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共和国开国元帅。1902年11月26日生于湖南省衡山县。为了共和国的建立，他出生入死，功勋卓著；林月琴，1930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1935年1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是革命军队中的杰出女战士。1937年5月，罗荣桓与林月琴结为夫妻，两人的爱情故事颇具传奇色彩，被人传诵，特别是其爱情婚姻生活中的诸多“第一次”，见证了革命夫妻间独有的浪漫、离奇、无私与情深。
 
第一次相见：众人搭起喜鹊桥
 
罗荣恒与林月琴的相见、相识与相爱，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颇为浪漫而珍贵。
1937年1月，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迁至延安。此前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长期处在迁徙、流动之中，带兵的将领更是戎马倥偬，很难有较长休整时间。部队中女同志非常稀少，因此，他们很难有机会谈恋爱，男大而不能婚。到延安后，环境相对稳定，情况就不同了。一些到“而立”之年的干部纷纷把婚恋提上日程。而当时在延安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共中央党校都有一些未婚的女同志，她们很自然地成为未婚的男同志们追求的目标，一些同志陆续办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春节期间，原三军团保卫局长许建国和在党校学习的原四方面军工作的刘桂兰结了婚。他们婚后很自然地想到那些未婚的战友，要为他们做媒，让他们中的有情人也成眷属。许建国首先想到的是当时已经35岁的罗荣桓。长征开始时，组建红八军团．罗荣桓是政治部主任，许建国是保卫局长，彼此共事达两个月之久。刘桂兰首先考虑到的是自己的同学，在长征中当过妇女工兵营长的林月琴。
于是，充满浪漫气息的罗林第一次相会，也就经过众人的牵线搭桥顺利实现了。
四月的一个星期天，刘桂兰邀请林月琴到她家作客。当时大家考虑到，女同志脸皮薄，林月琴并未被告知相亲一事。她一进门见满窑洞都是客人，多数不认识，不由愣了一下。刘桂兰迎上前拉住她的手，向大家作了介绍。大家坐在一起说说笑笑。林月琴因为和大家不熟悉，不好意思插话，默默地笑着。冯文彬是个活跃分子，主动凑上来同她说话，问这问那。林月琴以为他是组织部门的，也没在意，大方地作答。窑洞里热闹得很，可有一位戴眼镜的人却坐在一旁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大家笑他便跟着笑。林月琴注意到了这个人，不明白这个脸上写满军人成熟气质的男子汉为何如此矜持，但她心里莫名其妙地对此人有着几分好感。
临近中午，人们渐渐离开了。林月琴忍不住问刘桂兰:“刘姐，那位戴眼镜的人是谁呀？“你呀，难怪有人把你比作‘织女’，就不知道他是罗荣桓主任吗？”刘桂兰指着对方笑嘻嘻地说。林月琴听后，脸一下子红了，同时心里也油生一股敬佩之情，不禁“哦”了一声，心里若有所悟。“怎么，害羞了吧？不过你俩合得来呢，大家说笑，就你和罗主任不声张，八成是想到一起去了。”刘桂兰半是正经半是玩笑。
原不打算考虑个人婚姻问题的罗荣桓，自同林月琴初次见面后，他发现自己竟然喜欢上了这个秀气腼腆的姑娘。之后，他一有机会就找林月琴接触。林月琴住在中央党校，罗荣桓住在后方政治部。两地之间隔着一条延河。柳丝绿、杏花开，在这美好的春天里，罗荣桓每天吃过晚饭，就要骑马出去。警卫员、马夫要跟着，罗荣桓每次都笑嘻嘻地把他们支回去。同志们晚饭后问警卫员：“罗主任呢？”警卫员的回答是：“练骑马去了”。不少同志纳闷：罗主任是从井冈山下来的，难道还不会骑马？这原因只有林月琴才清楚。每当黄昏的时分，她就会站在党校南侧一里外的延河边，等待着白马驮着“牛郎”过河。看到罗荣桓从马背上下来，她就迎上前去。
落日的余晖映照在延河两岸。罗荣桓与林月琴或坐在河畔的青草上，或徜徉在沙滩上，轻声地说话。这对都很文静的青年男女，以无拘无束的交谈，在双方心里架设着互相了解的桥梁，感情像延安满山的山丹丹花开，悄悄向爱情升华了！
 
第一次婚姻“危机”：两夫难倒林月琴
 
结婚后，罗荣桓和林月琴更是新婚燕尔、恩爱有加。恰在此时，一件极为离奇尴尬的事情摆到这对新婚夫妻面前，并给他们的婚姻带来“危机”。
原来罗林两人彼此都不是初婚。罗荣桓在他17岁那年，曾经历了一场由父母包办的婚姻。1927年后，他坚定地离开家乡，献身革命，并写信解除了这桩婚约。而林月琴的前夫吴先恩是她的顶头上司、一位从四川参加红军的工人。两人在长征路上相识、结婚。长征结束后，林月琴去延安读中央党校，吴先恩同2.1万名西路军将士一道强渡黄河，踏上了孤军奋战的艰苦历程。当听到“西路军喋血河西走廊，已陷于敌人重围之中”的消息后，林月琴心头为之一惊，她惊恐，她不安，她害怕。她深恐西路军继续失利，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不久，她又等来了确切的消息：西路军2万多人几乎全军覆灭。她丈夫的鲜血倘若没有洒在祁连山麓、戈壁滩上，也会不可避免地被俘惨遭杀害。林月琴闻讯神情木然，绝望的情绪好像翻腾的波涛。她全力控制着自己，努力学习，她要把永远难忘的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直到遇见罗荣桓。
罗荣恒和林月琴相恋后，面对各自的过去，没有丝毫的隐瞒，而是坦诚面对，对对方不幸过去的了解，反而使彼此的心贴得更近了！
然而，残酷的战争給这对新婚夫妇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不久，吴先恩经历九死一生后回到延安。这消息传到林月琴的耳中，犹如当头一棒，击得她头晕目眩。原来，她是认为西征军几乎全军覆没，吴先恩已死，才改嫁罗荣桓的。现在吴先恩死而复生，她该怎么办？一个是旧日的爱人，一个是新婚的伴侣，她该如何抉择？
周围的同志们，似乎都倾向于她与吴先恩复合。一些老同志、老大姐力劝林月琴回到前夫身边，不要破坏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内务部的领导也做工作，让她与吴先恩重圆。她也听说，吴先恩在西路军西征失败后，被敌军俘虏，在敌人的酷刑面前，表现得很坚强，威武不屈……想到这里，她从内心里油生出自豪感和欣慰感。她多想见见吴先恩，把离别后思念、牵挂与听说吴先恩战死后的悲痛与无奈讲给他听，期待他的谅解！就连罗荣桓，在知道此事后，也认识到自己有错，主动与吴先恩见面、握手、向他道歉，并表示希望他将林月琴接回去。
无疑，吴先恩的出现对罗林婚姻构成了严峻的考验。旧日的情愫，同事的劝说，扰乱了林月琴的心。罗荣桓也因其宽厚大义而表现出退让和“妥协”。
然而，也正是革命先辈们宽厚、大度、无私的品质挽救了罗荣桓和林月琴的婚姻。林月琴从罗荣桓处理此事的态度中看到了他的可贵以及他如金子般闪亮的心。那天，罗荣桓邀请吴先恩去看林月琴。罗荣桓让她准备了酒和菜，可到那时，吴先恩又不想来了。罗荣桓让警卫员去请了两次，可吴先恩执意不来。罗荣桓知道自己有错，不该夺人所爱，便让林月琴亲自去请吴。林月琴也想会会吴，出门走了几步，但是回想起和罗的点点滴滴，又感动于罗在此事情上的大度与宽容，更觉罗是自己的终生所爱所托，她又突然哭着回来，冲罗荣桓问：“我不成了一头羊或者一条牛一样，你们男人谁愿意牵走就牵走？我也有思想，我也是人，也该有自由……”说罢，又呜呜地痛哭起来，罗荣桓这才知道自己伤害了林月琴，赶紧做检讨，向他表示自己的真心爱意。
消息传来，毛泽东亦震惊不已，这不仅是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纠葛，而且事关政治大局。毛泽东早就知道张国焘野心很大，妄图另立中央。西路军失败后，才使他不得已回到延安。此事若处理不好，闹出矛盾，又会造成一、四两个方面军的不团結，不利于抗日救国大业。
经过慎重的考虑，毛泽东决定与林月琴谈次话。林月琴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毛泽东的住处走去。毛泽东见她来了，客气地让她进来坐，又为她倒茶，亲切地说：“月琴同志，你们新婚不久，我就把荣桓派去前线，战事紧张，没得办法哦。你不会怨我吧？”几句贴心的话，暖了林月琴的心。她噙着泪花，激动地说：“主席，我哪能怨你呢！抗战是全民族的大事，怎能儿女私情？”
毛泽东连连点头，点燃一支烟后，突然脸上的笑容没有了，问：“你前夫吴先恩已回延安了，你准备和他和好吗？不过这是你的事，中央让你自己拿主意。”毛泽东温和地望着林月琴，又十分恳切地说：“你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毛泽东说：“我批准你去见见他，罗荣桓有意見我来解释。你同他商量后再告诉我，这样对你们三个人来说，都是公正、公平，也算仁至义尽。”
听了毛泽东的话，林月琴决定去找吴先恩，说明自己的想法。她要告诉吴：一切都是战争造成的，怪就怪误传噩耗。林月琴想到这样儿，向毛泽东诚恳地说：“毛主席，他已让人带口信给我，他不怪任何人，祝我和罗荣桓恩恩爱爱，永远幸福。你说，我还该去找他吗？”林月琴脸上露出恳切的神色，她是执意让毛泽东来处理这桩尴尬的婚姻的。
“拿得起，放得下，好哇！这样的同志好！”毛泽东高兴地赞扬一番，想了想，说：“口说无凭，信以为真。月琴同志，是否让他将心里话出来，白纸黑字，永难反悔呢？”听了毛泽东的话，林月琴心里有了把握，连连点头，愉快地走出了毛泽东的办公室。
几天后，林月琴见到了吴先恩，表明了自己想和罗荣桓坚守婚姻的态度。吴毕竟也是身经百战的老革命，胸怀宽、境界高，在经过一番痛苦挣扎后，对罗林表示理解，并立下字据：祝他俩恩恩爱爱，白头偕老，永远幸福。
 
第一次骨肉相离：罗林含泪送亲儿
 
罗荣桓和林月琴共生下2子4女，这些孩子多出生在战争年月，在特殊的艰苦的环境下，为了革命的需要，罗林夫妇不得不像许许多多革命者的家庭一样，饱尝骨肉相离，甚至与儿女生死离别之痛。
罗荣桓和林月琴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于1938年3月。林月琴按罗荣桓去前线前的吩咐，取名为“北屯”，以示部队屯兵陕北之意。新的生命的降临，给林月琴带来了几多欢乐，母爱的本性给了她从未有过的幸福。她多想留下来多陪陪自己的宝宝啊！但是，几个月后，组织上决定分配林月琴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工作。刚坐完月子不久的林月琴，不得不含泪将婴儿交给山沟里一户老乡家里抚育，然后到西安任职。
1938年10月，罗荣桓回延安参加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会议期间，他抽空去看了看寄养在老乡家里的孩子。那家老乡对孩子已有感情，想把孩子要过去。罗荣桓未予同意。罗荣桓离开延安后不久，便听说这户老乡搬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又听说这个孩子因营养不良，已经夭折了。罗荣桓和林月琴一开始不相信，以为可能是那户老乡的托辞。后经组织调查，证实那孩子确已死了。罗荣桓只匆匆见过他一面，没想竟成永别。
罗东进，是罗荣桓、林月琴夫妇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于1939年八路军115师东进山东前夕。当时，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的罗荣桓、林月琴夫妇痛下决心，再有孩子一定要带在自己身边。可在战争年代，要做到这一点是多么难！罗东进，又是一个在老乡家长大的孩子。
1939年2月14日，罗荣桓匆匆见过刚出生的小东进及产后的林月琴，并给孩子起了个名字：“部队正在东进，就叫他东进吧！”，便赶忙回军营了。林月琴因为坐月子，到了1939年5月才随朱瑞、徐向前到山东去。那时她带着刚刚3个月的罗东进跟着部队行军。为了跟上部队行军，找了个挑夫，担子的一头便是小东进。在路上，有时几位女同志轮流抱着孩子。战士们看到空担子，都要关切地询问孩子的下落。走了一段时间后，供给部又专门拨来一头牲口给林月琴母子。在路上，林月琴最担心的是过敌人的封锁线，害怕孩子哭，孩子一哭就用被子捂着，等过了封锁线，孩子往往被捂得脸色发青。每当看到孩子遭罪，林月琴都心疼得暗暗落泪。一直走到泰西，母子俩才同罗荣桓重逢。
在部队行进和转移期间，罗东进作为部队特殊的一员，是坐着箩筐走过来的。挑夫一头挑着他，一头挑着山东肥城著名的大桃。孩子饿了，从箩筐那一头就可以取桃子吃。有一天，发现了敌情，罗荣桓正在布置大家转移，只听“哇”的一声，小东进哭了起来，大家不约而同地将视线移到炕上。林月琴眼眶里噙着泪水，一时也不知怎么办好。此时此刻，林月琴知道小东进又要离开了，心里像针扎一样难受。罗荣桓走到炕前，爱抚地摸摸小东进的脸蛋，眼眶里噙着泪，长叹一声，许久，才说道：“我看，干脆把他交给群众养活吧！”为了夺取革命的胜利，林月琴这个做母亲的无话可说，默默地又一次服从丈夫的决定。在细雨蒙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由师部事务股长樊文烈陪着，林月琴抱着小东进，给孩子喂了最后一次奶，然后骑上马，到了10多公里外的一个小村里，把东进寄放到一个老乡家中。
除北屯、东进外，罗林夫妇于1941年又生下次女罗林，不久也寄养在老乡家里，不足两岁便因营养不良夭折了。罗荣桓的一家，为革命的胜利，中国的解放，做出过巨大的牺牲。
 
第一次工作安排：罗让林去地方工作
 
罗荣桓虽然在感情上对林月琴情深意重，关怀体贴，但是在革命工作上，他却从不存私心，对林月琴要求非常严格。
1938年，在毛泽东的安排下，林月琴从延安到山西孝义抗日前线，此时，正是罗荣桓与林月琴结婚近一周内之际。林月琴的到来，一方面是来工作，另一方面也是与罗荣桓团聚。罗荣桓知道林月琴从延安到前方来，是中央对自己的照顾。当得知在115师师部工作的梁必业同志准备要林月琴在司令部做机关协理员工作时，罗荣桓考虑再三，第一次亲自为自己妻子安排了工作。
他对林月琴说：“我相信你能胜任在部队的工作。但我觉得还是参加地方工作为好。一则，地方工作对女同志比较合适，晋西北根据地刚刚开辟，有许多工作等着女同志去做。再则，最好不要在我所领导的单位工作，这样对你的锻炼可以大些。我和区委林枫同志商量过了，他们要办一个党员训练班，准备让你到那里去培训新党员，你看怎么样？”罗荣桓以为这个安排很合适，可是，林月琴听了却并不高兴。因为他从中央组织部带来的介绍信，是给115师政治部的，不是给地方党委的。如像梁必业同志建议的那样，留在政治部机关当个指导员或者支部书记，是完全可以的，好不容易到前方来了，又要分成两下，一个在军队，一个在地方，多不方便啊！
这些话，林月琴虽然没有说出口，但罗荣桓早已想到了，他想了想，设法说服林月琴，“本来家属不让到前方来，允许你来，这是组织上的照顾，我们还要考虑对部队的影响。你看，你还是在地方工作好一些”。林月琴本是个通情达理的女同志，见丈夫说得那样真切，便愉快地接受了去地方培训新党员的任务，而且搬到训练班去住。
第二次罗帅为其夫人安排工作是在1947年5月。当时，罗荣桓刚从莫斯科治肾病回国，林月琴由于照顾丈夫病情，一段时间没有参加工作。他们一到哈尔滨，林月琴就要求参加工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找她谈话，准备分配她到组织部任副部长。他回家告诉了丈夫，罗荣桓对她要求工作感到非常高兴，但对她做什么工作没有立即表态，因为他心里另有打算。早在莫斯科的时候，他看到中国孩子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就深深感到必须自己办学校教育下一代，现在有了一定条件，这个愿望可以实现了。
几天后，罗荣桓对林月琴说：“我看你还是不要去当什么副部长了，有件工作你可以去做。野战军和各兵团留守处，都有许多到了上学年龄的孩子没有地方上学，你可以办一个子弟学校。这关系到培养革命后代问题，要当长你就当个子弟学校的校长吧。”这一次，林月琴更多地理解丈夫，欣然答应。
于是，林月琴找了肖向荣的爱人余慎、吕正操的爱人齐莎，还有几个热心的同志，商量筹办子弟学校。他们找了哈尔滨最阔气的一所住宅作为校舍，自己学校便开学了。子弟学校开设了小学班和幼儿园，收了前方、后方的干部子弟入学，孩子集中起来受教育，生活由老师阿姨照顾，身心得到健康的成长。这样，前方的父母免除了后顾之忧，可以集中精力对敌作战，后方的干部减少了家庭劳动，可以更好地集中精力工作，大家都称赞她办了一件大好事。
罗荣桓在妻子工作问题上，两次调整，看起来是普普通通家庭小事，但这里却折射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严格自律，谦虚谨慎，不搞特殊，不寻职位高低，只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
 
第一次“发脾气”：林月琴巧护病中罗荣桓
 
罗荣桓和林月琴的婚姻，堪称世人婚姻之典范。罗荣桓温敦、林月琴开朗，两人均属通情达理、宽厚待人之人。因此，其婚内生活夫唱妇随、不管在儿女的抚养，还是在工作的安排上，都能顾全大局、和谐协调，很少起争执。但是，1943年8月，罗荣恒却破天荒地对自己的妻子——林月琴发了第一次“脾气”。
1942年底，由于长期劳累，罗荣桓肾脏发生病变，尿血不止，身体日益消瘦。当时山东战事紧张，罗荣桓一直没有找到时机休养，只能长期带病工作。林月琴也就辞去工作，负担起照顾罗荣桓的重任。她在照料罗荣桓的生活中，做了大量的看来十分平凡实际上十分费力的“琐事”。这些“琐事”保证了罗荣桓的病情不至于过快恶化，保证了他在病中能有必要的精力从事巩固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繁忙工作。
在从事这些“琐事”的过程中，林月琴不仅要“任劳”，而且要“任怨”。1943年，罗荣桓率领山东八路军向敌占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攻。到8月20日，山东津浦路东绝大部分县城已为八路军所收复，唯有临沂经8月20日和22日两次攻击，虽付出很大伤亡，仍未打开。临沂是滨海、鲁南和鲁中三块根据地的交点，此处不打开，三个根据地向敌人交通线，青岛等大城市进攻都有后顾之忧。罗荣桓十分焦急。8月22日，他听到临沂前线失利的消息后，便喊警卫员备马，要亲自到临沂前线去指挥。此时罗荣桓连走路都困难，更不能骑马。但是林月琴看到他如此焦急，知道阻拦不住，一时无法可想，便悄悄让马夫将马牵走。
警卫员去找马时，见到这一情景，便回来对罗荣桓说：“报告首长，找不到马夫。”
“找不到马夫？那你把牲口牵来。”罗荣桓有点生气了。
警卫员硬着头皮吞吞吐吐地说：“性口也不知道哪里去了”。
罗荣桓动怒了：“乱弹琴？你们这是搞什么名堂，快去把牲口找来。”
警卫员迟迟疑疑，就是不动身。罗荣桓正要向警卫员发火，林月琴忙走进来说：“这不干警卫员的事，是我叫马夫把马牵走的。”
罗荣桓听后，压了压火，等警卫员走出去后，便严厉地责问林月琴：“你为什么这样自作主张？”
林月琴平静地回答：“罗生特大夫说你近来病情很重，要绝对卧床休息。”
罗荣桓着急地说：“休息，休息，临沂打不开，叫我怎么能安心休息？”
林月琴也急了起来：“你的病这么重，还要骑马上前线，你不要命了！”
罗荣桓尽量耐心地说：“临沂打不开，就要增加鲁中、鲁南、滨海反攻的后顾之忧，这可不是小事!”说着他也又冲动起来：“这么重要的时候，你不让我上前线去，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我不是共产党员，难道是国民党？”林月琴自从结婚后，从来没见过丈夫发过脾气，更没有听过他这么重的话，又委屈，又难过，忍不住顶了一句，眼里闪动着泪花，说着便往外走。
正在院里玩耍的东进和南下，头一回听爸爸妈妈吵架，趴在窗户上偷看。他们见妈妈走出来，脸上还有泪痕，都吓哭了。林月琴也顾不上他们，径直走向副政委黎玉的住处，把罗荣桓想骑马上临沂前线的事对黎玉说了。经黎玉劝说，罗荣桓才打消骑马去前线的念头。
夫妻之间的偶尔“吵架”本是寻常百姓的家庭小事，但从中反映了罗荣桓为革命胜利，不顾自身安危，奋勇前行的牺牲精神，以及林月琴为救丈夫，机智灵活的处事风格，从而成就一段“林月琴巧护病中罗荣桓”的感情佳话。
 
 
第一次“长别”：绵绵情思，永远怀念
 
长期繁忙的工作，过度的劳累，拖垮了罗荣桓的身体。1942年，罗荣桓肾脏发生病变，尿血不止。1945年，他被诊断患有肾癌。1946年8月，林月琴陪同罗荣桓到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做了右肾切除手术。1947年，医院复查认为罗荣桓的肾功能仍有问题，同时还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建议他继续留在苏联疗养。
但是，罗荣桓却心系祖国紧张的战局，于1947年6月，返回中国。一回到中国，他就又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工作中去，无暇顾及自己的身体。1947年9月，罗荣桓的心脏病发作了一次。罗生特医生为罗荣桓做了详细检查，发现血压很高，左侧肾功能也不好。罗生特认为这是由于工作太紧张，劳累过度，而唯一的一只肾负担过重所引起的。为此他建议罗荣桓必须立即休息，严禁烟酒，不吃辣椒，按肾病饮食进餐。随后又多次催促罗荣桓休息。
罗荣桓对罗生特说：“严禁烟酒，按肾病饮食进餐我都可以做到，但工作实在是放不下。你们当医生的是不是把我的病看过重了一点。其实，自然界新陈代谢的规律是不可违抗的。人固有一死。问题是如何在有生之年多为革命做点有益的事情。”罗生特也知道，此时已到了中国革命转折的紧要关头，要罗放下工作实际上是办不到的。他只好耸耸肩膀，双手一摊，连说了几个“不好办”，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情。
1948年9月，罗荣桓由于在辽沈、平津战役中过分劳累，他唯一的一个肾负担过重，也发生病变，并因此加剧了高血压和心脏病。在一次汇报时昏了过去。天津名医朱宪彝对他进行仔细检查后发出了“预后不良”的警报。
1956年，罗荣桓心绞痛反复发作。对于罗荣桓的病，最彻底的治疗方法是做肾移植手术和安装人工肾，但这在50年代还办不到，对他只能采用保守疗法，可疗效有限，罗荣桓的健康状况仍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恶化，林月琴对他的健康状况的焦虑也与日俱增，有时罗荣桓精神好一些，林月琴便得到些许安慰，但是这样的时光往往十分短暂。林月琴经常是悬着心过日子。
1963年9月28日，罗荣桓病情严重，再次住进了北京医院。这次不仅是血压不稳，心脏不好，肾功能也开始衰竭。到12月中旬，随着病情的发展，罗荣桓已经很难起床了。在最后的几天，罗荣桓因尿毒症而打嗝不止，几天几夜地打，院方把所有会止嗝的医生都请来，用了各种方法，就是止不住。12月15日，罗荣桓病情更加恶化，几天都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1963年12月16日，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辛劳了一生的荣桓同志过早了离开了人世！罗荣桓弥留之际，拉着林月琴的手，嘱咐道：“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然后罗荣桓又交代子女说：“我一生选择了革命的道路，这一步是走对了，你们要记住这一点。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于革命。”
自此，罗荣桓和林月琴在同甘共苦、深情相守26年后，永远分别了！这是继战争年代的短暂离别后的第一次“长别”，也是永别！之后，两人“天人永隔”，绵绵情思，只能化为永远的怀念。多年后，林月琴在追忆罗荣桓时，饱含深情地说：“回忆罗荣桓的战斗的一生，对我来说仿佛是再一次与他相见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这样清晰地浮现在我的面前，他的优秀思想品质不但没有一丝一毫的模糊，而且更加鲜明了。我希望能把自己的有生之年贡献给荣桓未竟的事业；我希望我们的子女能继承荣桓的革命遗志；我祝愿年青一代茁壮成长，祝愿四个现代化早日实现……以慰荣桓的英灵！”