人口和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2010年被评为“全国人口计生系统先进集体”｡全员人口信息工作、“五比五看”工作、整治“两非”等工作在省、市单项评比中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均被评为省、市先进单位｡

三、城乡建设日新月异，城管、环卫体制改革完成

2008年～2011年,雁峰区以新农村建设为重点,加强农村公路修建,从省、市争取资金300万元,用于修建13个村共30多公里的公路｡“十一五”期间,共修建农村公路100余公里,通村公路率达100%,通户公路硬化率达85%｡新改造维修渠道
3.5公里,山塘清淤20万立方米,小型水库除险加固1座,田间灌溉有效系数达到
80%｡农村农网升级改造7个村,农村用电质量显著提高,宽带网、有线电视入户
85%以上,实现了通讯网络全覆盖｡公交车停靠站进村｡全区农村“大水利”、“大交通”、“大电网”格局正在加快形成｡放眼望去,蒸湘南路、蒸阳南路先后建成通车,衡州大道基本拉通,城市干道、铁路、公路、水路四通八达,集结成网｡雁峰区的城市骨架已经拉开｡湘江绕境而过,东洲宝岛镶嵌江中｡辖区山水资源丰富,绿被氧吧丰富,现代城区形象基本确立；区域特色逐步凸显；城市空间功能布局进一步优化；城市形象和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城市人口管理和现代服务功能显著提升；已经成为宜居、宜商、宜游的现代城区｡让雁峰区百姓能直观感受并津津乐道的还有幸福河的治理工程圆满完成,犹如雁峰区的金腰带；天马山示范片区提质改造工程和岳屏镇农村环境连片综合整治工程高标准完成；岳屏镇被评为“全市最清洁乡镇”。
2011年,雁峰区顺利实施城管、环卫体制改革｡城管行政执法推动到街道、乡镇,环卫清扫保洁向社区、村全面下移,建立了“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城市管理新机制｡积极谋划近郊农村城市化,依法将13个村委会改为管委会,促进了城乡管理一体化｡全区环卫工作由清扫保洁向清洗保净转变｡城市管理工作在全市年度考核中连续八年被评为第一｡
2011年,雁峰区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39个,总投资达2.56亿元,其中中央投资9000多万元,涉及政法基础设施、廉租房建设、农村公路建设、农村电网改造、生猪标准化养殖、乡镇文化站建设、农村饮水安全、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等各个方面｡雁峰区发改(交通)局被市委、市政府授予衡阳市二星级文明单位,连续两年获得衡阳市“固定资产投资”考核先进单位、衡阳市农村公路建设先进单位、衡阳市发改系统工作目标管理先进单位、雁峰区招商引资突出贡献单位、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先进单位等｡发改(交通)局长个人获得衡阳市“巾帼建功标兵”、“三八红旗手”称号及市委、市政府颁发的二等功、三等功,并获得雁峰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个人的荣誉｡
衡阳是湖南“两型社会”建设的前沿阵地,而环境优美、具有“两型”良好基础的雁峰区,其“两型社会”建设势必要走在全市乃至全省前列｡雁峰区首先做好集约用地文章,严格执行城市规划,加大对非法用地和违法违规建设的打击处理力度,维护城市建设管理秩序｡同时鼓励和督促企业加强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雁峰区围绕创建省级园林城市目标,大力开展植树造林,认真抓好通道绿化、营盘山公园建设和东洲岛、植物园保护性开发,深入开展国家、省、市园林单位创建活动,重点抓好纺织新村等5个社区和市委党校等5个单位庭院的绿化提质工作,巩固扩大岳屏镇农村环境连片综合整治成果,全面推进“清洁田园、清洁家园、清洁水源、清洁能源”建设,努力创建国家级生态示范片,让雁峰区的山更青、水更绿、空气更新鲜、城市更漂亮、人民生活更幸福｡

四、社会保障事业飞速发展

区委、区政府注重民生,努力建立和完善全区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从2006年起,雁峰区社会保障事业飞速发展｡至2011年,新建廉租房4760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7567户,14503人,支出3930万元,比上年增长24%,月人均192元,比上年增长29%；城市医疗救助1707人次,民政部门资助参加合作医疗6351人次,共支出398万元,较2010年支出135万元,增长294%；城市生活无着人员救助支出33.6万元,比上年增长260%｡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户数1003户,人数2465人,支出228万元,比上年增长1.96%；农村五保集中供养50人支出71万元,农村五保分散供养41人,支出41万元；农村医疗救助540人次,民政部门资助参加合作医疗2028人次,共支出56.8万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住院费补偿率70%｡城乡临时救助1308人次,支出33.6万元,比上年增长260%｡
2011年6月下旬～9月上旬,3个月未降雨,旱情十分严重,鱼塘、水库干涸, 农作物受灾面积535公顷,受灾人口7860人,饮水困难人口650人,饮水困难大牲畜
200余头,需救济人口达到800人,直接经济损失1024万元｡
国家抚恤、补助各类优抚对象1312人,接收义务兵160人(含士官6人),接收军队离退休干部15人,接收无军籍职工115人,抚恤事业费支出443万元,比上年增长9.2%｡全年评定伤残等级17人,比上年增加5人｡社会福利费89.5万元,比上年增加11%｡
社会福利单位7个,其中国有的区福利院1个、敬老院3个,其他福利单位3个｡共有床位数2900张,其中收养机构床位1000张；社会服务设施344个,其中社区服务中心2个,社区服务站42个,其他社区服务设施300个｡社区日间照料床位400张,社区留宿床位80张｡
全区2011年实现新增城镇就业7300人,失业人员再就业3773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1073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005人｡城镇零就业家庭100%实现动态就业援助,全年共帮助276户零就业家庭实现每户至少1人就业｡
2011年雁峰区的五项社会保险(不含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情况是,基金收入合计5700万元,比上年增长12%,基金支出合计5500万元,比上年增长15%｡年末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5200人,比上年末增加1900人,其中参保职工1600人,参保离退休人员300人,分别比上年末增加400人和100人｡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600人,比上年末增加100人｡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7.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500人,其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5900人,比上年末增加500人,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6.6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00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住院费补偿率
70%｡参加失业保险5500人,比上年末增加300人,年末领取失业保险金100人｡参加工伤保险5100人,比上年末增加300人,其中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2600人,比上年末增加800人｡参加生育保险3800人,比上年末增加150人,全年共有200人次享受了生育保险待遇｡
城镇企业职工8.6万人，占城镇就业人员的比重为78%｡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2.87万元，比上年增加160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2.81万元，比上年增加100元｡年末，全省动态劳动合同签订率为96%。各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共处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68件，其中调解组织受理(含仲裁机构案外调解)65件，结案率为95.6 %，仲裁机构立案受理劳动人事争议28件， 当期共审结案件26件，结案率92.3%，比上年减少11%，涉及劳动者300人，涉案金额 125 万元，其中集体劳动争议3件，涉及劳动者120人｡公共服务得到加强｡全面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小学生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升学率均保持100%，初中生入学率保持100%。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覆盖率分别达95%、97%、98%｡应急体系更加健全，防灾减灾能力增强，公共安全状况进一步好转｡五年新增城镇就业2万人，转移农村劳动力1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6‰以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6%，城乡人民生活条件有较大改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同时,区委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带头贯彻依法治区的决定,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充分发挥人大、区政协的职能作用,大力抓好全区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坚持依法治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不断提高执政能力,通过着力打造“平安雁峰、和谐雁峰”,刑事治安发案率下降,破案率上升｡安全事故、群体事件和上访情况很少｡境内遭遇几次大的水、旱灾,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在驻区部队及民兵预备役人员大力支持下,依靠全区干部群众,克服困难,战胜了灾害｡

五、抓“生态”，促“环保”，加快交通布局和旅游业发展

雁峰区委、区政府狠抓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特别是2008年以来，区委、区政府统一了思想，加大了财政投入，要求各部门、各乡镇要下决心、花大力气抓好生态环保工作｡
2011年，区级财政用于环境保护的资金600万元｡城区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或好于二级的天数稳定保持在300天以上｡重点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达到90.45%，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70%，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到97.8%，地表水省控以上断面满足III类水质标准的达到88%，地表水环境整体呈现良好｡兴建的铜桥港污水处理厂，设计规模达到日处理废水量10万吨，污水处理率100%。城区的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99.85%；放射源收贮率及医疗废物、危险废物、放射性废物安全处置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率达到100%；道路交通噪声、环境噪声分别稳定控制在50～60分贝或50～55分贝之间，达到相应功能区的控制标准｡污染减排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工业、生活化学需氧量、氨氮的排放总量分别削减958.80吨、48.18吨，削减率分别达到14.6%、6.7%，各比计划削减指标超出2.6%、5.3%｡完成兴隆村的“国家级生态示范村”创建，文昌、公益村的“省级生态村”创建｡岳屏镇被评为“省级生态乡(镇)”｡全区先后在岳屏镇10个农村示范区村庄开展清洁田园、清洁水源、清洁家园“三清”工程建设，建成安全饮水工程11处、沼气池80口、垃圾中转站13座、环保公厕3所；完成安放双用垃圾果皮箱2826组，配置人力三轮垃圾清扫车50台、垃圾集中收集车10台、垃圾转运车3台、沼气吸污车1台；完成200余农户的改水改厕工程，建成净化池1215个、化肥袋农药瓶收集池18个，安装杀虫灯27个；全面推广了检测配方施肥技术，解决了畜禽养殖粪便污染及综合利用问题｡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得到控制，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45%，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70%，森林覆盖率25%，水资源、能源保障程度提高，社会节约意识普遍增强｡
至2011年,雁峰区已形成由铁路、公路、水路等运输方式构成的交通运输网络。道路过境或建设都要建防护林、绿化带｡同时,调整了交通网络布局｡现有铁路湘桂线过境,境内长5千米；原有火车西站 ,现正在新建火车南站；公路有衡昆高速、南外环线、西外环线穿境而过；衡枣高速公路境内长8千米,双向6车道,有1个出口,通往永州市；省道S214线过境,境内长14千米,双向2车道,通往衡南县车江镇；城市快速干线衡云大道,境内长0.5千米,属1级道,双向4车道｡城区解放路、雁城路、白沙大道、黄白路、蒸湘南路、蒸阳南路等城市主干道纵横交错,构筑了城区交通骨架；县道2条长12.65公里(茅文路和钢罗路),乡 (镇)级公路
12条,总长43.7千米｡农村通村通组公路硬化率达100%,通户公路硬化率达85%｡湘江在境内长22千米,属VI级河道,最大通航能力为300吨级船舶｡千吨级码头衡阳港是湘江衡阳段水运中心｡
雁峰区有国家3A级风景名胜区2个，分别是南岳第一峰和衡阳抗战纪念城(岳屏)。2011年，雁峰区积极推进“3521”旅游创建工程，新建总投资3000万元的桂竹山庄；投资600万元，提质改造夕阳红山庄；共建有桂竹山庄、日月湖生态休闲园、名都山庄、夕阳红农家乐等四家较高档次的旅游区(点)，其中桂竹山庄为“湖南省四星级乡村旅游区(点)”｡同时利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衡阳抗战纪念城和湖南三师旧址、以及境内的东洲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发展旅游业｡ 

第五节 中共衡阳市雁峰区第三次代表大会

一、中共衡阳市雁峰区第三次代表大会

中共雁峰区第三次代表大会于2011年6月30日～7月2日在区机关大会议室召开。议程五项：一是听取和审查中共雁峰区第二届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二是听取和审查中共雁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三是选举产生中共雁峰区第三届委员会；四是选举产生中共雁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五是选举产生出席中共衡阳市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为了做好雁峰区第三次党代会的筹备工作，区委成立党代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人事、组织、会务、宣传、保卫五个工作小组。据2010年底统计，全区有正式党员4576名，经各单位按有关规定选举，实际产生代表181名，占全区正式党员的4%｡代表中，各级领导干部108名，占59.7%；各类专业技术人员39名，占21.5%；各条战线先进模范人物31名，占17.1%；妇女代表52人，占28.7%｡ 45岁以下(含45岁)的代表91名，占50.3%。这次大会共划分9个代表团，其中街道、乡镇7个代表团，政法系统1个代表团，区直属机关1个代表团｡每个代表团设团长1名，副团长1名或2名｡选出的代表，绝大多数是各条战线、各部门、各单位联系群众好、有威信、有贡献、有议事能力的党员，充分体现了代表的先进性和广泛性｡另有43名列席代表和25名特邀代表出席大会｡大会预备会议上，陈礼洋作大会筹备工作报告和代表资格审查报告；选举产生大会主席团33人，决定大会秘书长。
在中共雁峰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唐学石代表上届区委向大会作题为《坚持科学发展,推进富民强区,为打造宜居宜业宜游新雁峰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报告指出,雁峰区第二次党代会以来,全区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深入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全面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不断解放思想,与日俱进,励精图治,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大变化,为建设雁峰区谱写了光辉灿烂的新篇章｡“十一五”末,全区生产总值完成88.46亿元,年均增长
23.6%； 财税总收入达到9.89亿元,年均增长24.6%｡ 新型工业化成绩显著,规模工业企业由2005年的28家增加到102家；工业项目集聚区引进6家企业全部投产,质量和数量同步提升；工业总产值连年递增,连续三年荣获“全省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红旗单位”｡  农业产业化向纵深发展,“三化”进程不断加快｡ 新发展规模特色种植基地5个,规模农产品加工企业12家,品牌农业休闲山庄2个,兴隆村被评为“全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688元,年均增长15.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603元,年均增长
13.5%｡经济实力明显壮大｡
   报告指出，五年来，在城市“东扩南移”发展战略带动下，一大批省、市重点工程项目相继落户雁峰区，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明显加快，交通更加便捷｡蒸湘南路延伸工程、白沙大道、衡枣高速连接线建成通车，省道214线雁峰段、湘江南路、和平南路、雁城路完成提质改造，蒸阳南路延伸工程、衡州大道雁峰段工程、湘桂铁路复线雁峰段工程正在快速推进｡白沙洲汽车站顺利建成，火车南站正在加紧施工，铜桥港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胜利竣工｡南岳第一峰成功创建“国家3A级风景区”，湘江西岸风光带高标准建成，黄巢公园正在加紧建设，城市“畅通、整洁、绿化”三大工程有序推进｡全区种植大小乔木5.3万多株，农村环境连片综合整治工程全面实施，人居环境质量大为提高｡民主政治更加完善，民主法制不断健全，依法治区深入开展，科教水平显著提高，文化更加繁荣，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居民生活方式健康，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生活更加殷实｡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7.2%，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下，95%以上社区实现充分就业，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覆盖面达到95%。教育、文化、科技 、计划生育、监察、审计、社会保障、城乡建设等连年分别进入国家、省、市先进行列，社会事业明显进步｡ 区人大、区政协的职能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一府两院”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公正司法的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工作积极有为，人民武装和双拥共建工作效果显著，民主法制明显发展｡坚持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全面落实反腐倡廉制度，加强了警示教育，党的建设明显加强｡
报告指出,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是:
1、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4%以上，超过170亿元；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18%以上，突破20亿元；全面完成省、市下达的节能减排指标任务；经济结构明显优化，经济质量明显提升，经济实力明显增强｡
2、城乡建设展现新面貌｡城市建设“南拓北提”战略提速提档；东西南北交通大网络基本建成；城市管理水平明显提高；城区环境明显改善；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3、人民生活达到新的水平｡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升；吃住行条件持续改善；社会保障更加健全；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得到明显提高｡
4、社会和谐创造新局面｡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加强，依法治区水平明显提高，群众的法制意识明显增强；平安创建扎实推进，社会管理全面创新；社会更加安定和谐，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显著提高｡
5、党的建设得到新的加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显著增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发挥；党员干部作风进一步改进；党群关系更加融洽｡
会上,贺卫红代表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作《惩防并举,扎实推进,努力开创反腐倡廉工作新局面》的工作报告｡
这两个报告经大会审议并一致通过｡
大会经过充分酝酿,选举中共雁峰区第三届委员会委员33名(按姓氏笔划为序):王元生、王志运、卢雅琴(女)、宁资军、伍小凤(女)、刘登高、许和平、孙艳平(女)、苏飞燕(女)、李军、李萍(女)、李竞雄、肖少杰、肖显伟、何井盛、邹学潤、陈礼洋、欧军林、欧阳梅芳(女)、罗为国、周建、周春华、屈国原、洪流、贺卫红、聂卫华、唐雁、唐学石、黄耀武、曹福寿、雷盛华、谭建华、颜新华｡当选的区委侯补委员5名,(按得票多少为序):杨成栋、肖美燕(女)、罗东峰、周光辉、蒋倩倩(女)｡区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平均年龄46岁,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97.3%；女干部8人｡
当选的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名,(按姓氏笔划为序):王红(女)、王志伟、冯景辉、朱莉(女)、刘毅、刘其根、刘益君、孙辉、李建衡、李新华、陈常清、陈博安(女)、罗中清、周杨伟、郑治林、贺卫红、彭亚君、雷素云(女)、颜志良｡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平均年龄为40岁,全部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其中女干部4人｡
7月2日,中共雁峰区第三届委员会和中共雁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分别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中共衡阳市雁峰区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1名(按姓氏笔划为序):孙艳平(女)、李军、陈礼洋、欧军林、周建、周春华、屈国原、贺卫红、唐学石、黄耀武、谭建华｡唐学石为书记,周建、陈礼洋为副书记｡选举中共雁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7名(按姓氏笔划为序):王志伟、刘毅、李新华、陈博安(女)、罗中清、贺卫红、雷素云(女)｡贺卫红为书记,罗中清、刘毅为副书记｡
大会学习《中共衡阳市委关于做好市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在充分发扬民主、广泛酝酿讨论的基础上,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和差额选举办法,选举雁峰区出席中共衡阳市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8名(以姓氏笔划为序):丁正生、孙艳平(女)、李丽(女)、陈礼洋、周建、贺卫红、段志刚、唐学石｡

二、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增强四感、把握四总、建设四区”

雁峰区第三次党代会是在实施“十二五”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区贯彻第三次党代会重要精神,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是雁峰区委、区政府工作的主题和指导思想,对于统一全区干群的思想,凝聚力量,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全面开创雁峰区新的辉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7月3日,区委召开学习党代会精神专题会议,对各部门、各单位党代会精神的学习与讨论进行了统一部署,并对雁峰区“十二五”规划中某些项目进行了讨论和修改｡区委要求各部门和各单位对今后的工作进行部署调整,利用一周时间组织区机关、街道、乡镇的各级党员干部集中学习与讨论党代会精神,并下发了学习方案,同时对各项工作作出了安排｡要求各街道、乡镇、农场、区直机关各部门充分认识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的重大意义,全面领会党代会精神的内容,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切实加强对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的领导｡确保学习、工作两不误｡并要求在年终干部考核中对干部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进行考评｡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联系实际学习讨论,下基层去学习与讨论,努力做一个扎实推进全区科学发展的带头人｡
通过学习、讨论之后,区委召开常委会,唐学石结合党代会精神又专题发表了“增强四感、把握四总、建设四区” 的讲话｡增强四感:自豪感、方向感、责任感、紧迫感；把握四总:总目标、总路径、总要求、总保障；建设四区:富裕雁峰区、秀美雁峰区、幸福雁峰区、和谐雁峰区｡并以这个主题撰文在《衡阳日报》、《衡阳晚报》上发表｡
讲话指出:通过前五年的发展,雁峰区已站在新的起点｡要做好今后五年的工作,必须为雁峰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事业兴衰,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推进小康雁峰进程,实现全区经济跨越式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聚精会神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一)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以先进的思想推进富民强区｡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大力开展党的宗旨意识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要大力开展党的政治纪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在任何时候都与党中央及上级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要通过思想上的不断解放、理论上的不断提升、实践上的不断创新,推动富民强区的伟大事业｡(二)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以一流的队伍推进富民强区｡要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用好的制度选出好的人才,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除妒才、轻才、贬才、弃才之弊,促进各类人才大量涌现、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把雁峰区打造成为衡阳的人才高地｡(三)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以坚强的组织推进富民强区｡要加大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力度,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大力推进党务公开｡扎实抓好党员经常性教育,进一步健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长效机制｡要加强对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与服务,探索建立城乡一体的党员动态管理新机制｡(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以优良的作风推进富民强区｡要大兴艰苦奋斗之风、求真务实之风、亲民爱民之风｡确保各项工作抓一项成一项,干一件成一件｡(五)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以清正的环境推进富民强区｡要充分认识反腐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旗帜鲜明、毫不放松地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要求全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及人民群众的监督,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带头做到一心为民、一身正气、一尘不染,当好人民的公仆｡要以先进的思想、一流的队伍、坚强的组织、优良的作风、清正的环境推进富民强区伟大事业｡
2011年底，全区共有党委（党组）16个，党总支9个，党支部250个，党员479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